遵義會議“開得很好，恩來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周恩來在長征中擔起了一系列重大事件的關鍵性角色

李海文

有的歷史事件、人物隨著歲月流逝沖刷殆盡；而有的事件、人物隨著時間的推移，越加顯露出英雄本色，更加光彩照人。紅軍長征是中國革命從挫折走向勝利的重大轉折，在長征路上發(fā)生了一系列關系到黨和紅軍命運的重大事件。那么作為“三人團”重要成員的周恩來，究竟在長征中發(fā)揮了什么樣的作用呢？

說服博古主動交權

1935年1月15日－17日召開的遵義會議上，毛澤東第一次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從此進入黨的核心領導層。而周恩來當時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紅軍總政委、中央軍委副主席，在黨內地位舉足輕重。他的發(fā)言對于確立毛澤東在中央的領導地位起了重要作用，由此對中國革命、對中華民族做出了重大貢獻，充分地體現了一個革命家的品格、胸懷和素質。

紅軍到遵義后，就按預定計劃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周恩來派人通知劉少奇等人參加會議。因為是討論軍事問題，各軍團負責人也從前線趕來參加會議。這個會議由博古主持，講完話后，會場氣氛緊張。然后，周恩來作副報告，明確指出失利的主要原因是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并主動檢查了自己的責任。同時，他又批評了李德、博古的錯誤，表示完全同意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的意見。他的發(fā)言使會議出現了轉機。關于周恩來的這一重大的關鍵性作用，毛澤東在遵義會議后不久，對紅一師的師長李聚奎曾說：“這次會開得很好，恩來同志起了重要作用。”出席遵義會議的聶榮臻后來回憶說：“周恩來、王稼祥同志他們兩個人的態(tài)度對開好遵義會議起了關鍵的作用。”

會議開了三天。會議認為，書記處、政治局對軍委領導非常不夠，書記處應負更多的責任；軍事領導的錯誤應由李德、博古、周恩來三同志負責，而李、博應負更多的責任。會議最后作出下列決定：第一，增選毛澤東為中央常委；第二，指定張聞天起草決議，委托常委審查后，發(fā)到支部中去討論；第三，常委中再進行適當分工；第四，取消“三人團”，撤銷博古、李德對軍事的領導，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周是受黨內委托在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

組建新的“三人團”

會后，中央常委分工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由于周恩來十分尊重毛澤東的意見，所以從那時起就在實際上確定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但是，直到1935年10月紅軍到達陜北后，毛澤東才正式擔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周恩來、彭德懷為副主席。從“實際上”確立毛澤東的領導核心地位，到毛澤東“名副其實”地擔任領導核心職務，這中間還是有一個過程的，在這個過程中，周恩來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此僅舉一個例子。

紅軍二渡赤水、二進遵義后，3月4日，中央軍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來和王稼祥決定：“于此次戰(zhàn)役特設前敵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為前敵司令員，毛澤東同志為前敵政治委員。”這個規(guī)定只是針對這次戰(zhàn)役，戰(zhàn)役結束，任命也就結束了。

二渡赤水后，3月10日，中央在荀壩對是不是進攻打鼓新場之敵發(fā)生分歧，毛澤東主張不打，但他是少數；而多數同志主張打。這時毛澤東提出他可擔任這次戰(zhàn)役的前敵司令部的政委，遭到張聞天(即洛甫)的否決。會后毛澤東還是不放心，就在晚上提著小馬燈去找周恩來，勸周恩來暫時晚一點發(fā)布命令，再想一想。周恩來經過慎重考慮，接受了毛澤東的意見，于是第二天一早召開會議，把大家說服了。這時毛澤東提出建議：不能像過去那么多人指揮作戰(zhàn)，建議成立一個幾人小組指揮。紅軍第三次、第四次渡過赤水后，中央的同志認識到毛澤東的建議是正確的，在南下渡烏江之前，于3月下旬成立了新的“三人團”，團長仍是周恩來，團員是毛澤東、王稼祥。在周恩來的支持和配合下，毛澤東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

支持毛澤東任中央軍委主席

隨后，召開常委會，有張聞天、博古、周恩來、毛澤東參加，王稼祥、李富春、彭德懷列席。毛澤東提議常委內部分工，軍事方面由毛澤東負責，蘇維埃工作由博古負責，組織局的工作由周恩來負責。他另外提了一個方案：我做蘇維埃的工作，恩來做軍事工作，博古做組織局的工作。彭德懷贊同毛澤東的第二方案，同意周恩來做軍事工作。周恩來沒有同意彭德懷的意見，表示他可做軍事后方工作，即組織局的工作。

11月3日，紅軍到了下寺灣，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參會的有張聞天、博古、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李富春、彭德懷、凱豐、李德、劉少奇、林伯渠、羅邁（李維漢）等。洛甫報告提出：應公開中央直接領導，對外用西北中央局的名義，成立西北中央政府。常委內部分工，軍事方面由毛澤東負責，組織局的工作由周恩來負責。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他支持毛澤東提出的第一方案。

王稼祥說：我身體不好，需要休息。恩來過去做過軍事工作，興趣較大，紅軍工作還是很重要，前方可增加個把人，恩來同志可到前方去。在這次會議前召開的常委會，決定紅軍南下直羅鎮(zhèn)消滅敵人，中央帶中央機關到后方瓦窯堡，到前方就是指揮紅軍作戰(zhàn)。他支持毛的第一方案，但是主張周也參與軍事領導。

毛澤東馬上采納王的建議說：分工方面同意軍委7至9人，主席由恩來負責，稼祥應繼續(xù)干，副主席可由我負責，在后方做。周恩來早有讓賢之想，因而在博古之后發(fā)言說：分工上次已決定軍事領導，現在不必更換。個人工作，愿做軍事工作。在后方我可負擔動員工作。不必變更軍事上總的領導。支持毛的第一方案。他的話言辭懇切，一言九鼎。雖然毛澤東再一次發(fā)言說：軍事領導，德懷、恩來，恩來為政委，應信托他們。但是洛甫最后宣布：常委決議，軍委主席毛澤東兼政委。大的戰(zhàn)略問題軍委交中央提出討論，至于戰(zhàn)斗指揮問題，可由他們全權決定。恩來做組織局的工作是適當的，后方軍事工作由組織局領導。

會議決定中央軍委對外用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名義，采納了周恩來的意見，毛澤東為主席，周恩來、彭德懷為副主席。至此毛澤東成為全黨軍事指揮的第一把手。而當時軍事工作是全黨的重心，這就為毛澤東后來成為全黨的主席奠定了基礎。

（作者為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

（來源：《北京日報》2016年05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