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與婦女工作

薛鑫良

陳毅元帥生前說過：“廉潔奉公，以正治國者，周總理也。”周恩來的黨性原則和人格魅力，不僅彰顯在內政外交和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而且體現在正心、修身、齊家等方面。通過他對婦女工作言傳身教、率先垂范的事例，同樣可以“一斑知全豹，滴水映朝陽”。對于各級領導干部清除男尊女卑、重男輕女等性別歧視的封建觀念陋習，消除不正當男女關系等腐化墮落違法亂紀現象，無疑也是自省自律的明鏡和榜樣。

“歧視婦女就是歧視你自己的母親”

早在1926年3月8日，周恩來在廣東汕頭婦女界舉行的“三八”婦女節慶祝大會的講演中就指出：“婦女運動是制度的革命，非階級的或性別的革命。”

抗日戰爭時期，周恩來在1939年7月20日中國女子大學（延安）開學典禮的講話中，希望“女大”趕快培養造就大批女干部，到全國各地去領導廣大的婦女運動。

1948年9月，中央婦女工作會議在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召開。周恩來在會上作了關于時局問題的報告。他在報告中指出：婦女擔負著兩種生產任務，一是物質生產，一是為人類繁衍延續的生產。后一種生產是男子所不能代替的，是光榮的。男同志不能鄙視女同志。女同志更不要自卑。周恩來還說，怎么能歧視婦女呢？我們的母親就是婦女。今后，如果有人再要歧視婦女，你們可以對他說：歧視婦女就是歧視你自己的母親！

1949年3月24日，中國婦女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周恩來為大會題詞：“努力生產，打破封建。”

尊重婦女，于細微處見精神

1949年10月14日，宋慶齡女士在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和開國大典以后，乘專車返回上海，周恩來到前門火車站為她送行。他把宋慶齡送上火車，然后自己就站立在正對著宋慶齡座位車窗的站臺上。火車啟動以后，周恩來就跟著車廂走；火車開快了，他就急步走；火車更快了，他就小跑、快跑；火車越開越快，他一直跑到站臺的盡頭，還向宋慶齡揮手；直到看不見了，他才離開車站。

1963年4月12日至5月16日，劉少奇率團成功出訪了亞洲的四個國家；5月22日回到北京，在機場受到宋慶齡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首都各界五千多人的熱烈歡迎。《人民日報》在5月23日發表了有關的新聞和照片。周恩來在當天下午翻閱報紙時敏銳地發現，照片做了剪貼處理，剪掉了幾位婦女和民主人士的像。他氣憤地斥責道：“豈有此理，荒唐！”并吩咐秘書把攝影師和有關人員找來，嚴厲批評說：“今天報紙上的那張照片是怎么回事？……照相就是要反映真實，因為這不是藝術片。你們是偽造照片，是‘客里空’那一套。這次機場歡迎，請了一些女同志，發表一張滿堂紅照片多好，可是，人來了都被你們剪掉了。我反對這樣的做法！”周恩來還語重心長地說：“我們黨的新聞事業，不允許弄虛作假，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實事求是。你們這次捅的漏子可不小，回去以后要好好討論，共同吸取教訓。”

大愛無疆，視烈士子女為己出

1925年8月8日，周恩來（27歲）與鄧穎超（21歲）喜結連理。歷經滄桑五十余載，倆人始終同甘共苦，不離不棄。用鄧穎超的話說，他們終愛如初的“秘訣”就是：互愛、互敬、互勉、互慰、互讓、互諒、互助、互學。

遺憾的是革命戰爭時期的艱苦工作和險惡環境，使周恩來、鄧穎超失去了做父親、母親的機會。

本來，鄧穎超曾經兩次懷孕。

第一次是在1925年10月。鄧穎超（時任中共廣東區委委員兼婦女部長）在廣州協助何香凝女士開展婦女工作。她在醫生檢查以后知道自己懷孕了，心里很慌亂：周恩來率軍東征在外地，媽媽也不在身邊，婦女工作又那么忙，哪里還有時間帶孩子呀？年青的鄧穎超想來想去，就自作主張，悄悄服用中成藥打胎流產了。事后，楊媽媽責備她不懂事，鄧穎超也懊悔自己太輕率太幼稚了。

第二次懷孕到1927年3月預產期時，周恩來正在上海領導第三次工人武裝起義。1927年3月21日，鄧穎超在廣州分娩了一個男嬰，不幸的是難產，三天三夜也沒有成功，當時還沒有剖腹產技術，醫生同楊媽媽商量后用了產鉗，結果使嬰兒的頭顱受了傷害，剛生下來就夭折了。更可恨的是當時遇到廣東軍閥和國民黨反動派大肆搜捕和屠殺共產黨人，只能化裝成醫院的護士，乘坐小電船，離開廣州，先到香港，又經過幾天海上顛簸，到達上海找周恩來，人已經虛弱得不行了。休養半月后醫生檢查告知，由于產后疲勞過度，子宮沒有收縮好，今后可能不會懷孕了。此后，鄧穎超再也沒有懷孕，成為遺憾。

但他倆把更大的愛給予了身邊的孩子們：對于周恩來兩個弟弟、幾個堂兄弟和鄧穎超的晚輩們親愛而不溺愛；對于工作人員的孩子們關愛有加；對于烈士子女更加傾注了“不是親生，勝似親生”的父愛和母愛。他倆養育了孫炳文、李少石、李碩勛、蔡和森、錢壯飛、張采貞等烈士的兒女，并認了葉楊眉（葉挺將軍的大女兒）、孫維世（孫炳文烈士之女）、諶曼里（父親諶志篤是周恩來早年在天津時的革命摯友、1919年9月“覺悟社”成立時的組織者和第一批社員之一）作“干女兒”。

人民的總理愛人民，人民的總理人民愛，天地之間有桿秤，秤砣就是老百姓。1976年1月8日，周恩來不幸逝世，長安街上的哭聲驚天動地，大江南北的哀思淚水如潮。1月下旬，鄧穎超在中南海西花廳收到了天津市紅橋區服裝二廠73名青年工人寄來的一件小棉襖和一封信。工人們說：有句俗話“女兒是媽媽的貼心小棉襖”。周總理和鄧媽媽為革命奮斗了一輩子，為人民服務了一輩子，但是沒有一個親生兒女。咱們不就是他倆的兒女嗎！

早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期，周恩來、鄧穎超就共同約定，死后不要保留自己的骨灰。宋慶齡女士在悼文《懷念周總理》中寫道：“在人民耕耘的大地上，在人民呼吸的空氣中，他將永遠和人民在一起。”是啊！周恩來大公無私，鞠躬盡瘁，生前沒有自己，死后也無須保留自己。他似乎什么也沒有給我們留下，又似乎把什么都留給了我們！

（作者為中央黨校原機關黨委副書記）

（來源：《學習日報》2016年3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