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對中國科技發展道路的思考

——從一個講話提綱談起

劉凱鵬

1949年 7月 13日至 18日，中華全國第一次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會議籌備會在北平舉行。會議第一天下午，時任新政協籌備會常務委員會副主任的周恩來到會祝賀并作了長篇講話。（ 據竺可楨當天的日記，周恩來的演講長達三個半小時。）這次講話的提綱手稿，后來以《在中華全國第一次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會議籌委會全體會議上的講話提綱》為題被收入《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 1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 119頁。下文簡稱《提綱》，引自此篇的內容不再一一注出。此外，《科學通訊》1949年第 2期刊載了一個簡短的講話摘要，對《提綱》的內容略有補充。）《提綱》雖只有 600余字，但其中所列“政治與科學”“理論與實踐”“普及與提高”“自由研究與計劃研究”四個方面，正是周恩來科技思想的集中體現。

一、政治與科學——革命者的角度

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初稿中論述巴黎公社時，曾有一句名言：“只有工人階級能夠……把科學從階級統治的工具變為人民的力量，把科學家本人從階級偏見的兜售者、追逐名利的國家寄生蟲、資本的同盟者，變成自由的思想家！只有在勞動共和國里，科學才能起它的真正的作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 2012年版，第 149—150頁。）科學本身雖然沒有階級屬性，但存在一個科學被誰利用、科學家為誰服務的問題。因此，只要是在階級社會，科學就不可能超然于政治。周恩來很早就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對政治與科學關系的這種判斷。 1922年 9月，在旅歐少年共產黨的刊物《少年》上，他就曾寫道：“一旦革命告成，政權落到勞動階級的手里，那時候乃得言共產主義發達實業的方法”，“由此乃能使產業集中，大規模生產得以實現，科學為全人類效力，而人類才得脫去物質上的束縛，發展自如”。 （周恩來：《共產主義與中國》，《少年》第 2號，1922年 9月 1日。）在后來的實踐歷程中，周恩來也始終是從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角度來看待科學技術的。

因此，在新中國成立在即之時召開的有關科技工作者會議這一特殊場合，面對從舊社會走過來的、對馬克思主義還缺乏深刻理解的科技工作者，周恩來首先講的便是政治與科學的關系。他認為，“科學并不能脫離政治，而且為政治所支配，所管轄”，“我們的新民主政治在于使科學不為反動統治轉而為人民所支配，所管轄，不為反動統治轉而為人民服務”。他還充滿感情地說：“科學既然不能超越政治，那么一切有良心的、有正義感的、忠實于真理的自然科學工作者，只有自己參加人民的政治事業，才能解決問題……中國近代史已經完全說明，一切有良心的科學家只有在人民民主專政的新中國里，才有自己光明燦爛的前途。 ”（《周副主席恩來在科代籌備會上講話摘要》，《科學通訊》1949年第 2期。）

遺憾的是，在新中國成立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我們把為誰服務的問題片面化、絕對化了。黨的知識分子政策中的失誤，不可避免地對科技工作產生了負面影響。周恩來是黨內較早意識到這一問題的領導人之一，從 20世紀 50年代中期開始，他為糾正知識分子工作中“左”的錯誤付出了很大努力。

1956年 1月，在幾次大規模的思想改造運動之后，中央召開了關于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對知識分子政策進行調整，周恩來在大會上代表中央作了報告。周恩來認為，知識分子“中間的絕大部分已經成為國家工作人員，已經為社會主義服務，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知識界的面貌在過去六年來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他批評了黨內在知識分子問題上存在的宗派主義傾向，指出不能低估“知識界在政治上和業務上的巨大進步”和“他們在我國社會主義事業中的重大作用”，要“最充分地動員和發揮知識分子的現有力量”。當然，周恩來同時也強調了知識分子改造的重要性。（《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第162、163、166頁。）1962年 2月在廣州召開的全國科學技術工作會議，正值國民經濟全面調整時期。這之前的幾年，知識分子工作中出現了嚴重錯誤。周恩來在同會議代表談話時指出，大多數知識分子已經轉變到為廣大人民服務，不能把他們當作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看待。他還批評了科技領域不信任知識分子、外行領導內行干預業務工作的現象，強調“科學研究不是靠突擊和群眾運動能解決問題的”。（《周恩來選集》下卷，第353、366頁。）在當時的環境下，講這樣的話是不容易的。

以 1956年和 1962年這兩次會議為代表，周恩來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為保護科技工作者、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做了很多工作。但遺憾的是，周恩來對于知識分子的這些觀點當時并沒有被廣泛接受。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后，鄧小平明確提出知識分子“絕大多數已經是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自己的知識分子，因此也可以說已經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一部分”（《鄧小平文選》第 2卷，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第 89頁。），我們黨才從理論上根本解決了知識分子的階級定性問題，把科技工作者從政治束縛中解放了出來。

二、理論與實踐——生產力的角度

《提綱》第二部分講理論與實踐的關系，重點強調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周恩來指出：“科學理論也要中國化，大眾化，首先就是與實踐結合，否則寸步難行”，“只有理論與實踐結合才能更發揚光大”。強調科研與生產實踐相結合，把科學技術視為促進生產發展、推動現代化建設的關鍵因素之一，鮮明地反映出周恩來是從生產力范疇看待科學技術的。

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力是推動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科學技術的進步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1883年馬克思逝世時，恩格斯就曾寫道：“如果什么地方有了新的科學成就，不論能否實際應用，馬克思比誰都感到莫大的喜悅。但是，他把科學首先看成是一個偉大的歷史杠桿，看成是按最明顯的字面意義而言的革命力量。”（《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卷，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第 592頁。）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周恩來關于科學技術的許多經典論述，諸如“科學是關系我們的國防、經濟和文化各方面的有決定性的因素”，“只有掌握了最先進的科學，我們才能有鞏固的國防，才能有強大的先進的經濟力量”（《周恩來選集》下卷，第181、182頁。）　，“要實現農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和科學技術現代化，把我們祖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強國，關鍵在于實現科學技術的現代化”（《周恩來選集》下卷，第 412頁。）等，同樣也都反映出他對科學技術工具屬性的高度重視。

中國革命者之所以賦予科學技術如此強烈的工具屬性，同舊中國落后挨打的現實是分不開的。早在五四時期，中國知識分子便將“科學”視為與“民主”同等重要的救國、強國之道。 1916年 11月，還在讀中學的周恩來就在作文中分析了西方強國從“人工之時代”“役物之時代”到“汽力之時代”甚至“電力光力”時代的發展，認為正是科技上的差異造成了“英、德、美、日所以趨于強盛，而吾國所以日就于衰弱也”。（《周恩來早期文集》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南開大學出版社 1998版，第 245頁。）1918年 5月，他在日本加入新中學會演講時更是把“哲學的思想，科學的能力”作為給其他會員的贈言。（《周恩來傳（1898—1976）》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8年版，第 35頁。）

新中國成立后，在領導科技工作的過程中，周恩來對國家科技水平的落后狀況有了更直接、更系統的認識，對科學技術同生產力之間的關系也作了許多更為清晰的論述。例如，在 1956年的知識分子會議上，他說：“我們所以要建設社會主義經濟，歸根結底，是為了最大限度地滿足整個社會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而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不斷地發展社會生產力，不斷地提高勞動生產率，就必須在高度技術的基礎上，使社會主義生產不斷地增長，不斷地改善。因此，在社會主義時代，比以前任何時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產技術，更加需要充分地發展科學和利用科學知識。”（《周恩來選集》下卷，第159、160頁。）　在 1957年的一屆人大四次會議上，他進一步指出：“新中國科學事業的特點，是科學和生產的密切結合。生產對于科學是基本的推動力量。”（《周恩來教育文選》，教育科學出版社 1984年版，第 158頁。）正是基于這種認識，周恩來多次批評科研中脫離生產、脫離實際的情況，強調“科學的理論要與實際結合起來，即科學研究部門要與政府的生產部門、學校、廠礦結合起來”（《周恩來文化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8年版，第 542頁。），“科學研究部門、教育部門和工廠要密切結合，有分工有合作，而不是把力量全部集中在科學研究部門，也不是全部集中在教育部門或工廠”（《周恩來選集》下卷，第 414頁。）。

但也應看到，雖然周恩來反對科研與生產脫節的現象，但他絕沒有忽視基礎理論研究，更沒有要求所有基礎研究都和生產直接掛鉤。相反，對基礎理論研究的重要意義和特點，他有清楚的認識：“在理論工作和技術工作之間，在長遠需要和目前需要之間，分配的力量應該保持適當的比例，并且形成正確的分工和合作，以免有所偏廢……沒有一定的理論科學的研究作基礎，技術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質的進步和革新。但是理論力量的生長，總是要比技術力量的生長慢一些，而理論工作的效果一般也是間接的，不容易一下子就看出來。”（《周恩來選集》下卷，第 183頁。）正是在周恩來的直接關注下，《十二年科學規劃》中增列了“現代自然科學中若干基本理論問題的研究”，以后又在這一基礎上專門制定了基礎科學研究規劃。（參見武衡：《周恩來對我國科學技術事業的關懷和指導》，《不盡的思念》，中央文獻出版社 1987年版，第 358頁。）　

同樣是出于對生產力發展的敏銳觀察，周恩來對現代科技革命的新動向高度關注。正如他所言：“如果說過去是十年一變化，那么現在可能是五年、三年一變。第二次世界大戰以

后十七年中，原子、電子、超音速等，其發展速度比過去任何時候都快，比過去一個世紀還快，可以說是日新月異。 ”（《周恩來文化文選》，第 585頁。）正是基于這種認識，周恩來曾多次要求科技工作者一定要在一些重點領域跟住世界發展前沿。

三、普及與提高——發展規律的角度

關于“普及與提高”，《提綱》只有兩句話，但內涵深刻。周恩來首先指出“兩者不相矛盾，是相成相助的”；進而他提出“一面提高一面普及，普及人要多，提高人要精，從多中走向精，在普及基礎上提高，在提高指導下普及”。總體來看，這是一種循序漸進、由量到質的思想，反映了周恩來對科技事業發展規律的認識。

科技發展有其客觀規律，必然是漸進的，不可能超越階段。遺憾的是，在一個時期內，我們過分夸大了主觀能動性的作用。特別是在“大躍進”期間，“全黨辦科學”“全民搞科學”，放“科技衛星”的風潮一度在科研生產中擴散開來，一些部門提出了過高過快的目標，喊出了完全不切實際的口號，造成了很大損失。

這種現象在國防科研生產中也有體現。這些領域本身就是尖端技術，在我國當時的科技和工業水平下，必須先把基本的理論、設計、生產都搞扎實，然而很多人卻頭腦發熱，忽視了這一過程的必然性。 1962年 3月，我國自主設計的首型彈道導彈“東風”二號首次試射失敗，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過分追求速度，跨越了應有的階段，沒有打牢基礎。這次失敗后不久，周恩來在一次軍工干部會議上再次強調科研工作要遵從客觀規律，他說：“科學研究、尖端技術，要循序而進，不可能一步登天，要在一定的基礎上逐步往上爬，要有步驟和秩序，登珠穆朗瑪峰，也要分幾個階段，一個階段、一個階段地上去。不把一個階段、一個階段的困難克服，怎么能上去呢？總不能飛上去，飛上去和從陸地上上去是兩個性質的事情。過去幾年，把生產和研究工作及發明創造的次序顛倒過來了，想一步登天，這是不行的。”（《周恩來文化文選》，第 578—579頁。）　

周恩來還常說“基礎打不好，尖端也上不去”。這種基礎與尖端的關系，同樣是普及與提高問題的一種體現。 1963年 1月在上海討論《十年科學規劃》時，他又提出了著名的“實事求是，循序漸進，相互促進，迎頭趕上”（《周恩來選集》下卷，第 413頁。)　十六字方針。“實事求是”，就是要對自己的科研生產水平有清醒的認識，目標計劃必須服從于能力，不能好高騖遠；“循序漸進”，就是要尊重科技工作的客觀規律，經歷應有的階段，夯實基礎，逐步提高；“相互促進”，就是要使科研與生產相結合，形成良性的互動關系，不能相互脫節、各自為戰；“迎頭趕上”，就是要利用后發優勢學習借鑒別國先進經驗、實現趕超，在這個過程中要突出重點、有所為有所不為，不一定要跟在別人后面把所有的程序都走一遍。

四、自由研究與計劃研究——政府管理的角度

《提綱》最后一部分講“自由研究與計劃研究”，內容共三句話：“兩者并行不悖，后者為主，逐漸走向計劃”，這指的是科技工作要從沒有計劃的狀態逐漸過渡到有計劃的狀態；“研究方向，研究計劃”，可以理解為政府要盡快拿出系統的科技規劃，明確主攻的研究方向；“成立機構，分工合作”，這是指科技工作要有管總的、起統籌協調作用的部門。短短41個字，明確宣示了新中國要把科技工作納入計劃之中，要主動引導國家科技發展的方向。正是在這一思路指導下，我國后來形成了一套具有高度計劃性的科技體制。

新中國成立前，我國沒有系統完整的科技發展規劃。因此，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非常重視科技規劃的制定工作。在 1956年知識分子會議上，談到接受蘇聯科技援助時，他就要求克服“沒有全面規劃，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問題，必須“作出全面規劃，分清緩急本末”。同時，周恩來要求正在制定的《十二年科學規劃》必須“按照可能和需要，把世界科學的最先進的成就盡可能迅速地介紹到我國的科學部門、國防部門、生產部門和教育部門中來，把我國科學界所最短缺而又是國家建設所最急需的門類盡可能迅速地補足起來，使十二年后，我國這些門類的科學和技術水平可以接近蘇聯和其他世界大國”。（《周恩來選集》下卷，第 182—184頁。）《十二年科學規劃》確定了 57項國家重點科學技術任務，每項任務又分解成若干個中心問題，每個問題都參照當時的國際先進水平，結合中國情況，提出了解決問題的科學途徑和研究題目。在此基礎上，又提出了需要優先發展的 12個重點。后來的實踐證明，這個規劃基本符合當時的實際，完成情況是比較好的，對于短時期內快速提高我國科技水平起到了非常積極的作用。（參見《當代中國》叢書編輯部編《當代中國的科學技術事業》，當代中國出版社 1991年版，第29、91、92頁。1962年對《十二年科學規劃》執行情況進行檢查時認為，54項任務中有 46項已經基本上達到了相應的目標，規劃已經提前五年基本完成，但同世界上 60年代的水平相比差距仍然較大。）

在制定這個規劃的過程之中，也有一些科技工作者表示過懷疑，提出應當由科學家自發分散地搞研究。針對這種傾向，周恩來在第二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專門作了詳盡的解釋，指出：科學技術研究的基本任務是為了發展生產，如果不把我國現有的科學力量適當地組織起來，作出長期的規劃，那么我國科學事業的發展就沒有了方向。當然，規劃以后必須根據各種新的情況加以補充和修正，甚至可能有很大的改變。（參見《周恩來教育文選》，第159、160頁。）在落后條件下制定科技政策，必然要考慮如何把有限資源集中到重點方向。特別是在國防科技領域，當時西方發達國家尚且都是由政府主導的大科學工程，在我國更必須有統一的規劃和協調。否則，“兩彈一星”這樣的尖端技術是搞不出來的。

周恩來還高度重視科技規劃的科學性和可行性，主張量力而行、留有余地，反對脫離實際。在 1955年知識分子會議上，周恩來根據中國實際指出，我國科學技術現在還很難確切估計要多長時間才能趕上世界先進水平，因此當前的任務主要是打基礎，“要在第三個五年計劃期末，使我國最急需的科學部門接近世界先進水平”。（《周恩來選集》下卷，第 182頁。）只是在“最急需”（不是整體）的部門“接近”（不是趕超）世界先進水平，這就留有很大余地。廣州會議在討論制定《十年科學規劃》和組織科學技術力量等問題時，同樣強調要貫徹“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決定大力精簡機構和人員，縮短戰線，集中使用力量，不分散地去搞許多力所不及的新研究。（參見《當代中國》叢書編輯部編《當代中國的科學技術事業》，第28、29頁。）　如果沒有周恩來的講話為人們卸下思想包袱，在當時作出這樣的調整恐怕也是很困難的。

新中國成立后頭 30年，中國科技事業在極其薄弱的基礎上實現了大的發展，形成了相對完整的組織體系和基礎設施，培養了一大批科技人才，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總體來看是成功的。在這條道路的探索過程中，作為國家科技戰略的重要決策者，同時也是許多重大科學工程組織者的周恩來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通過對《提綱》的分析，我們不難看到周恩來領導科技工作的實踐同他的科技思想是一脈相承的，盡管具有一定的時代局限性，但即便今天來看，也仍有許多值得我們學習借鑒之處。回顧這段歷史，有助于我們把握歷史的脈絡，為今后科技體制的進一步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鑒。

〔作者劉凱鵬，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實習員，北京 100017〕

（責任編輯：樊憲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