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關懷革命后代的故事

肖榮華

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總理周恩來，一生為人民的解放事業鞠躬盡瘁，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嘔心瀝血、日夜操勞。在戰爭年代，周恩來夫婦為了革命事業東奔西走、出生入死，連續兩次失去了腹中的親骨肉，鄧穎超也因此落下病根，無法再生育。夫婦倆膝下再沒留下一男半女。有人曾勸周恩來另娶妻室生兒育女，鄧穎超也勸過他另娶一門。周恩來聽后生氣地說：“新中國的憲法是一夫一妻制，我是堂堂大國的國務院總理，如果照你們說的那樣做，普天之下豈不全亂了套？我寧可絕后，也不讓人背后指著脊梁骨罵！” 就這樣，那些勸說的人再也不敢提及此事。周恩來雖說一生沒有親生子女，但他把革命后代當作自己的親生骨肉，關心愛護無微不至。

認了一個“愛女兒”

李特特，父親李富春曾任國務院副總理；母親蔡暢擔任過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婦聯主席；舅舅是鼎鼎大名的中共早期革命領導人蔡和森；舅母是我國婦女運動先驅、中共早期女共產黨員向警予。

1927年6月，外婆將剛滿3歲的李特特從湖南老家送到正在上海從事秘密工作的李富春、蔡暢身邊。由于當時白色恐怖籠罩，李富春夫婦出于保密工作需要，很少回家。因此，李特特對父母十分陌生。一次，李富春夫婦經過一番化裝，深夜回家與女兒見面。誰知李特特見了父母嚇得直想哭，一下撲到身邊的周恩來懷里。周恩來撫摸著她的頭，親切地說：“好孩子要聽話，你的父母是在搞革命工作。他們沒時間關心你，我收你做我的‘愛女兒’。”李特特這才停止了哭泣。誰知周恩來走后，李特特想念起慈愛可親的周伯伯，越哭越傷心，李富春怎么哄怎么勸也勸不住。為防止暴露身份，蔡暢一氣之下把淚水縱橫的女兒關進了一間黑暗的儲藏室里。孩子的哭聲驚醒了入睡的周恩來，他急忙下樓敲開蔡暢家的門，從黑暗的儲藏室抱出哭得上氣不接下氣的李特特。他一邊給李特特擦淚，一邊責怪蔡暢夫婦說：“要耐心引導教育，性急是不行的，體罰更是讓孩子增加反感。瞧，這么熱的天，把孩子關在黑屋里，你們不心疼我還心疼呢。”李特特撒嬌地抱住周恩來的腿，喊了一聲：“愛爸爸！”打那以后，“父女倆”的情感在日常生活中逐漸升華。

1928年夏，中央機關從武漢搬回上海，黨組織決定把蔡暢在上海的家作為一個聯絡點。鄧穎超以前只聽周恩來講過李富春夫婦的一些家庭瑣事，蔡在法國勤工儉學時懷上李特特，差點把她當“包袱”處理掉，只是因為法國禁止墮胎，蔡暢才生下了這個孩子。一天，鄧穎超高興地把李特特抱在懷里，不停地親她的小臉蛋，問：“做我們的‘愛女兒’好嗎？”李特特明亮的小眼珠轉了一圈，反問道：“那我能叫你‘愛媽媽’嗎？”正在這時，周恩來從外面回來了，鄧穎超忙對李特特說：“孩子，快叫‘愛爸爸’。”誰知李特特嘟起小嘴，撒嬌說：“‘愛媽媽’晚了一步，他早就是我的‘愛爸爸’！”鄧穎超新奇地問咋回事。周恩來把李特特抱在懷里，將從小黑屋里“救出”李特特的事說了一遍。孩子用小手摸著“愛爸爸”的胡須，周恩來高興地說：“‘愛爸爸’的胡子會扎著你，趁早不要‘愛爸爸’。”李特特又嘟起小嘴，生氣地說：“我不、我不，就是不離開你這個大胡子的‘愛爸爸’。”

繁華的上海，對有權有勢的人來說猶如天堂，而對李特特來說，卻是恐怖的記憶和動蕩不安的生活。李特特的父母為甩開國民黨密探的跟蹤終日東躲西藏，有時為甩開一個“尾巴”，李特特跟著母親常要氣喘吁吁跑過好幾條街道。有時家中召開黨的秘密會議，母親就讓李特特在門外望風，發現情況就唱一首兒歌通風報信。有一次，李特特看見一個可疑的陌生人徑直往家走，她心頭發慌，居然把兒歌的歌詞給忘了，只好撒腿跑回家中報信。屋內的人剛想撤離，已經來不及了。謝天謝地，來的幸好是自己人，否則后果不堪設想。為這事，李特特被媽媽狠狠教訓了一頓。打那以后，李特特懂事多了。后來，李富春一家又搬進一座小洋樓，蔡暢常換上旗袍，儼然一個闊太太，她有時讓李特特在臨街窗戶貼窗花，有時讓李特特將一串用線穿好的橘子皮掛在窗外，李特特瞪大眼睛迷惑不解，媽媽告訴她：“小孩子家不該問的不要問！”李特特當時感到十分委屈，直到長大后才明白，原來自己4歲就參加革命工作了。

1938年底，在周恩來的關心下，李特特和部分中共領導人的子女一道被送往蘇聯，并于1940年進入莫斯科遠郊的伊萬諾沃國際兒童院學習。1941年，李特特報名參加了蘇聯招募兒童院孩子參加的軍事訓練。訓練時，她和男孩子一樣，每天背著幾十公斤重的物品滑雪行軍上百公里，一天下來，累得骨頭像散了架，但她一直咬緊牙關堅持著。訓練結束后，李特特獲得了“馬克西姆機關槍手”光榮證書。后來，李特特又被派往前線。在零下40℃的嚴寒天氣里，李特特與莫斯科百姓一起，在凍得比石頭還硬的土地上開挖反坦克戰壕，常常一鍬下去，手臂被震得發麻。干著干著，她的手被磨出了核桃大的血泡，鮮血從手套里滲出來。即使這樣，她也從不叫苦，干脆脫掉手套干活，任憑血和泥土粘在一起。戰后，李特特重回莫斯科校園。24歲那年，她與一位俄羅斯小伙結了婚。

1952年秋，李特特回到祖國，剛下飛機就去找“愛爸爸”周恩來匯報工作。后來，國家為減輕社會主義建設的經濟壓力，決定開墾東北的北大荒，要將那里變成米糧倉。在父母的鼓勵下， 李特特帶著年僅3個月的孩子到北大荒參加墾荒，一呆就是3年。后來，在周恩來的關心下，李特特被調回北京華北農業研究所。1976年初，周恩來病情惡化，李特特聞訊哭成淚人兒。1988年，李特特從中國農業科學院離休后，成為中國扶貧基金會的終身理事。從65歲開始，她遍訪我國西部貧困地區， 將自己的心血傾注到一生最關注的扶貧事業上，實踐著對“愛爸爸”的承諾。

義子李鵬當了國務院總理

1928年，李鵬出生于上海，他的父親李碩勛時任浙江省軍委書記、中共浙江省代理書記，母親趙君陶也是中共秘密黨員，在江蘇省委秘書處任機要秘書。為了躲避反動派的搜捕，還在坐月子的趙君陶就不得不抱著襁褓中的兒子東躲西藏。一次，李碩勛在百忙中抽空從杭州回來看望妻兒，突然遇到敵人搜查。眼看前后門被堵死，李碩勛抱起兒子縱身從窗戶跳到了鄰居家的陽臺上。只有3個月大的李鵬就這樣和父親一起經歷了好幾次生死考驗。

1931年9月5日，李碩勛終因叛徒出賣被捕，在海南海口市英勇就義，年僅28歲。父親犧牲時，李鵬和母親已離開上海到香港居住。噩耗傳來，趙君陶悲痛欲絕。由于在香港舉目無親，黨組織也遭到嚴重破壞，沒法與黨聯系，她只好擦干眼淚，帶著3歲的兒子輾轉回到四川成都娘家，一住就是7個年頭。1938年底，和黨組織失去聯系多年的趙君陶突然接到秘密黨組織的通知，說是旅館里有一個客人要見她。原來，來人是鄧穎超，她是受周恩來的委托，前來接趙君陶和孩子去重慶的。為避免帶著孩子暴露身份，鄧穎超先安排李鵬留在成都外婆家，趙君陶則裝扮成一名農婦去了重慶。周恩來見李鵬沒來，責怪鄧穎超說：“你怎么忍心把他丟在成都？還不快想辦法去把孩子接來。”趙君陶接過話頭說：“鄧大姐也是出于途中安全考慮，您莫責怪她。”見周恩來急成那樣子，鄧穎超忙說：“大胡子，快別急了，我一定想法把孩子接來。”事后，鄧穎超再次去成都，把李鵬接到重慶曾家巖50號“周公館”。周恩來見李鵬平安來到自己身邊，十分高興，將李鵬摟在懷里，說：“你父親犧牲后，你和你媽吃了不少苦頭。當時，我和你鄧媽媽一到武漢就到處派人找你們，但終因敵人封鎖太嚴未能找到。如今好不容易找到，我想收養你為義子，不知你意下如何？”李鵬一聽，高興得跳了起來：“周爸爸好，周爸爸好！”說著，一頭撲進周恩來懷里。

當時，國民黨正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國共關系十分緊張。為防止發生意外，中央決定將在重慶的一部分家屬和工作人員撤往延安。周恩來原本想送李鵬去蘇聯莫斯科學習，但那條線路被新疆國民黨反動軍閥盛世才封鎖出不去，只好先決定將李鵬送到延安。周恩來語重心長地對李鵬說：“你媽媽在重慶隱蔽很好，不準備撤離。為便于日后開展工作，我決定讓你和其他孩子一道去延安，你看這樣行不行？”李鵬來重慶已經好幾個月了，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知道延安是革命圣地，是毛主席、朱總司令住的地方，于是毫不猶豫點點頭。

在等待延安通知的日子里，一有空，周恩來就讓李鵬念《新華日報》，邊聽邊糾正他的發音。李鵬平時有一個不好的習慣，坐著學習時喜歡彎腰駝背。有一次，他在房間做作業，周恩來看見他弓著腰，于是便上前重重地拍了一下他凸起的背，說：“看你又駝背了，挺直身子多好，老毛病總是糾不過來。”打那以后，周恩來只要看見李鵬弓腰駝背，就會伸手拍打他。時間一長，李鵬的坐姿有了明顯改變。直到1960年，周恩來在沈陽接見烈士子女時，他還對32歲的李鵬關切地說：“你的背還有點兒駝，一定要加強鍛煉。”在重慶等了一個多月后，李鵬等啟程去延安。

1943年春，李鵬聽說周恩來和鄧穎超回延安參加黨的七大，于是步行5公里，來到棗園駐地向周恩來匯報了自己在延安的工作學習情況。周恩來勉勵他一定要繼承革命先烈遺志，努力工作學習，做國家棟梁之才。1945年，李鵬接到組織上讓他去前線接受鍛煉的通知。臨行前一天，他去向周恩來夫婦辭行。這時，李鵬已經是一名共產黨員。周恩來得知后，高興地說：“你入黨這是件好事，說明你在不斷進步。但是光在組織上入黨還不夠，還要從思想上入黨，才能像你父親那樣為共產主義奮斗終生。這次去前方，一定會遇到很多困難，你一定要有思想準備啊！”臨行前，鄧穎超關心地說：“你從重慶帶來的那床棉被子，大概已被蹬破了吧？我們有一床2斤重的新絲綿被，是你周伯伯托人從新疆搞來的，給你帶去用吧。”李鵬見周恩來夫婦蓋的還是一床舊棉絮，說什么也不肯要。周恩來說：“在家千日好，出門一時難。你年紀還小，絲綿被子輕行軍打仗好背。快聽你鄧媽媽的話拿去吧！”就這樣，李鵬帶著長輩的關愛踏上了去前線的征程。

1947年，李鵬到哈爾濱工作，后在周恩來的親切關懷下，被送去蘇聯留學。在蘇聯，李鵬選擇了莫斯科動力學院水力發電系，他沒有辜負周恩來的殷切期望，認真學習、努力工作，后來被任命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四任國務院總理。

周恩來眼中的“小革命家”

羅西北的父親羅亦農是著名的工人運動領袖，1928年因叛徒顧順章的出賣，遭到逮捕殺害。他的母親諸有能在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期間不幸落水身亡。從此，2歲的羅西北成了孤兒，由外婆撫養長大。1938年初的一天，外婆把羅西北拉到一邊，神秘地說：“武漢將你去延安的路費寄來了，你很快就能見到日思夜想的周恩來伯伯！”聽說外婆要帶他去武漢，羅西北一連幾天都沉浸在喜悅中。到了武漢，外婆帶著羅西北來到八路軍辦事處，見到了周恩來。周恩來熱情地說：“啊，這不正是諸媽媽嗎？”因為丈夫姓諸，在上海時，羅西北的外婆被大家親切地稱為“諸媽媽”。“大革命家，你還沒忘記我這個老太婆啊！”諸媽媽激動地說。“哪能忘記呢，諸媽媽能燒一手好菜，我可沒少吃啊……這個小家伙就是羅西北吧？快過來，讓我看看這個‘小革命家’。嗯，長得像你父親，將門虎子個頭不低。” 對這個“小革命家”稱號的來歷，羅西北一直引以為豪。那是在羅西北剛出生不久，羅亦農高興地拍著孩子的小屁股，說：“這小子將來子承父業，又是一個‘小革命家’。”1938年3月，羅西北在周恩來關懷下，成為首批到達延安的孩子。1941年初，羅西北和其他幾個孩子被一同送往蘇聯學習。在伊萬諾沃國際兒童院，羅西北從掛在墻上的中共早期領導人照片中，第一次見到父親羅亦農的模樣。

羅西北進入兒童院沒多久，蘇德戰爭就爆發了。戰爭期間，羅西北參加過蘇方組織的軍事訓練，還挨家挨戶送過前線戰士陣亡通知書。1944年8月，兒童院院長讓羅西北和一些年齡稍大的孩子自謀生路。離開兒童院時，除了鋪蓋，羅西北只領了一套用于換洗的衣褲。幸虧在兒童福利院原來的中文老師和另一位蘇聯友人幫忙下，羅西北加入了蘇聯國籍，從而解決了吃飯、住宿、上學等問題。后來，經過刻苦努力，羅西北考上了伊萬諾沃電機工程學校。

蘇聯衛國戰爭結束不久，羅西北被秘密安排來到莫斯科。在那里，他被帶到蘇聯國家安全部，一位將軍接見了他，向他講述了中國東北抗日戰場的形勢，并問他是否愿意為解放東北參加諜報工作。一聽說是去打日本鬼子，羅西北馬上點頭同意了。隨后，羅西北在蘇聯的赤塔接受了無線電發報專業培訓。不到一個月時間，他就基本達到發報員水平。在迎來日本投降的消息后，羅西北并沒放棄工作，而是以蘇聯諜報員的身份，于1945年10月經滿洲里來到齊齊哈爾，與國民黨收編的，由當地土匪組成的光復軍進行英勇斗爭，并將大量有價值的情報發回共產黨方面。

一次，有個“紅胡子”（國民黨收編的土匪）軍警來搜查。羅西北來不及藏好電臺，就順手塞在一個破沙發底下。在盤問過程中，“紅胡子”發現羅西北不是本地口音，懷疑他是八路軍要把他帶走。為了不讓“紅胡子”搜出電臺，羅西北走出門引開敵人。“紅胡子”將他帶到隔壁人家對證，由于沒有露破綻，羅西北總算躲過一劫。在齊齊哈爾的工作完成后，羅西北又喬裝“闊少”，在哈爾濱工業大學結交國民黨官員和富家子弟，借此為東北我軍收集情報。直到他完成任務，以公開身份出現在哈工大學生支部會上時，同學們這才恍然大悟。

全國解放后，羅西北于1954年至1987年歷任電力工業部成都勘測設計院總工程師，電力工業部水電建設總局副局長，水利電力部規劃設計總院院長、黨組書記等職務。1958年2月底，在成都水利勘測設計院擔任總工程師的羅西北突然接到通知，要他立即去武漢，跟隨周恩來考察長江三峽。很快就要同撫育過自己的周恩來見面了，羅西北興奮得徹夜難眠。幾天后，周恩來在重慶召集有關水利專家、學者開了一個研討會。羅西北之前對三峽工程沒有進行過認真研究，所以不敢貿然發言。可周恩來突然發問：“西北，你今天為什么不發言，我想聽聽你的意見。”羅西北起身直率地說：“總理，這次我是來求學的，還沒有形成比較系統的意見，沒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周恩來喜歡實話實說的人，伸手拍了拍羅西北的背，說：“好樣的，等今后調查好我再找你談。”在重慶期間，周恩來還談起了與羅西北的父親羅亦農在上海搞工人運動時的革命故事，并特意問了羅西北外婆的一些情況，再三叮囑他：“老人這一生不容易， 你要好生孝順她。”

在“文化大革命”中，因為有一段在東北搞情報工作的歷史，羅西北被打成了“蘇修特務”。他被關押在一間黑房子里，每天的任務就是寫過去如何搞情報工作的“黑材料”。有時實在苦悶他就自言自語，用石子和自己下棋。這一關就是5年零8個月，羅西北身心遭受極大的摧殘與折磨，最后終于“瘋”了，他大罵江青，大罵林彪，不吃不喝，嬉笑無常，被送進了精神病醫院。在最困難的時候，羅西北向周恩來寫了一封求救信。這封信先寄給朱德的女兒朱敏，由朱敏交給父親朱德，再由朱德轉交到周恩來手中。周恩來在信上批復：誰的事歸誰管，羅西北的問題應交四局(中國水利水電第四工程局) 審查結論。這樣一來，羅西北終于能平安回到自己所在的四局。

作為中國動能經濟和水能規劃方面的知名專家，羅西北牢記周恩來的教誨，扎根水電系統，先后參加了龍溪河、大洪河等河流規劃和水電站的初步設計；參加了劉家峽、龍羊峽等大型水利樞紐工程的勘測、設計和施工；主持審查了水口、李家峽、巖灘、漫灣等一大批大中型水電工程的可行性研究和初步設計；組織領導了黃河上游、烏江、瀾滄江等大江大河的考察和規劃選點工作。2005年11月17日，羅西北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9歲。

培養中國汽車工業奠基人

1938年的一天，年僅10歲的陳祖濤被周恩來送到了延安。這次遠行， 他見到了自己的父親、原紅四方面軍政委陳昌浩。在紅軍長征途中，陳昌浩曾一度追隨張國燾錯誤路線，有幾次還同周恩來鬧翻了臉。為了顧全大局，周恩來、朱德、葉劍英等紅軍領導反復做陳昌浩的工作，從而促使紅四方面軍擺了脫張國燾錯誤路線的影響，北上抗日。1939年夏，周恩來赴蘇聯養傷。臨行前，他仍然沒忘記陳祖濤，對有關人員說：“這么小的孩子，留在國內沒有爹娘照管就是不放心，讓他跟我走好了。”后來，在征求毛澤東的同意后，陳祖濤與周恩來同機去了蘇聯，被送進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

1949年12月，毛澤東前往蘇聯訪問。此行的目的一是祝賀斯大林70大壽，二是簽訂《中蘇友好互不侵犯條約》，三是在重大項目建設上爭取蘇聯老大哥的支援。陳祖濤學的是機械制造專業，在涉及術語和專用名詞方面，比一般翻譯要強一些，因此，在簽署蘇聯援助中國建設重大項目協議時，他參加了有關機械制造項目的談判。毛澤東回國后，當時國內急需大量的科技人才。陳祖濤接到周恩來寫給他的信，決心回國報效祖國。

陳祖濤回國后，很想投入到蘇聯援助中國的156個重點項目中去，發揮自己的一技之長，為社會主義建設做出貢獻。但他一時難確定方向，想要找權威專家進行咨詢。他突然想起了一直關照自己的周恩來，可轉念一想，周伯伯現在已是共和國總理，每天日理萬機為國操勞，哪還抽得出時間管這些事。正在猶豫不決的時候，周恩來突然打來電話，說是要約他們幾個回國的大學生到西花廳談心。陳祖濤做夢也沒想到周恩來會接見他，高興極了。會見時，幾個大學生敞開心扉，暢談自己的想法和打算。細心的周恩來卻發現陳祖濤坐在一旁沒說話，于是不解地問：“祖濤啊，你平日可是一個活躍分子，今天為什么不發言？”陳祖濤見周恩來發問，忙起身回答：“我是學機械的，想搞汽車工業，蘇聯的斯大林汽車廠、高爾基汽車廠我都去實習過。” 周恩來聽后，馬上說：“有這種基礎就更好，你馬上回蘇聯去。剛好我們國家正在長春籌建第一汽車制造廠，設計方案就在蘇聯搞，你去參加那里的指揮設計工作。”

1951年9月，陳祖濤懷揣周恩來的親筆介紹信，作為長春第一汽車制造廠前期籌建人員赴蘇參加在蘇聯的建廠實習。在蘇聯，陳祖濤和總設計師們在一起工作，不僅參與規劃和設計圖紙，而且還負責開列聘請蘇聯專家名單、聯系搜集資料等業務工作。1954年6月， 一汽廠長姚賓赴蘇考察，既作為工程師又當翻譯的陳祖濤全程隨行。1955年初，陳祖濤同姚賓回到北京。當時正值一汽掀起基建高潮時期，陳祖濤主動要求去基層，擔任了生產難度最大的發動機車間主任。

在周恩來的關心培育下，陳祖濤成了中國汽車工業的奠基人之一。一汽從選址、設計、基建、安裝、調試到投產的全過程，陳祖濤是參加者和組織者。他先后擔任過技術處主任、工藝處處長，參與設計了中國第一輛自主品牌轎車——東風轎車，他還是第二汽車制造廠的第一任總工程師。1981年起，陳祖濤參加籌建中國汽車工業總公司，歷任總工程師、總經理、中國汽車工業聯合會理事長，為中國的汽車工業不斷探索技術革新做出了重要貢獻。

（來源：《黨史縱覽》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