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時期的周恩來與共產國際

李 鵬

近年來，學術界不斷加強對大革命時期中共領導人與共產國際關系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尤其是關于陳獨秀與共產國際關系的探討，已有不少較有分量的論著。但是，對大革命時期周恩來與共產國際關系的研究，有待進一步深入。2013年是周恩來誕辰115周年，周恩來的一生是光輝的一生，為中國革命建立了卓越功勛。本文嘗試粗略探討大革命時期周恩來與共產國際的關系，通過回顧這一時期周恩來的革命功績和光輝歷史，以紀念這位偉大的革命家。

一、在共產國際的指導和幫助下，周恩來

為中國大革命做出了突出貢獻1924年7月下旬，周恩來從法國奉命回國，9月初到達廣州，10月擔任中共廣東區委委員長兼宣傳部長。11月，出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后來又到中共中央組織部和中共浙江省委工作。大革命時期，周恩來一直擔任黨的重要領導職務，與共產國際建立了密切的聯系，共產國際為周恩來等共產黨人的工作提供了很多指導和幫助。回國不久的周恩來意氣風發，積極遵循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指示，迅速開展各項工作，為促進國共合作和革命發展做出了不懈努力和突出貢獻。

首先，大力促進革命政權的鞏固發展。1924年9月周恩來到達廣州時，廣州商團正在發動武裝叛亂，共產國際發表《告歐美工人及全世界被壓迫民眾書》，揭露帝國主義利用廣州商團顛覆廣州革命政府陰謀，號召各國工人支援廣州政府的斗爭，支持孫中山鎮壓商團叛亂。10月，中共廣東區委積極響應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號召，在廣州舉行集會，周恩來在會上發表演講聲討廣州商團，他說：“不論帝國主義者、軍閥政客、官僚或是買辦與洋貨商人，他們統統都是革命的對頭。”他號召工、農、兵、學、商團結起來，“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南北軍閥！打倒一切反革命派！”

會后，各界群眾游行，遭遇廣州商團襲擊，當場死亡二十余人。隨后，中共廣東區委發表宣言，強烈要求嚴懲廣州商團。在共產國際代表和周恩來等人的催促下，孫中山成立了平定商團叛亂的革命委員會，調集革命軍鎮壓廣州商團叛亂，周恩來參加了平定叛亂的軍事指揮工作。

1925年，為了統一和鞏固廣東革命根據地，廣州革命政府兩次東征閥陳炯明，黃埔校軍擔任主力，蘇聯軍事總顧問加倫幫助制定了作戰計劃，周恩來隨軍領導東征。1925年2月，廣州革命政府第一次東征，周恩來以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的身份負責東征軍的政治工作，開創了中國共產黨人領導軍隊政治工作的先河。第一次東征期間，周恩來積極采納蘇聯顧問的建議，主持政治部制定了嚴明的紀律，規定不強拉伕役，不用軍用票等，并制定戰事宣傳計劃，組織宣傳隊開展宣傳工作，“軍隊出發之前，派宣傳隊先行向民眾宣傳東征”，廣泛發動群眾，東征軍所到之處，受到人民群眾的歡迎和擁護，“自愿幫助運輸，做向導”， 有力地支援了東征。

同年9月，第二次東征開始，周恩來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政治部主任，實現了中國軍隊設立政治部的良好開端。在第二次東征的過程中，在周恩來領導的政治工作的影響下，東征軍廣大官兵的革命熱情高漲、斗志昂揚，不怕犧牲、作戰英勇，東征進展迅速。在惠州戰役的關鍵時刻，周恩來和蘇聯顧問加倫親臨前線，指揮以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為骨干的敢死隊強行攻城，經過三十多個小時的浴血奮戰，東征軍最終攻克了被稱為“南國第一天險”的惠州城，取得了東征的決定性勝利，統一了廣東革命根據地，鞏固了廣東革命政權。

其次，全面開創黃埔軍校的政治工作。在周恩來出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以前，黃埔軍校的政治部形同虛設，是一個死氣沉沉的空架子。1924年11月，周恩來應邀擔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在接受邀請之前，周恩來專門找蘇聯顧問鮑羅廷征求意見，鮑羅廷在談話中給予他高度贊揚和積極鼓勵，表示將全力支持和協助他的工作。周恩來上任后，對政治部進行大力整頓改革，“設立指導、編纂、秘書三股”，健全組織機構，制定政治工作的改進計劃和具體細則，“明確了政治部的工作宗旨和各股的職責權限，實現了政治部工作的正常運轉。”

接著，又協助廖仲愷在軍校中積極推行黨代表制度，這樣，就在黃埔軍校逐步建立起一套嶄新的政治工作制度。同時，周恩來主持政治部改進政治教育形式，豐富政治教育內容，在原有的基礎上增開了“帝國主義侵略史”、“中國近代史”等課程，加強革命理論教育。周恩來還經常聘請廖仲愷、張太雷等國共兩黨領導人到軍校作報告或講演，舉行政治討論會，組織創辦刊物，成立血花劇社，進行革命宣傳，全面開展豐富多彩的政治教育活動。由于周恩來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黃埔軍校的政治狀況和革命面貌煥然一新。

不久，周恩來等共產黨人學習借鑒蘇聯紅軍的經驗，把政治工作推廣到國民革命軍的部隊中去，加快了革命軍隊的革命化進程，增強了革命軍隊的戰斗力和凝聚力。后來，毛澤東曾高度評價這一時期的政治工作：“那時軍隊有一種新氣象，官兵之間和軍民之間大體上是團結的，奮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滿了軍隊。那時軍隊設立了黨代表和政治部，這種制度是中國歷史上沒有的，靠了這種制度使軍隊一新其面目。”

再次，積極推動中共四大的成功召開。在日益高漲的大革命形勢下，1925年1月11日，中共四大召開，中共代表陳獨秀﹑瞿秋白﹑蔡和森等人參加了會議，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出席會議，周恩來作為旅歐支部的代表也參加了會議。在中共四大上，陳獨秀、彭述之、周恩來、維經斯基等人作了重要報告，大會總結了國共合作一年來的經驗教訓，通過了一系列重大決議，特別是提出了無產階級在國民革命運動中的領導權問題和工農聯盟問題。大會的主要決議是在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的幫助下起草的，周恩來也參與了大會相關文件的制定，并作了長篇的軍事報告。周恩來在中共四大上作的報告，主要談廣東的軍事情況，是黨的代表大會上的第一篇軍事報告，也是黨的歷史上第一篇關于軍事方面的重要講話。

周恩來的報告引起了全黨對軍事工作的重視，為黨的軍事工作的開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有力地推動了中共四大的成功召開，在黨的歷史上產生了深遠影響。維經斯基和周恩來等人齊心協力、積極配合，促使中共四大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為之后黨的工作指明了努力的方向，為大革命的蓬勃興起奠定了重要的基礎，做好了理論上、思想上、組織上等方面的充分準備。

在中共四大精神的指引下，毛澤東、周恩來等共產黨人先后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對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進行闡述，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理論深入探索，開始嘗試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逐步形成關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思想理論。

第四，正確指導省港大罷工的蓬勃開展。大革命時期，爆發了聲勢浩大的五卅運動和省港大罷工，中國工人運動取得了重大勝利，這要歸功于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五卅運動的開展得到了共產國際和蘇聯的大力支持，包括活動經費和斗爭策略等等。1925年6月，共產國際發表了《關于青島和上海慘案告工人、農民和全體勞動人民書》，號召全世界工人支援中國工人的斗爭。蘇、日、英、美等國工人紛紛響應共產國際的號召，相繼捐款給中國支援中國的罷工工人。根據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關于聲援上海五卅運動的指示，由鮑羅廷、周恩來等五人組成的中共中央廣州臨時委員會組織發動了規模宏大的省港大罷工，中共廣東區委和中華全國總工會還成立了罷工委員會，專門指導省港大罷工斗爭。

7月31日，周恩來在省港罷工工人代表第六次大會上作政治報告，他明確支持省港大罷工，高度贊揚罷工工人全力反抗帝國主義的英勇斗爭，指出工人是國民革命的重要力量，帝國主義是工農兵的共同敵人，打倒這個敵人的唯一的方法是“工農兵大聯合”。還強調要實現工農兵的大聯合，共同打倒帝國主義。周恩來的報告鼓舞了省港大罷工的斗爭氣勢，提高了廣大罷工工人的政治覺悟，加強了工農兵的力量聯合。后來，周恩來經與共產國際代表協商，安排了一批共產黨員兼任省港罷工工人糾察委員會的領導職務，加強對罷工工人的指導和幫助，使得省港大罷工堅持了16個月，沉重打擊了英帝國主義勢力。

隨著省港大罷工的蓬勃開展，共產國際及時指出省港大罷工要掌握適當的斗爭策略，并作出若干重要決定，為了更好地執行這些重大決定，共產國際派遣維經斯基再度來到中國，負責指導省港大罷工，在罷工運動的后期和結束之后，維經斯基采取了一系列正確措施，擴大了中國共產黨的隊伍，發展了中國工人階級的力量。尤其是在罷工運動的后期，維經斯基等人根據省港大罷工變化發展的情況，制定適時停止工人運動的行動綱領，指導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廣東區委及時調整罷工運動的斗爭策略和談判要求，適時及時地結束了罷工運動，使中國無產階級力量避免了重大損失，保護了廣大工人的革命積極性，維護了中國共產黨在人民群眾中的威信。在共產國際代表和周恩來等共產黨人的正確指導下，省港大罷工蓬勃開展，并最終取得了豐碩的斗爭成果！

第五，有力配合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軍。1925年春，在蘇聯顧問和共產國際代表的建議下，廣州革命政府決定北伐。在準備北伐的過程中，周恩來有力領導了北伐的政治宣傳工作，對北伐先鋒部隊的中上級干部發表了振奮人心的講話，鼓勵他們在北伐中英勇作戰，“飲馬長江，會師武漢”，號召廣大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充分發揮模范先鋒作用，極大地鼓舞了全體官兵的士氣。在做好政治工作的同時，周恩來還協助蘇聯軍事總顧問加倫為北伐制定了嚴密周詳的作戰計劃。

為了配合北伐進軍，中國共產黨領導上海工人舉行了三次起義，前兩次起義由于種種原因失敗了，在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指導下，由周恩來擔任起義總指揮，認真總結前兩次起義的經驗教訓，經過周密計劃和充分準備，領導組織上海的工人力量，抓住時機果斷發動第三次起義，經過三十多小時的浴血奮戰，占領了敵人在上海的所有據點，成立了中共領導的上海市臨時政府，取得了上海工人第三次起義的重大勝利。

上海工人第三次起義前后，共產國際對起義提供了大量的指導和幫助，主要包括四個方面：（1）時任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的布哈林，指出第三次起義不能過早地舉行，要吸取前兩次起義失敗的教訓，注意把握起義的時機。（2）提出北伐軍要加速進軍上海，蘇聯軍事總顧問加倫得知上海工人即將起義，在發出關于北伐軍進軍上海的計劃的電報中強調“進軍上海的遲緩有使工人受到鎮壓的危險，我們務必加緊進攻上海。”（3）指導中共加強對起義的集中統一領導，建立以陳獨秀為首的特別委員會作為起義的最高決策機關，下設以周恩來為首的軍事特別委員會，任命周恩來為起義總指揮，并多次召開特委會會議為起義作各種準備。（4）上海工人第三次起義成功后，共產國際進行了大量的宣傳工作，1927年3月22日的《共產國際通訊》報道，“起義工人的奪取上海的消息，今天清晨傳遍了莫斯科，全體居民莫不為之歡欣鼓舞”。“數千工人在共產國際大廈前的廣場上舉行群眾大會”，慶祝上海工人武裝起義的重大勝利。由此可見，由周恩來直接領導的上海工人第三次起義的勝利，離不開共產國際的指導和幫助。

二、大革命時期周恩來多次提出反擊國民黨右派的建議，但未被共產國際采納

大革命時期，在統一戰線中掌握無產階級的領導權是取得民主革命勝利的決定性條件，獨立掌握軍事武裝是無產階級取得統一戰線領導權的重要保障，因此，獨立掌握一定的軍事武裝并爭奪革命的領導權，對于國共合作中的中國共產黨極為重要，周恩來是中共最早從事統一戰線工作的領導人之一，他很早就意識到了中共獨立掌握武裝力量的必要性，非常重視掌握黨自己的武裝力量，他主張“真正革命非要有極堅強極有組織的革命軍不可。沒有革命軍，軍閥是打不倒的。” 1924年11月，在征得孫中山的同意后，周恩來籌備組建了大元帥府鐵甲車隊，這支車隊由中共廣東區委直接領導，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直接掌握的第一支武裝力量，就是后來葉挺獨立團的前身。

隨著革命的深入發展，國民黨右派勢力對共產黨連續發動攻擊，周恩來從維護革命統一戰線和國共合作的大局出發，多次向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提出堅決反擊國民黨右派勢力的建議。但是，由于對中國大革命的若干重大問題存在著錯誤的認識，共產國際并沒有采納周恩來的正確建議，而是對國民黨右派勢力一味地妥協退讓，導致革命危機越來越嚴重。

1925年孫中山逝世后，國民黨右派勢力越來越猖狂，尤其是戴季陶主義和西山會議派相繼出現后，更是肆無忌憚地進行反共活動。國民黨的二大召開之前，周恩來、陳延年等人建議在這次大會上采取“打擊右派、孤立中派、擴大左派”的方針，計劃在選舉新的國民黨中央領導機構時多選左派、少選中派、爭取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人士在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中占優勢。但由于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的反對，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最后決定向國民黨右派讓步。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等人不得不放棄自己的主張，執行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決定。而正是在這次會議上，蔣介石篡奪了國民黨的高級領導權，國民黨右派勢力急劇膨脹。

國民黨右派勢力連續制造的中山艦事件和整理黨務案發生后，周恩來等共產黨人建議堅決反擊國民黨右派勢力的進攻，積極爭奪共產黨在國民革命中的領導權。但共產國際代表對此強烈反對，而是支持陳獨秀要求共產黨員退出國民黨的想法，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對國民黨右派勢力繼續奉行妥協退讓的錯誤政策，周恩來為此指出“中央工作不力。”北伐戰爭開始后，中共領導的工農運動蓬勃發展，給北伐軍以有力的配合，同時也為中共組建軍隊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周恩來等人建議通過工農運動發展中共的武裝力量，但共產國際代表沒有采納這個正確建議，使中共錯失了發展自身軍事力量的大好機會。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勝利后，蔣介石等國民黨右派勢力企圖武力奪取中共領導的上海市政權，周恩來等共產黨人對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的圖謀有所警惕，陳獨秀、周恩來等人向共產國際建議進行反蔣的武裝斗爭，但共產國際回電指示中共中央“請你們務必千方百計避免與上海國民軍及其軍官發生沖突”，“不要交出武器，萬不得已把武器藏起來”。 共產國際的這一錯誤指示實際上是要中共束手就擒，將中國工人階級用鮮血換來的革命果實拱手讓給蔣介石。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周恩來、陳延年等人力主東征討蔣，致電中共中央，建議迅速出師討伐蔣介石，在電文中指出“政治上不宜再緩和妥協。” 為了進行有力的反擊，周恩來還提出應先解決蔣介石然后再進行北伐，建議發電給武漢要求迅速決定反擊蔣介石的策略，但這些建議都沒有被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采納。為了盡最后的努力來挽救中國革命，周恩來又建議發動湖南農民武裝暴動，他還提出準備親自到湖南去指揮這次暴動，卻遭到了共產國際代表羅易的極力反對，這一建議最終也未能付諸實施。

三、共產國際、周恩來與中國大革命的得失

周恩來剛剛回國參加大革命時年僅二十六歲，他在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的領導和支持下，以飽滿的革命激情、細致的工作作風、卓越的個人才干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之中，努力團結黨內外革命人士，廣泛發動人民群眾，為推動國共合作和革命發展做了大量工作。大革命之所以能在短短幾年內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除了國共兩黨和廣大革命群眾的共同努力之外，離不開共產國際及其駐華代表的指導和幫助。在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過程中，周恩來不僅積極參加各種革命活動，還結合革命實踐，加強理論學習，對中國革命的若干重大問題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獨立思考。當國民黨右派勢力接連向共產黨發動攻擊，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一再妥協退讓的時候，周恩來敢于提出反擊國民黨右派勢力的建議，但最終沒有被共產國際和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接受。

共產國際之所以拒絕了周恩來的正確建議，是因為共產國際及其駐華代表對中國革命的若干重大問題的認識存在著嚴重錯誤，他們沒有弄清楚中國的民主革命應該由無產階級領導，沒有充分認識到中國共產黨在統一戰線中獨立掌握武裝力量的重要性，沒有及時幫助中國共產黨在大革命中爭取應有的領導權，反而嚴格限制其自身力量的發展，喪失了對中國革命的領導權。當蔣介石和汪精衛集團背叛革命的時候，中國共產黨無法進行有力的反抗，共產國際及其代表也不能及時采取挽救革命的有效措施，大革命最終失敗也就不可避免!盡管中國大革命最終失敗了，但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曾給予的大量援助是不容忽視的。正如周恩來指出，“這個時期，共產國際的工作對于中國革命還是有益的多。當然，也有個別的原則問題的錯誤。”大革命失敗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處于幼年時期的中國共產黨不夠成熟、缺乏經驗；當時中共中央的主要領導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水平也不高”，“在關鍵問題上掌不好舵；” 在指導中國革命的過程中發出了一些錯誤的指示；反革命勢力又異常強大等等。

總之，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應對大革命的失敗負主要責任。共產國際對中國大革命的一些錯誤指導，固然是大革命失敗的重要原因。但是，在當時錯綜復雜、瞬息萬變的革命形勢下，共產國際及其駐華代表很難及時準確地掌握中國革命的具體情況，對中國革命問題的認識和判斷難免存在一定的偏差。而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當時實際上有一定的決策空間，在制定政策和策略的過程中不應完全為共產國際所左右。所以，從內因方面來講，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應對大革命的失敗負更多的責任。

大革命時期，共產國際與周恩來的關系是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關系的一個縮影。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舊中國，革命從來沒有一帆風順的。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要取得革命的最終勝利，中國共產黨需要形成一個成熟堅強的中央領導集體，善于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采取正確靈活的革命路線、方針和政策，團結帶領廣大人民群眾，進行艱苦卓絕的不懈奮斗，而不能過于指望和依賴來自國外的援助。

（本文作者系華南師范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2011級碩士研究生）

（來源：《紅廣角》2013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