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當天周恩來的行蹤考

孫果達

[摘要]如果西安事變發生時，中共中央措手不及，那么負責情報工作，尤其是負責東北軍工作的周恩來失職之嚴重是顯而易見的。但歷史事實形成的證據鏈清楚地表明，事變當天中共中央的指揮按部就班胸有成竹，周恩來更是出生入死戰斗在第一線。

西安事變前后，周恩來的行蹤始終是個謎，尤其事變當天周恩來的行蹤更是一片空白。鑒于周恩來在和平解決事變過程中的作用非同尋常，因此特對他在事變當天行蹤作一深入考證。

一、事變當天周恩來給毛澤東的電報

1986年2月，陜西省地方志編撰委員會主編了《西安事變與第二次國共合作》圖片集，收錄了“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期間，毛澤東、朱德與周恩來、博古之間所發的部分電報目錄”，其中有一份1936年12月12日周恩來與博古給毛澤東的電報：“請令二十七軍在原地休息并偵察前往陽澄城之道路。周恩來、博古”[1]這份電報表明周恩來事變當天并不在保安，否則何需用電報與毛澤東聯系。

二、事變當天中共中央沒有開會

事變當天，張學良扣留蔣介石引發了巨大震動，全世界許多政府都舉行了緊急會議。但與事變休戚相關的中共中央卻沒有任何相關的會議紀錄。

先看《周恩來年譜》。周恩來在此期間的活動記載完全是空白，直到12月13日上午，才出現周恩來出席中共中央常委擴大會議并發言的記載。

再看《毛澤東年譜》在事變當天的記載：“同周恩來復電張學良：立即將東北軍主力調集西安、平涼一線，十七路軍主力調集西安、潼關一線。固原、慶陽、富縣、甘泉一帶僅留少數紅軍，決不進占寸土。紅軍擔任鉗制胡宗南、曾萬鐘、毛炳文、關麟征、李仙洲各軍。恩來擬赴兄處協商大計。”[2]由此可見，在12月12日當天都沒有中共中央舉行任何會議的記載。這種情況的出現其實只有一種可能：中共中央早有準備而無需開會。

三、事變發生當天中共中央作出的重要決定

中共中央盡管在事變當天沒有舉行會議的任何記載，但針對事變迅速作出了多項重要決策。

其一，就事變給全黨的指示。中共中央致電劉少奇，明確七項“我們的任務”，其中包括擁護張、楊之革命行動、立即在西安召集抗日救亡代表大會、防止日本乘機發動侵略、發動抗日派嚴防親日派、穩定與爭取中間派、爭取英美派和英、美、法三國的諒解與贊助，最引人注目的是：“號召人民及救亡領袖，要求南京明令罷免蔣介石，并交人民審判。”[3]這份電報是西安事變當天“中央對事變的指示”，部署周密，顯然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

其二，向全軍發出電令。事變當天中午，中共中央軍委“向全軍宣布加緊準備、待命行動”。[4]

其三，是處理事變的步驟。12日24時“中共中央書記處致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匯報處理事變步驟電”，內容詳細周到，歸納起來大致共四項決定：在西安召集抗日救國代表大會；組織抗日聯軍；爭取南京政府；爭取蔣軍全部。這些決定明顯不是臨時動議，而是三方聯席會議的共識。

其四，是處理事變的組織措施。中共中央決定“周恩來、張學良、楊虎城組成三人委員會，葉劍英為參謀長，主持大計”。[5]涉及三方的重要組織決定顯然不是可以單方面臨時決定的。

其五，是請求蘇聯援助。中共中央希望蘇聯“贊助我們這些步驟”，并在全世界“用大力援助我們”。[6]

其六，是處理事變的策略。12月13日凌晨4時，中共中央再次致電共產國際，主要匯報了中共中央對事變的黨內政策，內容與當天致劉少奇的電報基本相同，其中最為重要的也有兩點：一是決定“恩來日內即去”西安；二是提出了新的策略：“為穩定并爭取蔣介石之部下及資產階級計，我們站在西安事變的側面說話，并在數日內不發表公開宣言，以減少日本及漢奸認為西安事變是共產黨主動的造謠所能發生的影響。”[7]

上述重要決定表明在12月13日凌晨4時之前，中共中央已經形成了處理事變的共識，和應對事變相當完整的方針政策。必須指出，這些重要的眾多決策顯然是中共中央會議，甚至是各方聯席會議的決定，但由于中共中央在事變的當天沒有會議記載，這樣唯一的可能就是中共中央關于事變的對策事先已經制定。

四、事變當天毛澤東收到的匿名電報

事變發生時，毛澤東收到兩份來自西安的匿名特急電報：

第一份來自西安的匿名特急電是在12月12日的凌晨。據當年中共中央機要科長葉子龍回憶：“1936年12月12日凌晨，我被電臺值機員叫醒，說是張學良、楊虎城從西安給毛澤東發來一封電報，是特急件。電報不長，是用半文半白的語言寫的，我看不太懂，但記得其中有‘兵諫’兩字。我立即把電報交給毛澤東，他還沒有休息。看過電報以后，高興地說：‘喔，去睡吧，明天有好消息！’”[8]必須指出，最早披露葉子龍這一回憶的，是在1997年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知情者說(2)——與歷史關鍵人物的對話》一書中，有一章的

名稱是“偉人身邊的四分之一個世紀——毛澤東五大秘書之一葉子龍的往事回顧”，其中葉子龍說他作為這份“特急電”的譯電者因為譯不出“兵諫”兩字，只能用同音字替代。

看過這份電報的只有葉子龍與毛澤東兩人。葉作為譯電者并親手把這份電報交給毛澤東，其回憶的唯一性顯然具有無可替代的重要性。他的回憶起碼有六點至關重要：一是確認首份電報是來自西安的匿名電，因為葉子龍沒有看到電報的署名，又不便說是匿名，因此不得不借電臺值機員之口含糊其辭地用“說是”來表達；二是確認了首份電報早于張學良的文寅電，其實也就否認了這份電報來自張學良；三是確認首份電報的收報人只是毛澤東一個人，因為毛澤東收到電報后沒有讓葉子龍通知任何人，包括理應通知的周恩來，除非毛澤東知道其不在；四是確認首份電報使用“半文半白的語言”，使得文化水平不高的葉子龍“看不太懂”。五是確認首份電報中有“兵諫”兩字，而張學良的文寅電中就根本沒有這兩個字。六是確認毛澤東完全知道這份特急電的匿名發報者是誰，而且預言“明天有好消息”，表明“兵諫”即將進行。也就是說，長期擔任中央機要科長并負責翻譯電報的葉子龍在回憶錄中斟字酌句盡其所能地暗示這份來自西安的神秘電報其實就是周恩來發的，因為能夠直接給毛澤東個人發特急匿名電的只有也只能是周恩來。

第二份來自西安的匿名特急電是事變的當天。

這份直接發給毛澤東的匿名特急電是“關于雙十二事變的動態報告”。[9]這份報告的內容顯然是事變當天中午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團發往全軍電報的依據：“西安抗日起義詳情如下：十二日六時已將蔣介石、陳誠、朱紹良、衛立煌、蔣鼎文、邵力子、晏道剛及其他中央人員全部俘虜，蔣孝先、邵元沖及憲兵一團長陣亡，錢大鈞受傷，馬志超及城防之憲兵警察和一部分中央軍全部繳槍，除蔣死衛士二十多人外，西安城內沖突小小，可謂完全勝利。已宣布政治主張及十大政綱。”[10]在西安事變中能夠如此迅速地掌握全局“詳情”，而且能夠越過周恩來直接致電毛澤東的只有也只能是周恩來本人。為了嚴格保密不留下任何痕跡，電報采用匿名方式，只要唯一的收報人毛澤東知道誰是發報人就足夠了。

五、事變當天“周恩來和博古從西安被召回”曾任中共中央軍事顧問的李德在回憶西安事變時說：“周恩來和博古從西安被召回，政治局舉行緊急會議。”[11]西安事變從發生至和平解決，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緊急會議，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與博古四名常委全部出席的只有一次，日期是12月13日。當然，在蘇聯即將于13日早晨公開表態反對西安事變的前夕，及時從西安撤回周恩來與博古，既是中共中央需要立即開會以研究對策，也是為了保證安全以防萬一。確實，事變發生當天，中共中央致電共產國際：“周恩來、張學良、楊虎城組成三人委員會，葉劍英為參謀長，主持大計。”[12]周恩來作為三位一體“主持大計”的首要者，其實也就是中共中央的前敵總指揮，豈能在事變最關鍵的當天缺位。

還必須指出，這里所說的“西安”，主要是西安城北10余公里的涇陽縣云陽鎮，紅軍的前敵總指揮部，“這是由于西安事變時形成的特殊的歷史條件(那時紅軍駐在涇陽、三原等地)。”[13]所謂“特殊”，其實就是對西安事變時中共中央在西安大門口設立前敵總指揮部以貼近指揮與配合的含蓄表述，周恩來、張聞天、博古、任弼時、王稼祥與葉劍英等領導人在西安事變的前后都曾在那里運籌帷幄。“二二事件后，周恩來讓劉鼎迅速送孫銘九、應德田、苗劍秋三人去云陽鎮紅軍駐地，避免了東北軍內訌。”[14]

六、事變當天的中共西安地下組織

中共西安地下組織事先做了周密準備，在事變當天發揮了重要作用。

其一，直擊要害。當年西安中共地下組織負責人之一徐彬如回憶說：“十二日凌晨槍打響后，‘西救’負責接管國民黨陜西省黨部。我們對要抓的人、關的人，調查得很清楚。”[15]徐彬如的回憶還有旁證：“張、楊的部隊迅速打擊了西安城內力行社的特務機構，包圍并占領了憲兵團、別動支隊和公安局，沒收了所有的文件，破壞或收繳了其全部電臺，從而切斷了力行社與外界的通訊聯絡。曾擴情為張學良所軟禁；馬志超、江雄風和公秉藩化裝出逃;楊鎮亞被十七路軍殺死國；蔣孝先被東北軍發現后立即予以槍決。”[16]

其二，控制媒體和通訊。西安的報紙與電臺，都在第一時間被控制。同步的電臺對外廣播由事先隱蔽在西安待命的史沫特萊擔任。國民黨陜西省黨部機關報《西京日報》事變當天被共產黨人接管，13日立即發行，并改名為《解放日報》。這些關鍵媒體與事變的銜接天衣無縫，顯然不是臨時抱佛腳所能完成。

其三，控制飛機。西安事變當天劉鼎掌握著張學良波音飛機的使用權，是張學良美國飛行員路易·雷納德的頂頭上司。雷納德的回憶表明了事變當天劉鼎的行蹤：到下午3點，整個城市終于安靜下來。“劉鼎自告奮勇外出看看，翻墻到了空無一人的街道，大膽地走向機場。不多久就回來說機場由楊虎城的部隊守衛，看見南京三架教練機降落，乘員一落地就被逮捕。還說張學良的波音飛機完好無損，已經嚴令衛兵保護。”[17]由此可見，為了以防萬一，事變當天劉鼎的主要任務就是與雷納德在一起，以保證這架波音飛機可以隨時起飛撤退重要人員。這一應急措施與周恩來在膚施與張學良首次會談時采取的安全措施如出一轍。據當年隨周恩來赴膚施的戴鏡元回憶：“周恩來和李克農隨來人進城會談，我們則在川口村等候，飛機場由我們警衛部隊控制，在會談未結束前，任何飛機不得起飛。”[18]

能夠于極端保密的前提下，在西安、保安兩地，張、楊、紅軍和中共地下組織四方之間，實現如此高超周詳的全局性指揮與協調，顯然非周恩來莫屬。季米特洛夫在12月14日給斯大林的報告中認為中共參加了事變：“很難想象張學良在采取冒險行動時沒有同他們商量或甚至沒有他們的參與。”[19]英籍女作家韓素音在評介西安事變時說：“現在，周恩來建造的靈巧的機器開始運轉起來。”“要說周恩來事先不知道將要發生什么事是難以使人相信的。”[20]

參考文獻：

[1][11]陳元方、史礎農.西安事變與第二次國共合作[M].西安：陜西旅游出版社，1986.170.170.

[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上卷）[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676.

[3]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中）[M].北京：檔案出版社，1985.316.

[4][12]軍委主席團令（1936年12月12日）[J].文獻與研究，1986（6）

[5][8][9][14]張友坤、錢進、李學群.張學良年譜（修訂本）[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802.803.825.803.

[8]葉子龍回憶錄[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39.

[10]軍委主席團令（1936年12月12日）[J].文獻與研究，1986（6）.

[11]李德.中國紀事[M]，北京：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255.

[13]胡喬木.回憶張聞天同志[J].文獻與研究，1985（4）.

[14]張魁堂.劉鼎在張學良那里工作的時候（三）[J].黨的文獻，1988（4）.

[15]西安事變資料（第二輯）[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5

[16]徐有威.力行社與西安事變[J].歷史研究，1998年（1）.

[17]Royal·Leonard.IflewforChina[M].N.Y.:DOUBLDAY.DORANANDCOMPANY.INC.1942.68.

[18]遠方.張學良在一九三六[C].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1.49.

[19]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31－1937（第十五輯）[Z].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263.

[20]（英）韓素音.周恩來與他的世紀[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189.

（作者系南京政治學院上海校區教授）

（來源：《上海黨史與黨建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