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與周總理有關的幾件往事

李敦白

我在宣化店第一次見到周總理，那時都叫他周副主席。我對他的外表的印象，最突出的就是帥，英氣逼人，目光敏銳，看上去精力充沛，一望即知不是常人。他個子不算很高，中等個吧，眉毛特別重，絡腮胡子，刮不勝刮，臉上常常露出青灰色的胡茬。周副主席和代表國民黨的王天鳴將軍以及代表美方的白魯德將軍帶著大批工作人員和新聞記者到宣化店視察調查，當天晚上開歡迎會，我就在那個會上第一次見到了他。我和我的翻譯駱叔平坐在最后一排——實際上我的中文水平并不需要翻譯。三方都發了言，李先念揭露國民黨部隊對宣化店的包圍攻擊，王天鳴說，新四軍是我們的兄弟部隊，我們不可能跟你們鬧摩擦，更不可能圍攻你們，我們完全沒有這個意思，講得很誠懇。周恩來馬上接口，表示非常歡迎王將軍的態度，而且說，王將軍的話以后能不能兌現，請在座的每一位作見證。他非常敏銳，立即抓住了機會。

散會以后，走回招待所的路上，在一個十字路口，剛好碰到李先念提著燈籠送周恩來回宿舍。李先念介紹我們認識。周恩來跟我握了握手，沒有一句客套，直接就說：“我們講話的時候我就一直注意你，我講話之后你拼命鼓掌，國民黨代表和美國代表講話后你坐在那兒不動，這樣不行，他們會注意你，你回上海以后會有麻煩。”所以，我跟周總理第一次見面，就挨了一頓批評，但是受他的批評沒有一點不舒服的感覺，他絲毫沒有居高臨下、教訓人的姿態，完全是從保護你、關心你的角度出發，讓人心悅誠服。周恩來與人溝通的能力真是無與倫比。我心想，奇怪，第一，我坐在最后，會場又很暗，他怎么會看到我，而且注意到我的動作？第二，他身處這么重要的場合，應該高度緊張，怎么會留心別的事情？我記得跟他提了一句我想去延安，他說，等我回到南京再說吧。

延安時期，我跟周恩來有一次特別重要的接觸。大概是1947年初，有一天小廖（廖承志）來找我，說周副主席叫你馬上去，你騎我的馬吧。小廖有個小紅馬，特別棒，可它欺侮我，拼命跑，怎么也勒不住，我只好強逼它跑向一個很陡的山坡，它不得不停下來。我下了馬，再不敢騎，牽著它走。結果，到楊家嶺周副主席窯洞時，斯特朗已經開始跟他交談。我的角色是翻譯，既然他們已經開始談，周就讓我坐在旁邊做他的“活詞典”，他表達不出來的時候給他供詞。他的英文不算很好，欠流暢，但這個人特別聰明，選詞很準，能夠運用并不豐富的詞匯準確地表達自己的意思。只有幾次找不到適當的詞語，向我要詞，或者求證。那個時候，我對周已經有所了解，所以對此倒也沒有覺得很特別。給我印象更深的是，在接受斯特朗采訪的同時，他還在處理另外兩件事情。他的窯洞是一個大房間，左邊是小超大姐坐著給國際婦聯寫信，他們的養女孫維世則走來走去思考著一個什么演出，一會兒鄧問他寫信的措辭，一會兒孫走來問他某個場景如何處理，周有條不紊，一絲不亂，好像他的腦子可以同時處理許多件事情。我很感慨這真是一個組織天才。

還有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情。新華社有一個記者叫胡懋德。他發了一篇文章，說美軍一年之內在上海犯了三千八百項獸行。起因是此前有一篇報道，說某月駐上海美軍犯了多少項暴行，他把這個數字乘上十二，又將“暴行”上升為“獸行”。上海的《密勒氏評論報》是一家自由主義色彩濃厚的英文周報，對中共態度友好，連它都公開叫板，說請新華社把三千八百項獸行的清單列出來，我們全文發表。有一天我正在廖承志的窯洞，毛主席給他打來電話，我都聽得到話筒中傳出來的湖南腔：“你們是中央社嗎？你們是《中央日報》嗎？你們怎么造謠了？新華社不造謠，中央社才造謠。”第二天，周恩來就到了清涼山，集合全體黨員講話，講了一整天，但沒讓我參加。新華社黨員的比例很高，我想大概有百分之九十左右，只有少數人不是黨員。會后給我傳達了周恩來講話的內容。周非常嚴肅地對待這件事，他反復強調，新華社要講真話，千萬不能造謠，不能主觀臆想，不能為了打動讀者而捏造新聞。周還跟他們講，他在南京、上海的時候，做民主黨派的工作非常辛苦，跟他們講形勢講前途，好不容易講通了，過幾天又忘了，得重新來過。之所以能講通，很大程度上依靠我們報道的準確可信。所以，捏造或任意扭曲新聞，所起的是壞作用而不是好作用，影響很壞。新華社曾長期保持講真話的傳統。我親身經歷過一件事，大概是1960年或者1961年，“大躍進”剛過去的進侯，有一個記者寫了一篇專稿，寫得很零散，主題不鮮明，我就在前面加了一個導語，大意是說：在新中國，與過去的災荒年頭不同，生活雖然艱苦，但不會餓死人了。審稿的副局長把這段導語劃掉了，我問為什么，他說：“你說的不夠真實，下面許多地方饑荒很嚴重。”我當時確實不知道餓死大量人口的慘事。

周恩來的個人魅力無人能及。他很喜歡跳舞，每周舞會一般都參加，鄧大姐心臟不好，很少參加。

新中國成立后，有些外事活動，周總理請我參加。1960年斯諾來北京，周總理辦了一個小宴會歡迎他，只有兩桌人。喬冠華與我同桌，他站起來祝酒，說了這樣一段話：唐明照表面上是個中國人，實際上是個美國特務；李敦白表面上是個美國人，實際上是個中國特務。當然他是開玩笑。美國黑人領袖杜波依斯訪華時，所有活動都請我參加了。老撾共產黨的總書記來訪，周總理請我參加，就我們三個人一起談話。他請我參加的目的，是想表示，不要搞民族主義，應該以階級劃分敵友，就好比我是一個美國人，但卻是自己的同志。

1965年底，斯特朗80壽誕，因為毛主席在上海，我們從北京乘專機去上海慶祝，中午毛主席宴請，晚上周總理請我們，他還同時宴請了一個日本青年代表團。宴會期間，東海艦隊合唱團演出，周總理讓他們演唱《長征組歌》，指揮很年輕，唱到中間，周總理突然叫停，問道：為什么不唱“過雪山草地”這首，這一段是肖華同志親筆寫的，你們為什么不唱？年輕的指揮漲紅了臉，輕聲說：我們不會。周總理說：我來指揮，你們唱。他過去拿起指揮棒，并放大嗓門唱起來，演員也跟著唱了起來，他們其實知道歌詞。我過去不知道周總理會唱歌，而且唱得挺好聽。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不久，我已經靠邊了，正在等待“特殊任務”。年底被捕時，在我的逮捕令上，有13位中央領導的簽字，其中包括周總理，但我從來沒有怪過他。有個紅衛兵領袖后來給我寫過信，說周總理找過他們幾個頭頭，想幫助我，怎樣能夠不被抓，但沒有想出辦法。1973年三八節，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外交部和國務院外國專家局聯合舉行了慶祝茶會，周總理到場講話，對“文革”以來一些外國專家及其家屬受到的不公正、不禮貌、非同志式待遇表示道歉。當時只有我還被關在牢里，周總理提到我，說李敦白的情況不同，他參與了壞分子的破壞活動，卷入了王力、關鋒、戚本禹等人的反革命集團。人道這是周總理對我的否定和拋棄，我卻看作是對我的保護，要知道，當時對我的指控是“美國特務”，比“參與壞分子破壞活動”嚴重多了。

1957年前后孫維世排演的《湯姆叔叔的小屋》在青年劇院上演。我們進去時，看到后面空著四五個座位，心想不知哪位首長要來。燈光暗下來、戲開演后，周總理帶著幾個隨行人員進來了。這時候，不知怎么回事，那幾個空座中間正好我背后的位置坐了一個工人模樣的人，周總理的警衛員快步跑過來，在他耳邊輕聲講了幾句話，這個人站起身來，而周總理也快步跑上來，按住他的肩膀，一邊說“你坐下，你坐下”。一位隨行人員勸他：“總理，這是中央的規定，誰也不能違反。”周與他來回辯了幾句后，大聲說：“好了，你們看戲吧，我回去了，我的工作多得很！”他還生氣地說：“我當總理不是為了妨礙老百姓看戲！”說著就往外走。他們拉住了他，結果就坐在那個工人旁邊看了戲。

還有一次，“文革”前，我們家老大老二五六歲的時候，我和玉琳帶她倆到空軍一個禮堂看京劇，忘了是什么戲，周總理坐在我們前排。老二先鬧起來，說總理伯伯擋住了她，周總理轉過身來，把她抱到膝蓋上，這下老大不干了，為什么妹妹可以坐在總理伯伯腿上？周總理再次轉過身來，把她也抱過去，坐在另一邊膝蓋上。她倆一直坐在總理身上直到演出結束。

周總理就是這樣，平易近人，完全沒有架子，而且非常有幽默感。美國的名記者白修德跟我說過這樣一件事：他最后一次來中國時，周總理請他吃飯，其中有一道菜是烤乳豬。他說我是猶太人，不吃豬肉，周恩來說這不是豬肉，是鴨子，白堅持說是豬肉，周總理說：我是中國總理，我說鴨子就是鴨子。他們在重慶就認識，很熟，可以開玩笑，不必拘于外交禮儀。周總理的酒量很好，喝酒時愛開玩笑。周和孫維世都喜歡強迫我喝酒，1946年12月在延安給朱老總做60大壽那次，他們強迫我喝老白干，喝酒我倒沒什么事，接著看戲還給斯特朗做翻譯，但我不喜歡喝。新中國成立后在人民大會堂有一次宴會，參加的人都是朋友，周總理舉杯祝愿世界和平，他看我拿著橘子水，就說，看來李敦白不贊成世界和平，我只好喝了酒。

1960年斯特朗75歲生日的時候，我們到她的住地臺基廠“和大”（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大會，中蘇交惡后合并到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給她做壽，周總理、陳毅元帥都去了，也就一桌人。席間，說到“大躍進”期間的一句口號：“人人都是詩人”，周總理就說了，這句話不對，我就不是詩人。我做了一首詩，送給陳老總批評，他在上面寫了幾個字給我退回來了：沒法批評，因為你寫的根本不是詩。敬酒的時候，他們倆相互鬧：一個說，你是老大，總理，你得敬酒；另一個說，你是元帥，我不是元帥，得你敬酒。相互關系非常親密。

但另一方面，他又十分嚴肅。還在延安的時候，我們在王家坪八路軍總部開會，一個新華社的記者到周副主席跟前，跟他說了些奉承的話，周馬上嚴肅地責問：“你為什么這樣捧我，是不是想從我這里討什么好處？”嚴肅地保護自己不被人拉攏。有一次，周和我還有另外一兩個翻譯一起談對斯特朗怎么照顧的問題，我說了一句“這個老太婆驚慌失措”，他馬上批評我，說對我們的老朋友不能用這樣的措辭，真是一絲不茍。

周恩來的認真嚴肅與他的親切可愛渾然天成，結合得天衣無縫，這樣的人真不多見。

（摘自李敦白口述，徐秀麗編寫：《我是一個中國的美國人——

李敦白口述歷史》，九州出版社2014年6月版。本文有刪減）

（來源：《百年潮》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