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多黨合作的光輝典范

林祥庚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黨制度，它體現了我國政治制度的特點和優點。作為黨的統一戰線組織大師的周恩來，為建立和發展中共與民主黨派的多黨合作關系，做出了巨大的歷史貢獻，堪稱黨派合作的光輝典范。回顧周恩來的歷史業績，學習他多黨合作的思想理論，弘揚他與民主黨派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真誠合作精神，對于我們在新的歷史時期，堅持與完善多黨合作制度，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民主革命時期，周恩來真誠團結、盡力爭取民主黨派，奠定了多黨合作的基礎

周恩來是較早地批判“左”傾關門主義，主張建立廣泛的革命統一戰線的中共主要領導人之一。

３０年代，周恩來率先走出革命根據地，進入國統區，領導和開展統一戰線工作。他深知，中國是一個“兩頭小中間大”的社會，中間勢力占有極大比重，他們的向背，對于我們所進行的革命成功與否，具有決定的意義。周恩來正確判定，介于國共兩黨之間的中國各民主黨派正是民族資產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等中間力量的政治代表，可以成為中共廣泛團結中間力量的橋梁和紐帶。他指出：“有了民主黨派，我們可以經過他們去影響沒有組織的群眾——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職員等，并且經過這些黨派的政治活動，也可以鍛煉考驗這批人。”因此，周恩來在國統區始終把建立發展黨同各民主黨派的政治聯盟作為一項至關重要的統戰任務，并為之殫精竭慮，嘔心瀝血。

周恩來正確地提出中國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關系的原則，即扶持進步力量，爭取中間分子。具體地說，對接近中共的黨派、團體及個人應扶助其發展，對中間分子則接近他們，影響他們，密切同他們的關系，善意地批評他們的缺點錯誤，促進他們進步。由于國民黨的造謠誣蔑，中國共產黨內連續發生的“左”傾錯誤的影響，加之革命根據地與外界的長期隔絕，使國統區的民眾和民主黨派、民主人士，對中共普遍缺乏了解，甚至心存疑懼。為了團結爭取民主黨派、民主人士，周恩來廣交黨外朋友，經常同他們聚會、懇談，耐心細致地向他們宣傳中共的政治主張，幫助教育他們進步。他說：“對過去不認識、不了解的人，第一件事就是要解除他們對共產黨的疑懼，只有把對方當作朋友，人家才會把你當作朋友。”周恩來熱忱主動，真誠平等的待人態度，循循善誘、誨人不倦的引導方法感人至深，多少人“聞其風而悅之”。民主黨派領導人胡厥文回憶當年同周恩來的交往說：“我從他那里得到許許多多的幫助，使我欽佩不已的是他既給人以教益，卻從不自居人師。”我“從來沒有聽到他對黨外朋友指手劃腳……即使對方一時想不通，他也不強加于人，而是耐心地不斷做團結教育工作，使人不知不覺之中為之折服”。著名工商界民主人士胡子昂說：“各方面一和他接觸就敬服他……他和工商界接觸，開一次會，談一次話，都令人感動，令人流淚。”周恩來以其堅定的信念，博大的胸懷，崇高的品德，真誠的態度，杰出的才干，贏得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的無限信賴。許多人正是從他身上認識到中國共產黨是真正為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而奮斗的黨，對共產黨由疑懼到信賴，由疏遠而親近，進而接受了黨的領導。

在激烈復雜的現實斗爭中，各界民主力量迫切希望能夠組織起來，但又面臨重重困難，對此周恩來總是盡力給予支持幫助。１９４１年夏，周恩來領導建立了由中共黨員、國民黨民主派和其他愛國民主人士組成的統一戰線組織——中國民主革命同盟（簡稱小民革），該組織的主要任務就是幫助國民黨民主派和各界民主力量建立發展組織。中國民主同盟的建立發展，更是凝聚了周恩來的大量心血。１９４０年４月，周恩來向第三黨領袖章伯鈞建議要把各中間黨派進一步聯合起來。在周恩來的支持幫助下，１９４１年３月，由三黨三派組成的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在重慶成立。１９４５年改名為中國民主同盟。此間周恩來曾多次到梅園同張瀾、沈鈞儒等商談，并約見各方面代表，分別情況做深入細致的工作，為改建的成功作出重要貢獻。九三學社、民主建國會等民主黨派的建立和發展也都得到周恩來的支持和幫助。周恩來說：“民主黨派的歷史就是在全國人民擁護和我們黨支持之下發展的歷史。”

在共同的對敵斗爭中，每當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遇到危難，周恩來總是挺身而出，給予最大的支持和幫助。皖南事變后，蔣介石國民黨陰謀解散第三黨。第三黨派代表向周恩來表示愿與中共合作并請求幫助，周恩來欣然允諾并予以幫助。當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在香港辦《光明報》遇到困難時，周恩來得知后即指示在香港的廖承志，在人力物力上給予幫助，使報紙辦了起來。抗戰勝利后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周恩來主動讓出中共的代表名額給民盟，從而粉碎了國民黨限制刁難民盟代表名額的陰謀。在政治協商會議上，周恩來等中共代表處處照顧民盟的利益，使民盟更加信賴中共。當蔣介石國民黨迫害民主黨派領袖和民主人士時，周恩來一面關懷援助他們，一面嚴正抗議譴責國民黨的暴行。如皖南事變后，周恩來安排大批民主人士從重慶轉移到香港，從而避過了蔣介石的迫害。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他部署援救了身陷孤島的愛國民主人士、進步文化人及家屬８００余人。當有的民主人士被國民黨特務毆傷時，周恩來親自到醫院慰問。經過長期風雨同舟、患難與共的歷程，周恩來同各民主黨派領導人和各界民主人士結成了深厚的戰斗情誼，并大大地提高了他們的政治覺悟，促進了他們的進步。這就為建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關系奠定了牢固的基礎。

二、建國初，周恩來正確分析民主黨派的性質、地位和作用，闡明黨派合作基本原則，推進了多黨合作關系的發展

新中國的成立，開創了多黨合作的政治格局。因為革命的勝利，中國共產黨內的少數干部開始滋長驕傲和以功高自居的思想情緒，在處理與民主黨派的關系上出現了嚴重的“左”傾關門主義、宗派主義傾向。他們輕視民主黨派，看不起民主人士，對他們的代表人物在人民政府中擔任領導職務不服氣，認為民主黨派只不過是“一根頭發的功勞”，提出“不應在政治上去提高他們，在組織上去擴大他們”。他們認為民主黨派是為爭取民主而成立的，現在有了民主，民主黨派也該結束了。這些認識嚴重妨礙了中共與各民主黨派合作共事，干擾了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的貫徹實施。另外，黨內一些同志還存在敷衍遷就的傾向，也需要克服糾正。

為了統一和提高黨內對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工作的認識，明確建國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的方針政策。中共中央統戰部分別于１９５０年８月和１９５１年１月召開了兩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周恩來都到會作了報告。在此期間，周恩來還參加了各民主黨派的中央全會和全國干部會議，作了一系列重要講話。周恩來的報告和講話就新中國成立后的黨派關系以及民主黨派的性質、地位和作用等問題作了精辟的闡述。講到黨派關系時，周恩來強調，中國共產黨是處于領導地位的，應該主動地同各方面搞好關系，同各民主黨派搞好關系。他說：“黨派有排他性，這在對敵斗爭上是絕對必要的”，“但排他性不能用在合作的方面”。“在統一戰線內部則要把各黨派的進步性集中起來，要發展它的聯合性，使之成為統一的力量，團結起來，共同對敵。如果不加區別地一律排他，就不能取得勝利。處理好黨與非黨的關系就是要使聯合性與排他性結合起來，運用得當。”“另一方面，如果只是為了廣泛聯合，就不講原則。凡是要求我們承認的，我們就承認，那又會渙散了統一戰線。”周恩來科學地闡明了黨派關系的原則，既著重反對了黨內對民主黨派問題上的關門主義、宗派主義傾向，又反對了敷衍主義、遷就主義的傾向。

建國初期，民主黨派中曾產生兩種傾向：一是主張把民主黨派變成純粹進步分子組織；一是主張民主黨派應當排斥進步分子，成為單一的資產階級政黨。針對這兩種錯誤傾向，周恩來深刻分析了民主黨派的性質，指出，中國的民主黨派是從中國上壤中生長出來的，從來就不是單一的資產階級政黨，而是具有階級聯盟的性質，不能用英美政黨的標準來衡量它。如果搞單一的資產階級政黨“勢必走歐美資產階級的道路：壟斷市場，向外侵略，反對共產黨”，這是不被許可的。民主黨派只能是承認《共同綱領》，接受共產黨領導，這是歷史的必然。他還指出：“各民主黨派中都有而且必須有進步分子，這樣才能與我們很好合作。但不能把民主黨派搞成純粹進步分子的組織，若都是進步分子，還有什么意義呢？”周恩來關于民主黨派性質的論述為民主黨派指明了前進的方向。

關于民主黨派的地位和作用。周恩來指出，我國的人民民主專政是統一戰線性質的，而民主黨派是統一戰線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政權中應當有他們的代表。他強調：“民主黨派在人民民主統一戰線中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有些工作，民主黨派去做有時比我們更有效，在國際上也有影響”。因此，民主黨派不但不能取消，而且應當發展。

周恩來十分注意發揮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工作積極性，使他們做到有職、有權、有責。他說：“非黨人士要有職有權”，“非黨人士擔任部長的就要非黨人士作報告”。政務院的“有關文件等也交非黨人士審查，一切指示、法令也要他們修改。這樣不僅不會動搖我們的政策，而且還會完善我們的政策”。周恩來提出，對共產黨員與黨外人士“在政治待遇，物質生活方面應一視同仁。對黨外人士不得歧視”。周恩來還要求各級統戰部門認真檢查一下對民主黨派的工作，看看在政協、各級代表會議和各級政府中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是否已經安排得很好，合作得很好，既幫助了他們，又教育了他們”。

周恩來的上述論述和指示，及時地糾正了黨內外在黨派問題上的種種錯誤認識和傾向，有力地推進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關系的發展。

三、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周恩來深刻闡明“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基本方針，排除干擾，堅持多黨合作制度的貫徹實施

建國后六年中，各民主黨派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順應時代潮流，順利地渡過了土地改革關和社會主義改造關。隨著生產資料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各民主黨派原來所代表的民族資產階級已不復存在，民族資產階級分子被改造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都已成為國家工作人員。各民主黨派的社會基礎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各民主黨派及時適應這個變化，確定了“一切為了社會主義”的政治綱領，確立了“接受、貫徹和執行社會主義”的政治路線。各民主黨派已經變成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政治聯盟，這就為進入社會主義階段后，多黨合作的繼續發展創造了前提和條件。

１９５６年９月，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在中共八大上正式宣布以“長期共存，互相監督”作為共產黨同民主黨派關系的基本方針。但是黨內有些人對這一方針存在著某種懷疑和抵觸情緒。有的認為：“階級正在消亡，民主黨派長期存在沒有階級基礎”；有的說：“監督只能是共產黨監督民主黨派，怎么能讓民主黨派監督共產黨”；也有人提出：互相監督會降低共產黨的威信，主張“無產階級專政只應當有一個政黨存在”，對民主黨派應當實行消極防范和控制代替，以斗爭為主，“少統多戰”。民主黨派中也有人懷疑共產黨提出這一方針只是權宜之計，是一種策略而已，對將來仍然心存疑慮。

周恩來歷來認為無產階級統一戰線固然要講究其策略性，但更要強調其戰略性，他對社會主義時期的黨派合作關系高瞻遠矚，從理論上進一步闡明了“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基本方針。

首先，周恩來論述了民主黨派長期存在的社會歷史原因。他說：“黨派的存在與否，不取決于任何政黨或個人的主觀愿望，而是由客觀的歷史發展所決定的。”他指出，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雖然民族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已歸于消亡，但是，各民主黨派仍然聯系、代表著各方面的群眾。周恩來說：“不僅在現在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就是社會主義建成以后，由于成分來源的不同，人們的思想動態還會有不同的”。“我們是從一個復雜的階級社會來的。認為只要有一個共產黨，問題就可以解決了，這是一個簡單想法”。“所以，從種種方面看來，我們這樣的大國，多一點黨派去聯系各個方面的群眾，對國家對人民的事業有好處”。 周恩來進一步回答了民主黨派究竟存在多長時間的問題。他說：“一個階級、一個政黨都有自己發生、發展和消亡的過程。共產黨到共產主義社會也是要消亡的。”但在現在還有它的歷史任務，民主黨派也是這樣。他指出：“我們黨的壽命有多長，民主黨派的壽命就有多長，一直共存到將來社會的發展不需要政黨的時候為止。”

其次，周恩來論述了互相監督的必要性。他指出，共產黨成為執政黨后，就帶來一個危險，一些人可能會被資產階級的糖衣炮彈所腐蝕，被勝利沖破頭腦，滋長官僚主義，脫離群眾，甚至會出現個人野心家，背叛群眾。“這個問題怎么解決？最好的辦法是有人監督”。因此，“首先應該由共產黨請人家監督”，“當然，共產黨員首先要黨的監督，可是整個黨的工作也還要其他民主黨派監督。同樣，每個黨員也要其他民主黨派監督。因為，多一個監督，做起事來總要小心一點，謹慎一點”。周恩來又指出：“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實際上是擴大民主。我國人口眾多，要把人民的生活搞好，建設社會主義，沒有互相監督，不擴大民主，是不可能做得好的。“因此，互相監督的面還要擴大，不能縮小。”他說，民主黨派對共產黨實行監督，就是承認民主黨派的民主權利，就是共產黨實行民主的具體表現。當然，民主黨派也應該愿意接受共產黨的監督。

最后，周恩來提出：各民主黨派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在憲法范圍內有政治自由和組織獨立性。“這種政治自由，是適應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必然性的自由”，“民主黨派的政治自由，組織獨立，在社會主義的范圍內，按社會發展規律辦事，天地很大，可做的事很多，個人活動范圍也很大”。他要求各級黨和政府尊重民主黨派的組織獨立和政治自由，放手讓他們開展工作；同時民主黨派：“有時由于不認識客觀規律搞錯了，受點批評也不要緊，只要吸取教訓，努力改正，就能不斷進步。”

中國共產黨同民主黨派真誠合作的愿望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黨派關系方針的明確提出，以及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的精辟闡述，使各民主黨派受到極大的鼓舞，激勵和調動了各民主黨派成員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服務的積極性，多黨合作關系在社會主義階段繼續得到鞏固和發展。

然而，１９５７年反右派斗爭的嚴重擴大化及隨之發展起來的“左”傾錯誤，使“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和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的貫徹實施受到了嚴重的干擾。民主黨派被戴上資產階級政黨的帽子，主要作為被改造、被監督的對象而存在，他們在國家社會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大降低，身心受到很大傷害。

在“左”傾錯誤不斷發展的情況下，周恩來盡力減少“左”的干擾，仍然堅持“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堅持貫徹實施多黨合作制度。１９５９年４月，周恩來在全國人大二屆一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肯定民主黨派有不同程度的進步，強調繼續鞏固和發展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在承認共產黨領導的前提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１９６０年夏，周恩來在民主黨派中央會議上重申“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是從中國的實際情況提出來的，不是偶然的，肯定民主黨派的重要作用。１９６１年夏，周恩來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召開的全國文藝座談會上，在講到“階級斗爭與統一戰線”問題時指出：“黨與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的團結合作，就是統一戰線，不僅民主革命時期如此，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也如此”。“統一戰線應更擴大、更深入”，“這一點要肯定下來”。此后，在全國人大和政協會議上，周恩來多次反復重申這些思想。

１９６２年４月，第十二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召開，周恩來、鄧小平到會作了重要指示：民主黨派是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政治力量，一般不再叫民主黨派是資產階級政黨。要認真改善黨與民主黨派合作共事關系，經常向他們交待政策、交換意見，很好地使用他們，讓他們有職有權。隨后根據周恩來提出的“調整關系、發展民主、加強團結、加強教育、充分調動積極因素”的統戰政策，黨采取一系列措施，與民主黨派的關系有所改善。

正是由于周恩來等人的努力，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的十年當中，“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雖然受到左的干擾，但在總體上仍然得到貫徹實施，統一戰線在曲折中發展。此間，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在國家政權和各級政協中始終占有相當的比例，其參與國家大政方針的民主協商，有效地行使參政議政的職權就是一個集中的體現。

四、“文革”期間，周恩來力挽狂瀾，保護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盡力捍衛多黨合作制度

“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遭到極大破壞。各民主黨派中央機關和地方組織被查封，一切活動被迫停止，大批民主黨派負責人，無黨派民主人士遭到迫害。民主黨派參政監督、民主協商的權力被取消。

１９６６年８月，周恩來獲悉民主黨派機關被沖擊查封后，非常痛心，指示中央統戰部有關負責同志“對統戰政策不要動搖，不要撒手不管。統戰工作必須堅持下去”。隨后，他以毛澤東的一份批示為契機，親自擬定了保護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范圍、原則和具體辦法，使一大批民主黨派領導人得到了保護。周恩來總是利用一切適當的機會與場合，充分肯定、熱情贊揚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在中國革命和建設中所作出的歷史功績，要求紅衛兵、造反派懂得歷史，正確對待他們，不要任意批斗、傷害他們。１９６９年５月，周恩來專門致函人大政協的軍代表指出：“機關革命造反派的任務是清理機關干部隊伍，而不是去斗民主黨派的領導人，即他們的中央委員，省市黨部委員。”１９７０年２月，周恩來再次指示：對民主人士不能隨便揪斗。周恩來在“文革”期間保護宋慶齡、郭沫若、章士釗、程潛、何香凝、傅作義、張治中、屈武、鄧寶珊等著名民主黨派領袖、民主人士的事跡盡人皆知，不再贅述。

林彪集團覆滅后，在周恩來的親自過問下，各民主黨派中央機關開始聯合辦公。周恩來在日理萬機的情況下，用兩天半時間，親自向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傳達講解林彪集團問題，并特地邀請李富春等人幫助組織座談討論。這是“文革”以來中共中央領導人第一次向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傳達黨和國家的重大政治事件。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在籌備四屆全國人大的時候，中共中央統戰部普遍了解了被“審查”的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結論情況，使最后確定的四屆全國人大代表名單中包含了相當數量的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成員，其中２８８５名代表中，黨外人士為６６８人，占２３２％，有相當一批民主黨派成員參與了對國家大事的管理。１９７５年１月，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了堅持統一戰線和多黨合作的重要性，重新明確肯定了各民主黨派在我國社會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周恩來在病重住院期間仍然心系多黨合作，多次叮囑有關人員遇事要同民主黨派協商，對民主人士要多加愛護照顧，直到病危時刻還在詢問朱學范的下落。周恩來對于患病的民主人士總是積極組織力量治療和搶救，去世后則妥善安排后事，對家屬關懷備至。周恩來對在“文革”期間逝世的民主人士，盡可能舉行追悼會并發表消息，表達共產黨對長期合作共事的老朋友的悼念。民革中央主席何香凝逝世后，為尊重她的遺愿，周恩來讓鄧穎超、廖承志等護送靈柩到南京與廖仲愷合葬。

周恩來是中國共產黨建黨以來長期從事統一戰線工作的最杰出代表。他作為主管統戰工作的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運用馬列主義統戰理論最嫻熟，統戰實踐與經驗最為豐富，統戰風格與藝術最具魅力。周恩來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的主要倡導者和奠基者，又是多黨合作的卓越領導者和光輝典范。幾十年中，他為建立、鞏固和發展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作出了巨大的歷史性貢獻，即使在“文革”這樣極端困難的情況下，他仍然為維護、捍衛多黨合作制度進行了不懈的斗爭。他的遠大眼光和博大胸襟，平等待人的民主精神，見義勇為的革命風格，嚴于律己的崇高品德，在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中贏得了崇高的聲望。他的光輝形象，有著巨大的思想上、政治上和道義上的精神力量，使黨外人士理解和體諒，即使像“文革”那樣嚴重的失誤也是如此，增強了他們對共產黨的同情和信任，為新時期發展多黨合作關系準備了深厚的思想政治基礎。周恩來對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始終如一的團結、幫助和關懷，更是永遠銘刻在人們的心底。

九三學社中央主席許德珩曾寫下了“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生為人民，死為人民。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千秋萬世，永志斯人”的感人詩句，表達了民主黨派和億萬人民群眾對周恩來的無限崇敬、無限緬懷的心清。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以鄧小平、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繼承與發展了周恩來關于多黨合作的思想理論，開創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的嶄新局面。周恩來多黨合作的理論與實踐正成為新時期堅持與完善多黨合作制度的寶貴思想財富和強大的驅動力量。周恩來多黨合作的光輝典范永載史冊。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199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