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作自我批評的周恩來

夢菲

“對不起，叫你受委屈了！我是來向你做檢討的”

1949年3月25日晨，黨中央遷入北平，下午將在西苑機場檢閱部隊，接見工農商學兵各界代表和民主人士。時近中午，周恩來找察哈爾省社會部部長、進城時分管安全保衛工作的揚帆，想了解西苑機場警衛布置情況，可一連問了數人，都說沒見到他。

午飯后，周恩來看到了揚帆，批評他說：“你跑到哪里去了？眼下工作這么忙，找都找不到你！”其實揚帆一到頤和園就扎進了廚房。因為他并未忘記，去年毛澤東到阜平城南莊，敵特就企圖往毛澤東食物里投毒，結果未能得逞。特務又給敵機指示目標，而使毛澤東住處挨了炸彈。這次毛澤東率領黨中央進北平，當時北平剛解放，敵特還沒有很好地得到清肅，揚帆怕出現“意外”和“萬一”，為此，他對廚房里用的水、米、菜都一一作了檢查，從做飯到開飯，盯得很緊，一時半刻也沒有離開廚房。揚帆受到了批評，又不便向周恩來解釋，只好默認了。

下午，中央首長前往香山住地。揚帆乘一輛吉普車負責在前面開路，后面緊跟著的是毛澤東的小車、劉少奇的小車……共11輛。揚帆擔心道路上有敵特埋設的地雷，就讓司機把車開得快一些，以便同后面的車隊拉開距離。沒想到，中央首長的司機都未領會其意，也都加速在后面緊跟著疾駛在蜿蜒山路上。這一列車隊到達香山腳下停下后，周恩來叫住了揚帆，批評說：“你在前面是怎么帶的車？道路這么窄，又高低不平，車速又那么快，司機都不熟悉路況，如果翻一輛怎么辦？你呀，怎么不用腦子想一想！”揚帆還是默不作聲，不作任何申辯。

周恩來后來了解了這些情況，他說：“看來，不是揚帆同志犯了工作不負責的錯誤，而是我犯了‘官僚主義’的毛病。我找個時間，向他道歉，做個檢討。”秘書在一邊聽后連忙說：“周副主席你工作那么忙，這件小事，將來見面的時候我與他說一聲就行了。”周恩來卻認真地說：“那怎么行？我當面錯誤地批評了人家，就應該當面去向人家作自我批評。”

于是，在一個夜晚，周恩來找到了揚帆，開口就說：“揚帆同志，對不起，叫你受委屈了！我是來向你做檢討的。”接著又說：“那天我對你的兩次批評，是我犯了主觀主義的錯誤，錯怪了你，給你思想上造成了負擔，請你對我批評幫助。”揚帆聽了周恩來的這一番話，不知所措，心里十分不安，惶恐地說：“不！是我做得不好造成的，周副主席您怎能向我做檢討呢？”周恩來說：“在我們黨內，上級可以批評下級，下級也可以批評上級，政治上一律平等，沒有高低貴賤之分。”他還說：“批評與自我批評，就像一個人身上沾了塵土，別人發現后，給你指了出來，你自己用手把它拍打掉了，這有多好哇！”

最后，周恩來說：“一個政黨是在不斷改正錯誤中前進的，一個共產黨員是在經常改正缺點毛病中進步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是強黨‘健體’的法寶，任何時候都不能丟掉它！”

“請原諒我發這么大的火，周恩來也是個人嘛”

1953年，有一次周恩來在中南海懷仁堂做報告。當中他嚴厲地批評了電影部門的領導人。

原來，不久前，我國電影代表團攜此片去東歐某國參加國際電影節。該片在競選放映時引起意外的強烈反響、產生轟動效應，認為它形象地涵蓋了一個偉大的時代。由多國組成的評委、各國電影藝術的權威們幾乎一致推選《翠崗紅旗》榮獲大獎。如此令人羨慕的殊榮本來是各國電影界求之不得的好事，可令人驚訝不解的是，我國代表團的領導同志堅持不接受這個獎項，并再三自甘居后地細述它不配獲大獎的理由。各國評委對中方如此謙讓的態度和思維無法理解直至目瞪口呆，慨嘆實在不可理喻，令人費解。周恩來嚴厲批評說這是一種民族自卑感在作怪！他高聲說：“這簡直不像解放了的新中國人民的代表！”

周恩來發火后，強力自控了一下，停頓片刻后又誠懇地道歉說：“請原諒我發這么大的火，周恩來也是個人嘛，我也是有人的感情，有七情六欲嘛！”接下來，他詳細說明了這部電影的真實性是無可辯駁的，成就也是巨大的。

“你們千萬不要重復我的這個錯誤”

周恩來在中南海西花廳的住房和辦公室都是舊式建筑，房子年久失修，油漆脫落了，窗戶裂著大縫子，還是用紙糊著，光線又不足，夏天潮濕，冬天很冷，很有必要翻修一下。為此，周總理身邊的工作人員，多次去請示周恩來提出修繕的問題，都碰了釘子。他說：“當年的袁世凱、段祺瑞都能在這里辦公，而我們共產黨人住進了中南海反而就要翻修，這不是自毀名聲嗎？”對于此事，周恩來逢會必講：“貪大、求洋、講排場，這不是共產黨人的作風，堅持艱苦樸素才是共產黨人的本色。”

1959年初，周總理出差在外兩個月，正好那段時間鄧穎超也沒在北京，周總理的秘書何謙就趁此機會向辦公室主任童小鵬報告，希望對西花廳做一些維修。于是，周恩來辦公室和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的同志共同商量后，趁著這個空當把周恩來的住房略作修理，粉刷了一下墻，鋪了地板，更換了窗簾。

周恩來回京后，對此事非常生氣，當即批評了管理人員，還責令辦公室主任做了檢討。雖然他也知道工作人員是為他的健康著想，但他同樣念念不忘“赴京趕考”的約定。于是，他毫不客氣地要求管理人員馬上把所鋪的地板和新裝的窗簾統統換回原來的樣子，然后自己付了維修費。

事后，周恩來還主動在國務院召開的會議上幾次三番地做了檢討，向到會的副總理和部長們說：“你們千萬不要重復我的這個錯誤。”他說：“我身為總理，帶一個好頭，影響一大片；帶一個壞頭，也影響一大片。所以，我必須嚴格要求自己。”

對參與領導的南昌起義一事多次深刻反思、自我批評

對南昌起義，作為該起義主要領導者之一的周恩來一直在深刻反思，多次作了自我批評，總結經驗教訓。

1961年9月18日，廬山會議結束后，周恩來參觀八一起義紀念館。他不談自己卻深情地回憶戰友，并要求宣傳朱德、賀龍、劉伯承在起義中所起的作用。在參觀到第四陳列室時，他第一次談到自己：“當時也是沒經驗，只曉得生搬硬套蘇聯的經驗，國際指示要建立根據地，而我們只想建立城市根據地，搞大城市起義”。又說：“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當時只有毛主席提出來。其他的人對這一路線不明確，甚至有的懷疑，有的反對。關鍵問題在井岡山，沒有井岡山的斗爭就沒有今天。宣傳南昌起義一定要講到井岡山。”“我給你們提個要求，講解內容一定要講到朱毛井岡山會師。起義是大家的一個共同想法，而建立一支什么樣的軍隊，并不明確，是毛主席把這個問題解決了。”

不僅如此，周恩來還不止一次地在高規格會議上坦誠、嚴肅、認真地向高級干部檢討過南昌起義失敗的原因。延安整風時期的1944年3月，他在延安中央黨校做報告《關于黨的“六大”的研究》，深刻反思了南昌起義失敗的原因：“我覺得它的主要錯誤是沒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針，起義后不應把軍隊拉走，即使要走，也不應走得太遠。”1960年7月于北戴河召開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周恩來在受中共中央常委會委托所作《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報告中又提及南昌起義，認真總結歷史經驗并作自我批評：“我自己當時是城市觀點，沒有從上海起義和南昌起義中取得經驗，上山搞農村斗爭。”

1972年6月，周恩來連用三個晚上在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上作《對我們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六次路線斗爭的個人認識》報告。6月10日談及南昌起義時說：“南昌起義失敗的教訓就是沒有就地鬧革命……它用國民革命左派政府的名義，南下廣東，想依賴外援，攻打大城市，而沒有到農村去發動和武裝農民，實行土地革命，建立農村根據地，這是基本政策的錯誤。”

主動承擔大辦鋼鐵、“大躍進”錯誤責任并率先做檢討

中共中央于1962年初召開了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1月20日，周恩來在對劉少奇的書面報告作修改時，建議把以下內容寫進報告里：“應該說中國農業生產在目前條件下每年遞增萬分之五就是大躍進了，1959年8月26日周恩來同志在人大常委會議上所說的農業每年要增加百分之十至二十才算大躍進是不可能的、錯誤的。”

同時，周恩來還向大會檢討了自己本身的錯誤。他不是泛泛地說我有責任等語，而是實實在在地舉了兩個典型例子。他說，自己犯的一個嚴重錯誤是：1959年8月26日在人大常委會上，提出了超過實際可能的關于躍進、大躍進、特大躍進的標準，現在懂得農業“每年按照10％、15％、20％這樣的高速度遞增是不可能的”。另一個錯誤是：1958年6月2日，他主持起草了一個關于將輕工業下放98��5％、重工業下放96％的文件。這是權力下放過多過散、形成分散主義的根源之一。他表示，這些問題還要在3月的人大、政協會議上做適當的解釋，這是他的賬，要交代。坐在一旁的毛澤東心里明白，周恩來檢討的兩個錯誤，并不是他的發明，大家都有份，所以插話說：“交代一回也就好了。”

在國家處于那樣一個困難時期，為了安定團結，周恩來經常主動承擔大辦鋼鐵、“大躍進”錯誤的責任，率先做檢討。他常說，國務院領導負有主要責任。對此，有的同志說：“總理，你不能把什么事都擔在你的身上呀。”他卻一臉平靜地認真說道：“我是總理，中央、國務院決定的事，我都有責任。”

“我今天代表我們的人民向你們道歉”

德懷特·查平作為安排尼克松訪華行程的特派先遣人員，像許多美國外交官一樣，也被周恩來的風度深深折服，這方面，周恩來向美國代表團道歉的事令其印象深刻。

在尼克松一行參觀明十三陵時，美國全國廣播公司的一位記者注意到，在零攝氏度左右的嚴寒下，好多身著彩衣的小朋友三三兩兩或打羽毛球、或跳繩、或聽收音機……精明的美國記者一眼就看出這些孩子是中方有意安排的，于是就此做了報道，說是中國人“演了一場戲來給我們看”。翌日，周恩來從《參考消息》上轉載的外電消息得知此事，立即批評了有關部門。

周總理在同尼克松會談時還專門說到了這件事：“我今天代表我們的人民向你們道歉，弄虛作假，實在豈有此理。我已經對他們作了嚴厲的批評，不許他們這么干。因為這樣做是不對的，不講究實際嘛！”當時尼克松聽了十分感動，說不管下面人怎么做，但中國的總理還是講究實際的。

“我作為國務院總理，對此負有直接責任。今天我要當眾作自我批評”

　在一次國務院召開的全體會議上，民政部匯報全國各地的災情。周恩來以往聽匯報，喜歡詢問、糾正、指導。這次他幾乎沒有插話，微微低著頭，靜靜地聽，間或胸脯起伏幾下，又竭力控制住。他的神情肅穆沉重，眉頭蹙緊，仿佛籠罩在蝕骨的哀傷之中；嘴角抿緊，向里抽回。他的一切形神都在表明他正進行嚴厲地自責和反省。民政部從四川講到云南，講到一些山區窮極了苦極了，一家人只有一條褲子，誰出門誰穿……聽到這里，周恩來睫毛抖得厲害，兩道淚水從眼角順著蒼白的臉頰簌簌地淌下來。他稍稍抬起頭，淚眼模糊地凝望著會場，喉結使勁抽動一下，沙啞地說了一聲：“看，我這個總理沒當好呵……”他哽住了。他的淚水不停地涌出，滴落在了胸襟上。

1973年6月，越南勞動黨第一書記黎筍率黨政代表團訪華。周恩來除主持會談外還帶病親自陪同客人到延安參觀訪問。他陪同客人參觀延安革命紀念館，當看到1949年10月26日毛澤東給延安人民的復信時停下腳步，指著其中幾句話說：“早在20多年前，毛主席就囑咐延安人民要‘繼續團結一致，迅速恢復戰爭的創傷，發展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但這一條我們做得很不夠，很不夠。”在同延安地區黨政負責人談話時，他得知群眾的生活仍十分困苦，再次難過得流下眼淚。

當晚，周恩來主持召開陜西省省地黨政負責人會議，揪心地自我批評道：“我是總理，全國當家的，這個家沒管好，有責任呀。我對不起延安人民。”這天晚飯，延安市革委會宴請越南客人。宴會進行到將近一半時，周恩來站起來，當著越南客人的面嚴肅、坦誠地說：“解放都這么多年了，延安的經濟還沒有發展起來，人民的生活還這么艱難，我作為國務院總理，對此負有直接責任。今天我要當眾作自我批評。”

回京后，周恩來又找來一些老干部，發起成立首都支援延安辦公室，動員各方面力量，幫助延安發展經濟和文化，使延安加快了發展的步伐。

（摘自《黨史文匯》2014年第2期，原文約95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