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情感生活的時代印記

李菁

“在他們身邊這么多年，只見過他們吵過一次架。”1973年冬天的一個晚上，趙煒剛要進客廳，跟總理走了一個碰面，感覺總理好像氣呼呼的。見到趙煒，周恩來只說了一句：“趙煒，你好好陪陪大姐！”說完進辦公室拿起文件就出去開會。趙煒走進客廳，看到大姐站在飯桌旁，扶著凳子，也氣呼呼的，她想可能是吵架了，也不好問什么。在趙煒的輕聲勸解下，鄧穎超才慢慢緩和下來。第二天再看他倆，趙煒沒有發現一絲異常。

周恩來與鄧穎超的愛情故事因誕生于特定的歷史時期而烙上鮮明的革命色彩，放在今天來看，這份革命時期的愛情反而更具一份別致的韻味。

“‘那個戴鴨舌帽、穿西服、白皮鞋的就是周恩來’，有一次開學生大會，一個同學指著臺上的周恩來告訴大姐。大姐說，喲，她當時就覺得周恩來長得很漂亮。”周恩來去世后，鄧穎超經常在與趙煒的閑聊中，講起她與周恩來當年的那些片斷。

周恩來與鄧穎超相識于五四運動。當時，從日本留學歸國的周恩來，在天津學生界已很有名氣；而在北洋直隸第一女子師范學校讀書的鄧穎超，是“女界愛國同志會”的講演隊長，鄧穎超后來在文章中形容“彼此都有印象，是很淡淡的”。有趣的是，周恩來喜歡演話劇，而男生的學校沒有女生，所以他就扮演女生；而鄧穎超所在的學校沒有男生，她穿長袍馬褂、戴一個禮帽，扮演男新聞記者，周恩來還指導她們演話劇。不過鄧穎超一直相信那時的周恩來把她看成小妹妹——那一年，她只有15歲。

“我們不是一見傾心，更不是戀愛至上。”1988年，鄧穎超在一篇回憶周恩來的文章里這樣說。那時的鄧穎超也絲毫沒有將臺上的那個美男子與自己未來的革命伴侶畫上等號，“那個時候，我聽說你主張獨身主義，我還有個天真的想法，覺得我們這批朋友能幫助你實現你的愿望”。另一方面，受新思潮影響的鄧穎超“對婚姻抱著一種悲觀厭惡的想法”：在上學的時候，每遇到結婚的花轎，她就想這個婦女結了婚，一生就完了。

一年后，周恩來作為197名赴法勤工儉學的留學生中的一員前往巴黎，鄧穎超則到北京師大附小當了教員。兩人鴻雁往來，但仍沒有往那一方面想。“大姐說，‘我知道他那時有一個女朋友，人長得比我漂亮。所以后來恩來跟我提出時，我根本就沒往那方面想’。”1923年，鄧穎超突然收到周恩來從法國寄來的一張明信片，在這張印有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畫像的明信片上，周恩來寫道：“希望我們兩個人將來，也像他們兩個人一樣，一同上斷頭臺。”

1956年的一天，周恩來的侄女來訪，大家坐在客廳里聊天。侄女好奇地問起兩人當年的往事，周恩來坦誠相告：當年在法國的那個美麗的朋友，“對革命也很同情”，“但是，我覺得作為革命的終身伴侶她不合適”，在周恩來眼里“堅持革命”的小超便成了終身伴侶的最佳人選。1925年，他們在廣東結婚。

鄧穎超后來告訴趙煒，結婚時，周恩來正好在黃埔軍校擔任政治部主任，得知此事后，大家紛紛嚷著要他們請客，她和周恩來就請了兩桌，張治中、何應欽、鄧演達、陳賡、李富春與蔡暢等都來賀喜。張治中要鄧穎超介紹戀愛經過，“因為我個子矮，他們還讓我站在板凳上，當時恩來特別擔心，怕我應付不了。其實，我什么也不怕，站在板凳上把我和恩來相識、相愛的經過從頭到尾講了一遍，還把恩來寫在明信片上的一首詩背了出來。”當時張治中連聲夸獎：“周夫人，名不虛傳！和周主任一樣都是極其出色的演說家。”而鄧穎超毫不客氣地說：“什么周夫人，我有名字，鄧穎超！”

在世俗的眼光里，鄧穎超的外貌似乎與有四大美男子之一之稱的周恩來有些差距，鄧大姐經常說：‘我們也沒有計較誰的長相，恩來長得比我漂亮，我長得并不漂亮。’”趙煒回憶，鄧穎超后來也告訴她，周恩來追求她的舉動“連我自己都有些納悶”，他們結婚后一直沒時間談到過當年相識的事情，直到新中國成立后十幾年了，有一次閑聊，周恩來突然說：“還記得當年在天津開大會嗎？你第一個登臺發言，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兩只炯炯有神的大眼睛。”跟趙煒說到這兒，鄧穎超開心地跟自己開了一個玩笑，“現在我老了'，和年輕時不一樣，眼睛也變小了”。

鄧穎超后來說，她“理解恩來”，“他所需要的是能一輩子從事革命工作，能經受得住革命的艱難險阻和驚濤駭浪的伴侶”。從這一點上講，為革命而挑選伴侶的周恩來被證明是有眼光的。鄧穎超在懷念周恩來的文章中說，即便兩人在通信中明確了戀愛關系后，“我們定約后的通信，還是以革命的活動、彼此的學習、革命的道理、今后的事業為主要內容，找不出我愛你、你愛我的字眼”。

(摘自《三聯生活周刊》第368期)

（來源：《百年潮》201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