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領導經濟工作的思想方法

楊明偉

[摘要]周恩來的領導方法和思想方法有其特有內涵和鮮明特性，這清晰地反映在新中國成立后幾個歷史時期周恩來領導經濟工作的具體實踐中。20世紀50年代，他在具體領導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社會主義改造和開展大規模經濟建設的實踐中，強調建設社會主義要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采取辯證思維，力求兩條腿走路；凝聚各方面力量，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考慮決策的民主性，多方面聽取意見。20世紀60年代前期，他在領導國民經濟調整工作中，抓住關鍵環節提醒人們轉變思想方法，強調回歸求真務實，注重辯證思考，堅持以整體和全局觀點、長遠和發展觀點分析和解決問題。“文化大革命”時期，周恩來有著思想方法上的堅守，比如基于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辯證統一關系，提出政治運動不能妨礙經濟工作；基于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的觀點，提出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基于社會發展的戰略思考，提出要堅持不懈抓經濟工作，并重申四個現代化的目標。周恩來領導經濟工作的思想方法，從總體上來看，就是唯物辯證的方法，是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與方法論的高度統一體。

[關鍵詞]周恩來；經濟工作；思想方法；唯物辯證法

[中圖分類號]D232[文獻標識碼]A

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一直擔任政府總理，直到1976年去世。在長期的總理生涯中，周恩來的領導方式和思想風格，既有著與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的共性，也有著自己鮮明的特性。作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周恩來的思想方法首先來源于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恩格斯曾說過：“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2—743頁。）毛澤東也曾指出：“辯證法唯物論是無產階級的宇宙觀，同時又是無產階級認識周圍世界的方法和革命行動的方法；它是宇宙觀和方法論的一致體。”（《毛澤東著作專題摘編》上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29頁。）周恩來的思想方法，就是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與方法論即辯證唯物主義與唯物辯證法的“一致體”。應該說，他的思想方法既包含這種“一致體”的共同特點，也具有自己獨特的個人魅力。為論述的方便，筆者從新中國成立后幾個歷史時期周恩來領導經濟工作的一些突出例證中，來分析周恩來思想方法的一些特有內涵，并進而探討周恩來領導風格中的一些個性特征。

一、20世紀50年代在探索新中國建設過程中周恩來運用思想方法的幾大視角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由革命黨轉變為在全國執政的執政黨，主要任務由破壞一個舊世界轉向建設一個新社會。面對新的歷史環境和建設任務，周恩來運用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觀察、思考、研究和解決新中國建設面臨的一系列新問題，在具體領導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社會主義改造和開展大規模經濟建設的實踐中，形成了一些緊扣時代發展邏輯、頗具特色的思想方法。從如下幾個視角，大致可一窺其這一時期思想方法的側重點。

視角一：建設社會主義必須考慮現實可能性，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

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是周恩來思想方法的基本前提。新中國成立后，隨著國民經濟的迅速恢復，各個社會領域民主改革運動和掃除舊社會痼疾的斗爭勝利進行，以及社會主義改造的順利完成，人們深受鼓舞和振奮，建設社會主義的信念和熱情空前高漲。這本是好事，但也出現了一些脫離實際、急于求成的現象，有人提出“提早完成工業化”、“盡快建成社會主義”等觀點。為此，周恩來提醒人們：“我們要使條件成熟，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絕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業化的口號。冷靜地算一算，確實不能提。工業建設可以加快，但不能說工業化提早完成。晚一點宣布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有什么不好，這還能鞭策我們更好地努力。”在制訂計劃時，他提出，“請大家注意實事求是”，保持清醒的頭腦，并告誡說：“各部門訂計劃，……都要實事求是。當然反對右傾保守是主要的，對群眾的積極性不能潑冷水，但領導者的頭腦發熱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會清醒些。”（《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0—191頁。）

1956年初，黨內和社會上關于經濟建設的急于求成之心越來越嚴重，周恩來對一些部門領導提出了嚴肅批評：“不要光看到熱火朝天的一面。熱火朝天很好，但應小心謹慎。要多和快，還要好和省，要有利于提高勞動效率。現在有點急躁的苗頭，這需要注意。社會主義積極性不可損害，但超過現實可能和沒有根據的事，不要亂提，不要亂加快，否則就很危險。”（《周恩來選集》下卷，第190頁。）他多次強調：在社會主義建設高潮之下，做經濟工作要“既反對保守，也反對冒進”。“反保守的好處已經說過了，但也帶來了一些不實際的主觀主義的要求，帶來了急躁冒進。”所以，“生產的發展和其他一切事業的發展都必須放在穩妥可靠的基礎上。在反對保守主義的時候，必須同時反對急躁冒進的傾向”，“急躁冒進的結果并不能幫助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而只能招致損失”。（《周恩來經濟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262、263—264頁。）

周恩來還提醒人們，要對建設社會主義的長期性有充分認識。他說：“不經過新民主主義就不能達到社會主義，著急是不行的。”（《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8頁。）許多方面的建設，要“一步一步去走”、穩固推進。“我們決不能隨隨便便地在破爛攤子上建設高樓大廈，那是不穩固的，必須先打好基礎才行。”（《周恩來選集》下卷，第23—24頁。）

在此基礎上，周恩來有針對性地批評了在一些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義與主觀主義的思想方法，要求各級領導干部采取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他說：“今天干部的主觀主義也很誤事，性質是一樣的，思想方法差不多。主觀主義需要官僚主義的庇護，如沒有官僚主義，主觀主義不能這么厲害。”（《周恩來選集》下卷，第198頁。）即使在后來的“大躍進”運動中，周恩來依然在思想方法上保持著求真求實、實事求是的唯物主義特質。

視角二：搞建設要采取辯證思維，把兩點論與重點論統一起來，既考慮緊迫性又考慮長期性，力求兩條腿走路。

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不斷提醒黨內同志，搞社會主義建設要注意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要講辯證法。他明確提出：“要從思想方法學會兩條腿走路。”什么是“兩條腿走路”？他解釋說：“兩條腿走路，就是對立的統一。這個問題毛主席在《矛盾論》中早已解決了。對立統一本身就是兩條腿，既要有結合，又要有主導（也就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這是我們的哲學思想，也是我們主要的工作方法。”他認為，如果“總是強調某一方面，變成一條腿，一條腿走路，難免就要跌跤”。（《周恩來文化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182頁。）

講兩點論，體現在經濟工作中首先就要講綜合平衡，所以周恩來提出，新中國經濟建設必須搞綜合平衡。他說：“從現在起就要搞綜合平衡。國家計委要搞綜合平衡，各個部門、各個地方都要搞綜合平衡。”（《周恩來經濟文選》，第460頁。）同時，他還提醒大家，在綜合平衡的基礎上，兩點論與重點論是統一的。他說：“兩條腿走路，既要有機地結合，又要有主導。”（《周恩來文化文選》，第183頁。）周恩來所說的抓住重點，就是要抓住需要解決的突出問題和重點環節，抓住經濟工作的那些當務之急。“在建設中，任何部門的計劃都要有中心、有重點。”怎么確定中心和重點呢？他特別強調：“我們要站在維護國家根本利益的立場上，樹立整體、重點、先后和全面的觀念。”（《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272頁。）而對經濟工作中那些當務之急的重大工程，他經常提醒人們“不宜延擱”、“時機不容再誤”。在總結一五計劃建設時期的經驗教訓時，他專門提醒人們要正確“處理重點建設和全面安排這個關系”。他說：“應該使重點建設和全面安排相結合，以便國民經濟各部門能夠按比例地發展”，“我們強調重點建設，并不是說可以孤立地發展重點，而不要全面安排；我們要求全面安排，也不是說可以齊頭并進，而不要保證重點建設。我們在制定計劃和安排工作的時候，必須把重點和全面很好地結合起來”。（《周恩來選集》下卷，第220—221頁。）

在經濟建設工作中講辯證思維，除了把兩點論與重點論統一起來，還要把眼前與長遠、局部與全局有機結合起來。周恩來指出：“一切只顧個人不顧社會、只顧局部不顧全體、只顧眼前不顧將來、只顧權利不顧義務、只顧消費不顧生產的觀點和行為，都是必須反對的。因為這些都損害我們國家的生產發展，因而也就是損害我們將來的幸福。”（《周恩來選集》下卷，第145頁。）他認為，思想方法的全面性和整體觀是帶有方向性的問題，如果沒有整體觀念、全局觀念，就會迷失方向。他要求各部門都要了解全局、知道整體，不能只從部門和局部思考問題，“每個單位必須有整體觀念”，否則，工作就會陷入孤立，迷失方向，“成為盲目的工作。盲目不是科學的態度，不能建設新國家”。（《周恩來選集》下卷，第7、1—2頁。）

視角三：搞社會主義必須考慮到參與者的廣泛性，凝聚各方面力量，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

考慮到新中國建設者“人心不同，各如其面”的實際情況，注意廣泛團結各方面的人投入到社會主義建設中來，這是周恩來的一個重要工作思路。他提出：“凡是承認《共同綱領》的都要團結”，“凡是為新中國努力服務的科學家都是朋友，都應該團結。為了實現和鞏固這個團結，我們必須破除門戶之見”。（《周恩來選集》下卷，第27—28頁。）1950年8月24日，他專門以“建設與團結”為題作了一次報告，強調注重廣泛性的思想方法：“團結是在矛盾中形成和發展的。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人們的智慧、才能、性格各有不同，相互之間有時是有矛盾的。團結就是在共同點上把矛盾的各方統一起來。善于團結的人，就是善于在共同點上統一矛盾的人。”他還說：新中國建設所要求的團結，并不會妨礙個體的進步，“統一矛盾并不妨礙個性的發展”；“我們要發揮集體主義的精神，打破個人主義的小圈子，群策群力，與群眾結合，為新中國的建設而努力”。（《周恩來選集》下卷，第29—30頁。）

視角四：社會主義建設必須考慮決策的民主性，要多方面聽取意見，并充分交換意見。

新中國的建設者們來自“五湖四海”，周恩來特別強調做決策前要講民主，善于聽取各方面意見。他主張，一方面要多與黨外人士接觸，認真聽取他們的意見。他多次講過“兼聽則明”的道理：“我們總是跟自己的同志在一起，所說的話都是相同的，有點閉塞。而跟黨外人士接觸，則可以聽到各方面的意見。”“我們管理著這樣大的一個國家，就要注意聽取各種意見。對我們共產黨員來說，就是要分辨出哪些意見是對的，哪些意見是不對的。這對于我們也是一個鍛煉、教育和學習。”（《周恩來選集》下卷，第103頁。）另一方面，也要多多聽取黨內同志的意見，并充分交換看法。僅舉一例。1956年6月9日，周恩來曾專門致信有關部門領導人，指出當年6月6日召開的國務院體制會議“分組討論，只是地方同志發言，塊塊匯總；中央各部門派去參加會議的同志，很少發言，展開爭辯。這樣，不同意見不能真正地交鋒和通過分組會議集中起來，必然增加了最后制定方案的困難”。他提出，要“補救這一缺陷”，由國務院再發一個通知，要求各部門“一定要派有關的司、局長以上的負責同志出席會議，參加討論，并且講出本部門和自己的看法，與各省（市）同志詳盡地交換意見”。（《周恩來書信選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第526頁。）

從上述例證我們不難看出，在領導新中國經濟建設工作和探索經濟建設規律過程中，周恩來特別注意從求實性、辯證性、廣泛性和民主性等思想方法的視角來考慮和解決問題。

二、20世紀60年代前期在領導國民經濟調整工作中周恩來運用思想方法的著眼點

20世紀50年代中后期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加之不期而遇的自然災害，使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遭受了挫折，國民經濟面臨嚴重困難局面。實踐中的問題反映在世界觀和方法論上，就是脫離實際的主觀主義的泛濫。進入20世紀60年代后，人們開始沉下心來全面總結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教訓，深入思考社會主義建設的客觀規律。中央領導層也承認，對社會主義建設的一些固有規律還不十分了解，在許多領域還是門外漢，未知的領域還很多。

為扭轉這一嚴重困難局面，促使國民經濟良性發展，根據周恩來和國家計委的意見，1961年1月，中共八屆九中全會通過了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這一方針的出臺，是對“大躍進”運動的教訓進行深刻總結的結果，也標志著思想方法的重大調整，即從不顧客觀條件的盲目冒進，轉到從實際出發、審慎求實上來。由周恩來主持的國民經濟調整工作也由此開始了。

發生“大躍進”運動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人們對馬克思主義思想方法的偏離，導致主觀與客觀嚴重脫節，因而，轉變和改進思想方法，重新回到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的思想方法上來，成為極為緊迫的問題。為此，周恩來在這一時期特別著眼于糾正錯誤的思想方法，強調掌握和運用科學的思想方法的重要性。

著眼點之一：面對嚴重的經濟困難，抓住關鍵環節提醒人們轉變思想方法。

從根本上轉變思想方法，是搞好調整工作的前提。為此，中央提倡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一切從實際出發。周恩來在1961年3月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著重談了調查研究、實事求是等問題。他坦率地承認，“大躍進”運動以來，全黨調查研究較少，實事求是也差，因而思想方法也就出現了偏離。

在國民經濟調整的每一個階段和環節上，周恩來都特別提醒人們注意思想方法。調整的初期，除重提調查研究的思想方法外，周恩來還專門提出了六個亟待解決的“思想方法”問題：不斷革命論要與革命發展階段論相結合，不能超越革命發展階段；主觀能動性要與客觀可能性相統一，對客觀可能性估計不足，必定要破壞生產力；革命熱情要與科學精神相結合，既要有創造性、預見性，還要有科學性，不能以感想代替政策；正視困難與克服困難相一致，承認矛盾，就要允許講困難，只有發現矛盾，解決矛盾，矛盾才能統一；理論與思想（方法）不應脫節，在具體執行中，不能把理論問題歪曲了；必須認識經濟發展的規律性，違背客觀規律，必然要碰壁。（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412頁。）強調這六種思想方法，反映了周恩來對主觀與客觀、目標與現實、長遠與階段相結合，理論與實踐相統一，以及實事求是、對立統一等思想及思想方法的高度重視。在整個調整時期，他多次糾正一些人在思想方法上存在的問題，告誡大家要注重掌握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思想和思想方法，他說：“我們不是以主觀唯心主義作指導，也不是以機械唯物主義作指導，而是以辯證唯物主義思想作指導。辯證唯物主義思想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認識客觀規律，更好地發揮主觀能動性。”（《周恩來選集》下卷，第413頁。）

著眼點之二：回歸求真務實，一切從實際出發，不能脫離人民群眾。

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是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和根本要求。因此，要實現對國民經濟的調整，首要的是糾正主觀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引導全黨重新找回并運用正確的思想方法。

為扭轉“大躍進”運動中盛行起來的“浮夸和說假話的現象”，周恩來多次強調，要一切從實際出發，堅持實事求是。他認為，能不能說真話，敢不敢道真情，是不是辦實事，這是困難時期衡量一個人是否真正具有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方法的重要標準。他指出：“現在，黨內有一種不好的空氣，好象講困難就是泄氣。”為了糾正這種風氣，他把如何貫徹實事求是的思想，闡述為四條方法論原則：實事求是，“也就是說真話，鼓真勁，做實事，收實效”。（《周恩來選集》下卷，第349頁。）

針對當時干部群眾中存在的頭腦發熱、脫離客觀實際、盲目追求快速發展的錯誤思想，周恩來提醒人們，要注意把主觀愿望與客觀條件結合起來。他反對不顧客觀條件盲目求大、求全、求快的做法。在制定國民經濟計劃時，周恩來多次指出：不要超過現實的可能，“必須抓住中國的特點”，“必須從我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同時參考世界各國的先進經驗”。（《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第574、575頁。）為防止一些人在形勢好轉時頭腦發熱，周恩來還重申：“形勢好了一點，就常常容易發生錯覺，以為很好了，很容易腦筋發熱。腦筋熱了，拿冷水洗一下好。”在整個國民經濟調整時期，周恩來的這種冷靜、求實的思想方法表現得非常明顯。這對全黨重新樹立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尊重客觀規律的作風有著重要的影響。

一切從實際出發反映在歷史觀和工作路線上，就是堅信群眾是歷史的真正創造者、是社會變革的決定性力量，從而虛心向群眾學習，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就是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堅定地走群眾路線。在國民經濟調整時期，周恩來反復重申群眾觀點的重要性，批評一些領導干部“不深入實際、不深入群眾進行調查研究，習慣于靠聽匯報看報表指導工作”，“脫離實際，脫離生產，脫離群眾”。他反復告誡人們，必須走群眾路線，向群眾學習，“智慧是從群眾中來的”，“你只要留心學，在勞動人民中遍地是人才，遍地是我們的老師”。（《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第763頁。）他曾經從領導和群眾的關系角度來解釋毛澤東思想，說：“‘不能脫離實際，不能脫離群眾’，這是毛主席的根本思想。”（《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第767頁。）這種對毛澤東思想的獨特解釋，足以說明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在周恩來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中的重要地位。

著眼點之三：重申“兩條腿走路”，注重辯證思考，力戒走極端。

“大躍進”運動期間不切實際的盲目冒進，從思想方法上來講，既是主觀主義的，也是極端主義的，因此，周恩來在不斷提醒人們要一切從實際出發的同時，還重申要樹立辯證觀點，學會辯證思維，關注對立統一，力戒走極端。

周恩來曾以“兩條腿走路”來形象地比喻對立面的統一，并要求人們在實際工作中，“要從思想方法學會兩條腿走路”（《周恩來文化文選》，第186頁。）。他曾多次提到，“大躍進”運動期間他有一篇關于“兩條腿走路方針的講話”，后來一直被一些部門領導人“打入‘冷宮’”，不讓傳達。他對這種做法表達了不滿之意，并明確表示：這“使我難過”，“叫人不免有點情緒”。（《周恩來選集》下卷，第324頁。）由此可見對立統一法則和辯證思維原則在周恩來思想方法中的重要地位。

在周恩來看來，“大躍進”運動造成經濟工作嚴重失誤的一個主要原因，是不注重經濟領域的辯證關系，忽視均衡發展，導致極端偏向。特別是關于發展速度問題，他經常提醒人們必須辯證地看：“速度不能估計太快了”，過去曾經估計快，發生了錯誤。“今后我們又要爭取快，但是又要準備慢”。（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第580頁。）他在調整工作中反復要求人們，既要認識事物之間的辯證關系，又要辯證地思考問題，“要經常發現新的矛盾，不斷解決矛盾，統一矛盾，把工作向前推進”（《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第647頁。）。即使是在調整工作取得很大成果的1965年，他仍提醒人們要在設計經濟建設總體規劃時注意辯證思維，要有次序按比例，分清輕重緩急，處理好戰爭與和平、需要與可能、數量與質量、積極性與科學態度、今年建設與長期建設等方面的辯證關系。（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第729頁。）

著眼點之四：強調整體觀點，著眼大局，切忌狹隘片面。

由于國民經濟調整工作面臨嚴峻、復雜的形勢，一些人考慮問題容易從局部利益出發，缺乏全局意識。為此，周恩來在強調辯證觀點的同時總是耐心說服各部門要有整體觀點，他竭力引導人們尤其是領導干部樹立全局意識，從大局著眼。

在實際工作中，周恩來利用各種時機不斷向人們闡述局部與全局、個人與集體、私與公的關系，并闡明自己在處理這方面問題時的思想方法。他從多個層面明確提出：“總的精神是先公后私。對于共產黨員、黨的干部、先進工作者，一般的說，應該要求他們做到先公后私。在有的時候，譬如在作戰的時候，還要求他們公而忘私。作為共產黨員、黨的干部、先進工作者，在日常生活中應該起帶頭作用、骨干作用和橋梁作用，在做到先公后私方面，也應該起帶頭作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第530頁。）思想方法與時代精神是相呼應的，這一時期社會上誕生了雷鋒精神。1963年2月初，周恩來在黨內最早借有關雷鋒事跡的報道，提醒人們用雷鋒日記中反映的全心全意為集體的思想來處理公私關系，提倡“先公后私，有時公而忘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第532頁。）。不久，他又把“公而忘私的共產主義風格”概括進雷鋒精神的內涵中，并號召大家用雷鋒精神和全局觀點來對待行政精簡工作：“有雷鋒風格，共產主義風格，風氣就改過來了，大家都要看全局，全國要一盤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第543頁。）

對一些地方和部門在工作中所犯的地方主義、分散主義的錯誤，周恩來提出了嚴肅批評，并強調指出：“大家可以分工從各方面用力。觀察問題總要和全局聯系起來，要有全局觀點。”（《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第691頁。）他認為，凡沒有全局觀點的人，必然會為了自己的局部利益而犧牲他人和整體利益。他曾經針對治水過程中暴露出來的問題提出自己的主張：“要從上游到下游照顧全局，要有共產主義風格，有時要犧牲自己救別人。”（《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第647頁。）

著眼點之五：用長遠和發展的觀點看問題，反對盲目短視。

在“大躍進”運動中，許多人急功近利，習慣以短視和盲目的眼光對待問題。進入國民經濟調整時期，周恩來仍然擔心這種思想方法會嚴重干擾社會主義建設的工作思路。他經常號召大家樹立長遠眼光：“不僅要顧到眼前，還要看到將來，看到前途。”（《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第436頁。）在參與制定黨和國家的各項政策以及指導國務院各部門制定和實施各種計劃時，周恩來都是把長遠目標放在重要位置上考慮的。

長遠觀點也即是發展的觀點，為避免形而上學和認識僵化，周恩來反復強調要用發展的眼光看問題。在調整初期，他說：要爭取國民經濟的根本好轉，關鍵就在我們做好當前的調整工作，“調整是積極的，而不是消極的。調整不是一切后退，各個部門、各個行業，情況不同，根據按比例的要求有進有退，有增有減。而一切都是為了前進”（《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第471頁。）。在調整工作初見成效的1963年，他又提醒人們：“痛定思痛，不要激動，不要生氣。我看決心以調整為主，再搞兩年，當然有些發展”，“今后，調整、發展都存在，五年內既有調整、又有發展”。（《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第564頁。）他還強調，要善于在困難中看到轉機：歷史的發展常常是這樣，最困難的時候恰恰是走向新勝利的轉折點。（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第528頁。）

在20世紀60年代前期的國民經濟調整中，周恩來思想方法的總體特點仍是既唯物又辯證的。他曾在1961年3月召開的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從調查研究的角度闡述過自己思想方法的幾重涵義：“是好是壞，要從客觀存在出發，不能從主觀想象出發。進行調查研究，必須實事求是。我們下去調查，必須對事物進行分析、綜合和比較。事物總存在內在的矛盾，要分別主次；總有幾個側面，要進行解剖。各人所處的環境總有局限性，要從多方面觀察問題；一個人的認識總是有限的，要多聽不同的意見，這樣才利于綜合。事物總是發展的，有進步和落后，有一般和特殊，有真和假，要進行比較，才能看透。下去調查，要敢于正視困難，解決困難。一個困難問題解決了，新的困難問題又來了。”（《周恩來選集》下卷，第313—314頁。）他的這段話實際上從幾個層面清晰地表明了自己的思想方法：認識問題和處理問題的出發點是客觀存在而不是主觀想象，調查研究與實事求是總是互為前提；看問題應該具備辯證觀點和全局觀點，要對事物進行全面分析、綜合和比較，既要看到矛盾的普遍性，又要看到矛盾的特殊性，既要看到矛盾的主要方面，又要看到矛盾的次要方面；看問題還應該堅持發展的觀點，看到發展是事物的根本屬性，困難是伴隨著事物的發展而存在的，要正視困難和問題，依據客觀條件，努力發揮主觀能動性，堅定信心，戰勝困難，解決問題。

三、“文化大革命”時期周恩來堅守唯物辯證的思想方法的鮮明特點

20世紀60年代下半期到70年代中期，國際局勢發生了重大變化，在西歐、日本崛起的同時，第三世界力量迅速興起，全球反帝反霸斗爭進一步深入，美蘇爭霸呈現出蘇攻美守的態勢，東西方關系也出現了緩和的跡象，許多國家都在調整自己的內政外交政策。這個時期的中國，面臨著建設一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艱巨任務。而這一時期的周恩來，更多地關注著如何運用戰略思維謀劃長遠發展、把經濟建設進一步搞上去、建設一個強大祖國的問題。

不幸的是，這一時期在黨內和國家政治生活中，卻出現了一股極左的思潮，在整個指導思想上開始出現嚴重偏離，釀成了“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內亂，經濟建設受到嚴重沖擊和破壞。作為當時中央領導集體的一員，周恩來雖然無力從根本上改變這種局面，但是，他依然把主要精力投入到領導經濟建設的工作中，為維持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轉傾注了大量心血。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在思想方法上仍然堅守著特別鮮明的唯物辯證的特點。僅從這一時期經濟工作的層面來看，他在思想方法上的這種堅守，至少突出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堅守點之一：基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觀點，提出政治運動不能妨礙經濟工作。

由于“文化大革命”指導思想上的錯誤，一些基本理論常識遭到違背，一些基本的社會秩序也受到嚴重沖擊，社會生產生活受到極大影響，經濟生活更是遭到嚴重破壞，“革命”與生產之間發生了巨大沖突。許多人以“抓革命”為由放棄生產，以政治活動沖擊甚至替代經濟工作。對此，周恩來非常憂心，并多次提出自己的看法。比如，1966年11月，當各地都準備派工人來北京進行“革命請愿”時，周恩來明確提出：“要保證安排好生產，不要妨礙生產和交通運輸。”（《周恩來選集》下卷，第458頁。）1968年，在一些地方發生武斗現象時，他親自起草通知，提出“制止武斗措施”，并果斷要求“停止脫離生產和工作崗位的自由串連”。（《周恩來選集》下卷，第461頁。）這些意見和措施，充分反映出周恩來對政治與經濟關系的正確把握與糾偏態度，反映出他在運用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辯證統一關系方面的思想方法和求實精神。

堅守點之二：基于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的觀點，提出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要把農民搞得太苦，要“藏富于民”。

“文化大革命”期間，由于指導思想上的錯誤，“依靠群眾”的觀點和方法被錯誤地引向廣泛發動群眾參與政治運動，忽視了人民群眾要求提高生活水平、改善生活狀況的實際需要。對此，周恩來不斷提醒人們要從徹底的唯物主義觀點出發，解決人民群眾的生活困難，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比如，1966年上半年，他對許多省市領導干部提出：各級領導要深入群眾，深入實際，進行調查研究，要“改變領導方法”，“今后領導要多和群眾相結合”，“要多到群眾中去取寶，從群眾中取經，要自下而上多于自上而下，從群眾中來多于到群眾中去”。他還強調：“沒有人民一事無成，一定要愛護民力。黨的領導、領袖是從人民中來的，不要忘掉勞動人民。”他特別強調要解決群眾困難，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提出了這樣一個“起碼要求”：“糧食自給，隊有余糧，國有儲備，農民生活達到全國平均水平。”（《周恩來經濟文選》，第579、580—581、584頁。）1967年5月，他在接見十幾個省市的代表時，批評糧食工作中存在的錯誤，認為“征購多了”，苦了人民，他明確提出：“藏在農民家里比國家收購起來還好”，“藏富于民是好事”。（《周恩來選集》下卷，第459頁。）“文化大革命”時期，周恩來多次強調要使人民的生活富裕起來。

堅守點之三：基于社會發展的戰略思考，提出經濟工作要堅持抓、長年抓，并重申四個現代化的目標。

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復雜性和長期性，周恩來歷來都有深刻認識，他始終主張要從國家發展戰略的高度關注經濟工作，堅持發展經濟，執著于建設一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國家。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恩來就強調要堅持不懈地抓經濟，尤其是要關注農業工作，提出一定要“抓住要害，抓到底”，“一年不行，二年、三年，一直搞下去。不要怕走彎路，總要走一些彎路才能取得經驗”。（《周恩來經濟文選》，第591—592頁。）后來，他又多次強調要“全年抓”、“常年抓”的道理。1975年1月，他帶病作最后一次政府工作報告，專門重申了四個現代化的目標和分兩步走的戰略：從第三個五年計劃開始，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可以按兩步來設想：第一步，用15年時間，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在20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參見《周恩來選集》下卷，第479頁。）應該說，在實現國家經濟社會全面發展方面，周恩來的戰略思考是一以貫之的；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這樣的特殊條件下，他所堅守的思想方法也是一貫的。

四、周恩來思想方法的總體特性

周恩來領導經濟工作的思想方法，從總體上來看，就是唯物辯證的方法，是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與方法論的高度統一體。從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領導經濟工作的思想邏輯和實踐探索來看，周恩來的思想方法具有以下幾個顯著特性。

實踐性。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是周恩來思想方法的最大特點和基石。實踐性貫穿在他實踐活動的各個環節和思想方法的各個層面。在領導新中國經濟建設工作中，他的求實精神充分地體現出來。他曾這樣闡釋真理的實踐性特征：“不是空談真理，而是使真理和實踐相結合，使它具體化。”（《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6頁。）人們公認周恩來有“不善狂想”的思維特點，就充分體現在社會主義建設的探索實踐中。

辯證性。周恩來注重辯證地認識和分析問題。這種思想方法上的辯證性，在經濟工作中體現得特別突出。與周恩來接觸過的人普遍認為他“不走極端”，早在青年時期他也表明過自己“與其各走出極端，莫若得其中和以導國人”（《周恩來書信選集》，第24頁。）的思想方法；還有學者評點周恩來“擅長‘中庸之道’”，其實這其中折射的是他的辯證思維。辯證性的思想方法貫穿了周恩來的一生。

整體性。周恩來在全面主持新中國政府工作的過程中，時刻把握唯物辯證法的整體性原則，善于從大局、全局和整體角度出發考慮問題。在經濟工作中更是如此，面對經濟工作中復雜的矛盾和問題，他善于看到全局、照應整體，歷來反對局部眼光和片面性認識。他時常告誡經濟部門的領導干部：“大家都要為整個國家利益著想，不能只考慮自己那一部分。在一個局部看來是很好的事，但整體看就可能有問題。”（《周恩來經濟文選》，第631頁。）

前瞻性。周恩來遵循唯物辯證法的主張，始終從事物的發展變化上去認識事物，關注事物發展的前途和方向。在領導制訂國民經濟的方針政策時，他曾提出過這樣的“出發點”：“應當立足現實，瞻望前途”；“必須瞻前顧后，有一個遠期的奮斗目標。”（《周恩來經濟文選》，第516、518頁。）前瞻性的思想方法，包涵了發展的眼光和長遠的觀點以及科學的預見，它使得周恩來在觀察和思考問題時，從長遠的、動態的角度出發，看到事物的發展變化，力圖避免短視和認識僵化。

細密性。周恩來領導經濟工作，歷來主張既要從大局著眼又要從細微處著手，對具體問題進行具體分析。在落實方針政策方面，他總是強調：“要落實就要考慮細致些。”（《周恩來經濟文選》，第631頁。）在復雜環境和困難情況下，他總是細密地分析問題，臨陣而不亂，臨難而有法。郭沫若和屈武等親歷者曾深有感觸地評價說：“周恩來分析問題的細密有如水銀瀉地。”（轉引自《周恩來研究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第609頁。）

包容性。在社會主義建設的探索實踐中，周恩來特別注意團結各方力量，凝聚最廣泛的建設大軍。他特別重視建設隊伍的廣泛性、決策的民主性，主張充分聽取不同意見甚至相反的意見，提倡“在共同點上把矛盾的各方統一起來”，這些都體現出他思想方法上的包容性。

上述思想方法的特性，既源于他確立的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也源于他豐富的革命和建設的實踐經驗。周恩來認為，要解決思想方法問題，必須首先解決世界觀問題。所以他經常強調“要學哲學”。他認為：“哲學解決我們的世界觀問題、思想方法問題。我們要破除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世界觀，樹立辯證唯物主義的世界觀。不學辯證唯物主義就無從批判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我們應該掌握這種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我們日常分析問題的武器，把它運用到實際生活中去。”（《周恩來教育文選》，教育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218頁。）正因為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周恩來在實踐中運用唯物辯證的思想方法就顯得嫻熟自如、特性鮮明。探討周恩來領導經濟工作的思想方法，對我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分析和處理前進道路上面臨的各種問題和難題，從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作者楊明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北京100017﹞

（來源：《黨的文獻》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