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見海棠花開

——周恩來的人格魅力和道德法則

梁衡

陽春時節，西花廳的海棠花又要開了。

偉大的人格是超越時空的。周恩來同志離開我們已近40年，但是人們還是常常想起他、說到他，親切自然，斯人如在眼前，他喜愛的一樹樹海棠也宛若綻放身畔。周恩來的人格魅力體現在許多方面，比如仁愛、犧牲和寬容，其中猶以第一點為最。

愛人者，人恒愛之

我在《大無大有周恩來》中談到周恩來有六個“大有”，其中第一個就是“大愛”。我們的文化史、思想史上，對“愛”有過誤解、走過彎路。殊不知中國共產黨是從同情被壓迫者出發，熱愛他們，因而產生革命的動機和動力，最后獲得他們的擁護。愛是人類的本性，是人與人之間的紐帶，也是政治家團結民眾、改造社會、創造世界的動力之一。

周恩來式的愛，有三種表現：

一是仁愛待人，即從人性出發的愛。他對所遇之人，只要不是戰場上的敵我相見，在大是大非的前提下，都懷有一種人道主義的慈悲，給予真誠的幫助。因此政治、外交在他那里有了濃濃的人情味。1949年國共勝負大局已定，國民黨只是為爭取時間才派張治中率團到北平與中共和談，這當然不會有什么結果，最后連談判代表都自愿留而不歸了。但張治中說，別人可以不回，我做為團長應該回去復命。本來一場政治故事到此已經結束，周恩來也已完成使命，可以坐享勝利者的驕傲。但一場人性的故事才剛剛開始，周恩來說：“西安事變時我們已經對不起一位姓張的朋友（指張學良為蔣所扣），現在不能再對不起另一位姓張的朋友。” 他親自到六國飯店看望張治中，勸他認清蔣介石的為人，絕不可天真，并約好第二天到機場去接一個人。翌日，在西苑機場張治中怎么也不敢相信，走下飛機的竟是他的夫人。原來，周恩來早已通過地下黨把和談代表們在國統區的家屬安全轉移，談判一有結果就立即接到了北平。

二是善解人意，無論公私盡量多為對方考慮。我國一家樂團出國訪問前擅改日程、自定曲目，周恩來批示：“我們完全不為對方設想，只一廂情愿地要人家接受我們的要求，這不是大國沙文主義是什么？”他對同志無微不至的關懷，幾乎是一種本能。朝鮮戰爭喬冠華是中方的談判代表，他是只帶了一件襯衫去前線的，沒想到一談就是兩年。1952年，周恩來就派喬冠華的妻子龔澎去參加赴朝慰問團，順便探親。

周恩來的“六無”中有一無就是“生而無后”，這是周恩來和鄧穎超永遠的痛。但是，痛吾痛以及人之痛，周恩來更以一顆慈愛的心幫助著每一個需要幫助的人。日本著名女運動員松崎君代婚后無子，周恩來就安排她到北京來看病，終于得子。周恩來就是這樣按照他的愛心、他的邏輯，平平靜靜地辦他認為該辦的事。

三是大愛為民，把基于人性的愛擴大到對人民的愛。政治家的愛畢竟不同于宗教家、慈善家的愛，他不是施舍而是施政，是從人性出發的。中國傳統文化中一直有民本、仁政的思想。孟子講：“政在得民”；范仲淹講：“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雖然歷史上所有的進步力量的宗旨都是為人民，但將這個道理貫徹到底的是中國共產黨，《共產黨宣言》講無產階級先解放全人類，最后才解放自己。中國共產黨更把其宗旨具體為一句話：“為人民服務”。周恩來把對人民之愛落實得非常徹底。

1946年10月，周恩來在上海紀念魯迅逝世10周年紀念會上的演說中這樣說道：“人民的世紀到了，所以應該像條牛一樣努力奮斗，團結一致，為人民服務而死。”解放后他常說：“我們的一切工作都是為了人民的。”“文革”中他的胸前始終佩戴“為人民服務”徽章，以此勉勵自己永遠把人民的利益放在最高位置。他一有機會就“促生產”、安民生。1972年到1973年間，甘肅定西連續22個月無雨，百萬人缺糧，數十萬人缺水，又值“文革”大亂，病床上的周恩來聽了匯報后傷心落淚：“解放幾十年了，甘肅老百姓還這么困難，我當總理的有責任，對不起百姓。”剛做過手術的他用顫抖的手連批了9個不夠，又畫了3個嘆號：“口糧不夠，救濟款不夠，種子留得不夠，飼料飼草不夠，衣服缺得最多，副業沒有，農具不夠，燃料不夠，飲水不夠，打井配套都不夠，生產基金、農貸似乎沒有按重點放，醫療隊不夠，醫藥衛生更差等，必須立即解決。否則外流更多，死人死畜，大大影響勞動力！！！”“文革”前北京常有大型群眾集會，一次散會時趕上下雨，他就讓政府負責同志在廣播里提醒各單位回去后熬一點姜湯給大家驅寒。他辦公和居住的中南海西花廳墻外正好是14路公共汽車站，很吵鬧，有人建議把汽車站挪開。周恩來說，我們辦事要從人民方便著想，不同意挪。直到現在，14路汽車站還設在那里。他的這些舉動純出于愛心，毫不作秀。我們可以對比一下，江青住廬山賓館，嫌山澗流水擾眠，就下令將澗底全部鋪上草席；住廣州，嫌珠江上汽笛聲擾眠，就下令夜船停航。做人做官，如此大的差距。

同樣是以人民的名義干事業，仍可細分出幾種類型：有的把這事業連同人民當做自己功業的道具，雖功成而勞民傷財；有的把自身全部溶化滲透到為人民的事業中，功成而身退名隱；而有的干脆就是騎在人民的頭上作威作福。為人民服務，關鍵是真的有仁愛之心。

無我者明，無物者公

犧牲是一種自愿的付出，有愛才有犧牲。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犧牲屬于“義”的范疇，大公無私、勇于犧牲是一種美德。馬克思主義的道德觀也弘揚這種精神，更又給予其新的含義。馬克思在早期作品《青年在選擇職業時的考慮》中寫道：“歷史承認那些為共同目標勞動因而自己變得高尚的人是偉大人物，經驗贊美那些為大多數人帶來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宗教本身也教誨我們，人人敬仰的理想人物，就曾為人類犧牲了自己——有誰敢否定這類教誨呢？”毛澤東更是從司馬遷說到張思德，“為人民的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還要重的”。無論古今中外，無論是馬克思主義學說還是中國共產黨的思想，都視為社會公義而犧牲私利為高尚。這是基于人類的本性。

周恩來是一個大愛大犧牲的典范。他當了總理，在一般人看來已顯貴之極、榮耀之極，而在周恩來則真正開始了生命的磨難、消耗與犧牲。我們任選一天工作日記，看看他的工作量。1974年3月26日——

下午三時：起床；

下午四時：與尼雷爾會談（五樓）；

晚七時：陪餐；

晚十時：政治局會議；

晨二時半：約民航同志開會；

晨七時：在七號樓辦公；

中午十二時：去東郊迎接西哈努克親王和王后；

下午二時：休息。

這就是他的工作節奏。周恩來規定凡有重要事情，無論他是在盥洗室、辦公室、會議室，還是在睡眠，都要隨時報告。很多人都記得晚年周恩來那張著名的坐在沙發上的照片，枯瘦、憔悴，手上、臉上滿是老年斑，唯留一縷安詳的目光，真正已油燈耗盡，春蠶到死，蠟炬成灰，鞠躬盡瘁。

除了身累之外還有心累，即精神上的犧牲。民以食為天，老百姓的事辦不好，國家要翻船；決策者有任何失誤，國家也要翻船。我們知道周恩來是很喜愛戲劇的，有一次工作人員發現他在紙上無奈地抄錄下兩句戲文：“做天難做二月天，蠶要暖和參要寒。種田哥哥要落雨，養蠶娘子要晴干。”“文革”中他暗地里保護老干部、抓生產、恢復秩序、打破外交僵局，這又被視為“右”。一次服務員送水走進會議室，竟發現周恩來低頭不語，江青等正輪流發言，開他的批判會。但是，走出會議室后，周恩來又照樣連軸轉地工作，盡力解放干部，恢復秩序。鄧小平說：“我們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文革”中周恩來說過一句讓人揪心的話：“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 這是把一切都置之度外的犧牲。

周恩來的犧牲精神還有一個更嚴格之處，我稱之為“超犧牲”。他有“十條家規”，除了要求自己，也同樣要求家屬、部下和身邊的人。周恩來嚴于律己，勿使有一點灰塵，不留下一點遺憾，這樣，親屬部下也跟著做出了犧牲。這和官場上存在的為家屬謀利、提拔重用親信的某些人形成了強烈的反差。我曾有緣與周恩來的兩代后人相熟，他們都未脫此例。侄女周秉建“文革”中到內蒙古草原插隊，數年后應征參軍。她很興奮地穿著軍裝來看伯父，周恩來說，讓你去插隊就要在那里扎根，結果她脫了軍裝重回牧區，嫁給一個蒙古族青年。國家恢復高考，周恩來的侄孫女周曉瑾從外地考到北京廣播學院。這時總理已經去世，孫女很興奮地給鄧穎超奶奶打電話，要去看她。鄧穎超先讓秘書到學院去查檔案，看是否真是靠成績入學的，查過無事后才見面。周恩來住的西花廳年久失修，特別是地板潮濕，對他的身體很不利。一次乘他外出，秘書將房間簡單裝修了一下。他回來后大怒，秘書被調出西花廳。當然，當年這樣嚴格的不只是周恩來一人，這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無私品格，不過周恩來做得更無私、更徹底。

周恩來的犧牲精神叫人一想起就心中隱隱作痛。人心是肉長的，誰無感恩之心？當年，淚水洗面萬巷空，十里長街送總理成了共和國史上悲壯的一頁。時已80高齡的胡厥文老人詩中寫道：“庸才我不死，俊杰爾先亡。恨不以身代，凄然為國傷。”總理愛人民，人民愛總理，這絕不是簡單的領袖與公民的關系，而是人心、人性的共鳴。

大足以容眾，德足以懷遠

仁愛是講人心的主觀出發點，是“善根”；犧牲是講處理個人與外部世界關系時的態度，是一種無私的境界；包容則是對愛心和犧牲精神的實踐檢驗，是具體行動。當仁愛之心和犧牲精神變成一種寬大包容時自然就感化萬物，用兵則不戰而屈人之兵，施政則無為而治，為人則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周恩來以驚人的度量和個人的魅力為中國共產黨團結了不知多少朋友、多少團體、多少國家。這就是為什么在他去世后普天同悼，連曾經的敵人也唏噓不已。一位黨外人士說，長期以來，提起共產黨，腦子里就浮現出毛澤東、周恩來的形象。美國《時代》周刊上世紀40年代駐華記者白修德說，一見到周恩來，自己的“懷疑和不信任幾乎蕩然無存”。解放初，亞洲、澳洲國家的工會代表應邀來中國參加亞洲、澳洲工會會議，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出現時會場喊“毛主席萬歲”，一澳洲代表不解，問為何不喊周恩來萬歲，等到周恩來過來與他握手時他就喊“周恩來萬歲”，周恩來忙示意不要翻譯。這是周恩來的嚴謹，也是他的自律，但實際上不知道國內外有多少人早把周恩來看做心中的偶像而向他敬禮。

周恩來的包容集中體現在如何對待反對過自己的人，甚至是曾經的敵人。20世紀30年代初，國共兩黨第一次合作失敗，周恩來是中共“特科”的負責人，專門對付國民黨特務，張沖是國民黨的特務頭子，中央組織部調查科（“中統”前身）總干事，兩人曾經是死對頭。張沖成功策劃了“伍豪事件”，在報上造謠周恩來已叛變，給周恩來的工作造成極大的被動。“西安事變”后，為了民族存亡國共二次合作，周恩來、張沖各為雙方談判代表，周恩來竭誠相待，兩人遂成好友。抗戰還未成功，張沖病逝，周恩來提議為其追悼會捐3萬元，親自前往哀悼并致送挽聯：“安危誰與共，風雨憶同舟”，并發表講演，語不成聲，滿座為之動容。他在報上撰文說：“先生與我并非無黨無見，唯站在民族利益之上的黨見，非私見私利可比，故無事不可談通，無問題不可解決。先生與我各以此為信，亦以此互信。” 這件事在國民黨上層的影響，如同引爆了一顆炸彈。當時的重慶特務如林，周恩來的一舉一動都在監視之中，隨時有生命危險。而周恩來卻平靜地廣交朋友，編織了一張真誠正義的大網，反過來彌蓋整個重慶，戴笠也無可奈何。此時，周恩來手中的武器并不僅是黨綱、政見、主義、學說等，更是舉世認同的理想信念、傳統道德和個人魅力，是與人為善的赤誠之心。

周恩來的包容精神還體現在他處理黨內關系。中國共產黨誕生于復雜的歷史環境中，又經歷了漫長的成長歷程，黨內高層人員文化背景復雜、性格各異。半個多世紀以來能將這樣一個黨團結在一起，離不開黨的嚴明的組織性和紀律性，也離不開像毛澤東、周恩來這樣心懷天下百姓的共產黨員。從陳獨秀始，經過瞿秋白、李立三、向忠發、博古、張聞天直到毛澤東，周恩來與六任主要領導人都合作過，并與毛澤東合作始終。靠什么？靠坦誠、謙虛、忍讓、包容，靠宰相肚里能撐船，無論新中國成立前后，無論在黨在政，周恩來都是處在關鍵位置，關系全局。長征中周恩來說服博古請毛澤東出來工作，又把紅軍總政委一職讓給張國燾，保住紅軍和黨不分裂。“文革”中周恩來親自出面請被沖擊、被迫害的外國專家及其家屬吃飯，并賠禮道歉。周恩來一生以柔克剛，贏得人心，贏得生前身后名。

包容是一種博大的胸懷，清澈見底，容納萬物，它使仇者和，錯者悔，嗔者平，忌者靜，使任何人都不可能有不接受的理由。南非總統曼德拉曾說：“當我走出囚室，若不能把悲傷與怨恨留在身后，那么其實我仍在獄中。”誠哉其言！在歷史的星空中，周恩來就如同那些讓人們舉頭仰望就靈魂澄凈的星辰。

人類歷史其實是一部文化史、道德史、人格史，而無論怎樣的歷史都不能背離人的思想和道德。如馬克思所說：“我們的事業是默默的，但她將永恒地存在，并發揮作用。面對我們的骨灰，高尚的人們將灑下熱淚。”這也應了康德的那句話：有兩種東西，我對它們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心中越是充滿不斷更新的認識和有增無減的敬畏，這就是我頭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

我們懷念周恩來，年復一年為他灑下熱淚，默默地體悟著他那些源于人類本性的道德法則。

（來源：《人民日報》2014年0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