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歷史脈絡中的人物關系

——周恩來與胡適

■ 張太原

[摘要]周恩來與胡適都屬于中國20世紀叱咤風云的人物，但走的道路不同：一個是革命領袖，一個是“改良主義者”。縱觀二人的關系，五四時期是一個交合點，共同推動了一個新時代的到來。然而不久二人卻逐漸疏離，走上了不同的社會改造道路。大約到1937年前后，在亡國滅種的危機面前，二人的關系又出現了一個交合點，一個是政黨的代表和領袖人物，一個是知識界的代表和知名人物，一起研究救國方略，體現了在政治和抗日方面的某種共識。新中國成立后，在周恩來看來，胡適屬于“典型資產階級思想”和“唯心主義”的代表，在無產階級政權中是需要批判的，但仍希望其“為社會主義服務”，并設想給其一定的言論空間。而對于胡適來說，他根本不認同中共新政權，對周恩來的好意自然無從回應。二人的名字和關系，可昭示“大歷史”發展的脈絡。

[關鍵詞]周恩來；胡適；中國共產黨；歷史軌跡

[中圖分類號]D2-0；B26[文獻標識碼]A

人物研究走到一定程度，常常會出現選題的困難，尤其是像周恩來這樣的歷史人物。但是，如果把人物作為一種研究視角或研究路徑，就可以由微觀通向宏觀，使人物與時代相連，與社會相依，不但可以呈現時間之流程，而且可以展現空間之構成，并可使歷史的靜態與動態融為一體。這一研究取向下的人物，就像一只多彩筆，用它可以繪制立體的動態圖景；又好比一扇窗，憑它可以開啟風光無限的新視野。這樣以人物為路徑重建的歷史會更直觀，也更貼近歷史的本來面目。按此，一些看起來不相干的人物，可能隱藏著某種歷史的聯系。比如周恩來與胡適，二人都屬于中國20世紀叱咤風云的人物，但走的道路不同：一個是革命領袖，一個是“改良主義者”。盡管反映他們直接關系的材料很少，但是通過一些零星的碎片，卻可以昭示“大歷史”發展的脈絡和軌跡。

一、敬愛與失望

五四前期，胡適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軍人物，周恩來則是受新文化運動影響的青年學生。1918年2月，周恩來在日本留學時，仍津津有味地閱讀已在國內看過的《新青年》雜志，對其中倡導的排孔、獨身、文學革命等表示“極端的贊成”。1919年7月，周恩來主編的《天津學生聯合會報》更是以介紹“新思潮”為主要旨趣。稍后，他還主持成立了從事科學和新思潮研究的覺悟社，并邀請李大釗、周作人、錢玄同、劉半農等新文化運動的頭面人物前去講演。（參見《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26—34頁。）這期間，雖然沒有材料顯示周恩來與胡適的直接聯系，但是，對周恩來來說，胡適當是他所熟知的新潮人物。1936年，毛澤東對斯諾說，五四時期，陳獨秀和胡適代替了康有為和梁啟超成了他心中的楷模。（參見﹝美﹞埃德加·斯諾著、胡為雄譯：《漫長的革命——紫禁城上話中國》，新疆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296頁。）這差不多是那個時代青年思想變化的一種普遍軌跡，周恩來顯然也在此列。1922年12月，他在專門評胡適的一篇文章中開篇即說：“胡適先生本是我們所敬愛的一個人，他的思想和言論很有些令我們佩服的地方。”（周恩來：《評胡適的“努力”》，《少年》第6號，1922年12月15日。）不過，一個“本”字表明，大概在他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之前，這種“敬愛”和“佩服”已成為歷史，而此時卻是要批判胡適。

相當一段時期內，思想史著作中一般都把“問題與主義”之爭看作是新思潮陣營分裂的標志，由此斷定馬克思主義者與自由主義者的分道揚鑣。現在的研究表明，這未免有些受后來歷史結局的影響。如果循著歷史發展的本來順序去考察，則會發現馬克思主義者與自由主義者，并不是一下子就截然分明的，而是在“問題與主義”之爭后比較長的一段時間內，呈現出一種若即若離、似分又合的膠著狀態；兩者好像是為著同一個目標而采取不同方法努力的朋友關系，“我們”中往往有“你們”，而“你們”中也常常有“我們”；大約到1925年以后才分出兩個陣營、兩條道路。（參見張太原：《自由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獨立評論〉對中國共產黨的態度》，《歷史研究》2002年第4期。為敘述的完整性，本文采用了該文的一些論述。）這期間，胡適更傾向于“求同”，特別是“陳炯明事變前后”的“論政”，“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國共產黨人的影響”，與蘇俄和中共走得也相當近。“胡適踏足政壇，雖以《努力》為根據，真正涉及時政大事，似乎更加喜歡與李大釗交換意見。”（桑兵：《陳炯明事變前后的胡適與孫中山》，《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

各種材料表明，“問題與主義”之爭，并沒有影響胡適與李大釗的關系。1922年，胡適起草了一個政治宣言即《我們的政治主張》，其中說：“我們以為國內的優秀分子，無論他們理想中的政治組織是什么，現在都應該平心降格的公認‘好政府’一個目標，作為現在改革中國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胡適等：《我們的政治主張》，《努力周報》第2期，1922年5月14日。）該文公開發表時，胡適征集了16人簽名，其中就包括李大釗。雖然對于李大釗來說可能有礙于情面或實施策略的因素，但是雙方在大目標上的某種一致也確實存在，至少說明當時個別的馬克思主義者并未完全放棄“和平的努力”。或者可以說，一些馬克思主義者與自由主義者的界線這時雖然有所顯露，但是緣于先前的友誼、交往和同道，在一些重大舉措上彼此仍然“相互捧場”。比如，中共二大宣言發表后，胡適即撰文予以“正面的響應”，稱“中國共產黨近來發出一個宣言，大意是說他們現在愿意和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革命運動聯合起來，做一個‘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這件事不可不算是一件可喜的事”。胡適還明確地稱中國共產黨為“我們的朋友”，并且在大目標上引為同道。（參見胡適：《國際的中國》，《努力周報》第22期，1922年10月1日。）

1923年和1924年，陳獨秀曾多次致信胡適，請他幫助蔡和森出書和索取稿費及幫助張申府推薦工作，同時還替《中國青年》向他約稿（參見水如編《陳獨秀書信集》，新華出版社1987年版，第380—388頁。），并允諾為胡適籌辦的《努力月刊》“義務撰稿”（耿云志：《胡適研究論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3頁。）。1923年7月，瞿秋白在致胡適的信中，表示希望所任教的上海大學“能成為南方的新文化運動中心”，請胡適常常指教。（參見《瞿秋白信一通》，耿云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41冊，黃山書社1994年版，第159—162頁。）同年，陳獨秀在《前鋒》上撰文，說胡適是“真正了解近代資產階級思想文化的人”，認為唯物史觀派和實驗主義派“在掃蕩封建宗法思想的革命戰線上，實有聯合之必要”。（陳獨秀：《思想革命上的聯合戰線》，《寸鐵（六）》，《前鋒》第1期，1923年7月1日。）但是，馬克思主義者內部對逐漸被看作“改良主義者”的胡適等人的態度并不一致。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旅歐總支部辦的《少年》雜志中，就指斥胡適等“知識階級的人”，“歷來是資本階級的附庸”，而“我們”即“共產黨是勞動階級的代表，是勞動階級的先驅”。（張申府：《胡適等之政治主張與我們》，《少年》第2號，1922年9月1日。）“資本階級的附庸”和“勞動階級的先驅”顯然是對立的兩個陣營。蔡和森則指責胡適等“一班與群眾隔離的政治家或政論家”，“簡直不知道或者不承認有群眾的勢力，所以他們不謀勾結或利用舊勢力便想求助于外國帝國主義者，不是發表些蔑視群眾，謾罵工人兵士的怪議論，便是想出些上不靠軍閥下不靠民眾的智識者的紙老虎或烏托邦”。（蔡和森：《武力統一與聯省自治——軍閥專政與軍閥割據》，《向導》周報第2期，1922年9月20日。）

作為“少年”人的周恩來正是在這時發表了一篇頗有戰斗性的專門評胡適的文章。首先，他對胡適“最近在《努力》周刊中所發表的一切政論”表示“非常失望”，“所失望的，乃是胡先生對于政治太缺乏了革命的精神”。其次，根據胡適的觀點分別進行了批駁。針對胡適說的革命與改良可以“分工并進，殊途同歸”，“各行其是，各司其事”，他說：“我們便不恐懼他這話同樣會被各大軍閥，新賣國賊的外交系，基督教徒和要錢的議員們拿去利用，他自己這種圓滑的精神已實足阻礙革命精神的發展了。”針對胡適提出通過“公開的南北和會”或“各省會議”實現統一的主張，他反問：“姑無論在現在的群盜割據、爭為雄長的情勢下難以做成，且決難有真正民意的代表，便是會開成了，便是大家真肯‘把袖子里把戲都攤出來’了，試問如何能有滿足各方欲望的結果？”在他看來，軍閥無論如何是不會滿人意的，非用革命的手段“打倒”不可。而“真正革命非要有極堅強極有組織的革命軍不可。沒有革命軍，軍閥是打不倒的”。對胡適提出的“由政府公開的調解直奉的私斗，消除那逼人的戰禍”，周恩來更是覺得荒唐：“軍閥賣國還要調解，我們真不知是顧忌軍閥啊，還是怕投鼠忌器啊？這樣短視的外交眼光，這樣敷衍妥協的政論，而想做‘全國的觀象臺，斥候隊’，而以為是乃‘研究事實，觀察時勢’的主張，我們真不敢信服。”

最后，周恩來斷定：“胡先生已是缺乏了革命精神的人。知此乃知他在《努力》上所發表的妥協的統一會議主張，偽和平的聯省自治辦法，和能說不能行的他們好人政治，都是些不落實際的廢話。凡是有革命精神的少年們豈能受其蒙蔽！”在他看來，胡適的主張與“少年”們的理想已根本不同：“胡先生的政治主張，所謂‘我們最低限度的要求’，自然離著我們共產革命的政治主張很遠，但即便合于民主政治的要求，在現在軍閥跋扈、列強侵吞的中國情狀下，也止有一個民主革命才能達到，才能完成民主共和的工作。然而胡先生竟不作如是想，以為在世界帝國資本主義和軍閥的支配之下便可建立‘好人政府’實現其政治主張，這不是做夢么？”因此，即使面對胡適的“主動示好”，他也毫不領情：“胡先生答‘中國共產黨對于時局的主張’說：‘我們并不菲薄你們理想的主張，你們也不必菲薄我們最低限度的主張。如果我們的最低限度做不到時，你們的理想主張也決不能實現。’但我們卻要代答胡先生道：‘我們卻很菲薄你們的最低限度的主張，而尤其信依著你們最不努力的方法，你們最低限度是永遠做不到的。至我們的主張，只有用政治爭斗的革命手段才能實現，我們殊不愿上你們無革命精神的大當。’”（周恩來：《評胡適的“努力”》，《少年》第6號，1922年12月15日。）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共產黨中像周恩來這樣的“少年”人對胡適的判定最終成了整個黨的認知和態度，李大釗即因中共中央的決議而很快退出了“好人政府主義”的活動，五四新思潮陣營產生的兩條道路日益突顯。換個角度，如果僅以年齡觀之，無論黨外還是黨內，可以說，時代的大旗很快便由五四時代的老師輩轉給學生輩了，這是中國歷史一種別樣的轉折。

二、溝通與共識

1927年以后，由于“左”的思想影響，中共內部有人提出把主張改良的自由知識分子打入革命的對象之中。在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決議案中，“第三黨”被看作是“豪紳地主資產階級反革命的工具”，指斥他們是“統治階級的奸細”（中共中央書記處編《六大以來——黨內秘密文件》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頁。），那么對“資產階級附庸”的“知識階級”的態度，自然也不會客氣。到20世紀30年代前期，受“左”傾政策的影響，中共黨內一些人把一切自由知識分子或中間派都當作國民黨的“幫兇”。

直到中共實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之后，才有了“溝通”的機會。1936年4月，中共中央發表了《為創立全國各黨各派的抗日人民陣線宣言》，在列舉的要聯合的各黨各派中，其中就有胡適主持的“北平獨立評論社”。（參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1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頁。）這說明中共把胡適也看作一種政治勢力的代表，由此作為統戰的對象。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周恩來與胡適便又發生了直接關聯。1937年，負責統戰工作的周恩來親自給胡適寫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素仰先生熱心于對內和平、對外抗戰之主張及其運動，因缺機緣，未由通問。現內戰已停、抗戰尚未發動期中，全國輿論正集中注意力于國民大會法規之修改及其召集，以冀由此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治基礎。敝方特于月前提出修改意見如另紙所陳，頗望國民政府能依此原則，召集國民大會，制定民主的憲法，通過民族統一的政治綱領，以發動抗戰。乃上月杪，國民黨中常會已將修改內容公布，其所持原則與原法規差別不多。敝方現仿本文中所提原則，繼續要求，務期兩法規之基本內容能符合真正民主，過去選舉能一律作廢，以利于各黨各派各界各軍之徹底合作，一致對外，想為先生所贊同也。書此布臆，佇候明教，并乞對該文加以指正為幸。”（《周恩來書信選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第133頁。）

信中周恩來說明“另紙所陳”的，是他在1937年5月1日發表的《我們對修改國民大會法規的意見》。其中提出：“不僅國民大會組織法選舉法應該修改，而且過去的選舉，不論推選決選，應該一律作廢，……各黨派代表名額應不超過代表總額七分之一，其分配以凡有歷史一年以上的各黨黨員數目多少為比例，并應估計到其他條件，由各該黨依額自行選舉。”（周恩來：《我們對修改國民大會法規的意見》，《解放》周刊第1卷第2期，1937年5月1日。）

對于中共的這一表示，胡適雖未直接回信，但很快作出了公開回應。他在《獨立評論》發表的陶希圣討論文章的“編輯后記”中說：“最近我們接到周恩來先生從西安寄來的《我們對修改國民大會法規的意見》，雖然沒有月日，我們看其中的說話，可以知道此文是在本年四月底立法院修正國民大會兩法規之前發表的。現在修改這兩法規的機會雖然已成過去了，周先生那篇文字里有一些主張至今還是值得討論的。……我們希望這樣開始的爭論新風氣能得著全國輿論界的同情和贊許。”（胡適：《編輯后記》，《獨立評論》第237號，1937年6月6日。）

需要說明的是，此前胡適對中共和周恩來的一些舉措和變化已有所了解。1937年1月5日，他在日記中寫道：“史佐才從西安逃出來（據他自己說），來談十二月十二至廿四日的事。”（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35頁。）第二天，他又收到了傅斯年寄來的號稱“絕密”的長信，談得更為詳細：“西安最近空氣大略如下：一、街上標語有‘慶祝張、楊二將軍政治主張成功’、‘擁護蔣委員長領導全民眾抗日’等等，不脫抗日，而絕口不談共產。二、大家皆云聯合戰線，故不知誰是共產黨。三、晤楊賊，甚高興，云做得粗魯，但從無一字悔其主張。四、周恩來晤蔣二次，第一次蔣一語不發，第二次談得甚好。（此事弟已在此間得到confirmation［證實］。）西安遍傳蔣云‘終身不內戰’。五、蔣之行也，實共黨主持之。（此事亦confirmed［已證實］）。六、陜北、隴東，張軍與共黨相互照應。……總之，西安空氣是蔣答應了一切。”“今日晤到若干友人，知西安空氣頗有不少根據。蓋共黨之主張放蔣，堅謂不贊成張之扣蔣，是事實（此事弟早料到）。蔣晤周，亦事實。周謂‘此時非全國在蔣先生領導下抗日不可’，亦事實。周又謂取消中國蘇維埃，紅軍改番號，與張、楊軍守西北以抗日。看來此時共黨已接受Moscow［莫斯科］命令，而表面上做得如情如理。”（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345—346頁。）此信傅斯年專門囑咐“看后焚之”，然而熱衷史料留存的胡適并沒有照做，從而給后人留下了有關西安事變內情的又一佐證。3月4日，胡適的日記又記道：“莫德惠先生來談。知政府對共黨已有一種密契。”（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6，第661頁。）顯然，他已經明顯地感到了一種新的政治格局的到來。

正是在這樣的情勢下，他收到了周恩來的來信，編輯了《獨立評論》第237號。周恩來的信最后說“乞對該文加以指正”，并留有“回示請寄西安新城北七賢莊十一號周翔宇收”。由此來看，他不是要求發表“另紙所陳”的文章（因為該文已發表），也不是要求公開討論文中的主張，只是希望聽一下胡適個人的意見，似乎旨在加強與胡適的聯系。胡適欣然在《獨立評論》上進行討論”，并希望這種討論得到“全國輿論界的同情和贊許”，顯然他自己是“同情和贊許”的。

從陶希圣文章的內容來看，他十分清楚中共的主張，“有力的在野黨方面，主張凡是有一年以上的歷史的黨都可以參加國民大會。又以為只要他們不反對國家，即令反對政府，也可以公開取得參加國民大會的地位。這個條件是比國民黨中央更寬的。科學社會主義本來把國家與政府看成一物，這回他們主張不反對國家而反對政府的公開和當選，是依實際情形來說的。換個話頭來說，只要

不反對中華民國，即令反對國民黨政府，也可以公開和當選”。他還對中共“放棄武裝暴動”的舉措表示贊賞：“國民大會的召集，最近的有力的新動機，自然是在野黨最有力者的放棄武裝暴動，在對外抗爭，對內民主的前提下，他們不再與國民黨作武裝的爭斗。……這一件事在政治上思想上是有很大的影響的。”（《獨立評論》第237號，1937年6月6日。該文最后有一個注解，說這個討論可以參看“西安寄來《我們對修改國民大會法規的意見》”。由此可斷定，陶希圣的文章是由胡適約請寫的。）

事實上，當時一些自由知識分子希望中共停止武裝革命，公開和平地進行活動；同時他們也希望國民黨實行民主政治。因此，中共的意見和主張亦成為他們自己的意見和主張。在中共政策有轉變的跡象時，一些人則表示歡迎。比如，張東蓀專門著文贊賞中共的《八一宣言》，他說：“以一個向來主張用階級斗爭為推動力對于一切不妥協的黨現在居然說愿意與各黨派不問以往仇怨都合作起來，這是何等轉向，這個轉向是何等光明！我們對于這樣勇敢的轉向又應作何等佩服！”（張東蓀：《評共產黨宣言并論全國大合作》，《自由評論》第10期，1936年2月。）

對于胡適這樣的自由知識分子來說，大概先前同樣存有與中共直接“溝通”的意念，而現在直接“溝通”的機會來了，自然也就不輕易舍棄了。在《獨立評論》此后的幾期上，又接連發表了陶希圣的《不黨者的力量》和《國民大會的一個解釋》等，繼續討論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問題。其中陶希圣還充滿信心地說：“為了引導別的黨派走上合法的道路，政府是應當而且必然有承認他們的

一日。”（陶希圣：《不黨者的力量》，《獨立評論》第242號，1937年7月11日。）不難發現，胡適與陶希圣的態度和討論在某種程度上是對中共主張的一種呼應，甚至有聯合起來向國民黨施壓的傾向。而從彼此“溝通”的內容來看，周恩來與胡適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在此時似已達成了一種共識，即對外抗戰、對內和平民主。

識同則謀。在這不久，周恩來與胡適有了一次直接會面的機會。1937年8月17日晚，“八點半，在汪宅開國防參議會第一次會議。會員共十六人：張伯苓、張耀曾、蔣方震、毛澤東、蔣孟鄰、沈鈞儒、梁漱溟、馬君武、黃炎培、曾琦、陶希圣、晏陽初、張嘉森、李璜、傅斯年、胡適”。當晚到會的有張伯苓、蔣方震、梁漱溟、陶希圣、李璜、傅斯年、胡適，“周恩來代表毛君出席”。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無產階級的領袖，同聚一堂，共謀國是，其象征意義遠大于實際意義。胡適當天的日記還記道：“得知三日中共打下三十只日本飛機，已證實的有廿六只。又知南口小有頓挫。”（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6，第703、704頁。）這應當是從周恩來口中“得知”的，一方面是中共的戰績，一方面是國民黨的“頓挫”，相信此時的胡適對中共有一種無言的好感。此間，周恩來與胡適有沒有單獨交談，是否談到了不久前他們的互動，已不得而知。但是，無論如何，這一次直接的謀面是兩人關系的高峰，目前沒有材料顯示他們在此前或此后還曾見過面，這更突顯了兩人本次見面的意義，等他們再強烈地感知到對方的時候，已經是“換了人間”。

三、批判與爭取

歷史翻過幾頁，到了1949年國共權勢易位之時，中共對胡適的態度有些耐人尋味。1月27日的《人民日報》報道：“對于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某權威人士所提出的戰爭罪犯的初步名單，國民黨統治區的人民正在紛紛議論。”“許多學生和教授們認為名單中必須包含重要的戰爭鼓動者胡適、于斌和葉青。”借“學生和教授”之口，譴責胡適已夠“戰犯”之格，而作為黨并未明確表態，似乎留下了爭取的空間。根據龔育之的發現，毛澤東的確設想過，如果北平解放了，胡適沒有走，可以讓他當圖書館館長。這是毛澤東1947年12月在陜北楊家溝中央會議期間的談話中說的，陳毅有詳細的記錄和傳達。根據陳毅的傳達，毛澤東在說明糾正三個過左傾向時，連帶說道：“你到北京，胡適捉不捉？……還是不捉。可叫胡適當個圖書館館長。”（龔育之：《黨史札記：龔育之近作》，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3頁。)

然而，此時胡適已走上了與國民黨合作的不歸路。4月23日，中共軍隊攻克南京。美國人問他的態度，他說：“不論局勢如何艱難，我始終是堅定的用道義支持蔣總統的。”（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六）》，臺灣聯經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2092—2093頁。）或許鑒于胡適的頑固態度，不久，5月4日的《人民日報》發表了紀念五四的文章，率先對他進行了批判，其中指出，五四期間，在“問題與主義”的論戰中，“胡適輩目擊著馬克思學說的逐漸盛行，而急忙地叫喊要多研究問題少談些主義。當然必須研究實際問題，但是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夠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而胡適輩卻把它當作盾牌，來阻止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成長，是表示資產階級對于工人階級的革命領導權的抗拒”。文章還批判說，后來，“胡適妄談貧窮、疾病、愚昧等五個鬼擾亂著中華，而封建勢力不在內，帝國主義也不在內。中國革命的對象既然不是封建主義與帝國主義，那么胡適就變了反革命的辯護人，以至成為反革命中的一分子”。

該文發表幾天后，周恩來在北京大學教授聯誼會舉行的第一次座談會上再次提到了胡適，他說：“新的代替舊的是社會發展的規律。要改革社會，就必須有勇氣面對舊的，否定舊的。‘五四’時期陳獨秀與胡適的不同，主要就在于前者敢于否定舊的，而后者卻沒有這樣的勇氣。所以胡適就站不住，骨頭是軟的。北大敢于對舊的東西加以否定的傳統，是值得發揚的。‘五四’時期也發生過否定一切的偏向，就是沒有在否定其基本的東西的同時，批判地接受其好的一面，沒有在否定其整體的同時，批判地接受其局部可用的東西。這主要是因為那個時代舊的東西根基太深。總的說，當時的成績比缺點還是大得多。到了今天，經過三十年的歷史發展，我們已經有了分析批判的能力和經驗，可以避免發生當時那種缺點。我們要否定舊的，先把舊的東西孤立起來，縮小其地盤，進而從根本上徹底摧毀它。這樣，才能為新東西的發展掃清障礙，開辟寬廣的道路。”（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編《周恩來教育文選》，教育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1—2頁。）周恩來在這里對胡適的看法特別能說明時代變遷對歷史書寫的影響，五四時期“陳獨秀和胡適”在有些方面一度是一體的，而在新的語境下，卻具有了根本的不同。

1949年8月15日，《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撰寫的新華社社論《丟掉幻想，準備斗爭》一文，批判胡適成了“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中國的反動政府只能控制”的極少數知識分子之一。對胡適的這種定位很快成為一種普遍的認知，并通過各種途經予以強化。1950年9月28日的胡適日記中粘貼了兩份剪報，都是他留在大陸的兒子胡思杜表示的對他的態度。一份是《紐約時報》的報道，說“胡適被自己之兒子聲討為帝國主義走狗及人民公敵”；一份是胡思杜的《對我父親——胡適的批判》，其中談到，“在舊社會中，我看我的父親是個‘清高的’、‘純潔的’好人。解放后，有批評他的地方，自己就有反感：周總理到北大講話說‘胡適之根本不認識什么是帝國主義’。心中反感已極：以為以我父親的淵博，竟不知什么是帝國主義，寧非侮辱”。（胡適：《胡適全集》第34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0頁。胡適判斷“此文是奉令發表的”。）這說明周恩來在北大還批判過胡適對帝國主義的態度。胡思杜雖然替其父親有點抱不平，但是，胡適不承認“帝國主義”在中國之存在確是事實。

就在粘貼這兩份剪報的前幾天，9月25日，胡適日記中還記載了一個朋友談到的西安事變情況，“‘西安釋蔣一段，在蘭州時，周恩來曾為錞自言之。張學良亦曾與朱紹良言之，固事實也。’（那時和鈞是甘肅財政廳長，在一九三九年，周恩來與鄧穎超經蘭州飛Moscow［莫斯科］，因天雨，飛機沒來，［正是］談天機會。據朱紹良說，張學良親對朱紹良說，‘不要著急。前天周恩來一班人到了，出乎大家意料之外，他們主張要放蔣先生回去！’）”（胡適：《胡適全集》第34卷，第58頁。）。從現有資料看，在被譴責為“帝國主義走狗”之時，他有關中共和周恩來在西安事變中表現的記載，沒有出現明顯傾向性的評論，他的“考據癖”及其對歷史真相的熱衷，似乎遠大于現實政治的沖擊，或許其今昔之感并未流露。

在新中國成立的最初幾年里，批判胡適成為思想界和政治生活中的一個重要活動。對此，遠在大洋彼岸的胡適密切關注著。1951年12月10日的日記中，他又粘貼了一份剪報，內容是“京津高等學校教師的學習運動”，其中說：“六千多人參加學習；聽周總理的報告；學習時間將有五六個月；分成五個階段進行；教授公開‘獨得之秘’；批判胡適、梅貽琦。”（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8，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頁。）一個“報告”，一個被“批判”，特別能說明周恩來與胡適的關系在新的時代環境下的延伸，他們名字的背后實際上是兩種力量、兩種文化。歷史已注定了一種將伸張為唯一，一種則趨于消亡。

1954年，大陸發動了一場全國規模的批判胡適的運動。當時，文化思想領域出現了關于俞平伯《紅樓夢》研究觀點的爭論。毛澤東在給中共中央的《關于〈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中有一段批示：“《武訓傳》雖然批判了，卻至今沒有引出教訓，又出現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論和阻攔‘小人物’的很有生氣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看樣子，這個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斗爭，也許可以開展起來了。”（《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第575、574頁。）在胡適不在場的情況下對其進行批判，顯然另有深意。唐弢回憶，在一次全國政協招待知識界人士的宴會上，聽到毛澤東在席間談到對胡適的批判，說：“批判嘛，總沒有什么好話。說實在話，新文化運動他是有功的，不能一筆抹煞，應實事求是。”還說：“到了二十一世紀，那時候，替他恢復名譽吧。”毛說著笑了。（參見唐弢：《春天的懷念——為人民政協四十年征文作》，《唐弢文集》第4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590頁。）這表明批判者對胡適的歷史功過心中是有數的，只是基于當時思想文化界出現的一些問題才批判他。

密切關注國內批判運動的胡適很難心平氣和，在主觀上越來越與中共表現出敵對的態度。1955年1月26日，他在日記中粘貼了兩份剪報。一份是《周恩來的聲明》，其中表示，中國人民決心解放臺灣。聲明援引了聯合國憲章，譴責美國在臺灣問題上的立場，并把該地區的緊張局勢歸結于美國的干涉。文前配有周恩來的照片。另一份剪報是美國國會根據總統艾森豪威爾要求通過的《臺灣問題的決議》，其中大意是說，美國將繼續給國民黨政府以經濟與軍事援助，并授予總統“保衛”臺灣及其周圍島嶼的權力。對此，胡適又產生了“不可救藥的樂觀”，認為打回大陸有點“近在眼前”的趨向了。第二天，他的日記記道：“去年冬天的交涉，取得安全互助條約，而打消了所謂‘組案’，是一大勝利。此次因大陳問題而得艾總統前天的致國會牒文，當時雖有UNaction［聯合國活動］之說，但牒文與周恩來的狂妄宣言同日出來，等于打消UNaction了，而艾氏的牒文是十年來的最重大的變化，故是吾國的大收獲，大轉機。”（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8，第354—355頁。）可見，在對中共問題上他與國民黨已處于同一立場，而對周恩來用了“狂妄”二字，表明曾經的好感，在此時已喪失殆盡。

然而，如果歷史僅僅如此，不免有些乏味。有趣的是，對胡適進行批判的中共還有另一面，即爭取胡適的歸來。與胡適不同，此時的周恩來和中共領導層卻顯得比較大度，在談到對胡適的批判時，周恩來說：“胡適的典型資產階級思想，我們要批判。但是如果今天胡適要求回來，愿意為社會主義服務，我們仍然可以要他講他的實驗主義。因為他的唯心主義的學說已經受了批判，大家已經有了認識，所以仍然可以要他講。同時，在提到‘五四’時代的新文化運動時，也仍然要提到他在那時所起的一定的作用。”（《周恩來傳（1898—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1209頁。）

爭取胡適回來并不僅僅是周恩來個人的意見。毛澤東提到對胡適的批判時，還講道：“這個人也真頑固，我們托人帶信給他，勸他回來，也不知他到底貪戀什么？”這里的“我們”顯然指的是中共中央。毛澤東說的“帶信”大概不只是一個渠道。1956年9月，周恩來曾托出國訪問的周鯁生通過在英國的陳源帶訊息給胡適。（參見龔育之：《胡繩晚年論胡適》，《龔育之自選集》，學習出版社2002年版，第575頁。）對于中共的爭取，胡適日記中有明確的記載。1957年3月16日日記記道：“收到妄人曹聚仁的信一封，這個人往往說胡適之是他的朋友，又往往自稱章太炎是他的老師。其實我沒有見過此人。此信大意是說他去年秋間曾到北京上海去了‘兩次’，‘看到了朝氣蓬勃的新中國’！‘先生……最好能回北京去看看……可以巡行全國，等先生看了之后再下斷語何如？’他說他‘愿意陪著先生同行’。”過了幾天他又記道：“收到小三從唐山寄來一信，是平寄的信，故經過五十日才到。這是七年來第一封信。信是寫給‘媽媽’的，信凡四頁，末后說，爸爸那邊，已另有信去了。但那封信至今沒有收到。大概是他先曾‘奉命’寫信給我，信是呈上去了，他以為已寄出了，所以偷寫這封給媽媽。殊不知中共已改變計劃了，不要他出面寫信，另叫別人（如曹聚仁之流）寫信。”（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8，第484頁。）無論胡適的推斷是否屬實，中共曾通過各種途徑爭取胡適回國卻是確鑿無疑的，從中可以看出作為已居于大國執政地位的中共的自信，表現出一種不計前嫌、招賢納士的風度，一種對流亡海外的異議人士的抬舉和垂愛。海外人士的統戰工作，當時一直是由周恩來直接負責的，曹聚仁的信很有可能是周恩來安排的。然而，胡適已是“另一個世界”的人了，對中共多渠道爭取的做法毫無回應。

四、結語

縱觀周恩來和胡適的關系，可以說五四時期是一個交合點，一個是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一個是響應者，共同推動了一個新時代的到來。不久二人卻逐漸疏離，走上了不同的社會改造道路。大約到1937年前后，在亡國滅種的危機面前，二人的關系又出現了一個交合點，一個是政黨的代表和領袖人物，一個是知識界的代表和知名人物，一起研究救國方略，體現了在政治和抗日方面的某種共識。然而，自此以后，兩條交合之線經過一段似乎平行的延伸后卻分開叉來，并且越分越大，直到在完全相反的方向上奔走，甚至回過頭來對沖。在周恩來看來，胡適屬于“典型資產階級思想”和“唯心主義”的代表，在無產階級政權中是需要批判的，但仍希望其“為社會主義服務”，并設想給其一定的言論空間。而對于胡適來說，他根本不認同中共新政權，對周恩來的好意自然無從回應。不管如何，二人都屬于20世紀不會被遺忘的歷史人物，拂去歷史的塵埃，換一個角度看，二人的名字似乎都成了一種反映近現代中國變革的符號，符號的背后是那鮮明的“大歷史”脈絡。

〔作者張太原，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教授，北京100091〕

（責任編輯：梁琨）

來源：《黨的文獻》201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