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密碼是豪密，就是周副主席最早創建的密碼，是無線密，敵人破不了。”

“豪密”考

陸旸 孫果達

中國的革命戰爭也許可以分為兩個戰場，一個有形，一個無形；一個在地面，一個在空中。所謂的“無形”和“空中”，就是無線電波。如果說地面的有形戰場長期以來都是敵強我弱，那么空中的無形戰場幾乎從一開始就是我強敵弱。這種優勢的確立，與赫赫有名的“豪密”休戚相關。

“豪密”之產生

紅軍的無線電通信工作是周恩來在莫斯科參加中共六大時開始籌建的。據當事人回憶：“1928年初夏的一天，‘莫斯科中國勞動者中山大學’的秘書長阿勃拉莫索要我通知一些人去見他。”“他對我們說，根據中國革命的需要，中共代表團的要求，第三國際的支持，決定派你們幾個去學習無線電通信技術。這是絕對保密的事，跟任何人都不能講。”（毛齊華：《我黨早期的地下電臺》，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通信兵回憶史料》第一冊，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頁）這第一批共6人參加的是“國際無線電訓練班”，不久，又有4人參加了“列寧格勒伏龍芝軍事通信聯絡學校”的學習。

1928年10月，周恩來回到上海后立即全方位地迅速組建和擴大無線電技術隊伍。1929年秋，上海建立了第一部地下無線電臺，同年12月又在香港建立了另一部電臺。此時鄧小平正好從上海到廣西經過香港，就與香港臺取得了聯系。此后上海黨中央與百色起義部隊的聯絡就由香港臺轉達。1930年1月，上海黨中央與江西蘇區的聯系，也是通過香港臺建立的。1930年10月，在蘇聯學習無線電技術的骨干相繼回國，紅軍的“空軍”隊伍迅速壯大。

然而就在這蓬勃發展之時，發生了一件驚天大事。據最早奉周恩來之命負責組建無線電通信的李強回憶，1930年11月香港臺被破壞，“電臺及聯絡辦法他們全部掌握，第1天英國人還給我們通了報，第2天他們發了一份報給我們，是用英文發來的，內容是：‘你們的朋友情況很好，現在在監獄里。’當時上海臺的報務員是張沈川培訓出來的曾三，英文‘監獄’這個詞曾三不認識，就拿來問我，我一看大吃一驚，說：‘不好了，他們在監獄里了！’我們知道對方遭到破壞后，就暫時停止了聯絡。”（李強：《一次劃時代的通信革命》，《通信兵回憶史料》第一冊，第4頁）這就是說，如果港英當局不是自我暴露，就可以冒名頂替與上海臺繼續保持聯絡，當然也就能與江西等有電臺聯系的蘇區通話，其危險程度實在是難以估量，當時周恩來的震驚可想而知。正是為了避免重蹈如此兇險的覆轍，“豪密”隨即應運而生。

“豪密”之特點

“豪密”是個傳奇，有多種說法。

最早在中共中央專業研究部門的刊物上撰文公開提出“豪密”的是曾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并長期擔任過中央機要局局長職務的李質忠。他于1991年在《黨的文獻》上發表了題為《周恩來對黨的機要工作的貢獻》的回憶文章，其中提到：“為了確保黨的核心機密不致被敵人破獲，周恩來于1931年在上海親自編制了一個密碼，取名×密。紅軍用這套密碼同上海黨中央、總司令部和各兵團司令部的機密電報。”“1931年3月，任弼時攜帶×密，從上海出發，經香港，于4月和顧作霖、王稼祥一道，到達江西瑞金蘇區中央局。自此，蘇區中央局便使用×密，于1931年9月開始與在上海的黨中央聯系。”（李質忠：《周恩來對黨的機要工作的貢獻》，《黨的文獻》1991年第1期）這篇文章中雖然罕見地用了個叉，但明明白白就是指“豪密”。

長期擔任情報工作負責人的羅青長說：“周恩來發明的密碼，有數學在里邊的。密碼是數學和文字構成的。”（鄧在軍：《百年恩來》第5集）

革命戰爭年代長期擔任中央軍委機要工作，曾任解放軍總參謀部三部部長的戴鏡元回憶說：“我黨最早的密碼是周恩來同志發明的，最早使用這個密碼的是任弼時。第一份電報是周恩來從上海發給蘇區中央局的，內容是問任弼時是否到了中央蘇區。周恩來有重要事情不在時，就由鄧穎超譯電。任弼時有緊急事情不在時，陳琮英負責譯電。”

在周恩來身邊長期從事機要工作的童小鵬說：“我們用的密碼不重復。”（童小鵬：《在對敵斗爭中親自設計制定密碼》。金志宇：《周恩來親自編制的豪密揭秘》，《黨史博采》2013年第4期）2009年，鳳凰臺在制作《較量——西柏坡1948紀事》紀錄片時，采訪了解放戰爭時任中央前委機要秘書及作戰參謀的劉長明。據劉長明的講述，說敵人的密碼很容易破譯，“但我們的密碼是豪密，就是周副主席最早創建的密碼，是無線密，敵人破不了。”

上述回憶表明“豪密”具有以下5個特點：用于高層領導機關的通訊；好記好用，簡單卻難以破譯；密碼由數字與文字構成；所用的密碼從不重復；密碼的性質是無線密。

“豪密”之試解

如果僅僅分析以上特點，恐怕還是不得要領。俗話說解鈴還需系鈴人，真正涉及這一謎底的竟然還是周恩來本人。在1994年《黨的文獻》所刊登的文章中，有一封周恩來和林育英于1936年5月18日聯名致張國燾的電報，其中提出：“關于二、六軍團方面的情報，可否你方擔任供給，請將與其通報密碼之書名第幾本與報首及頁行字數加注告我，以便聯絡通電，免誤時間。”（楊瑞廣：《任弼時力促三軍大會師》，《黨的文獻》1994年第2期）這份電報的背景是中共中央當時與賀龍、任弼時領導的二方面軍失去了聯絡，因此周恩來就向張國燾索要與二方面軍的電臺聯系密碼。電報清楚表明密碼由兩部分組成：書名與冊碼；頁碼、行數與字序。這就是說通報雙方各持一本相同的書，發報內容只要注明某頁、某行與第幾個字，收報方就能按圖索驥找出書中單個的字組成電報內容。這樣的密碼無從破譯，因為電報本身就是個密碼，其內容只是簡單的數字索引。既然沒有內容，又談何破譯。這種點對點書對書的通訊密碼，完全符合上述“豪密”的5個特點。

有文章說任弼時前往中央蘇區時化裝成牧師，“豪密”就被他夾在隨身攜帶的《圣經》中。《圣經》在牧師手中顯然最為自然和安全，不過現在看來那本《圣經》不可能夾帶“豪密”，因為其本身就是“豪密”，而且由于厚重所以很可能被拆分成多冊，編上序列號后使用，既方便還更保密，真所謂又簡單又深邃。因此可以推測，“豪密”最初的原版有可能是《圣經》。

“豪密”之發明

“豪密”究竟是不是周恩來的個人發明？長久以來，人們是依據“豪密”的名稱來判斷其發明者的。其實，這一推斷并不嚴密，以周恩來的代號命名并不意味著一定是周恩來的個人發明。理由起碼有六：

一是李強與張沈川最早參與中共中央無線電通訊的籌建，但他倆的回憶錄中從未提起周恩來設計過密碼。相反，張沈川證明當時是他創建了與香港臺通報的密碼：“當時我們用的兩種密碼都是我自己編造的。一種是用漢字明碼顛倒更換的；另一種是用英文字母換阿拉伯字母再變成漢字密碼使用的。”（張沈川：《地下無線電波》，《通信兵回憶史料》第一冊，第9頁）張沈川的回憶可信度較高，因為與香港臺通報的密碼被港英當局掌握正好證明當時所用并非“豪密”。二是1930年3月與10月分別從蘇聯回滬的主要技術骨干涂作潮與毛齊華的回憶錄中也都沒有提及關于密碼的研制。三是前述回憶“豪密”者均是后來的使用人，又無提供任何具體的事實依據，很可能只是口口相傳。四是“豪密”在香港臺破壞后三個月不僅研制成功竟然還未經試用就直接用于中共中央領導機構間的通訊，如此倉促草率完全不合周恩來的謹慎作風。五是周恩來組織多批人馬在蘇聯學習無線電技術，卻從不涉及無線電技術之魂的密碼編制，似乎對自己屆時就能發明無人可以破譯的密碼胸有成竹。這種現象完全不合邏輯，更不合周恩來一貫的周密作風，除非早已知道無線電通信建立后密碼不是問題。確實，有了大批的無線電技術人才，共產國際提供成熟的通信密碼應該易如反掌水到渠成。六是1930年共產國際已經在上海建立了大功率電臺，上海中央臺就是通過該臺與蘇聯建立聯絡。因此，共產國際即使為了自身的安全，也必須為中央臺解決密碼這一無線電通信的核心技術。

由此可見，“豪密”的及時出現，不能排除是周恩來把蘇聯無線電通信的經驗與技術中國化的可能，因此，以周恩來的代號來命名也順理成章理所當然，但是否是周恩來發明的，并不能完全確定。

周恩來對紅軍“空軍”的貢獻是傳奇性的。如果說“豪密”是銅墻鐵壁的“伍豪之盾”，那么對國民黨軍從上到下無線電通訊的成功破譯無疑是真正無堅不摧的“伍豪之劍”。紅軍的“空軍”有了如此神奇的“盾”與“劍”，而執掌者又是精于情報運用的毛澤東，那么在地面單向透明的有形戰場上紅軍由弱轉強橫掃對手顯然只是時間問題了。（作者分別為南京政治學院上海校區講師、教授）

閱讀延伸

國民黨調查科如何

制作使用無線電密碼

中國最先得益于無線電短波技術的是當時中統的前身、陳立夫主管的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

當時國內所用的電報都用明碼。明碼本是由上海的商務印書館統一印行出版的，共計約一萬字。調查組當然不能用明碼通訊，于是改動了明碼的數字，作為自編密碼。后又決定重修商務印書館的密碼系統。他們刪去冷僻字，重新對文字排序，并把常用字加粗以便于尋找。這樣調查組就自創了密碼，與商務印書館的密碼本斷絕了關系。

為了更好地保守機密，陳立夫規定把密碼本全部存放在機要科，但陳立夫走到哪里，都隨身攜帶著一些密碼本。因此，旁人就難以掌握密碼本的變動。

陳立夫還規定了密碼本使用的默契法。就是讓聯絡對象拿了密碼本后，只有他自己知道哪一天該用哪本密碼。

（來源：《北京日報》2014年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