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周恩來在生命最后時刻的情誼

杜修賢

毛澤東和周恩來這兩位偉人在晚年時的關系中，互相愛護和關心，真可謂入絲入毫，點滴不漏。走進晚年，老人的悲憐晚情，揪人心肺，催人淚下。

“九·一三”事件后，毛澤東的身體健康狀況曾發生了一次突變。1972年1月參加陳毅追悼會后不久，毛澤東再次病倒。并且來勢兇猛，他休克了。經過醫務人員的全力搶救，才蘇醒過來。

周恩來當時得知毛澤東病重的消息，坐車從他的住所西花廳趕到游泳池時，許久許久下不來車。工作人員從他的表現上看出，他肩負的擔子沉重，責任重大。雖然他曾指示醫務人員對毛澤東的病情進行了全力以赴的搶救和治療，但是在一片“萬壽無疆”的聲浪中，從中央委員會到各級黨的組織和人民群眾對毛澤東的病情、身體狀況一點都不知道，也沒有絲毫思想準備。在這種情況下，萬一毛澤東有個“閃失”，周恩來該如何向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交代呢！

1972年，周恩來已經出現便血的病象。他像是有某種預感，更加不分晝夜地工作，常有幾十小時不合眼的情況。他的身體迅速地消瘦下來。醫生勸他做全面檢查，他望著醫生低聲懇求道：“你們先不要急，先讓我忙過這一段。再說，查出癌癥又有什么辦法？我這么大歲數了，能多忙幾天，多處理幾件事就可以了。”

5月18日，周恩來經京、津、滬三地的著名專家確診為膀胱癌后，立即報告毛澤東。

當毛澤東展開醫生的報告單，一字一句地看完時，他的心情是那樣的沉重。這種沉重的心情反映在他平時很少出現過的異樣嚴肅的緊皺著眉頭的臉上。毛澤東親自指示由葉劍英、鄧穎超、汪東興和張春橋領導醫療組的工作。

早在1965年，醫生發現周恩來患心臟病時，毛澤東即關心地請他“工作量減少一點，少看一點兒文件”。周恩來患癌癥后，毛澤東又多次勸他“安心養病”，“節勞，不可大意”，并提出請鄧小平出山，主持日常工作，以減輕周恩來的負擔。

1974年2月，四屆人大開過后，周恩來由于過度勞累，病情繼續惡化，每天便血不止。毛澤東得知后，非常傷感。他躺在床上忍受著近乎失明的痛苦，費力地一字一句地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去打個電話問問總理現在的情況怎么樣了。”

3月20日，周恩來用顫抖的手親筆致信毛澤東：

“主席：最近4年來，我的大便中偶有潛血出現，但因消化系統好，未進行腸胃檢查。這兩年又因膀胱癌出現，尿中有血，易于計量和檢查，故醫療力量集中于治療膀胱癌。現膀胱癌經過兩次開刀，3次電燒，已能稍稍控制……今年開會后(注：指四屆人大)，大便中潛血每天都有……進行食鋇和灌鋇檢查，始發現大腸內接近肝部位有一腫瘤，類似核桃大，食物經此癌腫處蠕動甚慢，通過亦窄……而這一大腸內的腫瘤位置，正好就是40年前我在沙窩會議后得的肝膿瘍病的地方。……”

那是1935年7月28日，周恩來隨紅一方面軍主力長征到達松潘毛兒蓋。就要進入草地了，這將是最艱難的一段路程。

這時，周恩來病倒了。他高燒不退，幾天來一直處于昏迷中。當時毛澤東決定讓鄧穎超從休養連調到總部幫助照顧周恩來，并指示醫生全力搶救治療。

經醫生檢查，并結合臨床表現，確診為“阿米巴痢疾”。根據醫書記載，這種病死亡率極高，只有個別患者在化膿部位與腸接觸的地方穿孔，膿液經腸子排出體外而得以生存。

當時，根本沒有做穿刺和開刀手術的條件，于是，醫生們決定除了讓周恩來服用易米丁藥之外，還采用了古老的“冰敷”療法，以挽救周恩來的生命。

醫生們把冰袋放在周恩來的身軀上部，焦急地等待著。

過了六七個小時，周恩來終于慢慢地清醒了，他不時地低聲呻吟，說肚子疼，并排出了許多膿液。周恩來轉危為安，在與死神的搏斗中，他勝利了。

周恩來給毛澤東的這封信，又重提此事，說明病因，讀起來使人心如刀割。

信的末尾還寫道：

“我因主席對我病狀關懷備至，今又突然以新的病變報告主席，心實不安，故將病情經過及歷史病因說清楚，務請主席放心。在去年兩次開刀后，我曾托王(海容)、唐(聞生)兩同志轉報主席……但如需再次開刀，我還受得了。現在要好好地作此準備。”

幾天后，毛澤東批準了對周恩來的治療方案。自從周恩來患病，毛澤東一直關心和惦記著周恩來的身體狀況。每次審閱有關周恩來的病情報告時，他總是特別認真。這期間，毛澤東一度因白內障不能看東西，當工作人員給他讀周恩來的病情報告時，他聽得格外認真、細致，居然能記住周恩來每天失血的數字以及施行第幾次手術等。

毛澤東住處的沙發，原來的又大又笨，坐墊比較硬。對于長時間坐著不動的老年病人來說，很不合適。因使用這種沙發，毛澤東背上長起了褥瘡。工作人員給他另設計一種，坐墊是用海綿做的，下面鉆了很多蜂窩形的小孔。毛澤東坐在新沙發上搖了搖，說：“這種沙發好多了。原來的那種沙發又高又大，像我這樣高的人坐上勉強可以，腳能著地，像總理坐上去就不舒服。他的腳就得懸著。”他囑咐工作人員：“總理現在生病，給總理送一個去。”毛澤東體察事情很細微。當他坐上一個較為滿意的沙發椅時，馬上想到了與他幾十年患難與共的同志、戰友、朋友周恩來。這是一種怎樣的深厚感情啊！

同樣，周恩來對毛澤東的病情也十分關心。

自1971年以后，毛澤東的體質迅速衰弱，他的健康情況很不穩定，且好的時候少。有時連續幾天大量工作，有時他又因帕金森癥發作臥床不起。

毛澤東身體狀況雖然日衰，而從20世紀70年代起，外國首腦大凡踏上中國的土地，就會有個急切的要求：我們要拜會毛澤東主席。并以一睹“東方巨人”為快為榮。對此，八旬老人面臨的是紛至沓來的友誼之手，這能拒絕嗎？猶如人不能拒絕空氣一樣拒絕這個熱忱的世界。

1973年春，毛澤東和周恩來這兩位身患重病的老人，外交活動達到了高潮。而此時，毛澤東患白內障多年的眼睛，視力急劇下降。越來越討厭耀眼的攝影燈在他書房里閃來閃去。周恩來非常著急，他除了及時了解病情和指導眼科專家的會診外，還告訴攝影記者拍攝毛澤東和外賓會見的照片時間，必須嚴格限制在3分鐘以內，多1分也不行，時間一到立即關燈。另外，周恩來還將自己使用多年的一副眼鏡送給了毛澤東。他在寫給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的一封信里說：

“這副眼鏡是我戴了多年，較為合適的一副。送給主席試戴。如果不合適，告訴我，給主席重配。”

周恩來對毛澤東的愛護和關心，真可謂入絲入毫，點滴不漏。

1975年8月，醫生決定為毛澤東做白內障摘除手術。這種手術屬于一般性的小手術，但周恩來仍然不放心。盡管他自己的病情已經十分嚴重了，但卻堅持要到手術現場。為了不干擾毛澤東的手術，周恩來和其他幾位領導人提出不到手術室，不與毛澤東打招呼，幾個人坐在手術室外的大廳里，一直等毛澤東手術做完之后才放心地離去。

毛澤東的手術像周恩來預期的那樣，非常成功，他的一只眼睛復明了。

1975年10月下旬，為了“延長生命”，醫生給周恩來做了最后一次手術。到這時，周恩來先后做了13次手術。

“13”在西方被視為兇數。

周恩來曾因羅杰斯及其助手們為住“13”樓而生氣時，給他們講中國寓言“不怕鬼的故事”。羅杰斯等人聽后都笑了，不安和氣惱也頓時消失了。

然而，周恩來這次巧合了“13”這個“兇數”。他已經不能進食了，完全靠輸液來維持生命。周恩來此時不但臥床，而且已無法坐起來，身體下部插了七八條管子，輸液、輸血、排液，膀胱等部位整個都爛了，但頭腦仍然很清醒。衛士和秘書每天輪流給他讀一些國際簡報、國內動態和參考資料，也讓他聽聽廣播。

到12月，周恩來已經高燒不斷，說話都越來越艱難了，聲音非常微弱。

1976年元旦，毛澤東的《重上井岡山》和《鳥兒問答》兩首詞發表，已處于病危之中的周恩來從昏迷中醒來，恰好從廣播里聽到，便讓秘書去買來詩詞，并讓他們讀。當讀到“不須放屁，試看天地翻覆”時，周恩來的嘴角綻出幾絲笑紋，甚至可以聽到隱隱的笑聲。可是，膀胱癌和腸癌的劇痛很快又使他雙唇緊抿。秘書收起詩詞，他雖然疼得額上沁滿汗珠，仍然堅持示意讓秘書把詩詞放在他的枕邊。

周恩來對毛澤東的感情是非常真摯而深厚的，即使在彌留之際，還惦念著毛澤東的病情。

有一天，他醒過來，用微弱的勉強能聽到的聲音訥訥地問醫生：

“主席，主席身體怎么樣？”

“沒有大的變化。”醫生小聲報告。

“只要主席健在，我就放心了。”周恩來說完后，又昏迷過去了。

周恩來逝世時，胸前佩有毛澤東頭像和“為人民服務”五個字的像章。從這枚像章可以看出毛澤東和周恩來的關系。這枚像章，周恩來從不同意用任何單純的毛澤東頭像章來替換。這無疑反映著周恩來的內心世界，反映出他心中人民、毛澤東與自己的位置和關系。

據周恩來的保健護士鄭淑云回憶說：

“那天我走到總理辦公室門口，一看門是半開著的，我就探過身往里瞧了一眼，一看總理今天破例沒有伏案工作。桌上攤了一大堆毛主席紀念章，他正側身站在那里仔細揀著。我一看很高興。因為那時候，毛主席像章風靡全國，人人手里都有一大堆，常常拿出來比較、交換，有一枚好像章，就像得了寶貝似的，到處向人夸耀。我一看總理桌上有那么多好像章就眼睛發亮，走不動了。想看看有什么新的。總理抬頭一看是我，就說：進來，進來。平常我是不進他辦公室的，這次因為我見他顯然是在休息，所以就進去了。總理說，過來看看像章，我看來看去就喜歡這一枚。我探過頭去一看，并不是主席頭像，而是主席手寫的‘為人民服務’章。”

周恩來永遠和人民站在一起，這也是他和毛澤東成功合作關系的主要之點。人民是他們心中的“上帝”，“人民萬歲”是發自他們內心肺腑的口號。他們都把自己融化在國家、民族和人民之中，并愿為之獻出自己的一切。正是由于周恩來對人民愛得這樣深切，所以他才對毛澤東表現出無比忠誠。

據秘書和醫護人員回憶：周恩來臥床不起后，特別是他病危后從昏迷中醒來時，曾多次撫摸毛澤東像章和詩詞，曾多次詢問毛澤東現在住哪里？身體怎么樣？每逢這時，他們的心中都特別痛苦。如果毛澤東身體好一些，能夠到周恩來的病房看一眼，在周恩來的病床旁邊坐一下，對于他們幾十年的戰斗友誼，對于我們的歷史，都將是多么感人的一筆啊！

這期間，毛澤東的身體狀況也令人擔心。毛澤東的機要秘書張玉鳳在她的回憶文章中這樣寫道：

“他講話困難，僅能從喉嚨內發出一些含糊不清的聲音字句。由于長時間在他身邊工作，我還能聽懂主席的話。每當主席同其他領導同志談話時，我就得在場，學說一遍。但到了他講話、發音極不清楚時，我只能從他的口形和表情來揣摸，獲得他點頭認可。當主席的語言障礙到了最嚴重的地步時，他老人家只好用筆寫出他的所思所想了。后來，主席的行動已經很困難，兩條腿不能走路。如果沒有人攙扶，連一步都走不動了。”

兩位偉人同時處于這么嚴重的病態之中，他們的病榻相距不遠，然而卻被一堵紅墻和西安門大街的柏油馬路無情地隔開了。一個在北海西岸305醫院內，一個在中南海西岸的游泳池旁，他們情有所往，不忍相見，無力相見，也永遠不能相見了。

1976年1月8日。毛澤東幾乎一夜未合眼，此時他正臥床，側身看著文件。負責毛澤東身邊工作的張耀祠急匆匆地趕到游泳池毛澤東臥室，將周恩來逝世的噩耗報告了毛澤東。

毛澤東聽后許久一言未發，只是點點頭表示知道了。對于周恩來的逝世，毛澤東顯然早已料到了。在近幾年的醫生報告中，早有所覺，長期的傷感，使他的眼淚枯竭了。此時，他已無法向這位患難與共的同志、戰友表露自己內心的悲傷和痛苦。

幾天后，中央擬好了有關周恩來追悼會的規格，參加追悼會的政治局及黨、政、軍負責人的人數和悼詞一并送毛澤東審閱。

中央考慮到毛澤東病重，便沒有安排他參加有關周恩來逝世的一切活動。

據張玉鳳回憶：毛主席審閱這個報告時，我一直守候在側，不知道為什么在我這個普通人的心中，一直存有一線希望，或許會有四年前參加陳毅同志追悼會那樣的突然決定，或許也能去參加周總理的追悼會。一句憋在我心里許多時的話，不由自主地脫口而出，像孩子般冒昧地問主席：“去參加總理的追悼會嗎？”一直處于悲傷中的主席，這時，一只手舉著還沒有來得及放下的文件，另一只手拍拍略微翹起的腿，痛苦而又吃力地對我說：“我走不動了。”

毛澤東這時已站不起身，他不愿意讓人們看見他舉步維艱，離不開輪椅，不能講話那種晚年的病態和痛苦的心境。

毛澤東沒有參加周恩來的追悼會，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毛澤東拿起他一貫使用的那支紅鉛筆。在送審報告上寫有“主席”二字的地方端端正正畫了一個圓圈。悼詞千言，這個圓圈寄托了毛澤東對周恩來的深切哀思。這個圓圈表達了毛澤東對周恩來的深情厚意。可是在人民的心目中，他確實是弱了，太弱了……這一筆怎么能表達得了對與自己風雨同舟的幾十年的戰友的離別之情呢？人民當時多么希望毛澤東能在周恩來的追悼會上出現呀！

然而，若干年后，當人們從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和衛士的回憶文章中得知他當時的身體狀況時，人民不僅能理解毛澤東，也更深切地理解了毛澤東和周恩來之間情同手足的關系。

那天晚上，在毛澤東看電視的時候，護士和陪伴他的人注意到眼淚從他衰老的臉上流了下來。

毛澤東沒有參加追悼會，但他派人送來一個花圈，放置在曾與他攜手近半個世紀的戰友、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達27年之久的周恩來的遺像旁。毛澤東只能以這種方式同他這位忠貞不渝的同事告別。

周恩來逝世后，毛澤東的情緒非常不好，煩躁不愿講話。只是借助剛剛治好的一只眼睛不停地閱讀。這時，他雖然能自己看書、看文件，但由于他的身體過于虛弱，兩只手顫抖，已經沒有舉起文件的力量了。為了滿足毛澤東那艱難的閱讀需要，身邊的工作人員都要幫他舉著書或文件。看得出來，此時他似乎只能從書本和文件中擺脫一切痛苦。

有一天，毛遠新告訴毛澤東，上海的一些頗有影響的人物貼出了令人不安的大字報。大字報上說，鄧小平在悼詞中把周恩來贊頌得過分了，“結論應該推翻”。

且不管毛遠新在向毛澤東匯報這張大字報時抱有什么動機，毛澤東給予了明確的答復：

攻擊周恩來，人民一定不會答應。在周恩來追悼會上所作的悼詞，其結論是不能改變的。要推翻這個結論，人民是不會贊成的。

毛澤東對與他共事近半個世紀的周恩來是深信不疑的。他了解周恩來，信任周恩來，也知道人民愛戴周恩來，所以他不容許任何人詆毀周恩來。

(本文摘編自《紅鏡頭中的周恩來》，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