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總理與“每日匯報表”

李　琦

我1950年年初剛到周總理身邊工作時，辦公室只有幾位秘書和機要人員。那時新中國剛剛成立，百廢待興，每日要辦的事情很多，有時就隨手記在紙上。這樣做，既不規范，又容易丟失。為了更好地適應工作的需要，提高效率，統一公文格式，我們經過一段時間的摸索，在1950年春季設計了一種簡明、方便的表格，即后來經常使用的每日匯報表。周總理從一開始就支持使用這種表格，一直到他逝世。可以說，這是總理辦公室專用的、不同尋常的表格。上面保留著周總理許許多多的字跡、許許多多的批語，它們將永遠存留在共和國的歷史上。

“每日匯報表”是周總理在國務活動中，在公文格式方面一個獨特的創造

每日匯報表分為內容、批示、處理和時間、填表人署名等五個項目，一目了然。報表為16開紙，橫排鉛印。每日通常由秘書填寫。其中內容欄是各部門、有關同志向周總理的請示或報告。當時我們每天要接許多電話，都寫在每日匯報表上，再注明日期并署名后上送周總理。周總理一般能夠較快地閱讀，予以批示。我們再去辦理或直接答復有關同志或告有關部門。處理欄內則把我們辦后的情況簡單登記，這樣做非常便于以后查詢。

秘書們是有分工的。周總理鼓勵大家熟悉自己分管的業務，為秘書們創造了不少熟悉業務的條件。譬如，凡是有關的文件，包括中央文件和下面的報告，除極少數特殊的以外，都允許我們看，并且要求對其中重要的認真研究。周總理召集的大大小小的會議，有關秘書必須參加，有時還要求作紀要。此外還要求秘書到下屬有關部門參加會議或去了解某些情況，秘書回來后綜合情況寫在每日匯報表上報告總理。下邊來的公文，秘書一般要作摘要，有時也填寫在每日匯報表上。這樣，每日匯報表的內容就很廣泛，包括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統戰、人事等等方面的情況，既有下情上報，也有上情下達，既有反映重大事件、重大問題的，也有反映一般問題和相對來說比較小點的問題的。

每日匯報表力求內容精練、文字簡潔。周總理能夠在當天或次日就批閱，不會積壓，我們總是將總理批示迅速反饋給有關同志。對這一點，大家非常高興。有的熟悉我們情況的國務院機關的同志，為了爭取時間，也跑到我們辦公室，把需要請示的問題直接寫在每日匯報表上，這樣確實能夠很快得到周總理的答復。

每日匯報表中比較重要的內容，周總理往往批送毛主席、少奇、陳云、小平、陳毅等中央領導同志傳閱，也有的批送分管某方面工作的中央有關同志，如政法件送董老、彭真、瑞卿，財經件送富春、一波等等。總之，每日匯報表既可以上報中央，又可以在小范圍傳閱，便于溝通，真是十分方便，完全打破了舊中國公文程式那一套繁瑣、陳舊、層層轉送的辦法。這也是周總理在國務活動中，在公文格式方面一個獨特的創造。

我們發現毛主席在表上寫了兩個大字“要件”，并在下邊畫了兩個圓圈

每日匯報表的辦法得到了毛主席的充分肯定。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中國派遣志愿軍入朝作戰。我們的部隊雖然久經考驗，但是這次戰爭的作戰對象、作戰環境和條件、作戰方針和方法等等，同過去的戰爭有根本的或很大的不同。所以,黨和國家領導人都十分關注入朝部隊的一切情況。1951年1月10日，志愿軍政治部組織部副部長回到北京，向軍委作戰部從三方面講了前方部隊的情況: 一，出國前部隊思想狀況；二，部隊在兩次戰役中的體會；三，朝鮮人民軍、人民群眾情緒及與我軍的關系。其中有的在當時是比較機密的內容。總理辦公室分管軍事的秘書參加了這次會議，立刻將情況寫了幾頁紙上報周總理。總理閱后立即批示:“送毛、劉閱。”毛主席收到此件后，親自改寫為電報，并且加了按語:“茲將志愿軍政治部組織部(副)部長座談情況發給你們，請注意研究。”電報用軍委參謀部的名義，發各大軍區、中央局、軍事學院。毛主席還寫了“AAAA”，A代表緊急程度，四個A是最急的，就是要求用最快的速度發出去。

1953年5月23日，財政部副部長戎子和邀集有關同志商討本年度預算執行情況及有關的問題，總理辦公室聯系財經單位的秘書去參加了，回來后在每日匯報表上寫成會議綜述，既有文字，又有圖表，很是醒目。周總理批:“送主席、劉、朱、高、彭、鄧、子恢閱。”此件退回辦公室后，我們發現毛主席在表上寫了兩個大字“要件”，并在下邊畫了兩個圓圈。

周總理經常把每日匯報表報送主席。遇有較為復雜的問題，他總是要經過仔細的斟酌才上報，同時把有關的背景材料附在后面，以便主席能較快、較容易地看清楚。如1953年2月10日，財經組同志把國外對我貿易封鎖情況及我方擬定的幾種反封鎖辦法報告周總理。總理逐條審閱，連標點符號都仔細重新標志清楚，對工作內容作了認真修改,務求措施得當，表述準確，然后寫道:“以上辦法，是否妥當?請主席示知。”又批:“另附對芬蘭油船臨時處置的來往電報，請閱。”毛主席閱后,在這張表上批：“照辦。”當年重大的問題,眾所周知,自然是中央討論,或是周總理當面請示毛主席來決定。但是也有一些問題是采用這種辦法上報并請示中央或毛主席而決定的。

有些工作的處理,需要上下級保持密切的聯系,如指揮作戰、外交談判等等,都要及時了解情況、及時給予指導。著名的“三反”、“五反”運動就是如此。當時，電報往來頻繁，毛主席親自抓“三反”運動，周總理則側重對“五反”運動多管些。他曾召集有關同志研究這方面的政策，并派人到外地蹲點指導。如薄一波到上海后,周總理經常約他通電話，開始幾次通話完了,都是總理自己寫成便函報告毛主席，這往往要費去一些時間。后來,采用了串機辦法,要我在他們通電話時,用另一個機子同時聽。通話完了，我把薄的匯報和周的指示整理后,寫在每日匯報表上，總理審閱后就批送主席與中央領導同志，這樣就節約了周總理一些時間。后來，黨內發生了“高饒事件”，周總理分管高崗的事情。在中央處理高崗問題告一段落后，又派周總理到東北局召開的三級干部會議上作傳達報告。周總理回來后，由當時東北局副書記林楓主持討論，統一思想。林楓每日晚把討論情況用長途電話向總理匯報。總理又命我用串機辦法，同時聽，再寫成記錄，上送主席、少奇同志等。在這些匯報表上，均留有中央領導同志的手跡，成為周總理當時一種有效、快捷的工作方式。可惜這類每日匯報表，我在檔案館里一張也找不到了。

周總理逐一批注意見后，寫了抄送文委的幾位領導同志，還寫上抄送總理辦公室

用每日匯報表來解決我們辦公室自己的事，也是很方便的。組建總理辦公室時，周總理對于挑選什么人做秘書，尤其對挑選辦公室主任是比較慎重的。經過考慮，他選定張唯一做主任。張經歷過嚴酷的地下黨斗爭的考驗，曾在周總理和瞿秋白共同策劃、組織的中央秘密檔案庫做第一任負責人，卓有成績。這位老同志很謙遜地推托說，到辦公室來“才不勝任”。在1950年8月25日的一張每日匯報表上，周總理又批:“仍請張唯一同志來任辦公室主任。”為了強調這件事，他在批示后又補寫個“辦!”字，并在下邊畫了圈。經過各方努力，張唯一終于來了，成為總理辦公室的第一任主任。張逝世后，由國務院常務副秘書長齊燕銘兼任。在“文化大革命”前，童小鵬又成為總理辦公室第三任主任。至于副主任，則先后由陽翰笙、李琦、羅青長、劉昂、張彥、許明擔任。

每日匯報表使用不久，周總理有一次在反映文化教育問題的一張表上，逐一批注意見后，寫了抄送文委的幾位領導同志，還寫上抄送總理辦公室，并在下邊畫了一條橫杠，以示注意。這個表的日期已無法回憶了，但我清楚地記得這件事，因為這是第一次對外啟用總理辦公室的名義。政務院改稱國務院后，總理辦公室已列入直屬單位中的正式建制了。

1953年政務院布置選舉人民代表的工作。我們屬中南海選區。我把包括候選人醞釀的一些情況等上報周總理。說實在的，當時我把這件事只是當做例行公事，卻沒有想到周總理是那么認真、嚴肅對待。開始，他在每日匯報表上批:“琦: 對選民組與選民大會未提清楚，望再查告。”接著又批:“年齡如何核正，未提。”在整個過程中，選區的工作受到不只一次的批評，如我們反映了選民表不是本人填寫、登記的年齡中出現一些錯誤等等。對此，周總理曾鄭重批示:“我的登記表應給我重填。”還有一次批:“代填選民登記表本身就是錯誤，不必再追究代填手續上的錯誤，主要的要進行本人登記。”在“進行本人登記”6字下打了6個圓圈。周總理的批示，我們隨時向鄧小平副總理作了匯報。最后，我們糾正了以上錯誤，圓滿地完成了選舉工作。通過這件事,周總理給我們上了一堂生動的民主法制課。

匯報表的內容，并不都是外邊的請示等，像秘書們在完成某項任務后有時也將情況填寫上報并備案，有時是在事情未辦之前，我們預先提醒周總理注意。例如在預定的國務院政務會議前，估計到已列的議程有可能會涉及某一問題或某些人員的任命，而我們已了解到各個方面對此事有不同意見,就用每日匯報表逐一列出來，在會議前送閱，以供總理在發表意見和作決斷時參考。另一種情況是我們知道周總理可能最近要見某民主人士，而這位民主人士最近致總理的信或建議，總理還沒有來得及看。我們就簡要地列出有關內容，或者還把辦理情況，如已送某某部門辦理等，也一并寫明,以免總理遇到這位民主人士，對方提起來時因不知道而陷于尷尬。

每日匯報表從誕生到消失，共26年，不僅細致地反映了周總理的工作、思想和業績，也如實記載了黨和國家領導人對一些重大事件的考慮和決策。可以說，它是黨史、國史生動翔實的記錄，因而成為極為珍貴的原始材料之一，成為后人借鑒前人、汲取營養的寶貴財富。

(此文選自《黨的文獻》，本刊有刪節。作者曾任周恩來總理辦公室副主任、文化部副部長、教育部副部長、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

來源：《秘書工作》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