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方樂奏有于闐”

——毛澤東看少數民族文化

陳晉

毛澤東比較早地接觸少數民族文化，大概是1926年在廣東農民運動講習所當所長的時候。為了解不同地區的民俗風情，他曾發動來自各地的學員抄寫故鄉的民歌，其中就有少數民族居住區的民歌。1961年3月在廣州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還頗有興趣地說到：其中包括內蒙古、黑龍江的，只是沒有青海、新疆的，從這些民歌里面可以懂得許多東西。后來丟了，非常可惜。毛澤東沒有說他從這些民歌中懂得些什么，稱其為一種國情民俗的調查，大致是可以的。

后來在長征途中，經過一些少數民族聚居區，毛澤東對這些民族的文化風俗有不少親身見聞。比較集中地感受少數民族文化藝術，是新中國成立初期。1950年10月3日晚上，來京參加國慶典禮的150多名各族代表匯集中南海，舉行向毛澤東和中央政府的獻禮大會。后來人們從電影電視上常常看到毛澤東從各個少數民族代表手里接過哈達、傘、帽子等禮物的鏡頭，拍的就是這天的場面，其中還有他笑著接過一頂少數民族的帽子往頭上戴的畫面。獻禮結束后，各少數民族的文工團在懷仁堂演出歌舞。參加演出的有西南各民族文工團、新疆文工團、吉林省延邊文工團、內蒙古文工團。看節目的時候，毛澤東高興地對坐在前排的柳亞子說，“這樣的盛況，亞子先生為什么不填詞以志盛呢？我來和”。

讓人作詞，主動唱和，這在毛澤東是罕見之事。柳先生也很興奮，自不怠慢，即席賦一首《浣溪沙》：“火樹銀花不夜天，弟兄姊妹舞翩躚，歌聲唱徹月兒圓。不是一人能領導，那容百族共駢闐，良宵盛會喜空前。”詞中所說的“歌聲唱徹月兒圓”，實指新疆哈薩克族民間歌舞《圓月》。柳先生還在詞前附一小序：“毛主席命填是闋，用紀大團結之盛況云耳！”第二天，毛澤東便以《浣溪沙·和柳亞子先生》相答：“長夜難明赤縣天，百年魔怪舞翩躚，人民五億不團圓。一唱雄雞天下白，萬方樂奏有于闐，詩人興會更無前。”詞中說到“萬方樂奏有于闐”中的“于闐”，是指新疆西南部的一個縣名，古時候是西域的一個國名，在新疆和闐（即今和田）一帶，西漢時歸附中央王朝。毛澤東在詞里提到它，實寫新疆歌舞團表演的節目，言下之意，連古稱“于闐”的偏遠之地都獻歌獻舞，怎能不是“萬方樂奏”的大團結景象呢？

有意思的是，在于闐（今稱于田），還確實出現一樁讓毛澤東興奮的奇事。有一個叫庫爾班的老頭，幾次三番要騎毛驢上北京見毛主席。后來，他到了北京，受到毛澤東的接見，并拍下一張很有名的《庫爾班大叔見到毛主席》照片。后來，新疆和田根據這張照片搞了一個雕塑，記錄著毛澤東和這位維吾爾族老人在一起的親切瞬間。

對少數民族聚居地區的文化藝術，毛澤東一向主張保護和發展。1952年10月8日，毛澤東在接見西藏致敬團代表談話時提出：“經濟和文化也需要發展。文化包括學校、報紙、電影等等，宗教也在內。過去的反動統治，清朝皇帝、蔣介石，都是壓迫剝削你們的，帝國主義也是一樣，使得你們人口不得發展，經濟削弱了，文化也沒有發展。”“如果共產黨不能幫助你們（少數民族）發展人口，發展經濟和文化，那共產黨就沒有什么用處。”此前，毛澤東還托人給達賴喇嘛帶去了一部16毫米的電影放映機和兩部電影片。20世紀50年代中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即將開始之際，毛澤東及時地提出了大批培養少數民族各方面專業人才的任務。他說，少數民族不僅要有行政干部，要出黨的書記，要有軍事干部、文化教育干部，還要有科學家、藝術家、工程師以及各方面的人才。1964年4月，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專門會見了中央戲劇學院新疆民族班全體學員。這年底，全國少數民族群眾業余藝術觀摩演出大會在北京舉行的時候，他和周恩來、劉少奇等中央領導又接見了全體代表。

對古代歷史，如何看待魏晉南北朝這段歷史上的分裂局面，史家眾說紛紛。毛澤東提出應該從促進中華民族實現更深刻統一的角度，來作辯證分析。他晚年讀史，多次談到：這期間許多少數民族，紛紛入主中原后，戰亂頻仍，南北對峙，這不好，但民族大融合，大家庭在新的組合中穩定了，文化也交流了，豐富了。魏晉南北朝時代是個思想解放的時代。關于滿族創建的清朝，毛澤東對其前期歷史也是充分肯定的。1960年4月人大會期間，他對老舍說，清朝開始的幾個皇帝都是有本事的，尤其是康熙皇帝，有三大貢獻，一是守住或收復了新疆、西藏、東北邊境、臺灣等地，我們今天繼承的這大塊版圖，基本上是康熙皇帝時牢固確定了的。二是他的統一戰線政策搞得好，先團結蒙古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后來又團結漢族的上層人士，全面學習和繼承了當時比滿族文化先進得多的漢族文化。三是有獎罰分明的用人制度。毛澤東還說，康熙是軍事家、政治家，又是大文人，還編輯科技書籍，會幾種外語。這番評價，讓老舍很感意外。

在文學藝術上，毛澤東很強調民族風格和民族形式的特殊性。在1956年8月24日同中國音樂家協會負責人談話時，他提出這樣一個觀點：“藝術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現形式要多樣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風格”“這是自然法則”。為什么說是一個“自然法則”，毛澤東說：“藝術離不了人民的習慣”“離不了民族的歷史發展。藝術的民族保守性比較強一些，甚至可以保持幾千年。古代的藝術，后人還是喜歡它。”

基于這樣的認識，毛澤東1955年3月8日同達賴喇嘛談話時說：要保持本民族的特點。比如，我們中國文工團，到別的國家去演戲，演我們民族的歌舞、戲劇，大受別國人民的歡迎。如果我們全學外國的戲劇，到外國去演出，人家是不歡迎的。每個民族能在世界上在很長的時間內保存下來，是有理由的，就是因為有其長處和特點。

新中國成立后，上演一些反映歷史題材的文藝作品，常常要碰到歷史上的民族關系，主要是漢族同少數民族的關系。這就引起一些議論。1957年3月8日，毛澤東同文藝界人士座談時，有人請他講講繼承遺產的問題，毛澤東說：對過去的傳統劇目我們禁演了幾年，別人有些反感，現在開放了，演來看看有什么可怕？也可以批評，但批評要說理。接著毛澤東笑著對在場的周信芳說：《四郎探母》還演不演？劇中肖太后是少數民族，四郎是“漢奸”，大概對漢族有些不好看？演演是可以的。看來，在這個問題上，只要不引發新的民族矛盾，毛澤東是支持的。

對歷史題材的少數民族文藝，毛澤東始終是以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來評價的。1960年10月7日，他在中南海懷仁堂看了歌劇《劉三姐》后，曾評價說：劉三姐是反壓迫的，是革命的。劉三姐是壯族民間傳說人物，被稱為“歌仙”。明清以來，有關她的傳說與歌謠文獻記載很多。其中有一種說法是財主莫懷仁欲娶她為妾，三姐堅決反抗，莫買通官府迫害三姐，三姐乘船飄然而去。歌劇《劉三姐》即以此為藍本創作演繹的。還有一種說法，劉三姐在廣西貴縣的西山與白鶴少年對歌七日化而為石。

毛澤東讀史，恰巧注意到發生在廣西貴縣的另一樁事情。1974年1月，他同廣西藝術學院教師岑云端談話時，得知岑云端原籍是廣西貴縣（今屬桂平市），便談到明朝時發生在廣西桂平的大藤峽瑤族農民起義。看出岑云端對這段歷史不了解，又在一張16開的白紙上寫了“大藤峽”三個字。據說，當地如今有計劃把毛澤東書寫的“大藤峽”三個字鐫刻在山壁上，以為擴大旅游之用。這也算是毛澤東與少數民族的關系的一件逸事。

（來源：《新湘評論》2018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