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弘揚讀書會的益處——

毛澤東早年的一則文化廣告

樊憲雷

1920年，毛澤東、彭璜、易禮容等人在湖南長沙組織籌建了一個文化書社，主要銷售中外各種反映思想變革的圖書報刊，諸如《達爾文物種起源》《克魯泡特金的思想》《新青年》《少年中國》《新生活》等，以傳播新文化、新思想，推動社會變革。書社開張后，如何擴大影響，打開銷路，成為毛澤東等人需要考慮的問題。在這方面，毛澤東是頗有頭腦的，他拿起手中之筆，起草了多份文化廣告加以宣傳推廣，包括《文化書社通告好學諸君》《文化書社敬告買這本書的先生》《讀書會的商榷》等。這些文化廣告，或側重于所售書籍種類列舉，或側重于思想內容概述，或側重于讀書方法介紹，各有不同、相得益彰，讀來毫無廣告推銷之感，倒有思想啟發交流之雅趣。其中，《讀書會的商榷》一文很值得一說。

《讀書會的商榷》全文不足500字，從三個方面分析了讀書會的好處，概括起來就是：圖書共享，切磋討論，集資買報刊。要知道，當時知識和信息的傳播主要靠書籍報刊，而印刷技術又遠非今日之便捷，故而書報雖廣受歡迎但價格不菲。特別是對青年學子來說，大肆購書堪稱奢侈之事。即便如魯迅，在當時也常常抱怨購書費用之昂貴。1912年他在日記中記述：“審自五月至年末，凡八月間而購書百六十余元，然無善本。京師視古籍為古董，唯大力者能致之耳。今人處世不必讀書，而我輩復無購書之力，尚復月擲二十余金，收拾破書數冊以自怡悅，亦可笑嘆人也。”由此也無怪乎時人哀嘆：“在物價高漲生活困苦的時候，薪水收入拿來對付吃穿住都有問題，又怎能顧到不能補肉長肌的精神食糧呢？”自然而然，毛澤東的點睛之筆也落到了賣書之事上來：“若要備新出版新思想的書，報，雜志，則敝社應有盡有，倘承采索，不勝歡迎。”雖說是為了售書毛澤東才大揚讀書會之益處，但客觀地說，對于讀書會他的態度是真誠的。這不僅因為之前在湖南省立第一師范讀書時，毛澤東就提倡窮人子弟組織讀書會合作買書、交換閱讀；而且在其后的歲月中，他也多次組織讀書會，并從中多有所獲。

讀書會并非毛澤東的發明創造。我國古代文人就有聚會讀書，切磋交流的傳統。《禮記》曾說：“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魏晉時期，竹林七賢常集于山陽（今河南修武）竹林之下吟誦唱和，可以算作讀書會的古代形式。近代以來，伴隨著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歐風美雨紛至沓來，西方各種思潮沖擊著中國人的頭腦。動蕩不安中，科舉廢、學校興，接觸知識和文化的條件越來越便利，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越來越多，對于讀書的需求也較以往急劇增加。在這種背景下，讀書會悄然興起。據記載，民國二年（公元1912年）即有報刊對讀書會進行報道。

說到這，有必要先談談讀書會的組織特點。所謂讀書會，顧名思義是指旨在讀書交流的小眾社團組織，它以讀書為對象，成員多是志趣相合的熟識人群，組織形式也較為松散。按照臺灣學者邱天助的觀點，讀書會具有自助、合作、自愿、民主、非正規等特性，因其形式靈活、組織方便、交流暢快、氛圍和洽等，廣受讀書之人的歡迎。正是看到讀書會在思想傳播、人員組織等方面的諸多優勢，革命歲月中，中國共產黨極為推崇這一組織形式，并積極借助它開展工作。

（作者單位：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

（來源：《北京日報》2018年6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