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兵法的獨特意境

楊明偉

引言

深化毛澤東思想的研究，有許多值得探索的現實視角。比如軍事思想、軍事原則或用兵之法，就是一個獨特的視角。

有意思的是，遵義會議的時候，就有黨內教條主義者批評毛澤東，說他打仗主要是靠《孫子兵法》和《三國演義》，其實，在這之前毛澤東根本沒有看過《孫子兵法》。1962年1月12日，毛澤東在會見日本社會黨由顧問鈴木茂三郎率領的訪華代表團時，說過這樣一段話：“遵義會議時，凱豐說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著兩本書去打的，一本是《三國演義》，另一本是《孫子兵法》。其實，打仗的事，怎么照書本去打？那時，這兩本書，我只看過一本——《三國演義》。另一本《孫子兵法》，當時我并沒有看過。那個同志硬說我看過。我問他《孫子兵法》共有幾篇？第一篇的題目叫什么？他答不上來。其實他也沒有看過。從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孫子兵法》。”不管怎么樣，有一個道理不得不承認，中國古代的用兵智慧《孫子兵法》，與毛澤東兵法有著許多相通之處。因此，從用兵之法角度深化毛澤東研究，是一個重要的切入點。在講毛澤東兵法前，先回過頭去看看《孫子兵法》：

孫子兵法十三篇，第一篇講：始計；第二篇：作戰；第三篇：謀攻；第四篇：軍形；第五篇：兵勢；第六篇：虛實；第七篇：軍爭；第八篇：九變；第九篇：行軍；第十篇：地形；第十一篇：九地；第十二篇：火攻；第十三篇：用間。這里面，有些是謀略，有些是伎倆。更主要的是一些戰術上的取勝之道和用兵之法。當然，貫穿了中國古代兵法家、軍事家的豐富辯證法思想和深刻智慧。

而毛澤東則是戰略戰術的大家。借用“兵法”這個概念來觀察“毛澤東兵法”，我們可以看出，毛澤東兵法，既包含在豐富的戰爭理論著述中，如《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戰爭和戰略問題》等影響深遠的軍事理論著作。又包含在變化多樣的戰略戰術體系中，他從長期的各種戰爭實踐中，提出過許許多多軍事原則和斗爭策略，并且充分地運用在宏大的戰爭實踐中，上演了無數有聲有色、威武雄壯的中國現代戰爭的活劇。這些都是古代戰爭所不能比擬的。

毛澤東本人原本并不是軍事行家！相反，反對戰爭，不要戰爭，是毛澤東一貫的思想取向。這可以從毛澤東的個人志向中反映出來。終其一生，他都希望做一名教員，從事教書育人的工作。1936年，美國記者斯諾來到延安。在接受采訪時，毛澤東第一次公開講述了自己的人生經歷。他說，在長沙求學期間，自己開始認真地考慮前途問題，結果決定“最適合于教書”。走上政治的道路，是不得已而為之。新中國成立后，在與外國客人的談話中，他又多次講到，“我是一個知識分子，當一個小學教員”，“沒有想到打仗”，“我歷來是當教員的，現在還是當教員”。后來，“中國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開始還有軍閥的壓迫”，不得已走上革命道路，“這不以我們這些人的意志為轉移”。

從“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一介意氣書生，到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理論家，毛澤東經歷了長期革命斗爭艱難困苦的考驗。特別是“從不會打仗到學會了打仗”，由“打過敗仗”到逐漸學會打勝仗、打大勝仗，直到成為舉世公認的偉大的軍事統帥、偉大的軍事家，毛澤東同樣經歷了長期革命戰爭和對敵斗爭的復雜考驗。在不同歷史階段的斗爭和戰爭考驗中，毛澤東善于從實際出發，根據主客觀條件和情勢的發展變化，不斷思考并總結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軍事原則或打仗章法，也可以稱作毛澤東關于如何打仗的“兵法”。這些“兵法”，既反映了毛澤東在軍事領域對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的獨到運用，也反映出毛澤東在領導軍事斗爭的實踐中超越前人用兵之法的獨特創造。

毛澤東的軍事思想、戰略戰術、軍事原則中充滿了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和中華民族偉大軍事家的獨特意境。

一、從革命戰爭實踐中摸索出一整套獨具特色的打仗章法 ——毛澤東“兵法”的出發點

自秋收起義以及帶領部隊上井岡山起，毛澤東就一邊探索中國革命的獨特道路，一邊不斷總結人民軍隊如何打仗的獨特方法，特別是總結如何打勝仗的方法。正如恩格斯所說，無產階級的作戰方法有別于資產階級，“無產階級的解放在軍事上同樣也將有它自己的表現，并將創造出自己特殊的、新的作戰方法”。[1]毛澤東所總結和指揮人民軍隊運用的作法方法，就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軍事家在中國革命戰爭實踐中所創造出來的“特殊的、新的作戰方法”。

梳理毛澤東“兵法”，蘊涵著深刻的哲學思想，尤其是其中豐富的唯物辯證法思想。這些“兵法”的思想內核，突出地反映了以下幾個根本出發點。

一是從實際出發把握戰爭規律。用兵打仗，首先必須從實際出發找到戰爭規律。要想把握戰爭規律，就得掌握一套科學的方法。毛澤東對此曾作過高度的哲學概括：“什么方法呢？那就是熟識敵我雙方各方面的情況，找出其行動的規律，并且應用這些規律于自己的行動。”他還說：“指揮員的正確的部署來源于正確的決心，正確的決心來源于正確的判斷，正確的判斷來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偵察，和對于各種偵察材料的聯貫起來的思索。”[2]從客觀實際尤其是敵我雙方的實際情況出發，找出戰爭的客觀規律，這就是毛澤東最根本的出發點和最重要的方法。

對毛澤東這種從實際出發尋找戰爭規律的方法，朱德曾經精煉地概括為“幾條用兵通則”，他說：“我們用兵的主張，可概括為：有什么槍打什么仗，對什么敵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時間地點打什么時間地點的仗。第一句話是根據部隊武器裝備，第二句話是根據敵情，第三句話是根據時間地形各種條件，這就是實事求是的唯物主義的用兵新法。”他還特別強調：“這是我們進行人民戰爭所創造出來的新兵法，也即是毛澤東同志的新兵法。”[3]這一概括，準確地抓住了毛澤東“兵法”的實質和核心——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當然，戰爭的規律也是發展變化的，不同的戰爭在時間、地域和性質上的差別，決定著不同的戰爭指導規律。因此，毛澤東還不斷提醒人們，認識戰爭的客觀規律，還要隨時把握戰爭過程中事物辯證運動的規律，既要揭示客觀事物呈現出來的規律，又要關注客觀事物不斷發展變化的規律性，具體地分折具體情況。

對戰爭規律的探索，是一個長期而艱難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須始終堅持從實際出發，不斷總結經驗，既要善于總結打勝仗的經驗，也要善于總結打敗仗的經驗，這樣才有可能真正摸清貫串整個戰爭內部的規律性，也才能夠比較有把握地去指導戰爭。在取得中國革命勝利，剛剛建立新中國的時候，毛澤東曾經感慨地說過：找到中國革命勝利道路的過程，就是主觀與客觀相一致的過程，二十年了，才找到主觀與客觀相一致這個中國革命勝利的道路。[4]毛澤東始終強調，軍事家要掌握戰爭的規律性，不能跨越物質條件許可的范圍，軍事家活動的舞臺必須建筑在客觀物質條件的上面，只有憑著這個舞臺，才可能導演出許多有聲有色威武雄壯的活劇。

二是從全局出發尋找靈活機動。戰爭，是一種最講究全局和整體的人類綜合行為。毛澤東認為，“只要有戰爭，就有戰爭的全局”，“懂得了全局性的東西，就更會使用局部性的東西，因為局部性的東西是隸屬于全局性的東西的”。因此他強調，要研究帶全局性的戰爭指導規律，就要學會運用辯證法，尤其是要學會把握影響全局的一些關節點，并從中尋找靈活機動。毛澤東以自己的親身體會指出：“戰爭的勝敗的主要和首先的問題，是對于全局和各階段的關照得好或關照得不好。”“如果全局和各階段的關照有了重要的缺點或錯誤，那個戰爭是一定要失敗的。”他用“一著不慎，滿盤皆輸”來比喻這個問題的重要性，要求戰役指揮員和戰術指導員要特別注意下好“對全局有決定意義的一著，而不是那種帶局部性的即對全局無決定意義的一著”。他特別注意對事關全局的重要關節的準確把握，明確指出：“沒有全局在胸，是不會真的投下一著好棋子的。”[5]。

毛澤東之所以能夠運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掌握戰爭主動權，就在于他善于從客觀實際和全局出發尋找關節點。從戰爭的全局或整體出發，就能找到決勝的關鍵點，也就能找到并運用好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正如他所說的：“靈活，是聰明的指揮員，基于客觀情況，‘審時度勢’(這個勢，包括敵勢、我勢、地勢等項)而采取及時的和恰當的處置方法的一種才能，即是所謂‘運用之妙’。”[6]他在各個歷史時期所指揮的那些精彩戰爭案例，就是基于對全局胸有成竹的了解和對關節點準確的把握。

從戰爭全局出發，毛澤東提出過一系列靈活機動的軍事原則，比如：“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大步進退，誘敵深入，集中兵力，各個擊破”、“在戰略上要藐視敵人，在戰術上要重視敵人”、“戰略是‘以一當十’，戰術是‘以十當一’”等等，充滿了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又比如，他提出的“進攻時反對冒險主義，防御時反對保守主義，轉移時反對逃跑主義”等軍事原則，充滿了戰略戰術上的全局視野和辯證統一。再比如，他提出的“只有積極防御才是真防御”、“消極防御實際上是假防御”等軍事原則，把進攻與防御放在一個大的戰爭整體上去思考，創造性地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于進攻和防御相互依存和滲透的觀點，充分闡發了積極防御的辯證思想。不僅如此，毛澤東還提出過有關防御中的進攻、持久中的速決、內線中的外線等軍事原則，都是從戰爭全局上去考慮問題的，充分融入了攻與防的辯證法。

在上述軍事原則中，最為突出的是毛澤東關于游擊戰爭戰略戰術的軍事原則，既體現了他對馬克思主義軍事思想的高超運用，又反映了他在實踐探索基礎上對軍事辯證法的獨到創新。一些國外人士稱毛澤東為“現代游擊戰爭之父”，這是當之無愧的。[7]劉伯承元帥曾經以軍事家的親身體會作過這樣的評述：“毛澤東的軍事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的，是辯證法的，是經過實踐檢驗的客觀真理，是最先進的軍事科學。”[8]

三是從人民出發獲得取勝之道。毛澤東的戰爭觀，是馬克思主義戰爭觀與中國革命戰爭實踐相結合的結晶，這種結合的支點，就是“人民戰爭”這個基礎，這是它與一切舊軍事學說的根本區別。毛澤東關于人民戰爭的理論，既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在戰爭領域的體現，又是馬克思主義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在人民革命戰爭中的具體運用和發展。因此，在這種戰爭觀的指導下，毛澤東提出的戰爭原則和取勝之道，都是基于人民利益、發揮人民作用以及推崇人民至上為出發點來考慮的。

毛澤東始終認為，人民群眾是社會歷史的創造者，也是推動社會發展和歷史進步的根本動力，因此，緊緊依靠人民群眾，也是人民軍隊取得戰爭勝利的根本保證。他提出：“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軍隊須和民眾打成一片，使軍隊在民眾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軍隊，這個軍隊便無敵于天下”。[9]從人民因素與戰爭勝利的關系角度，毛澤東曾經把唯物史觀的精髓概括成一句經典的話：“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戰爭教育了人民，人民將贏得戰爭，贏得和平，又贏得進步。”[10]即便在和平建設時期，他同樣認為：“過去打仗，靠的是人民；現在建設，靠的還是人民。一切成就都來自人民自己的努力。”[11]可見，毛澤東人民戰爭思想的基點，就是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

毛澤東從人民視角出發也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軍事原則，如：“兵民是勝利之本”、“人民群眾是真正的銅墻鐵壁”、“官兵一致，軍民一致，瓦解敵軍”、“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武器是戰爭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決定的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等，這些軍事原則，科學地闡明了人民群眾在戰爭中的偉大作用，深刻地揭示了我黨我軍的力量來源，清晰地點明了我軍是人民的軍隊，與人民血肉相連，擁有人民的支持是我們取勝的優勢和根本保證。這些原則，強調的是戰爭勝敗最終由人民群眾來決定，誰擁有人民群眾的支持，誰就取得了戰爭勝利的堅實基礎。

總之，毛澤東的用兵之法，是從實踐中探索出來的，是從挫折甚至失敗的教訓中總結出來的，是從人民群眾的智慧和力量中汲取出來的。它涵蓋了馬克思主義軍事唯物論和軍事辯證法的諸多范疇，包含了戰爭的一般規律與特殊規律、客觀的物質基礎與自覺的能動性、保存自己與消滅敵人等等方面的深刻道理，既體現了毛澤東遵從唯物主義原則的求實思維，也反映了毛澤東善于提升指揮藝術的辯證思維。

二、在人民解放戰爭中總結出行之有效的十大軍事原則——毛澤東“兵法”的獨特意境

在毛澤東總結的軍事原則或“兵法”中，最集中和最具特色的，應該是1947年在轉戰陜北期間提出的“十大軍事原則”。這年12月25日，毛澤東在米脂縣楊家溝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擴大會議，并作了《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毛澤東分析并判定,人民解放戰爭形勢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達到了一個轉折點”；也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已經打退了美國支持下的蔣介石集團數百萬反動軍隊的進攻，使自己由防御轉入了進攻，“這是一個歷史的轉折點”、“這是一個偉大的事變”。毛澤東斷言，中國革命“必然地走向全國的勝利”。[12]

十大軍事原則，就是在這次講話中集中表述出來的，是毛澤東為“走向全國的勝利”的人民解放軍提供的軍事指導原則。深入分析這十大軍事原則，有其獨特的意境。

（一）實踐效用：“十大軍事原則是人民解放軍打敗蔣介石的主要方法。”

毛澤東替中國人民解放軍總結和提煉軍事原則，目的是用于實戰，是為了管用、實用，能打勝仗。“十大軍事原則”如果用十句話全部講出來，可能不容易記住。但人民解放軍的將士們為什么能熟記于心？只要搞清每一條的出發點和核心內涵，就會一下子明白：條條管用、句句實用。

第一條講先打哪個目標？“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敵，后打集中和強大之敵”；

第二條講先攻取哪里？“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廣大鄉村，后取大城市”；

第三條講作戰目的，“以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為主要目標，不以保守或奪取城市和地方為主要目標”；

第四條講如何使用兵力？“每戰集中絕對優勢兵力四面包圍敵人，力求全殲，不使漏網”，“在每一個局部上，在每一個具體戰役上，我們都是絕對的優勢”；

第五條講取勝的把握，“不打無準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第六條講戰斗作風，“發揚勇敢戰斗、不怕犧牲、不怕疲勞和連續作戰的作風”；

第七條講運用好兩種戰術，“力求在運動中殲滅敵人”，“同時，注重陣地攻擊戰術”；

第八條講攻城時機，“在攻城問題上，一切敵人守備薄弱的據點和城市，堅決奪取之。一切敵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備、而環境又許可加以奪取的據點和城市，相機奪取之。一切敵人守備強固的據點和城市，則等候條件成熟時然后奪取之”；

第九條講人力物力從哪里來？“以俘獲敵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員，補充自己。我軍人力物力的來源，主要在前線”；

第十條講如何休整？“善于利用兩個戰役之間的間隙，休息和整訓部隊。休整的時間，一般地不要過長，盡可能不使敵人獲得喘息的時間。”

作為軍事統帥的毛澤東，在總結出這十條軍事原則后，自信地說過：“以上這些，就是人民解放軍打敗蔣介石的主要方法。”[13]作為軍事統帥的鄧小平，在運用了這十條后，深有體會地說過：“打得好的仗都是依靠了這十條，不依靠這十條，仗就一定不會打好。”[14]

十大軍事原則為什么管用、實用，在實戰中見效？因為它不是“紙上談兵”，而是我們黨和軍隊在長期的實踐中總結出來的“兵法”。正如毛澤東所說：“十大軍事原則，也不是新的，僅僅把它概括出來是新的”[15]；“是根據十年內戰、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前期的經驗，在解放戰爭進入反攻時期提出來的”，“是人民解放軍在和國內外敵人長期作戰的鍛煉中產生出來”的 [16]。

從不會打仗到學會打仗，實踐和對手，是毛澤東的老師。后來毛澤東在總結自己打仗的人生經歷時說過這樣的話：“過去我們都不會打仗，也沒有準備上山打游擊。我是搞工人、農民運動的，職業是小學教員。但是敵人要抓我們，殺我們，我們被迫上山打仗。不過如何打還是不會，從來沒有學過。我們向蔣介石學，向敵人學，打了十年。后來日本人打進來，我們又跟日本人學打仗。我這一輩子就是在打仗中過的，一共打了二十二年。從沒有打仗的決心到有了打仗的決心，從不會打仗到學會了打仗。”毛澤東還說：“我們的許多領導人，如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和其他許多元帥、將軍，起初都不會打仗，是在戰爭中學習起來的。”[17]正是在長期的革命戰爭實踐中，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帶領人民軍隊的官兵們從實際斗爭中學習打仗，由不會打仗到學會了打仗。經過了長期學習打仗的實踐后由毛澤東總結出來的這十大軍事原則，成為人民解放軍打勝仗的法寶，成為打敗敵人的主要方法。因此，毛澤東提出十大軍事原則，首先考慮的是實戰經驗，也是從實用性、實踐效果上去定位的。

（二）理論來源：十大軍事原則“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戰爭實踐相結合的產物”。

從管用、實用、能打勝仗角度考慮問題并不是實用主義和經驗主義。毛澤東所總結的十大軍事原則，有著清晰的理論來源和科學的思想基礎。正如他后來明確指出的：十大軍事原則是馬克思主義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戰爭實踐相結合的產物”。[18]

有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淵源和思想基礎，實用性就與理論性緊密結合起來，也就避免了經驗主義和實用主義的簡單歸納，從而升華為理論層面的指導原則。毛澤東曾經分析過，僅從方法上看，十大軍事原則的內容蔣介石本人也懂，“蔣介石匪幫和美國帝國主義的在華軍事人員，熟知我們的這些軍事方法。蔣介石曾多次集訓他的將校，將我們的軍事書籍和從戰爭中獲得的文件發給他們研究，企圖尋找對付的方法。美國軍事人員曾向蔣介石建議這樣那樣的消滅人民解放軍的戰略戰術；并替蔣介石訓練軍隊，接濟軍事裝備”。這就是說，蔣介石不僅也用這些方法集訓自己隊伍，而且還從美國軍事人員那里得到五花八門的戰略戰術，但是，“所有這些努力，都不能挽救蔣介石匪幫的失敗”。到底是什么原因？問題出在哪里？毛澤東一語道破其中道理：“這是因為我們的戰略戰術是建立在人民戰爭這個基礎上的，任何反人民的軍隊都不能利用我們的戰略戰術。在人民戰爭的基礎上，在軍隊和人民團結一致、指揮員和戰斗員團結一致以及瓦解敵軍等項原則的基礎上，人民解放軍建立了自己的強有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這是我們戰勝敵人的重大因素。”[19]這就是說，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提出和掌握的方法，其理論基礎是與其他軍隊有根本區別的。毛澤東在這里點明了其中的真諦：我們在根本理論指導上，根據的是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人民戰爭理論、革命的政治工作。這些根本的理論準則，恰恰是蔣介石集團不具備的，也根本不可能具備或掌握的。因此，毛澤東對十大軍事原則的定位中，特別強調它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強調它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淵源關系。這一點在《歷史決議》中作了充分的肯定：“他在解放戰爭中總結出著名的十大軍事原則。這些是毛澤東同志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軍事理論的極為杰出的貢獻”。

（三）群眾基礎：“人民擁護我們作戰。”

毛澤東在人民解放戰爭出現轉折的歷史關頭概括出“十大軍事原則”，除了具備長期革命戰爭的實踐經驗和深厚的理論基礎外，還有最根本一條，就是廣泛的人民群眾基礎。這個時期的蔣介石和國民黨，完全違背了人民意愿，背離了歷史發展的潮流和方向；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及其領導下的人民解放軍，代表著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得到人民的擁護、愛戴和支持，人民戰爭也得到最廣泛的人民群眾參與。

毛澤東提出“十大軍事原則”，蔣介石也懂，也運用過。就像毛澤東在提出這些原則時說的：

“蔣介石匪幫和美國帝國主義的在華軍事人員，熟知我們的這些軍事方法。蔣介石曾多次集訓他的將校，將我們的軍事書籍和從戰爭中獲得的文件發給他們研究，企圖尋找對付的方法。美國軍事人員曾向蔣介石建議這樣那樣的消滅人民解放軍的戰略戰術；并替蔣介石訓練軍隊，接濟軍事裝備。”

蔣介石也用這些方法集訓自己隊伍，并從美國軍事人員那里得到五花八門的戰略戰術。但是，“所有這些努力，都不能挽救蔣介石匪幫的失敗”。恐怕蔣介石也不明白到底是什么原因？問題出在哪里？毛澤東一語道破其中道理：

“這是因為我們的戰略戰術是建立在人民戰爭這個基礎上的，任何反人民的軍隊都不能利用我們的戰略戰術。在人民戰爭的基礎上，在軍隊和人民團結一致、指揮員和戰斗員團結一致以及瓦解敵軍等項原則的基礎上，人民解放軍建立了自己的強有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這是我們戰勝敵人的重大因素。”

這一點，只要簡單梳理一下解放戰爭的歷史進程便可得知。

自1946年夏天起，蔣介石國民黨再次撕破國共合作的協議，打破人民期待已久的在抗戰勝利后建立和平民主國家的夢想，又一次欲置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人民軍隊于死地。蔣介石命令國民黨軍隊對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發動全面進攻。可事與愿違，到1947年2月，僅半年多打下來的結果看，國民黨軍不但沒有占到什么便宜，反而被人民解放軍殲滅了71萬多人；國民黨方面不僅給人民解放軍“送來”了大量的武器裝備，而且也“送來”了大量的兵源，俘虜兵紛紛自愿加入人民解放軍。毛澤東在總結“十大軍事原則”時講的“以俘獲敵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員，補充自己。我軍人力物力的來源，主要在前線”這些內容，恰恰是蔣介石主觀上不愿意看到卻客觀上配合的！

屢戰屢敗的蔣介石，不得不改變策略，集中主要兵力，重點進攻陜甘寧邊區和山東解放區。延安，就是他進攻的重中之重。1947年3月，蔣介石糾集34個旅25萬兵力，僅負責襲擊延安的胡宗南部就有15個旅14萬人，他們從南、北、西三個方向，以空中、地面、傘兵等方式，洶洶氣勢壓向延安！為更好消滅敵人，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決定：主動放棄延安，實行機動靈活的戰略轉移。但同時決定，與陜北人民共同戰斗，“黨中央和人民解放軍總部必須繼續留在陜甘寧邊區”；同時“以劉少奇同志為書記，組織中央工作委員會，前往晉西北或其他適當地點進行中央委托之工作”。毛澤東在起草這份決定時還專門強調留在陜北的群眾基礎：“此區地形險要，群眾條件好，回旋地區大，安全方面完全有保障。”[20]撤離延安轉戰陜北之前的毛澤東，講了這樣一番富有哲理的話：“敵人要來了，我們準備給他打掃房子。我軍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敵人進延安是握著拳頭的，他到了延安，就要把指頭伸開，這樣就便于我們一個一個地切掉它。”[21]這里面所包含的辯證法，正是十大軍事原則中的精髓。

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在人民群眾的掩護下轉戰陜北不到半年時間，蔣介石的重點進攻也遇到重大失敗。到1947年9月，號稱有400萬的國民黨軍隊，被人民解放軍消滅掉了三分之一。過去有人說，“國民黨打不垮共產黨，共產黨也打不垮國民黨”，“誰也消滅不了誰”。而到了這個時候，中共中央明確地提出了“打倒蔣介石”的口號。隨同毛澤東一道指揮人民解放戰爭的周恩來這時明確指出：“去年一年的自衛戰爭，就證明了這個道理——蔣必敗，我必勝！”周恩來特別分析了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為什么會取得勝利的三條主要原因，其中前兩條都是講我黨我軍與人民的關系：“第一：人民擁護我們作戰，相信我們是為他們做事的。”“第二：我們的軍隊，是為人民的，是人民的子弟兵。他從誕生的時候起，就是為人民謀利的。他有堅強的骨干，堅持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同人民有密切的聯系，經過艱苦奮斗流血犧牲的鍛煉，官兵一致，善于戰斗。我們的軍隊有光榮傳統，是戰無不勝的。”“第三：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領導得好。”[22]周恩來的這三條講得非常清楚，都是蔣介石國民黨完全不具備的。周恩來分析的國民黨軍的弱點中，最根本的弱點就是“人民反對”。周恩來的分析，是在1947年9月下旬與毛澤東、任弼時率領中共中央機關轉戰陜北到達佳縣神泉堡時作出的。不久他們又轉戰來到陜北米脂縣的楊家溝。12月25日，毛澤東就是在這里提出了“十大軍事原則”。因為這個時候，天時地利人和，打敗國民黨反動派的主客觀條件都成熟了。

楊家溝會議以后，毛澤東的“十大軍事原則”迅速傳達給了人民解放軍的各位將領，并在戰場上立竿見影。正如周恩來所說：“三五年消滅蔣介石，奪取全國勝利，我們要有這個信心。我們到外線去要打大仗，要掌握毛主席的十條軍事原則，我們一定能在蔣管區取得勝利。”[23]劉鄧大軍后來在即將發動淮海戰役的時候，還專門進行了毛澤東十大軍事原則的教育。鄧小平對部隊干部戰士們說：“要打仗，軍事方針是什么？就是毛主席的十條軍事原則。那是過去十年土地革命斗爭、八年抗日戰爭和一年半愛國自衛戰爭經驗的基本總結，也是今后革命戰爭的指導方向。凡是打得好的仗都是依靠了這十條，不依靠這十條，仗就一定不會打好。”[24]依照毛澤東提出的這“十大軍事原則”，人民解放軍各部以摧枯拉朽之勢橫掃千軍，一路凱歌，國民黨蔣介石集團此后再也沒有還手之力。比預計的時間早，新中國很快建立。

毛澤東說過：“軍事家活動的舞臺建筑在客觀物質條件的上面，然而軍事家憑著這個舞臺，卻可以導演出許多有聲有色威武雄壯的活劇來。”[25]人民解放戰爭，就是毛澤東導演的又一場“有聲有色威武雄壯的活劇”。而參與演出這場活劇的，除了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人民軍隊外，大量的還是“群眾演員”，是中國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因此，群眾基礎，是毛澤東“兵法”尤其是十大軍事原則之所以管用和具有獨特魅力的根源。

三、從發展變化態勢著眼提出不能把軍事原則當作教條，也要補充、發展或修正——毛澤東“兵法”的動態表達

事物是發展變化的，軍情態勢和軍事斗爭也是變化無常的，人的認識不可能一成不變，指導戰爭的軍事原則更不可能一成不變，必須隨著歷史條件和客觀環境的變化而發展變化。對這一點，毛澤東非常清醒。他歷來反對僵化保守和教條主義的態度。因此，毛澤東對十大軍事原則的認識和表達，并不是靜態的，而是動態的。對十大軍事原則，他有著動態的定位：隨著歷史條件的變化發展，十大軍事原則也要加以補充、發展或修正。盡管“凡是打得好的仗都是依靠了這十條”，但并不是說要永遠固守這十條，更不是說這十條可以一成不變。

毛澤東提出“十大軍事原則”的時候，新戰爭形態（主要是核戰爭）的威脅已經存在，他已經注意到了這一點，當時就說過：蔣介石反動集團之所以敢于冒險發動全國規模的反人民的國內戰爭，“主要地依靠他們認為是‘異常強大’的、‘舉世無敵’的、手里拿著原子彈的美國帝國主義”。盡管這樣，原子彈的威脅，并沒有把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嚇著。毛澤東還堅定地說過：十大軍事原則是“完全適合我們目前的情況的”。[26]

隨著時代的不斷變化和軍隊的發展要求，毛澤東和人民解放軍的將領們在不斷地審視，并根據情況的變化不斷地思考。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面臨的國內國際形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我們黨由局部執政變成全國執政，人民軍隊肩負的歷史重任也更加艱巨和復雜。戰爭甚至核戰爭的威脅，依然存在。在新的歷史環境和現代戰爭條件下，十大軍事原則是否還適用？怎么用？這些，是人民解放軍將士們不斷思考的重大問題。有兩位元帥的思考比較有代表性。

一是熟諳軍事教學工作的葉劍英元帥。新中國成立初期，為適應現代戰爭的需要，由葉劍英主持，中央軍委在北京連續舉辦全軍在職高級指揮員戰役法集訓活動，特別針對的，就是核戰爭的威脅。參加集訓的高級指揮員的學習內容，除了理論學習和相關專業學習外，還特別安排了“見學工程兵化學兵與模仿原子炸彈爆炸示范表演”等內容。1955年6月，葉劍英在第二次全軍在職高級指揮員戰役法集訓結業式作了一個總結報告，里面從理論上講了他有關現代戰役法的幾點思考。值得注意的是，他幾乎逐條結合毛澤東的十大軍事原則、結合大家集訓期間討論的情況，作了詳細的總結講評。

講到如何認識“原子武器的威力問題”時，葉劍英說：原子武器是有很大威力的突擊兵器，它具有沖擊波、光輻射、穿透輻射及放射性沾染四種性能，對生動力量有很大的殺傷力，對技術兵器和工程物體有很大的破壞力，小型原子炸彈能使半徑一千六百公尺內的人員受到傷害，一個營的兵力失掉戰斗力，半徑七百公尺以內的技術兵器受到嚴重的損壞。但是，葉劍英提醒大家：“光靠原子武器，并不能決定戰爭勝負，原子武器的產生和使用，不但不能代替其他兵種、兵器的作用，恰恰相反，原子武器要有其他兵種兵器積極的密切的配合，才能發揮其作用。”

講到“合圍與殲滅敵人重兵集團及第二梯隊的使用問題”時，葉劍英回應了在大家學習過程中的爭論，其中涉及到“合圍與殲滅被圍之敵，是一個過程或是兩個過程”？“合圍與殲滅敵人是否可以使用原子武器”？“合圍與殲滅敵人時主力應指向何方”？葉劍英要求大家隨時研究、關注新課題和新情況，并肯定地回答：“我軍實施戰役的基本樣式，乃是合圍與殲滅敵人的進攻戰役。毛主席說：‘每戰集中絕對優勢兵力，四面包圍敵人，力求全殲，不使漏網。’在使用原子武器的條件下，在所有各種類型的戰役中，都應該遵守合圍并殲滅敵人這一原則。”

講到“提高戰役速度問題”時，葉劍英特別提醒大家，現代進攻戰役，速度要求非常之快，對這一點不要有任何懷疑，提高戰役速度是現代戰役的重要條件。但是我們要了解，提高戰役速度必須有一定的物質基礎。當然，指揮高速度的進攻戰役，仍然要遵循毛主席的十大軍事原則，“要提高進攻速度必須加強政治工作，發揚勇敢戰斗，不怕犧牲、不怕疲勞與連續作戰的作風（毛主席十大軍事原則第六條）。不使敵人獲得喘息的時間”。[27]葉劍英在這些講評中，貫穿了一個核心意思：人民軍隊既要遵循過去的成功經驗，也要研究現代新戰法，毛澤東提出的軍事原則仍然具有現實針對性。

另一位是統帥過中國人民志愿軍并親臨抗美援朝前線指揮的彭德懷元帥。1956年9月18日，彭德懷元帥在中共八大上就軍事工作發言，結合朝鮮戰爭的實踐經驗，談到毛澤東“十大軍事原則”的現實指導作用。他特別強調：“我軍在長期革命戰爭中形成起來的建軍原則和戰爭指導原則，中國人民志愿軍在朝鮮作戰的經驗，在今后還是極有用的。”他還進一步提出：一方面要深入實際，發現和親自體會群眾所創造的新事物和它的意義；另一方面也要把蘇聯和國際上一切先進軍事經驗學到手，并把這些經驗與我軍的歷史經驗和現代化建設中的實踐經驗結合起來，“逐步形成適合我國實際情況的現代軍事科學”。[28]

將帥們的思考和體會，與毛澤東的思路是一致的。

1958年六七月間，經毛澤東提議，中共中央軍委在北京召開擴大會議，其中一個主要議題，就是反對軍事工作中存在的教條主義。會議期間，毛澤東多次召集參加擴大會議的主席團成員和各組組長到自己住處，議論一些重大問題。在新形勢下尤其是新的戰爭形態下如何看待和運用十大軍事原則，就是毛澤東思考的一個重要問題。人民解放軍的高級將領們能不能適應新形勢的發展變化，會不會陷入教條主義或新的本本主義？毛澤東對此不是沒有擔心的。他提醒大家：“人民解放軍有沒有教條主義呢？我在成都會議上說過，搬是搬了一些，但建軍的基本原則堅持下來了。教條主義究竟有多少，這次軍委會議要實事求是地加以分析研究，不要夸大，也不要縮小，要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毛澤東還專門講到，十大軍事原則也要根據今后戰爭的實際情況加以補充和發展。言下之意，也不能當作教條。他對大家表明了自己的態度：“運用十大原則，取得了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當然還有其他原因）。十大原則目前還可以用，今后有許多地方還可以用。但馬克思列寧主義不是停止的，是向前發展的，十大原則也要根據今后戰爭的實際情況，加以補充和發展，有的可能要修正。”[29]這期間，他還提醒參加會議的解放軍高級將領們：要研究蘇聯、美國、日本等國的情況，要研究敵、友、我三方面的情況，學習國外的先進經驗，“要用發展的觀點去學”，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和自己的獨創相結合，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不能吃現成飯，吃現成飯是要打敗仗的”。[30]

總之，對毛澤東軍事思想或毛澤東的兵法的研究和關注，是常說常新的話題。具有極強的現實意義。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毛澤東同志創造性地“建成一支具有一往無前精神、能壓倒一切敵人而決不被敵人所屈服的新型人民軍隊。”

作者楊明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一編研部主任、研究員

（來源：《太和智庫-<太和大視野>》2017年6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