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怎樣寫政論文章

梁　衡

毛澤東是政治領袖，不是一般的文人或專業作家。他的文章源于他的政治生活。一般來講，政治家的文章天生的高屋建瓴，有雄霸之氣；另一方面又理多情少，易生枯燥之感。但毛巧妙地揚長避短，文章既標新立異，又光彩照人。毛之后有許多人學他，也寫文章，還出書，但迄今還沒有人能超過他。可知歷史有它自己的定位，萬事有其理，文章本天成，不以哪個人的意志為轉移。

歷史上能為政治美文的大家不多。毛澤東認為，在中國歷史上，不乏建功立業的人，也不乏以思想品行影響后世的人，前者如諸葛亮、范仲淹，后者如孔孟等人。但二者兼有，即“辦事而兼傳教”之人，歷史上只有兩位，即宋代的范仲淹和清代的曾國藩。這也可以看出毛澤東心中的文章觀和偉人觀。造就這種人大概有三個條件。一是有非凡的政治閱歷和政治眼光；二是有嚴格的文章訓練，特別是要有童子功的基礎；三是能將政治轉化文學，有藝術的天賦。可見一個政治領袖的美文是時代鑄就，天生其才。

為了研究的方便，我們可以把毛澤東常用的文體大概分為四大類，或者說四種文章，即講話文章、公文文章、新聞文章和政論文章。從本質上講，前兩類文章是應用文，是為某項具體工作而為的。第三類是也偏于應用，但并不強調美感。只有第四類是文學意義上的文章。除以思想開導人，還要以情動人，以美感人。但是毛澤東才高八斗，在可能的情況下，不管哪一類，他都一律寫成美文。下面我們只分析他怎樣寫政論文，其他三類另文論述。

一、政論文就是政治加文學

毛澤東寫的最多的是政論文，而且大多都寫成了美文。本來政論文就是由兩個部分組成：政治加文學。這是兩個基本點。可惜近年來，文學因素常被忽視，政論文也成了枯燥、生硬的代名詞，而被異化出散文領域。殊不知，中國古代散文一直是以政論文為王的，有許多最優秀的篇章恰恰出至政論題材和政治家之手。

政論就是論政，是在進行政治斗爭、政治建設，寫作之前心中有論敵，有靶子，言必中的；寫作中筆下有論點、論據，以理服人。論文是政治家最常用的武器，一個政治領袖不會寫論文，猶如一個戰士不會放槍。政論文是中國文章史的脊梁，從賈誼到梁啟超，代代相續，玉樹常青。一部政治文章史就是一部政治發展史，與中國的朝代更替、時代變革相纏相繞，綿延不絕。

政論文是以文論政，是用文學翻譯政治，是笑談真理。一個政治家開會、談話、制定策略、領導戰爭和建設等等，是搞政治。但還有一個重要的手段就是宣傳自己的思想，這要用到文字，要借助文學之美，不但入理還要動情。毛澤東是熟讀并仔細研究過前人的政論文的，汲取了他們的營養，也學習了他們的技法。毛最佩服賈誼，說他是兩漢最好的政論家。毛還推崇范仲淹、曾國藩，說他們既能做事，又會寫文章。他又曾有一段時間模仿梁啟超的文章，說梁是他寫作的老師。他最推崇魯迅，說他用又潑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筆，畫出了黑暗勢力的鬼臉，畫出了丑惡的帝國主義的鬼臉，簡直是一個高等的畫家。他說朱自清的文章也好，但不如魯迅有戰斗性。毛是仔細研究過怎樣把政治寫得更文學一些的。

依其公務之身和領袖之責，毛文的內容總脫不了談工作，談政治；但是毛澤東骨子里有文人的一面，有追求文章審美的情懷。毛是把政論當文學來做的。毛身上至少有四重身份：政治家、軍事家、哲學家、文章家。他是假文學之手來行政治之責，在工作之時不自覺地創作政治美文。這種手寫的文章，與“講話文章”比多了書面的講究；與行政公文比脫去了具體事務的枯燥；與新聞稿比又跳出了敘事的體例，不受時空環境的限制，常嬉笑怒罵，更見情見理。每篇文章雖都負有專門的指導任務，但從審美角度看，則都已進入了文學領域。或者作者習以為常，竟未察覺，而后人讀來益覺其美。

文學與政治的區別在哪里？政治是理，文學是情；政治是權力，是斗爭、奪權、掌權，是硬實力；文學是藝術，是審美、怡情，是軟實力；政治文章可以強迫人接受（如布告、命令）；文學作品只靠情與理來吸引人閱讀。政治是要服從遵守的，文學是可以欣賞的。一篇文章美不美有三個標準：描述的美、抒情的美和哲理的美。在一般專業文人的作品中大都止于前兩個層次的美，而一般政治家的文章大都沒有前兩個層次的美，哲理倒是有一點但常常表達笨拙、枯燥，也不甚美。我們在毛澤東的文章中除了可以讀到深刻的思想，經常能同時欣賞到描述的、抒情的和哲理的美。這是毛文的一大特點，是毛的過人之處。中國共產黨建黨以來經歷過眾多領袖，特別是早期領袖大多能文，建國后的領袖又有大量的寫作班子與之為文，但為什么唯毛文獨領風騷呢？奧妙就在這里，毛從政治跨入了文學，古典文學、民間文學、詩詞賦等抒情文學、小說筆記等敘事文學，無所不通。而許多政治領袖都沒有跨出這一步，又如鄧小平無疑是20世紀中國的一個偉人，其思想也達到了新的高度，甚至有超過毛的地方，其文章也很樸實、深刻、干脆，但就差這一點點，少了文采，少了文學的美感。不要小看這一點，就像金屬中的合金，加進一點，性質就有了根本的改變。就這一點就拉開了距離，硬是趕不上。鄧之后就更不敢想有人與毛比肩了。

二、思想家的高度：理從事出，片言為典

如前所述，政論文既是政治加文學，那么研究政論文的寫法就可以簡化為兩個問題，一是如何表達思想，即它的內容；二是如何提升美感，即它的形式。

毛是進入20世紀以來的偉人，是當中國社會處于由封建、半封建向民主主義、社會主義過渡之時的領袖人物，他站在以往所有巨人的肩膀上，講20世紀的中國怎樣革命、進步。我在《文章大家毛澤東中》中曾專有一節講他文章中所洋溢的氣勢。這里再講講他文章中的思想。他講歷史唯物主義，講社會的演進之理；講馬克思主義怎樣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改造舊中國；講中國共產黨建黨和中國革命之理；講人民戰爭、民族戰爭取勝之理；講群眾路線之理；講辯證唯物主義的哲學之理等等。這些道理都是可以放到每一本政治、哲學、軍事專業書里去講的，但是毛卻用文學的語言，結合當時當地的情況，把它表達出來。他是用文學翻譯政治、傳播思想的高手。

你看他這樣講革命斗爭：

“斗爭，失敗，再斗爭，再失敗，再斗爭，直至勝利——這就是人民的邏輯……”【《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87頁。】

這樣講戰略戰術：

“外表很強，實際上不可怕，紙老虎。外表是個老虎，但是，是紙的，經不起風吹雨打。……比如它有十個牙齒，第一次敲掉一個，它還有九個，再敲掉一個，它還有八個。牙齒敲完了，它還有爪子。一步一步地認真做，最后總能成功。”【《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73頁。】

這樣講自批評與我批評：

“要注意聽人家的話，就是要像房子一樣，經常打開窗戶讓新鮮空氣進來。為什么我們的新鮮空氣不夠？是怪空氣還是怪我們？空氣是經常流動的，我們沒有打開窗戶，新鮮空氣就不夠，打開了我們的窗戶，空氣便會進房子里來。”【《毛澤東文集》第3卷，第339—340頁。】

這樣講認識論：

“什么叫問題？問題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沒有解決的矛盾，哪里就有問題。”【《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39頁。】

“規律是在事物的運動中反復出現的東西，不是偶然出現的東西。規律既然反復出現，因此就能夠被認識。”【《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105頁。】

“我們要使錯誤小一些，這是可能的。但否認我們會犯錯誤，那是不現實的，那就不是世界，不是地球，而是火星了。”【《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70頁。】

在他之前中國的政治家、文學家的作品中沒有講過這些道理，更沒有人用親身的經歷來詮釋這些道理。政論文章最怕沒完沒了地重復老調。中國到封建社會的末期，就是因為總在重復“子曰”而走向末路；“文革”就是因為總在重復階級斗爭那些老調，再也搞不下去；到1978年真理標準討論前，就是因為搞“凡是”，重復語錄，黨就走向僵化。現在又下面重復上面，這個報告抄那個報告，這個報紙抄那個報紙，層層重復，天天重復，結果味同嚼蠟，沒有人看。

政論文就是論政、議政，它既是工作的過程，完成任務的工具，又是工作的結果，是工作這棵大樹上的花朵。這就帶出一個基本問題，政論文的寫作必須事出有因，通過具體的事來說理，然后上升到理論。也就是我們常說的理論來自實踐，指導實踐。這在文學創作則是來于生活，高于生活。正如文學與生活不可分，政論文也需要生活，要有政治生活，單純在書房里是寫不出來的。毛澤東的文章總是自自然然地從其一件事說起，然后抽出理性的結論。不要小看這一點，這就是為什么政治家、領袖的文章總是比專業作家的文章更有力，更好看。

毛澤東的文章都是依據他所經歷的中國革命的大事而寫成的。從1921年建黨到1949年建國，凡中國人民、中華民族經歷的大事毛文中都寫到了，而且往往是直取核心。如大革命時期的農民運動（《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次內戰時期的根據地斗爭（《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抗日戰爭時期的對日斗爭（《論持久戰》），解放戰爭時期的戰略、策略（《將革命進行到底》）。甚至一些重要的事件都有專門文章。如：西安事變、皖南事變、重慶談判。而在這些論述具體事件的文章中卻能產生具有普遍真理的思想。

中學課堂上，語文老師就教“夾敘夾議”。而毛的夾敘夾議，是這樣地舉重若輕。他在《關于重慶談判》一文中說：“太行山、太岳山、中條山的中間，有一個腳盆，就是上黨區。在那個腳盆里，有魚有肉，閻錫山派了十三個師去搶。”【《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7頁。】這種輕松與幽默的敘事，哪里像政論文？最后推出一個大結論，一個中國革命的真理：“他來進攻，我們把他消滅了，他就舒服了。消滅一點，舒服一點；消滅得多，舒服得多；徹底消滅，徹底舒服。”【《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159頁。】這句話已經深入人心，以后在許多地方被人引用，甚至人們已經不大注意最初的出處。這就叫“理從事出，片言為典”，從一件具體的事出發總結出普遍的真理，濃縮成一句話，而成為經典。青出于藍而勝于藍，理論就是這樣，它一旦從實踐中破殼而出，就了獨立的指導意義。類似的例子我們還可以舉出很多，比如著名的“為人民服務”思想就是在一個普通戰士的追悼會上說的，而《紀念白求恩》的文章中則產生了關于做人標準的名言：“我們大家要學習他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從這點出發，就可以變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個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這點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0頁。】

什么叫經典？常念為經，常說為典。經得起后人不斷地重復，不停地使用。理從事出，片言為典，這是毛澤東的本事，是毛文的魅力。

三、作家的文采：一字立骨，五彩斑斕

我曾有專文《文章五訣》，談作文方法。“文章之法就是雜揉之法，出奇之法，反差映襯之法，反串互換之法”。文者，紋也，五色花紋交錯而成綿繡文章。古人云：文無定法，行云流水。是取行云流水總在交錯、運動、變化之意，沒有模式，沒有重樣。多色彩，能變化就是好文、美文。怎么變呢？主要是綜合運用形、事、情、理、典這五種手段，變化出描述的美、意境的美、哲理的美三個層次。我們姑且叫“三層五訣法”。

毛文之美，美在善變，正如他的用兵。因為文章的基本文體是描寫、敘述、抒情、說理，所以再復雜的文章總不脫形、事、情、理、典這五個元素。不過因文章的體裁不同，內容、對象不同各有側重。毛文幾乎是清一色的政論文，內容都是宣傳政治道理，以理為主。而平庸與杰出的區別也正在這里。一般的政治家總是一“理”到底反復地說教、動員，甚至耳提面命，強迫灌輸。而毛文卻用雜揉之法，“理”字立骨，形、事、情、理、典，穿插組合，五彩斑斕。

為了說明“文章五訣”的用法，我們不妨先舉一個專業作家的例子。朱自清是五四之后現代散文作家的代表，毛對他也喜歡的，曾說過：“朱自清的散文寫得好，平白曉暢。”（1959年4月5日在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的講話）他的代表作《荷塘月色》是抒情文，“情”字立骨，其余四字圍繞穿插，編織為文。你看文中有“事”：靜夜一人出游；有“形”：荷塘月下的美景；有“典”：《采蓮賦》、《西洲曲》；有“理”：講獨處的妙處。但是全篇都洋溢著情感，字里行間都是“情”。

再舉范仲淹的古文名篇《岳陽樓記》。毛對范也是很崇拜的。范在這篇文章中是想說一個為政的道理，以“理”字立骨，但是他開頭先說“事”：滕子京修樓；再寫“形”：湖上的景色；又抒“情”：或滿目蕭然，感極而悲，或把酒臨風，其喜洋洋。最后才推出一個“理”：“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

毛澤東不是專業作家，更不是虛構故事的小說家。他做政治文章目的在說理，但是他不直說、干說、空說，而是借形、事、情、典來輔助地說，如彩云托月，綠葉扶花。

1、借形說理。

形，就是有畫面感的形象，包括人物、山水、場景等。這在描寫文、敘述文、抒情文中是基本要素，在小說中更是一刻也不能少，政論文中卻幾乎不見，因為它不能直接闡述道理，但是用得好可起烘托作用。毛是熟讀中國古典小說的，懂得塑造形象、刻畫場景，他拿來在政論文中偶一穿插使用便妙趣橫生。如：

“抗戰以來，全國人民有一種欣欣向榮的氣象，大家以為有了出路，愁眉鎖眼的姿態為之一掃。但是近來的妥協空氣，反共聲浪，忽又甚囂塵上，又把全國人民打入悶葫蘆里了。”【《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62頁。】

這是《新民主主義論》的開頭，本是一篇《論》卻不從理說起，而是眼前的現象、氣氛導入。好讓你靜聽我怎樣解這個“悶葫蘆”。

我們再看他的人物形象描寫。

“他們舉起他們那粗黑的手，加在紳士們頭上了。他們用繩子捆綁了劣紳，給他戴上高帽子，牽著游鄉（湘潭、湘鄉叫游團，醴陵叫游垅）。他們那粗重無情的斥責聲，每天都有些送進紳士們的耳朵里去。”【《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頁。】

這是《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里造反農民的形象，我們知道《報告》的主題是講造反有理，駁斥對農民運動的攻擊，所以文中有多處這樣的形象。

政治是概念，是邏輯，邏輯思維；文學是形象藝術、形象思維。對于一般人，肯定是愿意看小說而不愿讀論文。為了克服邏輯思維的艱澀枯燥，就要借用形象說話，毛文在政論中隨時會跳出一個形象，沖淡理性的沉悶。特別是對所要批駁的靶子，常常用形象說出。如：“因為大規模的內戰還沒有到來，內戰還不普遍、不公開、不大量，就有許多人認為：‘不一定吧！’”【《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125頁。】這里本可說“許多人有麻痹情緒”，但這是概念，他寧肯換成“許多人認為：‘不一定吧！’”有時候他并不是專門去塑造，而是隨口說出便也十分形象生動。

2、借事明理。

事，指過程，情節，故事，是敘述的方法（形是描寫的方法）。事與形不同，形是靜止的畫面，事是動態的過程；形是停留、定格的表面形象，事卻有內容、情節。形用描寫；事用敘述。前面已經有專門一節談“理從事出，片言成典”，是從文章的宏觀立意上說毛文總是從大事出發，從實際出發，求真理。這里是從具體方法上談在文中說理時怎樣穿插敘事，借事明理。敘事多用于記實、新聞、小說，現代論說文中幾乎見不到了。毛卻常借它來以事見理，以事帶理，以事證理。這與毛大量閱讀中國史籍文獻、古典小說，又常親自撰寫新聞作品有關。如：

“紅軍遠涉萬里，急驅而前，所求者救中國，所事者抗日寇。今春渡河東進，原以冀察為目的地，以日寇為正面敵，不幸不見諒于閻蔣兩先生，是以引軍西還，從事各方抗日統一戰線之促進。”【《給傅作義的信》，《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455頁。】

這是《史記》手法，簡明的敘述，以證我方的立場。

“鄉農民協會的辦事人（多屬所謂‘痞子’之類），拿了農會的冊子，跨進富農的大門，對富農說：‘請你進農民協會。’富農怎樣回答呢？‘農民協會嗎？我在這里住了幾十年，種了幾十年田，沒有見過什么農民協會，也吃飯。我勸你們不辦的好！’富農中態度好點的這樣說。‘什么農民協會，砍腦殼會，莫害人！’富農中態度惡劣的這樣說。”【《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9頁。】（《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這已是小說手法，有對話，有情節，說明不同階層對農民運動的態度。

除了舉出具體事實外，毛還經常引用小說、寓言里的故事說明自己講的道理，這也是借事明理。如他說：

“在野獸面前，不可以表示絲毫的怯懦。我們要學景陽岡上的武松。在武松看來，景陽岡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樣，不刺激它也是那樣，總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73頁。】（《論人民民主專政》）

3、借情助理。

情感之美，常常是文學作品的標志。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演說中說“馬克思可能有過許多敵人，但未必有過一個私敵”。政治家無私敵、少私情，卻有大情。文學史上向來以寫大情之作最為珍貴，如諸葛亮的《出師表》、林覺民的《與妻書》、胡銓的《請殺秦檜書》，還有方志敏的《可愛的中國》、丘吉爾《就職演說》等。毛澤東文章中流露出來的感情都是時代之情、人民之情。他的一生，時刻都被戰爭、苦難、理想和勝利所激動著。毛的性格有詩人氣質，好激動，激情、執著、堅定、浪漫，甚至有時走極端。這種性格在工作上有利有弊，有革命、建國的成功，也有“大躍進”、“文革”的失敗。這在文學方面卻是好事，文學需要想象，需要浪漫。毛就很喜歡屈原、宋玉、李白、李商隱這一類的浪漫型的作家。他即使在做嚴肅的政論文時也掩飾不住他的文學情懷。我們不妨抽取幾段：

“中國共產黨依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清醒地估計了國際和國內的形勢，知道一切內外反動派的進攻，不但是必須打敗的，而且是能夠打敗的。當著天空中出現烏云的時候，我們就指出：這不過是暫時的現象，黑暗即將過去，曙光即在前頭。”【《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1245—1246頁。】——這是在革命低潮時或遇到困難時對勝利充滿信心地憧憬之情。

“諸位代表先生們，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這就是我們的工作將寫在人類的歷史上，它將表明：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讓那些內外反動派在我們面前發抖吧，讓他們去說我們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國人民的不屈不撓的努力必將穩步地達到自己的目的。”【《毛澤東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2、345頁。】（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祝詞）——這是革命革命英雄主義的豪情。

“我們共產黨人好比種子，人民好比土地。我們到了一個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結合起來，在人民中間生根、開花。”【《關于重慶談判》，《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161頁。】——這是對人民的眷戀之情。

以上這些是在他政論文中抽出的片斷，但完全是詩的語言。任何一個詩人、散文家都不可能有這樣大的情感和豪放的語言，而在他之前及與他同時的政治家中也沒有過這樣的情感與語言。這種革命家的豪情貫穿于毛作品的始終，它為毛的政論文配上了一種明亮的底色和嘹亮的背景音樂。雖然都是嚴肅的政論文，但有感情無感情大不一樣，用什么樣的口氣說出大不一樣，這一個“情”字里有力量、態度、決心、方向，領袖情動，群眾動情，千軍萬馬，海嘯雷鳴。

4、借典證理。

人的認識是一個不斷積累的過程，歷史是現實最好的鏡子。用史實來映照現實在也成了論說問題時常用的方法。毛澤東熟讀中外史書，用典故來指導中國革命，也用來寫文章。1949年新年到來之際，蔣介石發表新年文告，又要搞假和談。時勢兩異，這回用不著毛要去重慶談判了，他立即以新華社名義發表了一個新年獻詞《將革命進行到底》，巧妙地用了一個伊索寓言典故：

“這里用得著古代希臘的一段寓言：‘一個農夫在冬天看見一條蛇凍僵著。他很可憐它，便拿來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氣就蘇醒了，等到回復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傷。農夫臨死的時候說：我憐惜惡人，應該受這個惡報！’外國和中國的毒蛇們希望中國人民還像這個農夫一樣地死去，希望中國共產黨，中國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這個農夫一樣地懷有對于毒蛇的好心腸。但是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卻聽見了并且記住了這個勞動者的遺囑。況且盤踞在大部分中國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雖然它們已經感覺到冬天的威脅，但是還沒有凍僵呢！”【《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377頁。】

1949年4月，已經快兵臨城下了，蔣介石宣布下野，南京李宗仁政府還在與蔣割舍不斷，毛澤東發表《南京政府向何處去？》指出：

“如果這個政府是有最低限度的誠意，就應當以處理南京慘案為起點，逮捕并嚴懲主兇蔣介石、湯恩伯、張耀明，逮捕并嚴懲在南京上海的特務暴徒，逮捕并嚴懲那些堅決反對和平、積極破壞和談、積極準備抵抗人民解放軍向長江以南推進的反革命首要。慶父不死，魯難未已。戰犯不除，國無寧日。這個真理，難道現在還不明白嗎？”【《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46頁。】

以上這兩個典故都是直接用來說明相應的道理，不要憐惜惡人，要懲處壞人，借典理。但有時候用典并不直接為“證理”，或者并不主要是“證理”，而是借典起興，引起下面的道理，造成一種幽默，便于加深印象，是“以典助理”。《毛澤東選集》四卷中共引用成語、典故342條。

5、綜合運用。

下面我們選一篇文章，看一看毛文是怎樣“一字立骨，五彩斑斕”，綜合運用形、是、情、理、典的。

《愚公移山》是毛澤東1945年6月11日在中共七大的閉幕詞。七大是很重要的一個會。這是中共自建黨以來第一次在自己的政權范圍內堂堂正正地開黨代會。這之前，或者是秘密召開地下大會，或者跑到境外去開（六大在莫斯科召開）。當時抗日戰爭將要勝利又面臨國共大決戰，兩個中國之命運的決戰。這么重要的大會，毛的閉幕詞只用了1200多個字。他響亮地提出“要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這是大會的路線，也是文章的立論，是文章要講的“理”。但是作者沒有以理說理，像有些政治報告那樣沒完沒了地、原地踏步式地說教，而是以“事”說理，以“典”證理，以“情”助理。總體來講，全文的風格是平靜地敘說，寓說理于敘事，再助以形象、情感。

文章開門見山，一敘開了一個大會，講大會路線；二敘一個寓言故事，下定決心，爭取勝利；三敘為美國人送行，講對美政策；四敘這幾天國共都在開會，但是結果將會不同。敘述中有具體的事件、人物、情節、形象，跳出了政治報告的老套，拉近了與讀者的距離。充分地展示了作者的自信，談笑間，大局一目了然，前途就在眼前。最后，是一句帶感情色彩的結尾。這也說明文章的力量并不只是文字本身，而主要是時勢的力量、作者的權威。如果換一個人，同樣來講這一席話，未必有此效果。

這里順便說一下細節在議論文寫作中的作用。《愚公移山》中有一處“昨天有兩個美國人要回美國去，我對他們講了……”一般來講，這樣的句式不用在政論文中。這是描述句，而描寫、敘述的句式多用在寫景、敘事文中，是為調動讀者的形象思維。議論文主要用邏輯思維，多用概念、推理。毛文大膽地借用形象思維，使讀者于沉悶、枯燥的推理中突然眼前一亮，心中一振。還有，形象思維是管記憶的，這些細節自然強化了形象、調動了記憶。這一細節于文章內容關系不大，于閱讀效果則關系極大。一是拉近距離，營造氣氛；二是加深記憶。這叫“起棱”，我們看木器家具，比如一個小桌、一個首飾盒，如果四面平皆光就顯得一般，很很普通，如果起一點棱，做出點花紋立即就不一樣，人們就愛欣賞、把玩。文章也是這樣，不能一塊平板玻璃。我在報社工作時見到編輯編稿，總愛把人家文章的“棱”磨掉，這是圖省事，不懂讀者心理。為此，曾寫了一篇《編稿要多用刻刀，少用銼刀》，專講改稿“留棱”，不要把文章銼平。

再以《別了司徒雷登》為例。這里，毛在政論文中大膽使用了文學意象。

意象是什么？就是最能體現文章立意的形象，是一種象征，是借以還魂的軀殼，是詩化了的典型，是文章意境的定格。此法是純文學手法，是行家里手才敢用的，猶如高音歌唱家之花腔，足球射手之倒鉤，籃球之背投。意象是拿一個景物或一個鏡頭、一個形象來象征一種情感或闡述一種道理，是借實寫虛。

這篇文章的主題是揭露美國“扶蔣反共”的對華政策。文章開頭還是從“事”說起，“白皮書來了，司徒雷登走了”，很具體，很形象。作者就從這個小口切入，慢慢道來。中間的文字可以分為兩大部分。前一部分從美國的角度講它的侵略政策和所作所為，包括白皮書的內容；后部分從中國人的角度，談如何不要受騙，對白皮書進行駁斥解剖。最后兩段是收尾部分，卻用了一個非常意象式的鏡頭：

“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南京的美國殖民政府如鳥獸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爺卻坐著不動，睜起眼睛看著，希望開設新店，撈一把。司徒雷登看見了什么呢？除了看見人民解放軍一隊一隊地走過，工人、農民、學生一群一群地起來之外，他還看見了一種現象，就是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們也大群地和工農兵學生等人一道喊口號，講革命。總之是沒有人去理他，使得他‘煢煢孑立，形影相弔’，沒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挾起皮包走路。……司徒雷登走了，白皮書來了，很好，很好。這兩件事都是值得慶祝的。”【《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96、1497頁。】

你看，首尾呼應，形象生動。這哪里是政論文，是小說、是雜文、是電影，嬉笑怒罵，冷嘲熱諷。國際形勢、中美關系、國共之戰，這么大的題材全被他壓進“別了”這個小葫蘆里，把玩于手心。司徒雷登，一個曾創辦了燕京大學的文化名人，在最不合適的時候當了駐外使節，也只好代主子挨罵受過了。別了，美國的侵華野心；別了，腐敗的國民黨政權；別了，中國人曾經受騙上當；別了，一個舊中國、舊時代。“別了”這個意象在作者手里抽出了無盡的詩意。

總之，在文章寫作方面，毛澤東是一個高峰，一個歷史長河繞不開的高峰。中國共產黨從建黨到毛，只說第一把手就有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向忠發、張聞天，還不說同期的許多重要人物如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還有王明、張國燾等。這里除向忠發是個工人外，其他都是知識分子，他們或為大學教授，或為留洋歸來的馬列理論家，或為工人運動、軍事斗爭的領袖。總之是群雄際會，各有資本。毛所以能脫穎而出，一是腳踏實地，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在第一線，在群眾中踏踏實實做事；二是飽讀書本，包括馬列理論，特別是中國歷史的各種典籍。三是獨立思考，必求創新。他是既虛心好學又雄才大略，睥睨一切的。唯此才鑄就他的事業與文章。所以毛文有雄霸之氣、王者之風、汪洋之姿、陽剛之美、幽默之趣。唯其人，唯其文。

時下黨風、文風弊端叢生，假、大、長、空、媚，泛濫成災，以至于要黨的政治局通過“八條”，整頓黨風、文風。在這樣的背景下再看看毛文，實在是一面絕好的鏡子。當毛澤東誕辰120周年之際，研究一下毛澤東怎樣寫文章，再檢點一下現在的文風，這是我們對他最好的紀念。

（作者梁衡：人民日報社原副總編輯）

（來源：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毛澤東思想生平研究分會編《毛澤東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