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抗戰勝利之初毛澤東對時局的判斷與戰略選擇

紀亞光

抗戰勝利之初的中國，因美蘇介入中國內政和中間勢力的崛起，極大地沖擊著既有的國共二元對立的政治格局，一時間，造成“三國五方”利益訴求縱橫交錯的復雜政治局面。在“三國五方”互相博弈的復雜政治格局之中，中國共產黨一度陷入政治上完全被支配的巨大困境之中。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審時度勢，準確地判斷了時局，通過“和平、民主、團結”政治方針的確立、重慶談判的縱橫捭闔和“向北發展，向南防御”戰略方向的選擇，以不同方式觀照各方政治力量，努力于狹小的生存縫隙中探求發展方向，獲得了政治上的立足點和軍事上的突破口，扭轉了抗戰勝利之初的不利局面。

一、錯綜復雜的政治格局

抗戰勝利之初，在“三國五方”互相博弈的復雜政治格局之中，中國共產黨處境艱難。美蘇憑藉“雅爾塔協定”力圖主導戰后中國政治走向，國民黨政府通過接受“雅爾塔協定”并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獲得美蘇全力支持的承諾，中國共產黨則處于幾乎完全被支配的政治結構底層。

雅爾塔會議前后，美蘇在國共關系問題上確定如下基本框架：一是兩國都支持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主張以政治方式解決國共沖突；二是蘇聯承認美國在中國事務上的主導地位，美國表示理解蘇聯在中國東北地區所擁有的特殊利益。由此，形成了美蘇介入中國內政的基本態勢。

由于“雅爾塔協定”為美蘇英三國首腦秘密簽訂，為使中國政府接受這一嚴重侵害中國權益的秘密條約，美國力促中蘇進行談判。在1945年6月30日至8月15日進行的談判過程中，中蘇雙方就外蒙問題、大連問題、旅順問題、中東路問題、新疆問題、中共問題、戰利品問題等進行了兩個階段共12次正式會談，最終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及一系列附件。

值得注意的是，《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簽訂，表明國民黨政府接受了喪權辱國的“雅爾塔協定”，并因此獲得了美蘇支持的承諾。而國民黨政府接受“雅爾塔協定”的前提條件，是蘇聯保證不支持中國共產黨。這一點，在中蘇談判前、談判中、條約內都有明顯體現。

中蘇談判前，蔣介石在考慮“對俄交涉要點”中明確要求蘇聯不支持中國共產黨，內稱：“蘇聯為希望中國之統一起見，對于今日猶在武力割據妨礙中國統一之中國共產黨，不作任何國際輿論上、政治上及物質上之支持。”【秦孝儀總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5卷（下），（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78年編印，第734—738頁。】顯然，在蔣介石看來，中共問題是中蘇談判的前提，只有這個問題解決了，雙方才有繼續談判的基礎。在中蘇談判過程中，原本不在議題內的中共問題成為首要議題。7月9日，蔣介石專門就中共問題提出：“中國共產黨有其單獨之軍事及行政組織，因之軍令、政令未能全歸中央統一，深盼蘇聯只對中央政府予以所有精神上與物質上之援助，蘇聯政府對中國之一切援助應以中央政府為限。”【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3編戰時外交（2），（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年編印，第611—612頁。】斯大林認為蔣介石的條件“極為允當”，允諾“不供給武器于共黨。”【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3編戰時外交（2），（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年編印，第609頁。】在《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及其相關文件中，只字未提中共問題，但與中共問題相關的條款并不少見，如蘇聯援助“完全供給中國中央政府，即國民政府”；“一俟收復區域任何地方停止為直接軍事行動之地帶時，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即擔負管理公務之全權”。【王鐵崖編：《中外舊約章匯編》第3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社1982年版，第1339頁。】可以說，通過中蘇談判，中蘇政府達成了如下默契：蘇聯無論在道義、軍事還是經濟上，均完全支持國民黨政府，而不支持中國共產黨。在蔣介石看來，按照自己的意愿解決中共問題，蘇聯已不再成為障礙。

對于接受了“雅爾塔協定”的中國政府，美國也在方方面面予以支持。7月31日，中美在討論中國戰區美軍登陸作戰問題時，魏德邁表示：“美登陸部隊最好盡量設法避免與反對中央政府之軍隊合作或聯系。”【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38卷（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4年版，第195頁。】蔣介石強調：“只要美國態度堅決，共產黨不敢有何舉動，故我們必須堅持”。【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38卷，（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4年版，第196頁。】

總之，雅爾塔協定后的國際形勢不允許國民黨以武力方式解決中共問題，但在得到美國與蘇聯支持的承諾后，國民黨可以抬高要價，逼中國共產黨就范。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局面的形成，建立在一系列將中國共產黨完全排除在外的暗箱操作與政治交易的基礎上。在這種錯綜復雜的政治格局中，中國共產黨的處境異常險惡。

二、審時度勢的清醒判斷

中國共產黨一向注意國際局勢對中國政局的影響，時刻關注國際局勢的演變。1945年8月9日，蘇聯參加對日作戰的消息傳到延安后，中國共產黨立即召開七屆一中全會第二次會議，著重討論了時局。毛澤東在會上說：蘇聯參戰后，美國的政策可能有某些改變，但靠蔣介石是一定的，所以我們與美、蔣是一個長期的麻煩。內戰的危險隨著日本的垮臺而增加。【《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618頁。】“蘇聯的參戰，決定了日本的投降，中國的時局發展到了一個新的時期。新時期和抗日戰爭時期之間有一個過渡階段。過渡階段的斗爭，就是反對蔣介石篡奪抗戰勝利果實的斗爭。”【《毛澤東軍事文集》第3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18—19頁。】

基于如上判斷，中共中央將“猛力擴大解放區，占領一切可能與必須占領的大小城市與交通要道”作為主要戰略目標進行部署。8月11日，朱德連發6道命令部署受降事宜。15日，朱德以中國解放區抗日軍總司令名義，直接命令日本駐華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停止一切軍事行動，聽候中國解放區八路軍、新四軍及華南抗日縱隊的命令，向我方投降，除被國民黨政府的軍隊所包圍的部分外。”【《朱德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5—186頁。】

此時，獲得美蘇支持承諾的蔣介石獲悉日本即將投降，隨即電令各戰區：“警告轄區以內敵軍，不得向我已指定之軍事長官以外任何人投降繳械。”【秦孝儀總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5卷（下），（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78年編印，第785頁。】同時，明確命令第十八集團軍“就地駐防待命”，“勿再擅自行動”。隨后，蔣介石向毛澤東第一次發出了赴重慶談判的邀請，內稱：“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實現，舉凡國際國內各種重要問題，亟待解決，特請先生克日惠臨陪都，共同商討，事關國家大計，幸勿吝駕。”【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七編戰后中國（2），（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年編印，第23頁。】這寥寥數語背后，透露著迫使中國共產黨簽“城下之盟”的滿滿自信。

在不了解時局異動的情況下，針對蔣介石的如上“為內戰做文章”【《周恩來選集》（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3頁。】的舉動，中國共產黨公開予以回擊，要求蔣介石“公開承認錯誤，并公開收回這個錯誤命令”【《毛澤東軍事文集》第3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39頁。】。對蔣介石的談判邀請，毛澤東也予以堅決拒絕。【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7編戰后中國（2），（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年編印，第23—24頁。】

8月17日，遠東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發布第一號命令，授權蔣介石為除東北外中國境內、北緯16度以北法屬印度支那境內受降代表，并聲明：“日軍只能向各該司令官或其代表投降。”【瓊斯等著：《1942—1946年的遠東》（下），上海譯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741—742頁。】蔣介石依此證據，在部署中國戰區受降工作時，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排除在外。同日，蔣介石發出第二封電報，再次邀請毛澤東赴重慶談判，表示：“如何以建國之功收抗戰之果，甚有賴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計，則受益拜惠者豈僅個人而已哉！”【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7編戰后中國（2），（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年編印，第27—28頁。】8月23日，蔣介石第三次致電毛澤東，表示：“茲已準備飛機迎迓，特再致電速駕”【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7編戰后中國（2），（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年編印，第28頁。】

美國在受降權問題上公然支持蔣介石的態度，以及蔣介石咄咄逼人的氣勢，使中國共產黨初次感受到局勢的復雜與詭異。隨即，中共中央接到斯大林以蘇聯中央政府名義發來的電報，內稱：中國不能再打內戰，再打內戰，就可能把民族引向滅亡的危險地步【師哲、李海文著：《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修訂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308頁。】，由此中國共產黨判斷“蘇聯為中蘇條約所限制及為維持遠東和平，不可能援助我們”【楊奎松著：《中共與莫斯科的關系（1920—1960）》，（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525頁。】。與此同時，中間勢力紛紛公開表示“殷切盼望毛先生不吝此一行，以定國家之大計”【《大公報》（重慶）1945年8月22日。】，“萬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毀滅”【《重慶談判紀實》（1945年8—10月），重慶出版社1983年版，第40頁。】。一時間，毛澤東是否赴重慶談判成為各界高度關注的時局焦點。

在此局面下，中國共產黨于8月23日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在分析國內外形勢時指出：“中國有兩種可能進入和平情況，一種是我們可以得到一部分大城市，一種得不到。現在是得不到，原因有二：一是蘇聯為了國際和平和受中蘇條約的限制，不可能幫助我們；二是蔣利用其合法地位，使日本完全投降他。我們只能承認這個事實。”【《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頁。】進而，毛澤東指出，在這樣的時局下，中國共產黨的任務“是鉆進去給蔣介石‘洗臉’，而不是‘砍頭’”，“要準備有所讓步以取得合法地位，利用國會講壇去進攻。”【《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11頁。】

基于如上對時局的判斷，8月25日和26日，中共中央連續兩次召開政治局會議，作出了毛澤東親赴重慶與蔣介石談判的最后決定。

三、扭轉局勢的戰略選擇

抗戰勝利之初中國政局的一系列異動，使得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對局勢有了清醒的判斷。為扭轉自身所處的不利局面，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根據時局變遷，相繼采取了如下措施：一是順應時代潮流，明確提出“和平、民主、團結”口號，贏得了民心；二是借助赴重慶談判之機，與各界人士深入交流，獲得了廣泛的理解與同情；三是抓住稍縱即逝的時機，確立“向南防御，向北發展”的戰略方向，實現了戰略性的突破。

首先，中國共產黨明確提出“和平、民主、團結”的口號，贏得了民心。

1945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明確提出“和平、民主、團結”的口號。8月25日，中國共產黨公開發表對時局宣言，向全國民眾公開表示：“在這個新的歷史時期中，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務是：鞏固國內團結，保證國內和平，實現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團結的基礎上，實現全國的統一，建設獨立自由與富強的新中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5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47頁。】8月28日，毛澤東在機場向記者發表書面談話，再次強調：“目前最迫切者，為保證國內和平，實施民主政治，鞏固國內團結。國內政治上軍事上所存在的各項迫切問題，應在和平、民主、團結的基礎上加以合理解決，以期實現全國之統一，建設獨立、自由與富強的新中國。”【《重慶談判資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頁。】

毛澤東赴重慶談判并明確提出“和平、民主、團結”的口號，有效地贏得了民心。社會輿論紛紛表示“這是一個比之日本突然宣布無條件投降更使人欣喜的消息”【《華西晚報》（成都）1945年8月29日。】，“這是中國的一件大喜事”，意味著和平、民主、團結已在開始，“循此發展，國運開拓，前途無量”。【《大公報》（重慶）1945年8月29日。】

其次，重慶談判期間，毛澤東與社會各界進行了深入交流，獲得了民主黨派廣泛的理解與同情。

毛澤東在重慶期間，同各界朋友進行了廣泛的接觸。他會見了政界、軍界、經濟界、婦女界、文化界中具有各種傾向的代表人物；會見了幾個國家的駐華使節；會見了中外記者，還會見過美國駐華第十四航空隊總部的三名士兵，并且同他們一起合影。

與民主人士深入交流，是毛澤東在重慶期間的主要工作。8月30日下午，毛澤東訪晤張瀾，詳細介紹了解放區的開創和建設情況，解釋了中共中央8月25日《宣言》中提出的六項緊急要求。【《重慶談判紀實》（1945年8—10月），重慶出版社1983年版，第441頁。】當晚，毛澤東舉行宴會，招待張瀾、沈鈞儒、黃炎培、左舜生、章伯鈞、張申府、冷遹、柳亞子等民主人士。9月2日，民盟舉行午宴，歡迎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席間，毛澤東等詳細闡明了關于實現和平、民主、團結的基本方針，顯示出對和談的誠意，得到民盟方面的理解、同情和支持。9月6日，毛澤東親自拜訪柳亞子，并把手書的舊作《沁園春·詠雪》贈給柳亞子，柳亞子也即席賦詩作答。【《柳亞子選集》（下），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11頁。】9月14日，毛澤東再晤張瀾，長談3個多小時，就國共談判、民盟和中共配合等問題交換了意見。【許紀霖：《無窮的困窘——黃炎培、張君勱與現代中國》，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201頁。】

通過如上交流、交往，社會各界增進了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與理解，使中國共產黨獲得了廣泛的理解與同情。9月26日，中共中央在給各地的第二次通報中說：“三星期來，我方調子低，讓步大（允逐步退出隴海路以南），表示委曲求全，彼方乘機高壓，破壞聯合公報。因此我方政治上處于有利地位，一切中間派均為我抱不平，認為我們已做到仁至義盡，同情我們主張。”【《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5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93頁。】

再次，抓住稍縱即逝的時機，確立“向南防御，向北發展”的戰略方向，實現了戰略性的突破。

由于美蘇的干預，中國共產黨占領華北和華中大城市及交通要道的戰略部署難以實施。在此情況下，占領東北，形成背靠蘇、蒙態勢，成為中國共產黨生存與發展的重要一環。8月26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分析道：“東北行政大員由國民黨派，我們去干部，一定有文章可做。……紅軍不入關，美國不登陸，形式上是中國自己解決問題，實際上是三國過問。”【《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14頁。】同日，根據毛澤東的分析，中共中央“決派千余干部由林楓同志率領去東北。”【《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15頁。】中共中央相信：“我在東北活動只要不直接影響蘇方在外交條約上之義務，蘇聯將取放任態度，我有機會爭取東三省和熱察。”【楊奎松著：《中共與莫斯科的關系（1920—1960）》，（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528—529頁。】

正如毛澤東所預料，9月13日，美國幫助國民黨政府向華北和東北運兵并派海軍陸戰隊登陸青島，此舉打破了美蘇間“紅軍不入關，美國不登陸”的默契，蘇聯方面對中國共產黨的態度隨即發生變化。

9月14日，蘇聯駐東北紅軍貝魯羅索夫中校受馬林諾夫斯基元帥委托，秘密飛抵延安，表示：中共軍隊進入東北，只要不用八路軍的名義，一切好辦，以免讓蘇聯在外交上為難。同時，建議中共速派負責人前往東北，以便就近交涉，協調行動。【楊奎松著：《中共與莫斯科的關系（1920—1960）》，（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532頁。】

如上信息，令中共中央敏銳地感覺到，現在進軍東北，“真千載一時之機。”【《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492頁。】隨即，中共中央連夜召開會議，明確“目前我黨對東北的任務，就是要迅速的、堅決的爭取東北，在東北發展我黨強大的力量”【《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492頁。】，決定成立以彭真為書記的中共東北中央局，立即趕赴東北開展工作，力爭在東北建立根據地【《陳云年譜（1905—1995）》（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425頁。】，同時將原準備南下的十萬部隊和兩萬干部，轉而挺進東北。【《陳云年譜（1905—1995）》（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425頁。】9月17日，中共中央致電中共談判代表團，提出了如下設想：“我們全國戰略必須確定向北推進、向南防御的方針。”【《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493—494頁。】對此設想，毛澤東表示同意。19日，中共中央確定了“向北發展，向南防御”的戰略方針，指出：“目前我全黨全軍的主要任務是：繼續打擊敵偽，完全控制熱察兩省，發展東北并爭取控制東北，以便依靠東北和熱察兩省，加強全國各解放區及國民黨地區人民的斗爭，爭取和平民主及國共談判的有利地位。”【《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495—496頁。】

在“向北發展，向南防御”戰略方針指導下，中國共產黨的軍隊迅速挺進東北，取得了戰略上的主動權。當10月中旬國民黨軍隊開始接收東北時，中國共產黨在東北已占據了四、五十個地方，“四平街以南、哈爾濱以北，佳木斯以東，都有了我們的部隊”。【《彭真文選（1941—1990）》，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頁。】同時，進入東北的中共干部在一些大中城市、城郊及縣、區、鄉組建武裝。從9月中旬到10月10日，組建了48,500人的自衛隊，分布在牡丹江、合江、吉林省和內蒙古開魯地區。【余建亭著：《陳云與東北的解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20頁。】相比較而言，至11月初，國民黨軍隊只有兩個師進入東北。面對在東北的戰略頹勢，蔣介石深感回天無術。在日記中，他由衷地感慨：“東北登陸計劃，今已盡我心力，不能再有其他道路可循，無論成敗利鈍，至此惟有托付于上帝，靜待其慈命之啟導而已。”【秦孝儀總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5卷（下），（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78年編印，第2712頁。】

結　語

綜上所述，抗戰勝利之初，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領導集體，在形勢瞬息萬變而信息量有限的局面下，堅定地順應時代潮流，敏銳地審時度勢，準確地判斷局勢，通過一系列舉措，抓住了稍縱即逝的發展時機，在很短的時間內獲得了政治上的立足點和軍事上的突破口，一舉扭轉了抗戰勝利之初的不利局面。

（作者紀亞光：南開大學馬克思主義教育學院院長，教授）

（來源：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毛澤東思想生平研究分會編《毛澤東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