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對斯大林的“三七開”評價不能否定

——讀吳冷西《十年論戰》有感

周新城

[摘要]國內個別學者打著反思十月革命道路的旗號，完全否定十月革命和蘇聯社會主義實踐，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否定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否定社會主義道路。1956年毛澤東對斯大林的“三七開”評價是當時也是今天回擊完全否定斯大林、否定蘇聯社會主義實踐論調的有力武器。毛澤東對斯大林的“三七開”評價，著眼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全局，排除歷史上中蘇兩黨關系和個人感情因素影響，在理論上有理有據，在實踐上實事求是，是認真的、慎重的，為正確認識評判歷史提供了重要指導原則，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關鍵詞]毛澤東 斯大林 社會主義 “三七開” 中蘇論戰

今年是俄國十月革命100周年，國內對十月革命和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的研究、論著多了起來。但是，個別學者打著反思十月革命道路的旗號，對十月革命和蘇聯社會主義實踐持完全否定的態度，提出“十月革命道路違背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實踐證明，十月革命道路是行不通的”。【陳啟懋：《對十月革命的歷史反思》，《上海思想界》2017年總第48期。】這類論調對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用盡一切攻擊、誣蔑的手段，而且認為“否定得越徹底越好”。這實際上提出了兩個相互密切聯系的問題：十月革命是不是符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是不是符合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十月革命道路的第一個成果——蘇聯社會主義制度是不是失敗的？蘇聯社會主義實踐是基本成功的，還是如戈爾巴喬夫所說“遭到了戰略性失敗”，從而證明十月革命道路是行不通的？關于后一個問題的分歧，歸根結底就是毛澤東對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的“三七開”評價是不是站得住腳？

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有兩次否定斯大林、否定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的高潮，第一次是1956年，第二次是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東劇變及以后。這兩次高潮實際上都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歷史虛無主義的表現，通過否定科學社會主義運動實踐的辦法來攻擊共產黨和社會主義事業。在中國，這股思潮最近一段時期同國內否定中國人民革命斗爭和社會主義建設偉大成就的歷史虛無主義一脈相承、沆瀣一氣。凡是否定我國革命斗爭和社會主義建設成就的人，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問題上必然是完全否定斯大林、完全否定蘇聯社會主義實踐。從本質上看，全盤否定斯大林和蘇聯社會主義實踐，其目的就是為了否定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革命斗爭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究其原因，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孕育成立了中國共產黨。中國走的道路，是十月革命指明的道路。中國的基本制度與蘇聯是一樣的，都是政治上堅持共產黨領導、無產階級專政；經濟上堅持公有制、按勞分配；思想上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同蘇聯社會主義事業有著密切的聯系，本質上都是社會主義，不過是兩種模式而已。把蘇聯的社會主義完全否定了，中國的社會主義還能站得住嗎？這是不言而喻的。對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實踐如何評價是一個原則問題，關系到十月革命道路對不對、要不要走十月革命道路，關系到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是不是正確、要不要堅持，攸關科學社會主義前途命運。

毛澤東對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的“三七開”評價，是在1956年中國共產黨批判赫魯曉夫修正主義時提出的。1956年，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所做全盤否定斯大林的秘密報告，引發了全世界反蘇反共的浪潮。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后，人民日報編輯部撰寫了《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以下簡稱“兩論”）兩篇文章，并于4月5日和12月29日在《人民日報》上公開發表。“兩論”全面、客觀地評價斯大林和蘇聯社會主義實踐，旗幟鮮明地捍衛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的正確方面，回擊了敵對勢力的猖狂進攻，穩定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大局。隨著實踐的發展，尤其是經歷了蘇東劇變，事實證明“兩論”的觀點依然是正確的，是當時回擊反共浪潮的有力武器，至今仍是同完全否定斯大林、完全否定蘇聯社會主義實踐論調進行斗爭的有力武器。毛澤東在分析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實踐問題上體現了唯物辯證法的方法論原則，應該成為今天我們研究蘇聯問題、社會主義問題的指導原則，值得我們永遠銘記。

吳冷西親身經歷了當時中央有關討論，他在《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系回憶錄》【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系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以下簡稱《十年論戰》）一書中如實記錄了中蘇論戰中每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政治局會議、政治局擴大會議、書記處會議討論的情況。重讀《十年論戰》，使我們更加深刻地認識到毛澤東關于斯大林“三七開”評價的理論、實踐依據和重要指導作用。

毛澤東的“三七開”評價是認真的、慎重的

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一傳到中國，毛澤東立即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這個報告。他說：“赫魯曉夫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一是揭了蓋子，這是好的，二是捅了婁子，全世界都震動。揭開蓋子，表明斯大林及蘇聯的種種做法不是沒有錯誤的，各國黨可根據各自的情況辦事，不要再迷信了。捅了婁子，搞突然襲擊，不僅各國黨沒有思想準備，蘇聯黨也沒有思想準備。這么大的事情，這么重要的國際人物，不同各國黨商量是不對的。事實也證明，全世界的共產黨都出現混亂。”“總之，它一是揭了蓋子，二是捅了婁子。想一想我們如何對待這事，這是一個大問題。”【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系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

揭了蓋子、捅了婁子，都同斯大林問題有關。1956年3月19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赫魯曉夫報告，集中討論如何評價斯大林的問題。在會議上，毛澤東第一次談到對斯大林要“三七開”評價：“我并不認為斯大林一貫正確，這個話過去不好講。他對中國革命的指導，出的主意，有許多是錯的。過去我們只講是我們自己錯了，沒有聯系到斯大林。那時我們黨采取這樣的方針是對的。斯大林的錯誤是明擺著的，問題是如何評價斯大林的一生。是二八開，三七開，還是倒二八，倒三七，還是四六開？我看三七開比較合適。正確是七分，是主要的；錯誤是三分，是次要的。這個問題大家還可以議。”【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系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在此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沒有人對毛澤東這一評價提出異議。

1956年4月6日，毛澤東同米高揚談話時說道：“我們認為斯大林功大于過，對他要作具體分析”。幾天后，毛澤東在同蘇聯駐華大使尤金的談話中又重申了這一看法。4月29日，毛澤東會見拉丁美洲六個國家共產黨代表時說，《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是經過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次討論寫成的。“我們認為，斯大林有好的東西，有壞的東西。大體上，他是七分功勞，三分錯誤。如果說他八分好，二分壞，同志們不會通過。如果說他六分好，四分壞，更不會通過。否認他好的東西是不對的。”在中共八大期間，他會見很多外國政黨代表時，一再重申對斯大林的“三七開”評價。【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系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可見，“三七開”評價是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分析斯大林問題、蘇聯社會主義實踐問題的基本判斷，是集體智慧的結晶。

對此，吳冷西得出結論：“毛主席和黨中央是認真的、慎重的，也是顧全大局的。可以說，毛主席和黨中央著眼點放在如何從蘇聯的歷史（包括蘇共‘20大’在內）吸取經驗教訓，探索如何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系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

毛澤東的“三七開”評價排除了歷史上中蘇兩黨關系和個人感情因素的影響，著眼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全局

1956年3月24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繼續討論赫魯曉夫報告時，毛澤東指出：“我們黨同蘇共的關系，歷史上斯大林整了我們四次”。第一次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是斯大林在莫斯科決定，要中國黨執行，結果白區黨損失了百分之百，蘇區損失了百分之九十”。第二次是抗日戰爭初期，“王明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叫做‘一切通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就是一切聽蔣介石的，也是斯大林主持的共產國際在莫斯科決定的。我們黨很快就抵制了這條錯誤路線，制定了又團結又斗爭，實行保持我黨獨立性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路線，終于鞏固和擴大了革命力量，特別是抗日根據地，終于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第三次是抗日戰爭結束后，“蔣介石發動內戰，我黨進行自衛反擊，斯大林從莫斯科發來電報，要我們無論如何不能打內戰，否則中華民族要毀滅。我黨沒有聽他的”。第四次是1949年12月16日至1950年2月17日毛澤東訪問莫斯科的時候，“斯大林不愿意訂立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他對中國黨是不信任的”。雖然蘇聯最終與中國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也答應幫助中國搞建設，“但是，在談判中他們明顯表現出對我們不信任，至少不完全信任”。【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系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

毛澤東對斯大林并沒有特殊的好感。他說：“我一生寫過三篇歌頌斯大林的文章。頭兩篇都是祝壽的。第一篇是在延安，1939年斯大林60壽辰時寫的。第二篇是在莫斯科，1949年他70大壽時的祝詞。第三篇是在蘇聯《真理報》發表的，在斯大林去世之后寫的，是悼念文章。這三篇文章老實說我都不愿意寫。從感情上來說我不愿意寫，但從理智上來說又不能不寫，而且不能不那樣寫。我這個人向來不愿意人家向我祝壽，也不愿意給別人祝壽。”第一篇文章是在斯大林和共產國際指導并支持王明“左”傾路線及右傾投降主義，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蘇聯同希特勒德國簽訂互不侵犯協定的背景下，毛澤東拋開了個人感情，“以大局為重”，“把斯大林當作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領袖來寫”。“其他兩篇也不是出于心愿，而是出于需要。”“我們現在寫的這篇文章，還是要肯定斯大林的主要的正確方面，但要批評他次要的錯誤方面。對蘇聯也要肯定它的正確，也要批評它的錯誤。”【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系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

可見，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在評價斯大林時，既不計較歷史恩怨，也不考慮個人的感情，完全是從維護社會主義、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整體利益出發來評價斯大林，并不是西方資產階級政治家、思想家所臆測的為了爭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導權等原因。

毛澤東的“三七開”評價在理論上是有理有據的，在實踐上是實事求是的

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對蘇聯的情況十分熟悉，對蘇聯社會主義的成功之處有著切身的體會，對他們的失誤也有清醒的認識。1949年新中國成立，我國面臨著走什么道路的抉擇。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明確指出，總結建黨28年的經驗，就是走蘇聯的道路。到1956年，中國共產黨不斷認識到蘇聯社會主義建設，雖然基本經驗是正確的，但它的具體做法和經驗，有的只適用于蘇聯的具體條件，不能簡單地照搬到中國來，有的經驗甚至是錯誤的。我們必須結合中國的具體國情探索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論十大關系》明確提出，要以蘇聯的經驗為鑒戒，走自己的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始于毛、成于鄧”就是以此為發軔的。

在討論蘇聯問題時，有人喜歡講“真相”，從所謂檔案里挖出一些負面材料，來證明否定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的觀點。正如列寧指出的：“社會生活現象極其復雜，可以找到任何數量的例子或個別的材料來證實任何一個論點。”【《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8頁。】“在社會現象領域，沒有哪種方法比胡亂抽出一些個別事實和玩弄實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腳的了。挑選任何例子是毫不費勁的，但這是沒有任何意義，或者有純粹消極的意義，因為問題完全在于，每一個別情況都有其具體的歷史環境。如果從事實的整體上、從它們的聯系中去掌握事實，那么，事實不僅是‘頑強的東西’，而且是絕對確鑿的證據。如果不是從整體上、不是從聯系中去掌握事實，如果事實是零碎的和隨意挑出來的，那么它們就只能是一種兒戲，或者連兒戲都不如”。【《列寧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64頁。】

毛澤東在評價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實踐時，從來不糾纏具體問題，而是從總體上，也就是“從整體上”和“從聯系中”考察。經過中央政治局多次討論寫成的《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充分肯定蘇聯取得的偉大成就，指出：“由于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蘇聯人民和蘇聯共產黨，在列寧的領導之下，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地面上，首先建成了社會主義社會。蘇聯迅速地實現了社會主義的工業化，實現了農業的集體化，發展了社會主義的科學和文化，在蘇維埃聯盟的形式下形成了國內多民族的鞏固的聯盟，蘇聯國內原來落后的民族變成了社會主義的民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蘇聯成為打敗法西斯的主力，挽救了歐洲的文明，并且幫助東方人民打敗了日本軍國主義。這一切燦爛的成就，給全人類指出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光明前途，大大地動搖了帝國主義的統治，使蘇聯在全世界爭取持久和平的斗爭中成為第一個堅強的堡壘。蘇聯鼓舞和支持了所有其他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建設，鼓舞了全世界的社會主義運動、反殖民主義運動和一切爭取人類進步的運動。這些都是蘇聯人民和蘇聯共產黨在人類歷史上所創造的偉大業績。”【《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人民日報》1956年4月5日。】這是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主要方面，同時也指出在建設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過程中產生的嚴重錯誤。“作為列寧逝世后蘇聯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物的斯大林，在蘇聯的偉大成就中有他的不可磨滅的功勞，在蘇聯的嚴重錯誤中也有他的不否認的責任。”【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系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斯大林的錯誤，主要是“在肅反問題上擴大化；在反法西斯戰爭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對于農業的進一步發展和農民的物質福利缺乏應有的注意；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出了一些錯誤的主意，特別是在南斯拉夫問題上作了錯誤的決定”。“共產黨人對于共產主義運動中所發生的錯誤，必須采取分析的態度。有些人認為斯大林完全錯了，這是嚴重的誤解。斯大林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但是也是一個犯了幾個嚴重錯誤而不自覺其為錯誤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我們應當用歷史的觀點看斯大林，對于他的正確的地方和錯誤的地方作出全面的和適當的分析，從而吸取有益的教訓。”【《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人民日報》1956年4月5日。】

1956年8月30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大預備會議上再次指出：“因為蘇聯發生了一些錯誤，這方面講得多了，吹得多了，似乎那種錯誤不得了，這種觀察是不妥的。任何一個民族，不可能不犯錯誤，何況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經歷又那么長久，不發生錯誤是不可能的。蘇聯發生的錯誤，像斯大林的錯誤，它的位置是什么呢？是部分性質的，暫時性質的。雖然聽說有些什么東西有二十年了，但總是暫時的、部分的，是可以糾正的。蘇聯那個主流，那個主要方面，那個大多數，是正確的。俄國產生了列寧主義，經過十月革命變成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它建設了社會主義，打敗了法西斯，變成了一個強大的工業國。它有許多東西我們可以學。當然，是要學習先進經驗，不是學習落后經驗……所以，要加以分析。我們說過，對斯大林要三七開。他們的主要的、大量的東西，是好的，有用的；部分的東西是錯誤的。”【《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9～91頁。】

可見毛澤東是全面考察了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實踐，既看到了成就，也看到了錯誤，而且區分主流和支流，才得出結論。這是唯一正確的、符合辯證法的研究方法，我們必須堅持。

堅持毛澤東的“三七開”評價需要廓清“為蘇聯辯護”、“改革就是去蘇聯化”兩種觀念

有人認為，堅持“三七開”是在為蘇聯辯護，蘇聯自己都垮了，還為它辯護？1956年赫魯曉夫做秘密報告，滿世界都批判“斯大林主義”，當時中國共產黨挺身而出捍衛斯大林的正確方面，明確指出斯大林的一生“是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家的一生”。我們捍衛斯大林的正確方面，就是捍衛社會主義，就是捍衛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就是捍衛無產階級專政。《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以下簡稱《再論》）旗幟鮮明地指出：“如果一定要說什么‘斯大林主義’的話，就只能說，首先，它是共產主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一些極為嚴重的、必須徹底糾正的、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錯誤。”【《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人民日報》1956年12月29日。】把這一論斷搬到蘇聯社會主義實踐身上，我們也可以說，蘇聯社會主義實踐，首先，體現了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反映了社會發展的共同規律，這是正確的；其次，它在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實現形式層次上犯有一些嚴重的錯誤，必須糾正。我們捍衛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的正確方面，就是捍衛十月革命道路，就是捍衛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就是捍衛社會主義。這是毋庸諱言的。至于說到蘇聯解體，那并不是堅持蘇聯社會主義實踐正確方面的結果，反而是背棄蘇聯社會主義實踐中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所產生的惡果，恰恰從反面證明十月革命道路放棄不得，蘇聯社會主義模式中的正確方面（這是基本方面）否定不得。

有人還借口改革反對肯定蘇聯社會主義實踐。他們的邏輯是，改革就是把原來蘇聯傳給我們的弊病改掉，“改革就是去蘇聯化”。肯定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的基本方面是正確的，這不是反對改革嗎？這就涉及對改革對象的理解。我們的改革是調整生產關系，以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因此，要弄清楚什么東西妨礙生產力的發展。在社會主義社會里，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是既適應又不適應的關系，適應方面我們必須堅持，不適應方面才需要改革。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是適合生產力發展需要的，我們必須堅持。把改革的矛頭指向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那是違反社會發展規律的，必然破壞生產力。蘇聯、東歐國家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改革證明了這一點。與生產力的發展相矛盾的是具體體制、運行機制的某些環節，這才是我們改革的對象。中共十五大明確指出，“改革是全面改革，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自覺調整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各個方面和環節，來適應初級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和實現現代化的歷史要求”。【《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15頁。】不能把改革簡單理解為“去蘇聯化”。我們黨從來沒有把改革說成是“去蘇聯化”，這是某些人為了把改革引導到邪路上去而制造的一種輿論。蘇聯社會主義實踐中的基本制度，我們應該堅持；其中根據蘇聯國情制定的、不適合我國國情的具體體制、運行機制，以及錯誤的具體體制、運行機制，才是我們改革的對象。肯定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的正確方面和堅持改革并不矛盾。把改革理解為“去蘇聯化”，不僅要改革不適合需要的具體體制、運行機制，而且把改革的矛頭指向基本制度，這是完全錯誤、也是極其危險的。

應該清醒地看到，對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實踐是完全否定，還是“三七開”評價，這是一個原則性問題。這個問題，說到底是想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想走資本主義道路。采取完全否定的態度，實際上就是想完全否定社會主義，否定十月革命道路，走資本主義道路；“三七開”評價，就是堅持十月革命道路，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同時改革錯誤的、不適合本國國情的具體體制、運行機制，把社會主義事業建設得更好。

毛澤東的“三七開”評價為正確認識評判歷史提供了重要指導原則，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關于斯大林和蘇聯社會主義實踐中的錯誤、弊病，毛澤東的“三七開”評價不是簡單地加以譴責，而是提出了一些客觀分析和評價的指導原則。這些原則至今仍值得我們借鑒和遵循。

（一）社會主義建設是人類歷史上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在這項事業中犯錯誤是不可避免的

1956年3月24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赫魯曉夫報告時，毛澤東指出：“十月革命以來，搞社會主義建設時間并不長。說到共產主義運動，從馬克思發表《共產黨宣言》時起，迄今也只有100年多一點，實現共產主義是空前偉大、空前艱巨的事業。不艱巨就不能說偉大，因為很艱巨，才很偉大。這樣偉大艱巨的事業，不犯錯誤是不可能的。蘇聯要犯錯誤，我們也要犯錯誤。因為我們所走的道路是前無古人的道路。蘇聯是第一個搞社會主義，第一個搞無產階級專政，所以，可以說他們犯錯誤是不可避免的。中國搞社會主義也可能犯錯誤，甚至犯大錯誤。因為要摸清建設社會主義的規律不是容易的事情。”【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系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人的主觀認識不可能一下子就完全符合客觀實際，認識社會主義發展的規律，需要一個實踐、探索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犯一些錯誤是難免的。《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明確指出：“自從人類社會分裂為幾個利害不同的階級以來，經歷過奴隸主的專政，封建主的專政，資產階級的專政，這些專政繼續了幾千年”，“這些在社會發展史上曾經起過一定進步作用的剝削階級，總是在很長的時期中犯過無數歷史性的錯誤，而且是反復地一犯再犯，才能積累他們的統治經驗。但是隨著他們所代表的生產關系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的尖銳化，他們仍然不可避免地要犯更大更多的錯誤，激起被壓迫階級的大規模反抗和他們自己內部的分崩離析，以至促進了自己的滅亡。”但是，“無產階級的專政和以前任何剝削階級的專政，在性質上根本不同。它是被剝削階級的專政，是多數人對少數人的專政，是為著創造沒有剝削、沒有貧困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專政，是人類歷史上最進步的也是最后一次的專政。這樣的專政，擔負著歷史上最偉大、最困難的任務，面對著歷史上情況最復雜和道路最曲折的斗爭，因而它的工作——正如列寧所說的——也不能不犯很多的錯誤。如果有些共產黨人發生驕傲自滿和思想硬化的情形，那么，他們甚至也會重犯過去自己犯過的或者別人犯過的錯誤。”盡管如此，“無產階級為了在物質上和精神上解放人民的目的，卻是要利用自己的專政條件，實現共產主義，實現人類大同，讓自己的專政逐步地消逝下去，因而就要盡量地發揮人民群眾的主動精神和積極作用。而人民群眾的主動精神和積極作用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的無限發揮的可能性，也就包含著克服無產階級專政時代所犯各種錯誤的可能性。”【《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人民日報》1956年4月5日。】

（二）要客觀辨析犯錯誤的根源是什么，知道如何克服錯誤

1956年12月19日、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再論》稿子時，大家一致認為：“特別要講清楚，斯大林的錯誤不是社會主義制度造成的，社會主義制度還年輕，因為年輕所以還不完善，在某些環節上還有缺點。即使沒有缺點，也有一個怎樣運用制度的問題。制度不是萬能的，要靠人來運用。運用的人的主觀認識是否正確，關系甚大。斯大林脫離客觀實際，脫離群眾，脫離集體，個人專斷，在認識上犯了主觀主義的錯誤。講錯誤的原因首先要從思想上講清楚，再從社會歷史根源上講清楚。”【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系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

《再論》一文詳細論述了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實踐所犯錯誤的根源。“斯大林的錯誤，是不是由于蘇聯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已經過時，而不能再適應蘇聯發展的需要了呢？當然不是如此。蘇聯這個社會主義社會還是年輕的，它所走過的時間還不到四十年。蘇聯經濟迅速發展的事實證明，蘇聯的經濟制度基本上是適合于生產力的發展的，蘇聯的政治制度也是基本上適合于經濟基礎的需要的。斯大林的錯誤并不是由社會主義制度而來；為了糾正這些錯誤，當然不需要去‘糾正’社會主義制度。西方資產階級想用斯大林的錯誤來證明社會主義制度的‘錯誤’，這是完全沒有根據的。另外有些人想用社會主義的國家政權對于經濟事業的管理來解釋斯大林的錯誤，認為政府管理了經濟事業就必然成為妨害社會主義力量發展的‘官僚主義機構’，這也無法令人信服。誰也不能否認，蘇聯經濟的巨大高漲正是勞動人民的國家政權有計劃地管理經濟事業的結果，而斯大林所犯的主要錯誤，卻很少同管理經濟的國家機關的缺點有關。但是在基本制度適合需要的情況下，在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在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也仍然存在著一定的矛盾。這種矛盾表現成為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某些環節上的缺陷。這種矛盾，雖然不需要用根本性質的變革來解決，仍然需要及時地加以調整。”【《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人民日報》1956年12月29日。】《再論》嚴格區分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和具體制度（也就是我們現在常講的具體體制、運行機制），明確指出，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是正確的，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實踐中的錯誤，不是來自基本制度，而是在具體制度的環節上發生的，因此，糾正錯誤，不需要改變基本制度，只需要根據生產力發展的需要、經濟基礎發展的需要調整具體制度。這就從理論上明確了改革的對象：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調整不適合實際需要和國情的具體制度。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這種認識是難能可貴的，為后來的改革奠定了理論基礎。

《再論》還指出：“制度是有決定性的，但是制度本身并不是萬能的。無論怎樣好的制度，都不能保證工作中不會發生嚴重的錯誤。有了正確的制度以后，主要的問題就在于能否正確地運用這種制度，就在于是否有正確的政策、正確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風。沒有這些，人們仍然可以在正確的制度下犯嚴重的錯誤，仍然可以利用良好的國家機關做出并不良好的事情。”為了解決發展中出現的各些問題，“必須依靠經驗的積累和實踐的考驗，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情況是不斷變化的，舊的問題解決了，新的問題又產生了，任何一勞永逸的解決也是不會有的。從這種觀點看來，就是在已經建立了鞏固的基礎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它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某些環節也還有缺陷，在黨和國家的政策、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風方面，也還會有這樣那樣的偏差，這并沒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在社會主義國家中，黨和國家的任務，就在于依靠群眾和集體的力量，及時地調整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各個環節，及時地發現和糾正工作中的錯誤。當然，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員的主觀認識，總不可能百分之百地符合于客觀實際。因此，在他們的工作中，個別的、局部的、暫時的錯誤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只要嚴格遵守并且努力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的科學，只要徹底遵守黨和國家的民主集中制，只要認真地依靠群眾，全國性的、長時期的、嚴重的錯誤，卻是可以避免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人民日報》1956年12月29日。】《再論》指明了我們如何最大限度地避免錯誤、克服錯誤的重要方法。

（三）既要從社會主義發展共同規律的高度來研究問題，又要結合各國的民族特點

1956年11月30日，在中央政治局討論《再論》的會議上，毛澤東歸納大家的意見，提出幾個基本觀點：“一、十月革命是各國革命的共同道路，它不是個別民族現象，而是具有時代特征的國際現象，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基本規律。否定十月革命的道路，就是否定馬克思列寧主義。二、各國有不同的具體情況，因此各國要用不同的辦法解決各自的問題。正如每個人的面目不同一樣，每棵樹長得也是不一樣。要講個性，不講個性此路不通。各國革命都有具體的民族特點，十月革命本身也帶有一些民族特點，沒有民族特點的道路是走不通的。但是，所有道路都有它們的共性，條條道路通莫斯科。這就是十月革命的基本經驗。各國革命黨人的任務是把體現在十月革命道路中的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同本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制定本國革命的路線、方針、政策。三、蘇聯建設時期，斯大林的基本路線、方針是正確的，應明確加以肯定。有缺點，是難以避免的，可以理解……有缺點，有官僚主義，但他終究把蘇聯建設成為一個工業化的國家，打敗了希特勒。如果都是官僚主義，都是官僚機構，怎么能做到這些呢？說蘇聯是由官僚主義者統治不能說服人。四、區別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先要分清敵我，不能用對待敵人的辦法對待自己的同志。斯大林過去在南斯拉夫問題上犯了錯誤，用對待敵人的辦法來對待鐵托同志。后來蘇聯同志改正了這個錯誤，用對待同志的方法對待鐵托同志，改善了蘇南關系。”【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系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

各國都要遵守共同規律，走十月革命道路，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這是社會主義的共性，否定了共同規律，那就不是社會主義了；但每一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民族特點，必須根據本國國情探索共同規律的實現形式，這是社會主義的特殊性。任何國家的社會主義都是社會主義共性與特殊性相結合，既堅持共同規律、共性，又在共同規律的實現形式上各有特點，具有特殊性。否定共同規律，那是修正主義；否定共同規律實現形式上的特殊性，那是教條主義。兩者都會阻礙甚至破壞社會主義的發展。

《再論》把蘇聯的經驗區分為基本經驗和具體經驗，指出：“在蘇聯的成功的經驗中，一部分具有基本的性質，在人類歷史的現階段具有普遍意義。這是蘇聯經驗中的首要和基本的方面。”“蘇聯發展的事實證明，蘇聯革命和建設的基本經驗是一個偉大的成功，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曲響徹云霄的凱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人民日報》1956年12月29日。】蘇聯的基本經驗體現在制度上，那就是蘇聯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它反映了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是完全正確的，必須堅持，決不能否定。而所有要徹底否定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人，攻擊的矛頭總是集中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上。

蘇聯的基本制度、基本經驗是正確的，具體經驗、具體制度是有對有錯的。在整個社會生活中，基本制度是第一位的、決定性的，而具體制度則是基本制度的具體實現形式，是第二位的。把兩個方面綜合起來評價，我們不能不承認，對斯大林、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的“三七開”評價是完全正確的。

（四）評價歷史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始終是如何吸取教訓，把我們自己的社會主義事業搞好

1956年4月4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在討論《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初稿時說：“問題在于我們自己從中得到教訓。這篇文章算是我們初步總結了經驗教訓。我認為最重要的教訓是獨立自主，調查研究，摸清本國國情，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我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制定我們的路線、方針、政策。民主革命時期，我們走過一段彎路，吃了大虧之后才成功地實現了這種結合，取得革命的勝利。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要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正確道路。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有過不少成功的探索和實踐，但也不是沒有缺點，沒有片面性，這說明我們還沒有完全地系統地掌握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規律，還要在今后長時期內探索符合客觀規律的正確道路。開始我們模仿蘇聯，因為我們毫無搞社會主義的經驗，只好如此，但這也束縛了自己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現在我們有了自己的初步實踐，又有了蘇聯的經驗和教訓，應當更加強調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強調開動腦筋，強調創造性，在結合上下功夫，努力找出在中國這塊大地上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道路。”【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系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我們不是為評價而評價，我們黨是把蘇聯成功的經驗和失誤的教訓看作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寶貴財富，為了探索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道路而去研究蘇聯問題的。這種態度是完全正確的。

重讀吳冷西的《十年論戰》和20世紀50年代發表的“兩論”，我深深折服于毛澤東和以他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功底、捍衛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戰略勇氣。這些文獻始終閃耀著真理的光輝。聯系到當前否定科學社會主義發展進程的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現狀，我們更應該堅持毛澤東思想，科學地、有理有據地回擊敵對勢力的猖狂進攻。

毛澤東對斯大林的“三七開”評價，是科學的結論，它應該載入史冊。

（本文作者：周新城，教授，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100872。）

(責任編輯：鄭珺 周進)

（來源：《當代中國史研究》201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