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所作的艱辛努力

張啟華

一

同評價中國近現代一切歷史人物一樣，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必定以他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所作的貢獻來衡量。因為杰出人物的貢獻，與時代的需求緊密相關。正如馬克思贊成法國啟蒙思想家愛爾維修說的：“每一個社會時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大人物，如果沒有這樣的人物，它就要把他們創造出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02頁。】這是說，偉大人物都是時代的產物，其偉大之處，就是最大程度地解決時代的急迫課題。近代以來中國最急迫課題，就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中華民族，從來就是勇敢、勤勞、充滿智慧的偉大民族。在人類歷史上，以燦爛的漢唐文化為代表的中華文明曾在很長時期內走在世界文明的前列，影響和推動了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興起。只是到了近代，中華民族才由于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派的奴役和壓迫而落伍了。從此，復興中華成了一個半世紀以來所有中國人夢寐以求的共同愿望。回顧20世紀的中國歷史，就是英雄的中國人民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不屈奮斗的歷史。

近代以來，橫亙在中國通往復興道路上的第一障礙，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所以，爭得國家的獨立和統一，反帝反封，是振興中華的首要問題。如果說，孫中山1894年第一次提出“振興中華”的口號，1911年他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從而為中華民族的復興開創了最初的政治條件，他因此成為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奮斗的第一位代表人的話，那么，毛澤東則是接過他手中這面大旗，在這條艱辛道路上繼續奮斗的第二位代表人。毛澤東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整個是圍繞中華民族的復興進行的。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歷經28年艱苦卓絕的奮斗，終于在1949年10月1日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開辟了中國歷史的新紀元，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清除了最后的政治障礙，邁出了振興中華的偉大一步。這是極重要的一步，因為復興，首先要獨立，否則復興無從談起。所以，毛澤東的第一個貢獻是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起了關鍵的、開創性的和奠基的作用。

誠然，自從世界現代文明的曙光升起并照射到中國大地上以來，為了迎接這新的曙光，在這片古老的土地上，產生過許多杰出的歷史人物。但是，只有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獲得了成功，既由于他擁有了必需的歷史條件，更由于他正確認識并懂得怎樣利用和改變這些條件，所以能夠完成時代要求他并允許他完成的任務，實現了此前幾代人夢寐以求并為之奮斗而未可得的理想。鄧小平說得好，如果沒有毛主席，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參見《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5頁。】沒有毛主席，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是發自全國人民肺腑的心聲，絲毫不是什么夸張。

當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還只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序幕，“只是一出長劇的一個短小的序幕。劇是必須從序幕開始的，但序幕還不是高潮”。【《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頁。】真正復興的開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后開始進行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二

復興中華面臨的第二個歷史課題是，中國選擇什么道路實現現代化？既然時代使然，中國已不可能經過資本主義道路達此目的，就只有選擇社會主義道路了。這樣，第二個歷史性課題就擺在眼前：如何在我國這樣一個有著廣大農村、汪洋大海般分散落后的農業個體經濟和眾多城鄉手工業，還有民族資本主義存在的國家，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來。

為此，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帶領全國人民，開展了對個體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毛澤東又一次把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創造了適合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改造道路。諸如在農業合作化中，創造了從臨時互助組發展到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再發展到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逐步前進的過渡形式；在對手工業和其他個體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中，一般地采取合作化的形式，組成合作商店或合作小組，并照舊采取便利消費者的分散流動經營方式和符合社會需要的經營特點；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過程中，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把資本主義轉變為國家資本主義，并用和平贖買、全行業公私合營等方式，使我國的資本主義私有制轉變為社會主義公有制。這些都是適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重要創舉。正是這些正確決策，使我們得以在短時間內順利完成了如此巨大的社會變革，卻沒有引起大的經濟和社會的動蕩，這在世界歷史上也是罕見的。雖然三大改造運動中也存在過急過快、形式過于簡單劃一，以及強迫命令、經營管理混亂等問題，給當時的經濟和其他方面工作造成一定的影響，但同這場社會變革所完成的極其復雜和困難的歷史任務相比是次要的。

三大改造的成功，在中國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奠定了中國進步和發展的基礎，開創了中國人民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新時期，開辟了中國通往現代化、實現強國富民的光明大道，這是毛澤東作出的第二個歷史貢獻。

三

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后必然面臨的第三個重大歷史課題，是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為探索一條適合中國特點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毛澤東作了不懈的努力。他再次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進行理論分析和實踐檢驗。毛澤東是一位富有創造性的思想家、理論家和戰略家，教條主義、照搬書本是與他格格不入的，所以早年就提出了“反對本本主義”的口號。他的哲學代表作之一《矛盾論》中對矛盾特殊性的精辟分析，也鮮明地顯示出他的思想的一個顯著特點，即在堅持矛盾普遍性的基礎上，強調要研究矛盾的特殊性。

社會主義制度剛剛確立，全面的大規模社會主義建設正待起步之際，我們面臨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如何擺脫蘇聯模式找到一條適合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此前，我國許多體制模仿蘇聯。這除了與蘇友好的因素外，更主要的是由于我們毫無建設社會主義的經驗，可借鑒的只有蘇聯模式。在實踐中，黨中央和毛澤東逐漸發現蘇聯模式的一些弊端，1956年2月蘇共二十大的召開，促使毛澤東進一步思考。用他當時的話說，蘇共二十大一是揭了蓋子，二是捅了婁子；揭了蓋子，即指斯大林及蘇聯的種種做法不是沒有錯誤的，搞社會主義建設不一定全照蘇聯那套公式。他說，揭了蓋子的好處就是打破“緊箍咒”，破除迷信。正如每個人的面目不同，每棵樹長得不一樣，各國也有不同情況。要講個性，沒有民族特點的道路走不通。但所有道路都有共性。各國共產黨的任務是把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同本國實際相結合，制定本國的路線方針政策。他說，要接受我黨歷史上的教訓，反對用教條主義方法學蘇聯經驗。他說，以前沒經驗，只好模仿蘇聯，束縛了自己的積極性創造性；現在我們有了初步實踐，又有蘇聯的經驗教訓，應該更強調從國情出發，強調創造性，找出在中國這塊大地上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道路。

但這條道路是什么，沒有現成答案，只有靠實踐探索。黨的八大前后，毛澤東帶領全黨在許多領域探索，取得了豐富的思想成果，集中體現在毛澤東1956年4月的《論十大關系》和1956年9月黨的八大精神中。其主旨是，把黨的工作重點從階級斗爭轉移到發展生產力上來，以蘇聯為鑒，探索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論十大關系》提出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許多重要思想、原則，實質就是從我國國情出發，開始提出自己的建設路線，其原則和蘇聯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們自己的一套內容。此外，毛澤東在經濟方面，針對蘇聯單一公有制模式提出過“可以消滅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等；在政治方面，針對蘇聯肅反擴大化，提出要在國家制度上做些改革，擴大人民代表大會的權力，并吸收西方資本主義民主的某些形式和方法等；在文化方面，針對我國一度照抄蘇聯把政治因素搬用到文化科學領域的做法，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等。這些都反映了我黨一貫倡導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這種探索，一直持續到毛澤東逝世。以下僅就他在政治、經濟方面的貢獻作一概述。

（一）毛澤東為中國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礎。

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的核心是實行人民民主專政，國家政權組織形式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組織起來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同時實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

人民民主專政，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結合中國實際的一個創造，是有中國特色的無產階級專政。由于舊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所以在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革命的敵人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而革命的力量除無產階級外，還有廣大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這個時期在革命根據地建立的局部的地區性的人民民主專政，就是無產階級（通過共產黨）領導的各個革命階級的聯合民主專政，是一種特殊形式的階級聯盟，其實質是工農革命民主專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新民主主義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人民民主專政也隨之改變性質為無產階級專政，但在政權組成的階級結構和專政對象上，特別是對民族資產階級在國家政權中的地位的處理上，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及蘇維埃政權相比，都有自己的鮮明特色。從文字表述看，毛澤東創立的人民民主專政概念，不僅有“專政”，而且有“民主”，并采用內容更為廣泛的“人民”一詞，即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一切可以爭取和團結的力量的“人民”一詞，來包括、代替“無產階級”一詞。這就不僅在實質上表明是無產階級專政，而且在形式上標明人民民主和人民專政兩個方面，標明享有民主權利和行使專政的乃是無產階級和擁護社會主義制度的廣大人民。這就更準確地表達了我國無產階級領導的國家政權的性質和內容。這是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豐富和發展，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

同時，選擇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作為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組織形式，是有著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人民代表會議這種政權組織形式建設的傳統和經驗的。在那時，毛澤東就充分肯定了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組織起來的人民代表會議這種組織形式，明確指出：“只有這個制度，才既能表現廣泛的民主，使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有高度的權力；又能集中處理國事，使各級政府能集中地處理被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所委托的一切事務，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動。”【《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7頁。】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建立的人民民主專政，其最適宜的政權組織形式，即最能夠體現其國家性質的基本的政權組織形式，就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也是毛澤東根據我國的歷史條件和現實條件決定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早在民主革命時期，我國就存在各民主黨派，他們是民族資產階級、上層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與其他愛國者及一部分革命知識分子的政治聯盟。這些民主黨派同共產黨一起為反帝反封合作奮斗，為革命的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毛澤東那時就多次指出：“國事是國家的公事，不是一黨一派的私事。因此，共產黨員只有對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義務，而無排斥別人、壟斷一切的權利。”“共產黨的這個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原則，是固定不移的，是永遠不變的。”【《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09頁。】抗日戰爭勝利后，我黨推動了在重慶召開的由國共兩黨和其他黨派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這是多黨派的政治協商在中國政治發展史上的第一次嘗試。此后在為建立新中國的斗爭中，我黨同各民主黨派形成了風雨同舟、患難與共的政治合作關系。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進一步指出：“我黨同黨外民主人士長期合作的政策，必須在全黨思想上和工作上確定下來。”【《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37頁。】1949年9月的政協一屆全體會議，通過了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共同綱領》，確定了即將誕生的人民共和國的各項施政方針，開創了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真誠合作、共商國家大計的新中國政治發展的新格局，標志著中共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已初步建立起來。新中國成立后，各民主黨派保存下來，成為各自聯系的一部分社會主義勞動者和一部分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的政治聯盟。毛澤東非常重視同各民主黨派的合作，確定了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使這些民主黨派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為社會主義服務的重要政治力量。1956年，毛澤東又針對新的歷史條件下出現的一些新問題，提出了我黨與民主黨派“長期并存、互相監督”的方針，最終確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60多年的實踐證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發揮了積極的獨特的作用，各民主黨派同我黨親密合作、團結戰斗，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這是我國政治制度的一個很大的特點和優點，既不同于蘇聯的一黨制模式，又不同于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的多黨制模式，是適合我國國情的新型政黨關系的生動體現，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一個創造，是對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豐富和發展。

此外，毛澤東還創立了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學說，創造性地提出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矛盾，正是矛盾推動社會發展，并把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劃分為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兩類，提出六條標準作為區分兩類矛盾的界限。毛澤東同志闡明了兩類矛盾的不同解決方法，由此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理論及一系列方針；還提出兩類矛盾在一定條件下會相互轉化，所以應該創造主、客觀條件促使矛盾向好的方面轉化，而不是相反。這是具有重大意義的理論創舉。馬克思恩格斯沒有經過社會主義實踐不可能提出這個問題，列寧在短暫的社會主義實踐中來不及對此具體研究，而斯大林則長期否認社會主義社會有矛盾，導致矛盾暴露后處理不當。所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理論的提出，為國際共運解決了一個重大難題，意義是重大的。雖然由于此后發生了“左”的錯誤，這一正確理論提出的許多重要思想和原則沒能很好貫徹，導致了重大損失，但這正從反面證明了這一理論的極端重要性。

（二）毛澤東提出過許多具有重大意義的經濟戰略，對當時的經濟發展起了積極作用，有些至今具有借鑒意義。

毛澤東總的主張是，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產力。早在革命戰爭時期他就說過，“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于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1079頁。】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明確指出：我們實行人民民主專政的目的，“是為了保衛全體人民進行和平勞動，將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7頁。】。他親自組織和領導的三大改造運動，目的也是為了解放生產力。他在1956年1月25日的講話中說：“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農業和手工業由個體所有制變為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私營工商業由資本主義所有制變為社會主義所有制，必然使生產力大大地獲得解放。這樣就為大大地發展工業和農業的生產創造了社會條件。”【《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1頁。】正如他在1956年4月《論十大關系》講話結束時指出的：“我們要調動一切直接的和間接的力量，為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4頁。】可見，發展經濟，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是毛澤東一貫的思想。

毛澤東提出的具體經濟戰略，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多次提出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有人說毛澤東只抓階級斗爭，不抓經濟建設，這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他曾多次提出要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這說明，毛澤東是極其重視生產力發展的。早在民主革命時期，他就提出一旦建立起新中國，就要著手經濟建設。新中國成立初期，面對舊中國遺留下來的衰敗經濟，他在1950年6月提出“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斗爭”【《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年版，第390頁。】，1951年2月又提出“三年準備，十年計劃經濟建設”【《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第126頁。】的重要戰略構想。1952年9月以后，他多次提到要制定一條過渡時期總路線，緊接著提出了以社會主義工業化為主體的“一化三改”總路線和總任務，并帶領全黨全國人民提前并超額完成了“一五”計劃，為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奠定了初步基礎。1956年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社會主義制度建立起來以后，毛澤東再次明確提出黨的工作重心由社會主義革命轉移到經濟建設和技術革命上來，向自然界開戰，發展經濟，發展文化。1956年4月發表《論十大關系》，提出全面探索適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這年6月八大的召開確定了工作重心轉移的思想及經濟建設的方針。在1957年6月發表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毛澤東明確提出：要“將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07頁。】。并說：“我們的根本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變為在新的生產關系下面保護和發展生產力。”【《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18頁。】反右結束后，毛澤東在1958年1月重提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20世紀60年代初開始糾正經濟工作中“左”的錯誤并對國民經濟實行全面調整，毛澤東提出要加強對生產力方面知識的學習，要總結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同時要制定一整套適合實際情況的具體方針、政策和辦法。此后一直到“文革”前，工作重心未受到大的沖擊，即使1962年黨的八屆十中全會后毛澤東重提階級斗爭，他也沒有完全改變經濟建設工作的中心地位。因此國民經濟的調整工作基本按原計劃進行，于1965年基本完成。總之，毛澤東幾次在歷史的轉折關頭及時提出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時機把握得是好的。

2．提出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相結合的戰略。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是必須結合在一起，而不是脫離，更不是對立的。他在1952年建議黨中央提出的以“一化三改”為中心內容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就是這一結合的最好說明。他不止一次地強調：“中國只有在社會經濟制度方面徹底地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又在技術方面，在一切能夠使用機器操作的部門和地方，統統使用機器操作，才能使社會經濟面貌全部改觀。”【《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8頁。】在毛澤東提出的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相結合戰略方針的指導下，我國在社會主義改造這場極其深刻的社會變革中，不僅避免了生產力下降，而且促進了工農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

3．在所有制結構問題上，起初，毛澤東的確是想建立一個純粹的社會主義，“讓資本主義絕種”、“讓小生產絕種”。但在實踐的啟示下，他改變了這種想法。1956年底同工商界人士談話時，他提出，對于我國的自由市場，因為社會有需要，就發展起來。要使它成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可以開私營工廠，可以開投資公司，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他把這稱作“新經濟政策”，認為這應實行相當長一個時期，并且懷疑俄國的新經濟政策結束得早了。【參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306頁。】雖然由于歷史條件的限制，他這個認識沒有深入展開也沒有付諸實踐，但畢竟已提出以公有制為主體各種經濟成分并存的新設想。當“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給國民經濟帶來嚴重損失的錯誤顯露后，毛澤東首先覺察并設法糾正，對被拔高的生產關系和相應的經濟政策做了適當調整，使經濟建設逐步走上正軌。糾錯中，毛澤東經深入思考提出我國正處在“不發達的社會主義階段”，并說從“不發達”到“比較發達”要相當長時期。鄧小平后來說，所謂“初級階段”，就是毛澤東說的“不發達的階段”。

4．與此相關，反思和糾正“大躍進”運動錯誤期間，毛澤東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這一問題也有突破性認識，對傳統社會主義理論關于“社會主義消除商品經濟”的觀點提出異議。馬克思恩格斯關于“社會主義消除商品經濟”的觀點，為后繼的社會主義者所繼承。列寧就說：“只要仍然有交換，談論什么社會主義就是可笑的。”【《列寧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1頁。】盡管列寧為實踐所迫實行過新經濟政策（其實質是恢復商品經濟），但他認為這是短暫時期的策略原則，是一種退卻，半年后就宣布退卻已到終點。后來斯大林有所前進，提出了“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概念，并在有限范圍內說明了社會主義制度下價值規律的意義和作用。但他把商品經濟僅限于消費資料，生產資料被排除在外，價值規律也只在流通領域起調節作用，價值規律與計劃也是嚴格對立的。這種情況說明，毛澤東當時對已形成的傳統觀念提出異議，是很不簡單的。他的主要觀點是，反對完全否定商品經濟，提出了“社會主義商品生產”概念，認為中國商品生產還很落后，還要大發展，特別強調農村應當在發展自給性生產的同時多搞商品生產，多生產能交換的東西；最重要的是他突破了斯大林認為生產資料不是商品的觀點，認為不僅消費資料而且部分生產資料也可作為商品。他還提出不能剝奪農民，反對平均主義，“價值規律是一個偉大的學校”等正確思想。他還說：看來列寧的新經濟政策是正確的，可惜這一政策結束得太早了，再搞若干年可能會更好一些。當然，他對這個問題的思考不可能太深入，在當時歷史條件下，不可能突破計劃經濟體制的樊籬。他在這個問題上的思想，可以說達到了歷史條件允許的高度，但也就止于歷史規定的限度。所以，這些正確思想在以后非但沒能堅持反而有所反復，也是不奇怪的。但他畢竟提出過這些有突破性的見解，在社會主義思想史上有一定開創意義，對以后改革開放政策的提出也具有一定的借鑒作用。

5．提出要走出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工業化道路。毛澤東反復強調，中國通往工業化的道路不能照搬外國經驗，只能從大農業國這個基本國情出發，走一條自己的道路。他認為蘇聯和東歐國家片面發展重工業，忽視農業輕工業，造成市場貨物不夠，貨幣不穩定，蘇聯糧食產量長期達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就是個嚴重教訓。經過摸索，他提出，必須肯定以發展重工業為中心，但發展重工業有兩種辦法：“一種是少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一種是多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5頁。】從長遠看，后一種辦法會使重工業發展得多些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需要，會使它發展的基礎更穩固。這里，他辯證地論述了重工業和農業輕工業的發展關系，既適合我國人口多而資金不足的基本國情，也符合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所以他提出中國工業化的道路是：“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以農、輕、重為序安排國民經濟，以此為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實現由農業國向工業國的過渡。把發展農業放在重要位置，是我黨從國情出發提出的中國工業化道路的重要內容和特點。這是毛澤東在實現中國工業化道路問題上的一個杰出貢獻。

6．提出了中國要以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為原則建立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的思想及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總任務和兩步走戰略步驟。這是針對蘇聯不贊成中國建立獨立完整工業體系提出的。當時東歐多數國家聽從蘇聯要求，自己不建立獨立完整工業體系，基本上依靠蘇聯，搞所謂的“社會主義大家庭”。我黨對此鮮明抵制，提出中國一定要建立自己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實現經濟獨立，以保障政治獨立。毛澤東認為，我黨無論是領導革命還是建設，都要主要依靠本黨和本國人民力量，把立足點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這決不是不要外援，而是把基點放在依靠自己力量上。為此，他提出了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則和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方針。在這一原則和方針指導下，我國成功克服了許多難以想象的困難，包括帝國主義封鎖和蘇聯單方面撕毀合同、撤走專家等造成的困境，靠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取得了經濟建設的輝煌成就。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至今是我們的立足點。正如鄧小平在黨的十二大開幕詞中所說：“中國的事情要按照中國的情況來辦，要依靠中國人自己的力量來辦。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我們的立足點。”【《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頁。】

與此相關，毛澤東創造性地提出了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總任務及兩步走戰略步驟。1954年9月，他在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開幕詞中提出，要將我國建成工業化的具有高度現代文化程度的偉大國家。周恩來又將這一思想具體化，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如果我們不建設起強大的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和現代化的國防，我們就不能擺脫落后和貧困，我們的革命就不能達到目的。”【《周恩來經濟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176頁。】這是四個現代化思想的最早提法。此后毛澤東在1957年二月、三月分別發表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和《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都提到將我國建成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07、268頁。】。1959年，他明確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原來要求是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文化現代化，現在要加上國防現代化。”周恩來在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今后發展國民經濟的主要任務，總的說來，就是要在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周恩來經濟文選》，第563頁。】在1975年1月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周恩來重申這段話并提出兩步走設想：第一步，用十五年即1980年前，建成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本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前列。【參見《周恩來經濟文選》，第652頁。】

7．提出“兩參一改三結合”的企業管理思想。新中國成立后至改革開放前，我國的企業民主管理思想，主要是毛澤東提出的“兩參一改三結合”和鄧小平關于職工代表大會的思想。早在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毛澤東就提出：“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1960年初，中共鞍山市委總結鞍鋼的經驗，將《關于工業戰線上的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開展情況的報告》上報中央；3月22日，毛澤東批示，把鞍鋼的經驗稱為“鞍鋼憲法”，其中提出了“兩參一改三結合”的管理制度。“兩參”即干部參加生產勞動，工人參加企業管理；“一改”即改革企業中不合理的規章制度；“三結合”即企業領導干部、技術人員、工人相結合。“兩參一改三結合”的基本精神是：在社會主義企業中，工人、技術管理人員、干部都是企業的主人。干部參加勞動，對于密切與工人的關系，搞好企業管理、熟悉生產都是很重要的一著；而工人參加管理，則體現了工人當家作主的權利，體現了社會主義企業中的經濟民主。規章制度是為搞好生產設置的，隨著生產的不斷發展，那些不適應現代管理的舊規陋章要改革和完善。“三結合”則是要求在企業的生產、經營、管理中貫徹群眾路線，發揮領導、技術管理人員和工人各自的長處，密切彼此關系，調動各方面積極因素，解決多方面矛盾，促進企業發展。毛澤東當時號召全國一切大中企業、大中城市學習鞍鋼這一經驗。實踐證明，技術人員、工人、干部三結合是在技術改革中實行群眾路線，解決重大技術問題的有效形式。“兩參一改三結合”，作為我國工業企業管理的基本原則，是社會主義民主在企業管理中的具體表現，對辦好社會主義工廠企業是長期適用的。

8．提出國家、集體和個人利益相結合的三兼顧原則。在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發展史上，毛澤東首次提出將社會主義經濟利益分為三個層次，并揭示出三者之間的對立統一關系。其內容可歸納為三點：第一，社會主義社會經濟利益關系包括三個基本層次，即國家、生產單位、生產者個人（或國家、集體、個人）；第二，三個層次中，較低的利益層次要服從較高的利益層次，較高的利益層次又要照顧較低的利益層次；第三，解決三個層次矛盾的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適當安排。一方面，國家要照顧企業（集體）和個人的利益，企業要照顧生產者個人的利益；另一方面，當發生矛盾沖突時，企業（集體）利益要服從國家利益，生產者個人利益要服從集體的和國家的利益，而不能是相反。這一思想是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新成果，對今天仍有重大現實意義。

9．打破封鎖，對外開放。毛澤東提出，在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不損害國家主權的條件下，要努力爭取外援；爭取外援的目的是為了增強本國自力更生的能力，要學習外國一切有益的東西，吸收外國資金和科學技術，借鑒外國的先進管理經驗。這是毛澤東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基本方針。近年來，有觀點認為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后實行自我封閉政策。其實，研究毛澤東一生的言行，很難找到他主張閉關鎖國的痕跡，而恰恰看到他向來竭力主張與外國包括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進行平等、互通有無的交往的例證。在取得政權前，毛澤東就明確提出中國獲得真正獨立后要與外國進行經濟交往，并曾努力把這一思想變為實踐。新中國成立前后，他在政治上提出“一邊倒”方針，至今被一些人誤認為是閉關鎖國政策。其實不然。毛澤東主張的“一邊倒”，是指在政治上同資本主義國家劃清界限，而在經濟上仍要與西方國家進行貿易交往，從未主張關起門來搞建設。此后他也一再強調：我們的方針是，一切外國人的長處包括政治、經濟、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好東西都要學；但不要盲目學，要獨立思考。他主張把自力更生與學習外國經驗辯證地結合起來，認為對外國的東西不加分析一概排斥和不加分析一概照搬都是不正確的。在新中國成立后，美國等西方國家對我國實行了長達20年的經濟封鎖和禁運政策。這種形勢下，毛澤東和黨中央一方面堅持自力更生方針，另一方面靈活巧妙地開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反封鎖反禁運斗爭。我們在把對外經濟交往重點放在蘇聯和東歐國家的同時，拋開意識形態的分歧和社會制度的差別，不論是建交的還是未建交的國家，只要尊重中國的獨立和主權，都積極發展與它們的貿易往來。對美國，毛澤東一直表示愿意及早與之建立正常的政治經濟交往關系。但美國政府長期不改變對中國政治上敵視、經濟上封鎖的政策。對此，毛澤東和黨中央明確表示，在美國不改變敵視中國、干涉中國內政的政策之前，不能與之進行貿易來往。即便在“文革”期間，毛澤東的上述指導思想也沒有變。

10．提出對經濟體制進行改革的思想。主要指國民經濟全面調整時期的經濟體制改革。包括以下幾個方面：加強中央的集中統一，搞好綜合平衡，克服無計劃狀態和分散主義；改革農村的管理體制和管理制度；注意運用經濟杠桿的調節作用；制定各種管理條例，加強經濟監督；加強財政、銀行監督與檢查。在國民經濟繼續調整時期，又針對存在問題，進行了一些探索性改革，主要有：試辦托拉斯，用經濟組織管理經濟；改革企業管理體制；適當擴大企業和地方的管理權限。

以上是毛澤東對中國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最初探索，里面浸透著他對如何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深入思考，飽含著他振興中華的拳拳赤子之心。這個時期的建設成就，為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奠定了初步的但是堅實的物質基礎。

四

同所有的人（包括普通人和英雄豪杰）一樣，毛澤東也有缺點和錯誤，特別在晚年有過嚴重的失誤。如何看待這些？鄧小平說得好：“在分析他的缺點和錯誤的時候，我們當然要承認個人的責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歷史的復雜的背景。”【《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72頁。】

杰出的歷史人物都是一定時代的產物。他們的功績，固然離不開個人的主觀因素，但歸根到底，是時代和環境為他們提供了條件。他們由于能順應歷史發展的趨勢，反映人民的愿望和要求，總結實踐經驗和集中集體智慧，因此能對歷史的前進起重大的推動作用。同樣，他們所犯的一些失誤，雖然有主觀上的原因，但也不是離開特定社會歷史條件的偶然的、孤立的現象。所以，毛澤東所犯錯誤固然有其主觀因素和個人責任，但同時還在于復雜的社會歷史原因和認識原因。

首先，毛澤東犯錯誤主要是在社會主義時期，從國際上看，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不長，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更短，沒有太多現成的經驗可循；從國內情況看，我們黨對于新生的社會主義社會和全國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特別是在我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度里建設社會主義，更缺乏足夠的經驗和深入的研究。因此，只能在實踐中逐步摸索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既然是摸索，就可能發生失誤，這是認識發展的必然規律。就像前面提到的，毛澤東在許多問題，如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階段、商品經濟等問題上，都有過一些很好的思想，但有些未實行，有些未貫徹到底，有些還有反復。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實踐經驗不夠。沒有充分的感性認識，就不具備上升為成熟理性認識的條件；不成熟的理論常常是同不成熟的實踐相聯系的。所以，即使是毛澤東在探索中形成的一些正確的認識，也還不牢固，更不可能形成理論體系，不易堅持，甚至會被自己否定。

其次，我國是一個封建歷史很長的國家，封建專制主義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遺毒沒有完全肅清，加上種種其他原因，使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在制度和法律方面存在缺陷。這種情況，使黨的權力過分集中于個人，為黨內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現象的滋長提供了條件。正如鄧小平所說：“最重要的是一個制度問題。毛澤東同志說了許多好話，但因為過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97頁。】

再次，錯誤不是毛澤東一個人的問題。無產階級的領袖不是一兩個人，而是一個領導集體。在這個集體中，不應該把個人的作用絕對化。正像不能把一切功勞歸之于某個人一樣，把一切錯誤歸之于某個人也是不符合實際的。

綜觀毛澤東的一生，愛國主義是支持他的最強大精神力量。他一生所做的一切，全部是為了他最熱愛的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他不能容忍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的侵略，不能容忍超級大國對中國主權的干涉，不能容忍任何國家對中國領土的任何挑釁，他時刻警覺地維護著國家的安全直至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所以他領導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打敗了蔣介石，打敗了美帝國主義，并與蘇聯霸權主義進行了不屈的斗爭。他不能容忍國家的貧弱、人民的困苦。所以革命勝利后，他立即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發奮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為改變一窮二白的面貌，克服一切困難，努力探索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在經濟、政治、文化等各領域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他也不能容忍國內外的敵人把人民已經取得的無產階級政權重新奪了去。所以他提出了防止和平演變的戰略，開展了階級斗爭，甚至進行了“文化大革命”。國家的安全和富強，人民的利益和幸福，是他畢生殫精竭慮所做的一切的核心。的確，在此過程中，他犯過錯誤，但他絕不是為了一己之利。正因為此，我們說，毛澤東是一位具有崇高精神、高貴人格的偉大的民族英雄，偉大的愛國主義者。

毛澤東是一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一生致力于把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解決中國的革命和建設問題。在愛國主義精神的鼓舞下，毛澤東為中華民族的復興、人類的進步和文明作出的巨大貢獻是不可磨滅的，他對中國乃至世界歷史發展進程的影響極其深刻而且長遠。在中華民族乃至世界文明的史冊里，毛澤東的光輝永遠不會暗淡，他的豐功偉績永遠不會湮沒在時光的流逝中。

當然，作為生活在一定歷史時期的現實的人，毛澤東只能在歷史提供的一定條件下完成自己能夠完成的使命，即振興中華實現現代化總課題中的一部分任務。最終完成這個偉大的任務，有待于他的后繼者、幾代人的努力，他在探索的長途跋涉中出現的錯誤，也為后人提供了寶貴借鑒。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以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帶領全國人民認真總結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經驗教訓，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解決實踐中不斷涌現的新問題，創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科學回答了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根本問題。通過探索在中國這樣一個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國家，如何建設、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一系列基本問題，我們黨逐步找到了一條適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道路，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提供了正確的理論指導。這些，與毛澤東對中國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之間，有著繼承和發展的關系。毛澤東在探索中留下的豐富的經驗教訓和思想財富，為今天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了可貴的營養和借鑒。正如鄧小平所說：“從許多方面來說，現在我們還是把毛澤東同志已經提出、但是沒有做的事情做起來，把他反對錯了的改正過來，把他沒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當長的時期，還是做這件事。當然，我們也有發展，而且還要繼續發展。”【《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00頁。】可以說，毛澤東的探索，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形成過程中，起了奠基的作用。

在我們全黨全國人民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周圍，為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而努力奮斗的今天，我們深切緬懷毛澤東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所作出的艱辛努力和杰出貢獻。他帶領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推動歷史前進的功績千古永存。人民永遠懷念他。

（作者張啟華：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員）

（來源：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毛澤東思想生平研究分會編《毛澤東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