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新中國的新聞事業

萬京華

毛澤東不僅是杰出的政治家、軍事家，同時也是出色的宣傳家。在戰爭年代，他強調槍桿子和筆桿子的重要作用，運用文武兩條線領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新中國成立后，他在百忙之中，仍抽出時間和精力繼續關心新聞宣傳工作，對通訊社、黨報、廣播電視等新聞事業的發展傾注了很多心血，給予了極大的關心、指導和支持。他的一些指示、批示、講話和談話的精神，對于全國新聞事業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一、要求新華社盡快建設成為世界性通訊社

新華社是毛澤東從戰爭年代就非常重視的新聞宣傳機構，也是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根據地創建的最早通過無線電臺對外播發新聞的通訊社。毛澤東一生對新華社的指示、批示很多，但“把地球管起來，讓全世界都能聽到我們的聲音”這句話給人留下的印象格外深刻，它對新華社建設世界性通訊社起到了重要的指引作用。

新中國成立后，新華社從戰爭年代的中共中央機關通訊社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通訊社。根據中央的要求，新華社在組織上和報道工作上進行了重大變革和調整，實現了向統一集中的國家通訊社的轉變，同時也邁出了走向世界的步伐。1950年到1953年的抗美援朝戰爭期間，新華社首次派出大批記者出國采訪報道，向全世界傳播了中國人民志愿軍在戰場上的英勇作戰，以及朝鮮停戰談判的情形；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上，以新華社為主組成了龐大的中國記者團，充分報道了以周恩來總理為首的中國政府代表團的卓越形象和外交魅力；1955年的萬隆會議，新華社記者在中國記者團中繼續發揮了骨干作用，同時也付出了重大犧牲，沈建圖等3名記者在“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失事事件中為國捐軀。此外，從1947年5月至1955年10月，新華社已在海外先后建立了香港、倫敦、布拉格、平壤、柏林、莫斯科、新德里、河內、雅加達、華沙等分社和駐外機構。

1955年秋冬，毛澤東針對當時新華社在發展國外工作方面思想保守、行動遲緩的情況作出指示說：新華社這幾年做了一些工作。但是，駐外記者派得太少，沒有自己的消息，有，也太少。為什么不派？沒有干部？中國這么大，抽不出人？是不是中宣部過去沒有管？應該大發展，盡快做到在世界各地都能派有自己的記者，發出自己的消息。把地球管起來，讓全世界都能聽到我們的聲音。【《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新華出版社1983年版，第182頁。】

時任新華社社長的吳冷西常被要求列席政治局會議等重要會議，毛澤東關于“把地球管起來”的指示就是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談到國際形勢時指出的。吳冷西曾回憶說：“毛主席提出的‘把地球管起來’，就是要新華社迅速地、充分地把世界各國的情況收集回來，把中國的情況傳播出去，就是要求新華社擔當起中央的耳目喉舌，從國內范圍擴大到世界范圍，盡快建設成為世界性通訊社。”【何東君主編：《歷史的足跡——新華社70周年回憶文選》，新華出版社2001年版，第4頁。】

毛澤東對于新華社建設世界性通訊社的關切之情，還可以從更早一些的事情中看出端倪。

1949年12月至1950年春，毛澤東首次對蘇聯進行訪問，當時新華社在蘇聯尚未設立分社，中央也沒有指示新華社派記者隨行采訪報道，新華社主要根據塔斯社消息，按照毛澤東和中央的指示進行報道。在毛澤東訪蘇期間，新華社每天都給他發去參考材料以供參閱。毛澤東還親自撰寫了《答塔斯社記者問》，并囑新華社照塔斯社稿譯發。毛澤東回國后不久，新華社即在莫斯科建立了分社，這也是新中國成立后新華社在國外建立的第一個分社。

抗美援朝戰爭中，毛澤東像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一樣，非常重視新聞宣傳工作。他不僅對朝鮮戰場的新聞報道多有具體指示，并且親自為新華社撰寫和修改了一些稿件。毛澤東在給胡喬木的信中提出“關于朝鮮消息，塔斯社的一些不關重要的電訊不應轉發，新華社應自己派人去采訪發電，或在北京根據內部情況自己寫電訊”【劉見初編著：《毛澤東新聞思想研究》，新華出版社2010年版，第287頁。】。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精神，新華社先后派出50余名記者、編輯前往朝鮮采訪，并組建了新華社在國外的第一個總分社——志愿軍總分社。

毛澤東提出要新華社“把地球管起來，讓全世界都能聽到我們的聲音”，極大地鼓舞了新華社建設世界性通訊社的熱情和信心。隨后，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領導同志也相繼對發展新華社國外事業、建設世界性通訊社問題作出指示。為此，新華社制定了《關于新華社工作中幾個重大問題向中共中央的請示報告》，提出了把新華社建設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通訊社之一的具體目標和步驟。接著，新華社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向建成有影響的世界性通訊社的方向邁出了堅實的步伐。這段時間，新華社各項事業發展迅速，特別是在國外事業發展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績。至1965年年底，新華社駐外分社的總數已達51個，并在18個國家聘請了外籍報道員。很多新華社記者走出國門，走上外交和國際新聞報道第一線，在實踐中經受了考驗和鍛煉。毛澤東非常重視駐外記者發回的報道，他曾親自接見新華社駐聯邦德國記者王殊，對記者在國外的工作提出表揚。

毛澤東還非常重視新華社的參考報道，他經常閱讀反映國內情況的《內部參考》，以及主要摘登外電、外報材料的《參考資料》和《參考消息》等參考刊物，并有很多批示和指示。遇有重大國際事件時，新華社常專門組織人力翻譯有關參考材料和重要消息，打出清樣及時送中央領導參閱。

1953年1月，毛澤東在新華社《內部參考》征求意見表上填寫意見時寫道：“我認為此種內部參考材料甚為有益，凡重要者，應發到有關部門和有關地方的負責同志，引起他們注意。各大區和各省市最好都有此種《內部參考》，收集和刊印本區本省本市的內部參考材料。”【《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第28頁。】他對《內部參考》等刊物反映的很多問題都給予了具體批示和指示，促進了相關問題的解決。

1957年毛澤東在多次講話中提到《參考消息》的編輯方針和發行工作。他說：“發行《參考消息》以及出版其他反面教材，就是‘種牛痘’，增強干部和群眾在政治上的免疫力”【《毛澤東文集》第7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196頁。】；“黨內黨外都應該受鍛煉，見世面”，“不要把自己關在房子里，把眼睛封起來，把耳朵封起來，那很危險”【《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643頁。】；“《參考消息》要總結一下，再行擴大，變成天下獨一無二的報紙”【吳冷西著：《憶毛主席——我親自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斷》，新華出版社1995年版，第36頁。】。《參考消息》先后幾次擴大發行，發行量從2000份擴大到幾十萬份，最后發展到數百萬份，成為我國發行量最大的報紙。

1958年毛澤東就《參考資料》在炮擊金門報道的編排和標題方面未能跟上形勢、領會中央戰略意圖的問題進行了批評，并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對《參考資料》編輯方針提出了重要意見。新華社社長吳冷西列席了這次會議。之后，毛澤東還派秘書林克來新華社傳達他對《參考資料》的指示。圍繞毛澤東的批評和指示，新華社向中宣部遞交了報告，決定進一步加強參考編輯工作，并在原翻譯部的基礎上成立參考資料編輯部。參編部成立后，積極開展各項工作，發揮參謀作用，參考材料的質量和數量都有很大提高與增長。

二、強調以“政治家辦報”的精神辦好黨報

《人民日報》是誕生在戰火中的黨中央機關報，這個響亮的名字就是由毛澤東確定的，他親自題寫的報名至今仍在使用。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先后領導完成了對舊中國新聞事業清理整頓和私營報紙的社會主義改造，在全國形成了以《人民日報》為首并以共產黨機關報為核心的多種報紙并存的報業結構。1959年6月，中央擬調新華社社長吳冷西擔任人民日報總編輯，同時仍兼新華社社長，毛澤東在跟吳冷西談話時強調了“搞新聞工作，要政治家辦報”【《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新華出版社1983年版，第216頁。】。這也是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關于報紙工作最重要的指示之一。

1956年到1957年間，毛澤東曾對《人民日報》的反冒進宣傳和最高國務會議、宣傳工作會議的宣傳提出嚴厲批評，在報社掀起了一場風暴。從吳冷西等同志的相關回憶可以看出，毛澤東講要政治家辦報而不是書生辦報，主要意思是指辦報要多謀善斷，不能多謀寡斷，也不能多端寡要，要一下子看到問題所在，抓住問題的要害。毛澤東對黨報工作，特別是對《人民日報》社論非常重視，常親自給予指導和批評，雖然有些歷史證明不一定都正確，但關于如何辦好報紙的一些意見仍然是值得重視的。

毛澤東曾對吳冷西說：搞新聞工作的再忙也要每天瀏覽全國報紙。上海的《文匯報》、《新民報》，北京的《光明日報》，尤其非看不可，而且要仔細看，看他們有什么議論，有什么獨家新聞，編排怎樣，從中可以看出政治思想動向。【吳冷西著：《憶毛主席——我親自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斷》，新華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頁。】毛澤東經常看報紙上的消息和社論，碰到認為寫的好的文章就批示由新華社廣播發各地登載或由《人民日報》轉載。除親自撰寫一些新聞和社論外，他還為《人民日報》和新華社審閱、修改了大量重要稿件，對于如何做好新聞報道、組織刊發哪些重點文章也多有具體批示和意見。他甚至希望辭去國家主席后，能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問題，給《人民日報》寫點文章。

1958年1月，毛澤東在和吳冷西的談話中講到組織大家寫評論的問題，其中也談到了關于報紙評論的寫法，他說：“現在大家對報紙的反應比較好，報紙有進步，新聞、評論都有進步，但還要改進，不要滿足。評論大家寫，各版包干是好辦法。總編輯是統帥，要組織大家寫，少數人寫不行。組織形式，這種‘生產關系’有沒有妨礙‘生產力’的發展，要研究。各部門，各版可以競賽。寫評論要結合情況和政治形勢。轉變要快。寫得不要刻板，形式要多樣化。政論應該像政論，但并不排斥抒情。”【《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新華出版社1983年版，第203頁。】

1958年9月，毛澤東又和吳冷西談到新聞評論的寫作問題，他說：“你們辦報要經常下去呼吸新鮮空氣。要下馬看花，不要老是走馬觀花。辦報要聽各方面的議論，寫評論才有所謂而發。《大公報》張季鸞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當總編輯的應當學習。我們報紙有自己的傳統，要保持和發揚優良傳統，但別人好的經驗也要學過來。”【劉見初編著：《毛澤東新聞思想研究》，新華出版社2010年版，第303頁。】毛澤東還對報紙的國際評論發表看法說：“對國際問題應該有研究，有一定的看法，不要臨時抱佛腳，發表感想式的意見。對許多國際問題都要有基本的看法，應該有比較深刻的議論。現在對國際問題的意見，有些是感想式的。搞新聞工作，光務實，不務虛，不好。有了看法，有了意見，就要找機會，找題目發揮。”“報紙一個時期要有一定的方向，把大家的注意力集中過來。”【《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新華出版社1983年版，第211—212頁。】

毛澤東還建議地方黨政領導多參與當地黨報工作。1957年7月他曾提出“各省、市、自治區要有自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自己的科學家和技術人才，自己的文學家、藝術家和文藝理論家，要有自己的出色的報紙和刊物的編輯和記者。第一書記（其他書記也是一樣）要特別注意報紙和刊物，不要躲懶，每人至少要看五份報紙，五份刊物，以資比較，才好改進自己的報紙和刊物。”【《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551頁。】1958年1月他在寫給廣西省委書記劉建勛、省長韋國清【新中國成立初期，曾設廣西省，省會南寧。】的信中談到辦好省報問題，說：“省報問題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值得認真研究，同廣西報的編輯們一道，包括版面、新聞、社論、理論、文藝等項。鉆進去，想了又想，分析又分析，同各省報紙比較又比較，幾個月時間就可以找出一條道路來的。精心寫作社論是一項極重要任務，你們自己、宣傳部長、秘書長、報社總編輯要共同研究。第一書記掛帥，動手修改一些最重要的社論，是必要的。一張省報，對于全省工作，全體人民，有極大的組織、鼓舞、激勵、批判、推動的作用。”【《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新華出版社1983年版，第202頁。】

毛澤東提倡新聞工作者常到地方調研，他在與吳冷西談到報社工作時說：“報社的人應該經常到下邊去，呼吸新鮮空氣，同省委關系要搞好。下去又做工作，又當記者。不要長住北京，要活動一些。要經常到外邊跑一跑。人民日報社是中央一個部門，同中央組織部、宣傳部一樣，都應該向地方學習。”【《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新華出版社1983年版，第203—204頁。】1958年10月，毛澤東要吳冷西和田家英（毛澤東的秘書）到基層調研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的情況。吳冷西把了解的情況報告了毛澤東，引起了毛澤東的重視，他說：“人民日報和新華社天天作報道，發議論，尤其要注意頭腦冷靜。要當促進派，但要當冷靜的促進派，不能做冒失的促進派。”【吳冷西著：《憶毛主席——我親自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斷》，新華出版社1995年版，第104頁。】

毛澤東還非常重視報紙的理論工作，他說：“《人民日報》要注意發表學術性文章，發表歷史、哲學和其他的學術文章”，“《人民日報》要搞理論工作，不能只搞政治。《人民日報》最近組織一些學術討論，這樣做好”，“《解放軍報》、《中國青年報》有些短的、生動活潑的、思想性強的文章，要學習”。【《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新華出版社1983年版，第217—218頁。】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人民日報》加強了學術宣傳工作，并開辟了《學術研究》專刊，組織了關于學術問題的討論。

三、重視人民廣播和電視事業的發展

“努力辦好廣播，為全中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務”，是毛澤東1965年9月15日寫給中央廣播事業局的題詞，也是新中國廣播事業發展的重要指導思想。人民廣播事業誕生于延安時期，在戰火烽煙的考驗下不斷成長壯大，曾在對敵斗爭中發揮了振聾發聵的作用。1949年6月，中共中央決定將原新華總社口頭廣播部擴充為中央廣播事業管理處，管理并領導全國廣播事業。新中國成立后，中央廣播事業管理處改組為中央廣播事業局，各大行政區、省和直轄市以及省以下各級政府先后建立和健全了廣播領導機構，廣播事業全部實現國營，并建起了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為首的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廣播電臺網。毛澤東非常重視人民廣播事業的發展，對于廣播報道、建立和發展農村有線廣播網、加強廣播的電力、確保電臺安全播音等，曾作過多次指示。

毛澤東不但要求各級黨委要經常把黨的宣傳方針告訴廣播工作人員，而且他還經常批示將報刊上的好文章及時加以廣播，同時又要求報刊及時刊登廣播中的好文章，以擴大宣傳效果。50年代初期，毛澤東在閱讀、瀏覽中央報刊時，發現對當前工作有指導價值和普遍意義的消息和文章，經常寫信或電話通知胡喬木要求加以廣播或要求報紙選登電臺的好文章。

1955年10月，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共七屆六中全會的結論中談到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全面規劃和加強領導問題時，提出要把“發展農村廣播網”列入文化教育規劃之內。同年12月底，毛澤東在《征詢農業十七條的意見》中把建立有線廣播網列為第16條，內容為：“在七年內，建立有線廣播網，使每個鄉和每個合作社都能收聽有線廣播。”此后，在毛澤東主持下，對“十七條”進行了多次補充和修改，逐步形成為《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40條，其中的內容包括“從1956年起，按照各地情況，分別在七年或者十二年內，基本上普及農村廣播網。要求大部分農業、林業、漁業、牧業、鹽業和手工業生產合作社都能收聽廣播，以便預防水、旱、風、凍等自然災害。”經過10多年的建設，1975年時全國農村有92.7％的生產隊通了有線廣播，70％的農戶安了廣播喇叭，基本實現了《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規定的要求。

毛澤東深知廣播的重要性，曾再三強調要做好廣播電臺的保衛工作，以確保安全播音。1962年國慶節，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游行隊伍時，曾用手指著正在城樓上轉播游行實況的播音員對周恩來說：我們說話別人聽不見，他們說話全世界都能聽見，廣播就是重要。他還以一些國家發生政變都要先奪取廣播電臺為例，強調指出：廣播電臺要掌握在可靠的人手里，要重視廣播電臺的安全保衛工作。同年12月，毛澤東指出：廣播電臺要在任何情況下都能各就各位，堅守崗位，正常工作，安全播音。此后，他還多次指示：“廣播不能中斷，打起仗來不能沒有聲音了。要準備大打起來，大城市被轟炸，也能聽到我們的聲音。”【趙玉明著：《聲屏史苑探索錄——趙玉明自選集》，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60—61頁。】

毛澤東還對創辦電視事業和發展對外廣播給予了支持和重視。據曾經擔任過中央廣播事業局局長的梅益回憶，1954年毛澤東在聽取國務院文教辦公室關于發展文教工作的匯報時就提出要辦電視和發展對外廣播。【于廣華主編：《熒屏歲月記》，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頁。】

1955年2月，中央廣播事業局向國務院提出在北京建立電視臺的計劃。在中央領導同志的關懷和支持下，經過多方面的努力，我國第一座電視臺——北京電視臺（今中央電視臺）于1958年5月1日開始試播，同年9月2日正式播出。為了讓毛澤東能看到電視節目，北京電視臺派人到中南海豐澤園毛澤東的住處，為他安裝了一臺天津制造的我國第一批生產的“北京牌”17英寸的電視機。1964年12月，毛澤東應邀為北京電視臺題寫了臺標。毛澤東還曾對彩色電視播出、辦好少年兒童節目等做出指示。

毛澤東十分關心對外廣播事業的發展，在會見來訪的外國友人時，多次詢問外國能不能聽到我國的對外廣播，播音的外語水平怎么樣？他在閱讀廣播工作的簡報時，對國外聽眾來信反映的情況也很注意。

四、關于新聞宣傳工作的觀點論述

1957年3月10日，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期間，毛澤東召集新聞出版界部分代表開了一次座談會，在會上談了新聞工作中的若干重要問題。之后，他又于3月12日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做了講話。毛澤東在這兩次講話中比較集中地闡述了他對新聞宣傳工作的一些主要觀點。

毛澤東主張按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實質辦事，反對教條主義。他說：“報紙是要有領導的，但是領導要適合客觀情況，馬克思主義是按情況辦事的，情況就包括客觀效果。群眾愛看，證明領導得好；群眾不愛看，領導就不那么高明吧？有正確的領導，有不正確的領導。正確的領導按情況辦事，符合實際，群眾歡迎；不正確的領導，不按情況辦事，脫離實際，脫離群眾。使編報的人感到不自由，編出來的報紙群眾不愛看，這個領導一定是教條主義的領導。我們要反對教條主義。我們過去用整風方式搞了十多年，批判了教條主義，獨立自主地按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實質辦事，才取得中國革命的勝利。”【《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版，第262頁。】

毛澤東認為馬克思主義新聞學的立足點是新聞有階級性、黨派性，他指出：“在階級消滅之前，不管通訊社或報紙的新聞，都有階級性。資產階級所說的‘新聞自由’是騙人的，完全客觀的報道是沒有的。美國的通訊社和報紙，現在也報道一下新中國經濟建設的情形，它是想做生意，所以做些姿態出來給人看看，因為經濟危機壓迫著它。”【《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版，第263—264頁。】

關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毛澤東說：“有的人說，有文章不敢寫，寫了怕得罪人，怕受批評。我看這種顧慮可以消除。我們的政權是人民民主政權，這對于為人民而寫作是有利的環境。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對于科學和藝術的發展給了新的保證。如果你寫得對，就不用怕什么批評，就可以通過辯論，進一步闡明自己正確的意見。如果你寫錯了，那末，有批評就可以幫助你改正，這并沒有什么不好。在我們的社會里，革命的戰斗的批評和反批評，是揭露矛盾，解決矛盾，發展科學、藝術，做好各項工作的好方法。”【《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版，第278頁。】

毛澤東還在講話中對如何學習馬克思主義、報紙的專業性、新聞的短和軟、報紙如何開展批評、新聞的快與慢、如何避免片面性等問題闡明了自己的觀點，這些精神對于當時全國宣傳工作具有的重要的指導意義。

總體來說，毛澤東對新聞工作的很多論述有其積極和進步的意義，在一定的歷史階段曾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不可否認，這一時期毛澤東的新聞思想中也包含有“左”的方面的內容，給新中國新聞事業的發展帶來了嚴重影響。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期間，極左思想泛濫，整個中國陷入嚴重混亂之中，新聞宣傳方面雖然不是沒有抵制，但在林彪、四人幫集團的掌控和干擾下，總的走向也是亦步亦趨，客觀上起到為“左”的錯誤推波助瀾的作用，留下了深刻的教訓，毛澤東對此也是負有責任的。

回首新中國新聞事業的發展道路，有令人欣喜、振奮的成就和經驗，也有令人難忘的、必須引以為鑒的歷史教訓。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長期擔任黨和國家的最高領袖，他的思想和觀點極大地影響了當時全國新聞事業的發展方向，也影響了一些新聞人的前途命運。這些歷史的經驗和教訓，包含著帶有時代特色的諸多內容，亟需加以客觀分析總結，以更好地推進新的歷史時期我國新聞事業的繁榮發展，實現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偉大夢想。

（作者萬京華：新華通訊社新聞研究所新聞理論與新聞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員）

（來源：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毛澤東思想生平研究分會編《毛澤東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