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新中國社會主義文化建設

歐陽雪梅

文化是一個民族的血脈，是人民的精神家園，是推動國家發展和民族振興的強大力量。作為新中國的主要締造者和領導人，毛澤東非常重視文化建設，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深刻闡述了新中國文化建設的重要地位與作用；領導確立了馬克思主義在思想文化領域的指導地位，奠定了黨在文化領域的領導權；明確了文化為人民大眾服務的發展方向，把“人民”二字寫在了社會主義文化的旗幟上；提出了“古為今用”和“洋為中用”的基本原則，開拓了民族文化前進的道路；制定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化發展方針，繁榮文化藝術，發展科學技術，開辟了新中國文化事業蓬勃發展的局面，開創了中華文化發展的嶄新時代，奠定了新中國社會主義文化的基礎，為當代中國的發展進步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

一、明確了文化建設在社會主義建設總體布局中的戰略地位

文化是政治、經濟的反映，文化建設同政治建設、經濟建設等一樣，都是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毛澤東非常重視文化建設，早在1940年1月全面勾畫新中國的藍圖時，他就指出：“我們不但要把一個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的中國，變為一個政治上自由和經濟上繁榮的中國，而且要把一個被舊文化統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國，變為一個被新文化統治因而文明先進的中國。”“建立中華民族的新文化，這就是我們在文化領域中的目的。”【《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頁。】毛澤東將“新文化”與新政治、新經濟并列，把文化建設作為“新社會、新國家”建設的重要內容，強調了文化的重要地位。

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充滿豪情地預言：“隨著經濟建設的高潮的到來，不可避免地將要出現一個文化建設的高潮。中國人被人認為不文明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將以一個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于世界。”【《毛澤東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5頁。】人民革命的勝利和人民政權的建立，給人民的文化教育和人民的文學藝術開辟了發展的道路。新中國政府的責任，是“領導全國人民克服一切困難，進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掃除舊中國所留下來的貧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毛澤東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8頁。】。這就明確了新中國成立后發展生產和發展文化教育兩大歷史任務。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在確立“四個現代化”的戰略目標時，毛澤東主張其中有一個“科學文化現代化”【《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頁。】。這就明確了文化建設在社會主義建設總體布局中的戰略地位。

二、確立了馬克思主義在文化建設領域的指導地位

馬克思主義在思想文化領域中指導地位的確立，是無產階級領導權在思想文化領域的反映和必然延伸。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的確立是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一條核心內容。馬克思主義認為，“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個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這就是說，一個階級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8頁。】。毛澤東旗幟鮮明地提出：“在我們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里，無論在黨內還是在思想界、文藝界，主要的和占統治地位的必須力爭是香花，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1—332頁。】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采取了三方面的措施在文化領域確立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

首先，組織開展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習。在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中提倡和鼓勵學習馬列主義，學習的內容主要包括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中國革命史、新民主主義論。為配合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習、宣傳和普及，在組織編譯出版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的同時，還考慮到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決定出版《毛澤東選集》，于1950年5月成立《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毛澤東親自審定收錄的文章，并為某些文章寫了題解和注釋。他特別注意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大眾化宣傳，在《人民日報》和《學習》、《新建設》等刊物上組織刊登大量的理論普及文章，解讀馬克思主義基本概念和基本觀點。《人民日報》重新發表毛澤東的《實踐論》、《矛盾論》時，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李達編寫了解說詞，毛澤東對李達深入淺出的解說非常贊賞，于1951年3月27日寫信贊揚：“這個《解說》很好，對于用通俗的言語宣傳唯物論有很大的作用。”信中還指出：“關于辯證唯物論的通俗宣傳，過去做得太少，而這是廣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學生的迫切需要。”【《毛澤東書信選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375頁。】毛澤東以中國人熟悉的知識和人民的新實踐闡釋并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所以，許多人都是通過讀毛澤東著作開始了解和接受馬克思主義的。

其次，指導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當時，舊知識分子中的絕大多數，“不是受著封建思想的束縛，就是受著帝國主義奴化思想的侵蝕”【《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175頁。】。一方面，中國有著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歷史，封建思想根深蒂固；另一方面，近代以來，在“西學東漸”的大背景下，特別是英、美等資本主義國家對中國“孜孜不倦”的文化滲透下，許多知識分子深受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思想的影響。因此，新中國成立初期，意識形態領域呈現思想多元化，價值觀念混亂。在這種形勢下，引導和教育這些知識分子克服非無產階級思想就顯得十分必要。只有對“擔負起教育別人的角色”的文化創造和傳播主體的知識分子進行價值觀、世界觀的更新和改造，進行一場意識形態革命，才能確立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構建無產階級的話語權。1951年10月，毛澤東在全國政協一屆三次全會上指出，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國在各方面徹底實現民主改革和逐步實行工業化的重要條件之一”【《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4頁。】。知識分子“是教育者，是當先生的，他們就有一個先受教育的任務”【《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1頁。】。思想改造運動從教育界開始，隨后推進到文藝界、學術界和整個知識界。毛澤東還專門為文藝界的改造作出批示，要求各級從事文學藝術工作的負責同志高度重視，通過整頓使文化工作向著健康的方向發展。

再次，領導對錯誤文化思想的批判。新中國成立后，文化發展的最迫切任務，是確立馬克思主義在文化領域的指導地位，確立新的文化評價標準，以樹立馬克思主義社會發展觀、歷史觀、哲學觀和文化觀，這普遍涉及到知識分子的世界觀和階級立場，極大地影響到哲學、歷史、文藝、教育等知識界、文化界各領域。這是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必經階段。正所謂“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面對當時社會思想領域的混亂狀況，毛澤東領導開展了一系列針對非馬克思主義思想文化傾向的批判。正是在毛澤東等一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努力下，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世界觀，作為分析社會的方法論，在思想文化領域得到迅速普及，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與理念，得到知識分子比較普遍的認同。馬克思主義作為文化領域唯一指導思想的地位開始確立，新的文化范式初步奠定。

三、指明了文化為人民大眾服務的發展方向

文化建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是人。文化為了人民大眾，文化服務于人民是毛澤東制定文化戰略、領導文化發展的核心理念，他把“人民”二字寫在了社會主義文化的旗幟上，并貫徹于文化建設的實踐。中國是文明古國，但是在舊中國，很大程度上說文化只是少數士大夫之間的唱和文化，幾千年來文化跟普通民眾少有互動，全社會識字的人極少，文盲率極高。毛澤東認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文化應該“為一般平民所共有”，決不應該是“少數人所得而私”的文化，【參見《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8頁。】“應為全民族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勞苦大眾服務，并逐漸成為他們的文化”【《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頁。】。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開宗明義地指出：“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問題，原則的問題。”【《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7頁。】他從文藝與生活、文藝與人民的關系，系統地闡述了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學藝術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革命文藝要表現“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強調要突出人民群眾在文化中的主體地位，提出要正確認識和處理文化普及與提高的關系，把在大眾中普及文化放在重要位置。為此，毛澤東不僅要求一切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聯系群眾，表現群眾，把自己當作群眾的忠實的代言人”【《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4頁。】，而且期待從人民大眾中造就大批知識分子、文化人，“將來大批的作家將從工人農民中產生”【《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0頁。】。為了方便工農勞苦民眾掌握文化，推動社會主義事業更快地前進，“文字必須在一定條件下加以改革，言語必須接近民眾”【《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頁。】。在毛澤東的指導下，文化藝術界涌現了一大批導向正確、藝術水平高、雅俗共賞、特別為群眾喜聞樂見的精品，為新中國培養了一大批文藝工作者和文藝大家。

新中國成立前后，毛澤東關于人民群眾在文化建設中的主體作用，即人民群眾是文化的主體、也是文化服務的對象這一理念得以發揚光大。1949年7月，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會召開，毛澤東要求全中國一切愛國的文藝工作者團結起來，“進一步聯系人民群眾，廣泛地發展為人民服務的文藝工作，使人民的文藝運動大大發展起來”【《毛澤東年譜（1883—1949）》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525頁。】，從而明確了新中國文藝為人民服務首先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1949年9月，作為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教育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教育，應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養國家建設人才，發展為人民服務的思想為主要任務，正式確立“文化為人民服務”的指導方針。從此，人民群眾文化事業蓬勃開展，進行適合群眾需要的新文學藝術和電影的創作，改進表演藝術，開辦各類學校，開展掃除文盲運動等等，文化向人民大眾敞開大門，徹底打破了少數統治者和知識精英壟斷文化的格局。文藝工作者滿腔熱情地深入工農兵、了解工農兵、表現工農兵，使文藝創作在主題、題材、人物、風格等方面都呈現出新面貌，反映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宣傳革命和建設事業中的英雄模范以及歌頌新社會良好風尚的大批優秀文藝作品紛紛涌現，深受人民群眾的喜愛。為人民大眾服務的文化導向帶來了中國社會精神面貌的極大變化。1952年，馮友蘭評價當時社會精神面貌的巨大變化說：“在我們社會里，我們底（的）道德標準‘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僅僅在三年之內，已成為普通人的實踐的目標。在朝鮮的中國人民志愿軍，每一個人都在不避一切的危險，自覺地為人民服務；在生產各部門的勞動模范，每一個人都在克服一切的困難，自覺地為人民服務。在三年之中，使社會上每一個人都在道德方面提高了，實現了中國以前書本中所常說到而永未實現過的‘移風易俗’的盛事。”【《人民日報》1952年10月8日。】

四、提出了“古為今用”和“洋為中用”的文化建設基本原則

如何處理正在建設的社會主義文化與既有文化即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關系，是新中國文化建設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為此，毛澤東提出了“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推陳出新”原則，終結了長期以來“本位文化”論與“全盤西化”論在這個問題上的爭論。

對于中國傳統文化，毛澤東主張“古為今用”。一方面，他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出發，堅持文化發展的繼承性，充分肯定中華民族在長期的封建社會中創造的優秀歷史文化遺產的歷史地位和價值，主張“給歷史以一定的科學的地位”【《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頁。】，強調“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頁。】。另一方面，毛澤東決不是無批判地兼收并蓄。傳統文化的整個體系是封建性質的，傳統文化從來都是舊制度的維護者，不可能成為變更舊制度、舊秩序的救世良方。“我們應當善于進行分析，應當批判地利用封建主義的文化，而不能不批判地利用。”【《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5頁。】對傳統文化中精華與糟粕雜揉、民主性與封建性并存的狀況，毛澤東做了大量的選擇、分析、批判、改造工作，徹底摒棄那些反映封建宗法制度的舊意識、剝削階級舊觀念，而對于具體的歷史文化遺產，則主張批判地繼承，充分吸收豐富的傳統文化資源，作為新文化建設的養料。正是從“古為今用”的意義上，他提出：“中國古典著作多得很，現在是分門別類地在整理，用現代科學觀點逐步整理出來，重新出版。”【《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5頁。】

對于西方文化，毛澤東主張“洋為中用”。他指出：“對于外國文化，排外主義的方針是錯誤的，應當盡量吸收進步的外國文化，以為發展中國新文化的借鏡；盲目搬用的方針也是錯誤的，應當以中國人民的實際需要為基礎，批判地吸收外國文化。”【《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3頁。】毛澤東大力提倡吸收外國對我們有用的東西。20世紀50年代前期，受限于當時的國際大環境，毛澤東心目中“吸收外國文化成果”的對象，很大程度上是指蘇聯。他列舉了中國唐代和近代兩次向外國學習先進經驗和先進文化的高潮，說明向外國學習是有利于中國社會進步的。“一切我們用得著的，統統應該虛心地學習。對于那些在這個問題上因不了解而產生抵觸情緒的人，應該說服他們。就是說，應該在全國掀起一個學習蘇聯的高潮，來建設我們的國家。”【《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4頁。】在1956年開始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后，毛澤東進一步擴大了學習范圍。他在《論十大關系》中指出：“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但是，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用。”【《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頁。】這也是對中國在向蘇聯學習的熱潮中“人家的短處也去學”的反思。“資產階級在近代文化、近代技術這些方面，比其他階級要高”。【《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9—80頁。】中國要在盡可能短的時間里改變落后面貌，不大膽地拿來是不行的，這就是“洋為中用”。

繼承、借鑒是為了創新。毛澤東堅持的“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用”不是簡單照搬，不能替代自己的創造。對于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必須“推陳出新”，即繼承傳統文化中優秀的東西，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予以改造，并用新的實踐經驗重新詮釋，或注入馬克思主義的靈魂，實現文化創新；對于外國文化，不僅要把外國的好東西學到手，而且“中國的和外國的要有機地結合，而不是套用外國的東西。學外國織帽子的方法，要織中國的帽子”【《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2、83頁。】。“我們中國人必須用我們自己的頭腦進行思考，并決定什么東西能在我們自己的土壤里生長起來”【《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2頁。】，創造出中國自己的、有獨特的民族風格的東西。這就要求在對比和交流中揚長避短，吸收其長、改造己短，從而完善自身，以實現民族文化的現代化與科學化。這也就解決了社會主義文化發展的養料問題，打破了近代以來中國文化發展的困局，開拓了民族文化前進的道路。

五、制定了指導文化建設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

社會主義制度確立以后，毛澤東針對思想文化領域中出現的片面化、絕對化傾向，在學術、文化和藝術問題上亂貼政治標簽，動輒打棍子、扣帽子等粗暴現象，以及學習蘇聯過程中出現的教條主義傾向，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在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的同時，允許不同意見、學派、流派、風格的文化存在。

“雙百”方針的形成有一個發展過程。1951年4月3日，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梅蘭芳任院長的中國戲曲研究院在北京成立，毛澤東親筆題詞“百花齊放，推陳出新”，鼓勵各種戲曲形式同時并存和發展，這成為“雙百”方針的雛形。1952年至1955年間，毛澤東針對史學問題研究中的分歧，多次指示要實行“百家爭鳴”。1956年4月28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藝術問題上的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的百家爭鳴，我看應該成為我們的方針。【參見《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4頁。】第一次把“百花齊放”和“百家爭鳴”放在一起作為科學文化發展的指導方針。5月2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正式宣布將“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作為黨發展科學、繁榮文藝的指導方針。1957年2月，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和3月12日《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進一步完善了“雙百”方針。他指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促進藝術發展和科學進步的方針，是促進我國的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的方針。藝術上不同的形式和風格可以自由發展，科學上不同的學派可以自由爭論。利用行政力量，強制推行一種風格，一種學派，禁止另一種風格，另一種學派，我們認為會有害于藝術和科學的發展。藝術和科學中的是非，應當通過藝術界科學界的自由討論，通過藝術和科學的實踐去解決，而不應當采取簡單的方法去解決。”【《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9頁。】他多次申明，這是一個基本的、長期的方針，不是一個暫時性的方針。他還明確了“雙百”方針適用的六條標準，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這兩條。

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中，毛澤東闡明了“雙百”方針與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的關系。他說：“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并不會削弱馬克思主義在思想界的領導地位，相反地正是會加強它的這種地位。”因為“正確的東西總是在同錯誤的東西作斗爭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真的、善的、美的東西總是在同假的、惡的、丑的東西相比較而存在，相斗爭而發展的”。【《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230頁。】馬克思主義指導的先進文化，總是在同各種文化的比較、競賽和爭鳴中發展起來的，總是通過不斷的文化實踐來證明、豐富和發展的。“解決思想問題，不能用專制、武斷、壓制的辦法。”【《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頁。】至此，中國共產黨找到了一條自己的發展社會主義科學文化事業的道路。

為推行和貫徹“雙百”方針，毛澤東有針對性地做了大量工作。當時，蘇聯和東歐一些國家對“雙百”方針持不同意見；黨內一些干部也不甚理解，對實施中出現的新情況憂慮重重，甚至提出了一些尖銳意見。對此，毛澤東指出：“采取現在的方針，文學藝術、科學技術會繁榮發達，黨會經常保持活力，人民事業會欣欣向榮，中國會變成一個大強國而又使人可親。”【《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1頁。】當時有蘇聯學者談到不同意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中關于孫中山世界觀的論點，有人提議把這一事件通報給蘇聯駐華大使尤金。毛澤東堅決不同意這樣做，并就此事給有關中央領導寫信：“我認為這種自由談論，不應當去禁止。這是對學術思想的不同意見，什么人都可以談論，無所謂損害威信。”“如果國內對此類學術問題和任何領導人有不同意見，也不應加以禁止。如果企圖禁止，那是完全錯誤的。”【《毛澤東書信選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471頁。】這充分表明了毛澤東對學術界百家爭鳴的態度。“雙百”方針的提出，順應了繁榮文化藝術、發展科學技術的時代要求。它一經提出，立即在知識界引起強烈反響，文化事業出現了生氣勃勃的發展景象：“大大促進了文學、藝術、哲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技術科學的發展和繁榮。半個世紀以來在這些文化領域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無論數量或質量都是前人所不可企及的，有些已達到或接近世界先進水平。”【張岱年、方克立主編：《中國文化概論》，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48頁。】令人矚目的成就，證明了“雙百”方針是一個符合社會主義科學文化發展客觀規律的方針。

綜上所述，毛澤東在新中國文化建設中以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積極探索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新路，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把蕩滌落后文化、建設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文化作為文化綱領，強調和發揮人民群眾在文化建設中的主體作用，提出了“古為今用”和“洋為中用”的文化建設的基本原則和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化的“雙百”方針，確定了文化發展的正確方向，解決了新中國文化建設中帶有方向性、根本性、戰略性的重大問題，奠定了社會主義文化發展的基石，創造了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嶄新的人民文化。毋庸諱言，由于歷史時代的局限與當時嚴峻國際形勢的影響，毛澤東有時候過分強調了文化的政治功能，忽視文化和意識形態的相對獨立性，特別是后來對文化領域的判斷出現嚴重失誤，造成了“文化大革命”那樣的全局性錯誤。這個深刻教訓應該牢記。但即使如此，毛澤東在領導新中國社會主義文化建設過程中所作的艱辛探索，取得的巨大成就，積累的寶貴經驗，都是不能抹殺的。

（作者歐陽雪梅，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第三研究室主任，文化史研究項目首席研究員）

（來源：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毛澤東思想生平研究分會編《毛澤東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