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對建設社會主義若干問題的認識

滄　南　彭　臻

一、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問題

社會主義社會是人類歷史上最進步最先進的社會，是以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為主體的人民社會。社會主義社會的根本任務，就是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和科學文化，實現人民在物質上和精神上的共同富裕，過著幸福、祥和、高尚的文明生活。當然，這并不是說社會主義社會就是一個十全十美的社會。從總體上看，社會主義社會也有兩面：有美好的一面，也有不美好的一面。它同以往一切社會形態一樣，也是一個充滿著矛盾的社會。

馬克思、恩格斯雖然未見到社會主義社會，但卻科學地預見到了社會主義社會在經濟、道德和精神等方面都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殘余之間的矛盾。

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后，列寧對社會主義社會矛盾做了開創性的探索。他說：“對抗和矛盾完全不是一回事。在社會主義下，對抗將會消失，矛盾仍然存在。”【列寧：《對布哈林〈過渡時期的經濟〉一書的評論》，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2頁。】

斯大林是一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列寧逝世后，他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旗幟，率領布爾什維克黨和蘇聯各族人民在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建成了社會主義國家，創立了驚天動地的偉業。由于沒有經驗可資借鑒，斯大林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出現這樣那樣的錯誤是難免的。比如，在社會主義社會矛盾這個問題上，他先是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后又否認社會主義社會矛盾。歷史辯證法到此中斷了。

毛澤東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在總結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基礎上，又進一步探索了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問題。我們根據毛澤東的論著，將他對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的論述，作了如下的概括：

第一，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充滿著矛盾的社會。

在毛澤東看來，矛盾是無所不在的。社會主義社會也不例外。他說：“在我們的社會里，一定有好的東西，也有壞的東西，有好人，也有壞人，有先進的，也有落后的。正因為是這樣，我們才要進行改造，把壞的東西改造成為好的東西。”【《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9頁。】毛澤東是一位徹底的唯物辯證法大師。他認為即使共產主義社會也是充滿著矛盾的。不言而喻，這是徹底的歷史辯證法。

第二，社會主義社會存在著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

1956年是一個多事之年，國內外都出現了許多新情況。比如，在國內，1956年下半年，就出現了一些沒有預想到的新情況。有些地方發生了工人罷工、學生罷課的事件，有些省份如廣東、河南等省還出現部分農民要求退社的情況。

眾所周知，1956年，社會主義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了。怎么在社會主義國家還會出現工人罷工、學生罷課、農民要求退社這種情況呢？新情況就是新矛盾。這是什么性質的矛盾呢？怎樣從性質上區分和正確解決這些矛盾呢？怎樣變壞事為好事，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呢？毛澤東以對立統一學說為指導，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以下簡稱《正處》）這篇著作中，對這些問題都作了全面、系統的科學論述。毛澤東說：“在我們的面前有兩類社會矛盾，這就是敵我之間的矛盾和人民內部的矛盾。這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類矛盾。”【《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4頁。】不同性質的矛盾，需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決。社會主義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主題，就是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在深化改革，全面建成社會主義小康社會的今天，嚴格區分和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社會矛盾，對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化負能量為正能量，為全面建成社會主義小康社會這一偉大事業服務，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第三，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

毛澤東從理論和實踐結合上不僅科學地論述了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充滿著矛盾的社會，而且論證了在社會主義社會矛盾體系中存在著某種基本矛盾。

1957年1月27日，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斯大林“沒有把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當作全面性的問題提出來”。所謂沒有把這兩個矛盾“當作全面性的問題提出來”，就是說斯大林沒有從這兩個矛盾的相互聯結上來考察，沒有把這兩個矛盾看作是推動社會主義社會向前發展的動力和一切社會矛盾的總根源，沒有把調整、解決這兩個矛盾看作是解決其他一切矛盾的關鍵。一句話，就是沒有把這兩個矛盾看作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一個月后，毛澤東在《正處》中就明確提出了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這個科學概念。他說：“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不過社會主義社會的這些矛盾，同舊社會的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質和情況罷了。”【《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頁。】

那么，什么是社會基本矛盾呢？毛澤東沒有明確的界說。我們認為，怎么概括和表述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是一個學術問題，可以進一步研討。但是，必須指出，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毛澤東以無產階級理論家的氣魄，突破斯大林的框框，在理論上肯定社會主義社會時時有矛盾，處處有矛盾，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第一次明確提出社會主義社會存在著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第一次明確提出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這個科學概念，第一次明確指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是社會主義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主題，并對這些問題作了系統的科學論述，這不僅恢復了歷史辯證法的權威，發展了歷史唯物主義，而且為我們認識和解決社會主義社會矛盾提供了銳利的思想武器。這是對科學社會主義的重大發展。

二、關于“四個現代化”的建設問題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其特點是“一窮二白”。怎樣把“一窮二白”改變為民富國強呢？唯一的辦法，就是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和科學文化，把我們祖國建設成為一個現代化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文化和現代化國防（簡稱“四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國家。

“四個現代化”的提出，經歷了一個歷史的形成過程。根據我們所讀到的文獻，毛澤東最初提出的是一化，即“國家工業化”。他說：“黨在過渡時期的總任務，是要經過三個五年計劃，基本上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0頁。】一年后，毛澤東提出兩化，將“國家工業化”改為“社會主義工業化”，另外加上“農業社會主義化”。他在《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一文中寫道：“我們是一個六億人口的大國，要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要實現農業的社會主義化、機械化”。【《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頁。】社會主義改造基本上完成以后，毛澤東提出“三化”，并將“社會主義工業化”改為“現代工業”，將“農業社會主義化、機械化”改為“現代農業”，另外加上“現代科學文化”。他在《正處》中指出：“專政的目的是為了保衛全體人民進行和平勞動，將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7頁。】兩年后，毛澤東提出“四化”，將“現代工業”改為“工業現代化”，“現代農業”改為“農業現代化”，“現代科學文化”改為“科學文化現代化”，另外加上國防現代化。他說：“建設社會主義，原來要求是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文化現代化，現在要加上國防現代化。”【《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頁。】1963年1月，周恩來在上海市科學技術工作會議上講話中將“科學文化現代化”改為“科學技術現代化”。“四個現代化”的提法，一直沿用至今。

“四個現代化”是一個互相聯系、相互制約的統一整體，缺少其中任何一“化”，都不可能全面建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下面我們打算談三個問題：

一是關于搞“四個現代化”物質基礎的問題。

搞“四個現代化”的關鍵在于：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這是搞“四個現代化”的物質基礎。只有社會生產力高度發展了，才能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才能不斷提高人民的物質文明生活水平，才能建成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所以毛澤東非常關注生產力的發展。但是在不同的時期，根據不同的歷史任務，毛澤東卻有不同的提法。在社會主義改造時期，根本任務是對生產資料私有制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毛澤東就提出解放生產力。他說：“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農業和手工業由個體的所有制變為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私營工商業由資本主義所有制變為社會主義所有制，必然使生產力大大地獲得解放。”【《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頁。】三大社會主義基本上完成之后，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這時的根本任務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毛澤東就提出保護和發展生產力。他說：“從一九五六年以來，情況就根本改變了。就全國說來，反革命分子的主要力量已經肅清。我們的根本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變為在新的生產關系下面保護和發展生產力。”【《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8頁。】

二是關于搞“四個現代化”資金的問題。

搞“四個現代化”，進行大規模建設，一定要有資金。可是，在改革前我們國家還是一個很窮的國家，這是一個矛盾。怎么辦？毛澤東說：“全面地持久地厲行節約，就是解決這個矛盾的一個方法。”【《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9頁。】這就是要求我們在國計民生方面必須做到，可用可不用的堅決不用，一定要用的必須精打細算，把節衣縮食省下來的錢用來搞現代化。“節約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原則之一。”即使以后富起來了，“也需要執行勤儉的原則。”【《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7頁。】持久地反對浪費，執行節約的原則，不僅在經濟上有重大意義，在政治上也有重大意義。

今年一月，習近平總書記批示：“浪費之風必須狠剎”，號召厲行節約，反對浪費，引起強烈反響，批示表明了中國共產黨嚴懲鋪張浪費、狠剎歪風邪氣、厲行勤儉節約的決心。把反浪費作為改變官風的一個突破口，大得人心。我們深信，只要把狠剎浪費之風全面而持久地堅持下去，一抓到底，馬克思主義的官風就一定能夠在我們的干部中豎立起來。

三是關于搞“四個現代化”目的的問題。

目的就是變“一窮二白”為民富國強。民富不是少數人的富，不是官員的父母、妻子、兒女的富，而是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在毛澤東看來，搞社會主義就是要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他說：“我們的目標是要使我國比現在大為發展，大為富、大為強。現在我們實行這么一種制度，這么一種計劃，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強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強些。而這個富，是共同的富，這個強，是共同的強，大家都有份，也包括地主階級。地主過了幾年之后，就有了選舉權，他就不叫地主了，叫農民了。”【《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5頁。】

三、關于集中和民主、紀律和自由的結合問題

這是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政治觀。在政治上，毛澤東希望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有集中、有紀律、有統一意志，又有民主、又有自由、又有個人心情舒暢強大而又使人可親的國家。

1957年7月9日，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明確指出：“我希望造成這么一種局面，就是又集中統一，又生動活潑，就是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兩方面都有，不只是一方面，不是只有紀律，只有集中，把人家的嘴巴都封住，不準人家講話，本來不對的也不準批評。應當提倡講話，應當是生動活潑的。”接著在青島會議期間寫的《一九五七年夏季形勢》一文中，毛澤東又一次重申了這個觀點。

毛澤東的這些論述，集中到一點，就是要求我們的干部必須嚴格區分和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社會矛盾，不能用過去的眼光和方法來看待和解決新問題，不能只講集中，只講紀律，不講民主，不講自由，要讓人家敢于說真話，敢于批評我們工作中的錯誤。只有這樣，領導和群眾之間，上級和下級之間才能形成一種合理的、可以信任的、可親的關系，才能調動一切積極因素，較快地建設我國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同樣，也不應該過分強調民主、自由和個人心情舒暢，忽視集中、紀律和統一意志，想怎么說就怎么說，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使整個國家處于無政府狀態之中，這樣，也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不利于社會的穩定。因此，一定要把集中和民主、紀律和自由、統一意志和個人心情舒暢比較完滿地結合起來。方法就是實事求是和群眾路線。

我們認為，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政治觀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思想，就是官員必須以一個普通勞動者姿態在人民中間出現。他曾多次談到這個問題。1958年1月，毛澤東在《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中特地寫了一條：“以真正平等的態度對待干部和群眾。必須使人感到人們互相間的關系確實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給他的。……人們的工作有所不同，職務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論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間都要以一個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決不許可擺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風。”“對于下級所提出的不同意見，要能夠耐心聽完，并且加以考慮，不要一聽到和自己不同的意見就生氣，認為是不尊重自己。這是以平等態度待人的條件之一。”【《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4—355頁。】

同年9月，毛澤東在第十五次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跟國民黨相反，他們是以一個貴族的姿態、老爺派頭在人民中出現，我們是以一個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在人民中出現。”【《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378頁。】

為什么毛澤東三番五次地講干部要以一個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在人民中出現呢？因為這個問題太重要了。從實質上看，干部掌握國家政權，干部問題就是政權問題。如果干部能以一個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既是官，又是民，把心交給人民，不擺資格，不擺架子，使人感到可信而又可親，人民愛黨之心，就會油然而生。這樣，社會就安寧，黨和國家就能鞏固，就能經受風險，我們的共產主義事業就大有希望。反之，如果干部不能以一個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擺資格、擺架子，貪圖享樂，不干實事，只放“空炮”，就會使人感到沒有奔頭。因此，我們認為，在政治改革中除了改革那些阻礙生產力發展和束縛人民積極性和創造性發揮的規章制度和組織機構以外，還有一項極端重要的任務，就是重新教育干部。好的制度，還需要有好的干部來實施。規章制度再好，不能貫徹、實施也枉然。

四、關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問題

這個問題主要是講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建設。

我們認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社會主義社會意識形態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指社會主義自身所固有的、在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上豎立起來并為其服務的政治、法律、道德、哲學、藝術、宗教等理論體系。而社會主義社會意識形態，不僅包括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而且包括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意識形態的殘余。因此，在社會主義社會意識形態領域中，既有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自身的矛盾，又有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同舊的意識形態殘余之間的矛盾。這后一種矛盾，從實質上看，有一些就是工人階級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道德觀同資產階級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道德觀之間的矛盾，往往通過不同學派、不同風格之間的矛盾顯露出來的。這些矛盾都屬于思想領域、認識領域中的矛盾。而思想、認識中的問題，只能通過“齊放”、“爭鳴”、自由討論、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來解決。所以毛澤東才說：“我們堅持對立統一的觀點，采取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5頁。】

1956年4月28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總結講話中正式宣布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他說：“藝術問題上的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的百家爭鳴，我看應該成為我們的方針。‘百花齊放’是群眾中間提出來的，不曉得是誰提出來的。人們要我題詞，我就寫了‘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百家爭鳴’，這是兩千年以前就有的事，春秋戰國時代，百家爭鳴。講學術，這種學術也可以講，那種學術也可以講，不要拿一種學術壓倒一切。你講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勢必就會越來越多。”【《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4—55頁。】1957年，毛澤東在《正處》又重申了這一方針。這也是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方針。

在我們國家里，意識形態就是通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來擴大影響，爭奪陣地的。在意識形態領域，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不去占領，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就去占領。這是不爭的事實。可是，有些同志特別是搞黨務工作的同志就是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在有些人看來，一講意識形態的斗爭，就是在重犯過去“左”的錯誤，社會就不和諧了。把一切認識問題上的爭論，都看成是意識形態的斗爭，是錯誤的。把一切認識問題上的爭論，都看成不是意識形態的斗爭，同樣是錯誤的。殊不知和諧不是不請自來的，不同壞人、壞事、壞思想作斗爭，能有今天的和諧嗎？

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毛澤東總是強調一個“長”字。他說：“我們同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還要進行長期的斗爭。不了解這種情況，放棄思想斗爭，那就是錯誤的。”【《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1頁。】

為什么意識形態的斗爭是長時期的呢？

一是因為意識形態具有相對的獨立性。一種意識形態一旦形成，就有它自身所固有的發展規律，說得具體些就是：意識形態與產生它的經濟基礎的發展不是同步進行，始終一致的。有時它預見到經濟基礎發展的趨勢，推動社會的前進發展，有時它又落后于經濟基礎的發展，阻礙甚至破壞社會的發展。意識形態不會隨著產生它的經濟基礎消滅而消失。產生它的經濟基礎被消滅了，它還殘存在相當大一部分人的頭腦里，一下變不過來，肯定要變，但是需要一個過程，而且需要一個相當長的過程。經驗已經證明，剝奪剝削階級的經濟，還比較容易，而意識形態的改變，就困難得多，時間要長得多。

二是因為今天國內還存在著私有制。現在我們國家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為了大力發展生產力和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我們在經濟上實行的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所謂“多種所有制經濟”，就是指個體、私營等各種形式的私有制經濟。存在決定意識。既然客觀存在著私有經濟，在人的頭腦里就會有反映私有經濟的思想。這就是個人主義、拜金主義、享樂主義、自私自利、唯利是圖、損人利己等等。這種思想同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道德觀是對立，不可調和的。而且是長期的。

三是因為國際資產階級的影響。國際資產階級企圖利用各種方式、通過各種途徑來分化、西化我們。你要分化，我就反分化，你要搞西化，我就反西化。這種斗爭也是長期的。只要國際資產階級存在一天，這種斗爭就不會休止。

總之，在社會主義社會，意識形態的斗爭是長期的。看不到這一點，放棄必要的思想斗爭，就要上大當，吃大虧。

綜上所述，我們的結論就是：毛澤東對建設社會主義若干問題的認識，是在承認社會主義社會存在著各種矛盾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是對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實踐經驗的總結。它既顯示了社會主義社會存在著各種矛盾，又為解決這些矛盾提供了方法。遺憾的是，由于認識的、政治的、方法的種種原因，毛澤東未能將他的認識同建設中國社會主義社會實踐結合起來，甚至走向了它的對立面。但是，我們不能因此就否認毛澤東的這些認識。今天我們所做的一切，說到底，就是全面實現我國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就是要把集中和民主、紀律和自由比較完滿地結合起來，讓人敢于說真話，敢于批評，干部樂于聽逆耳之言，在領導和群眾、上級和下級之間形成一種可信而又可親的關系；就是通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來促進藝術的發展和科學的進步。從這個意識上說，毛澤東的這些認識，在今天仍然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實踐意義。

（作者滄南：湘潭大學毛澤東思想研究中心教授；彭臻：湘潭大學毛澤東思想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來源：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毛澤東思想生平研究分會編《毛澤東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