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與啟示

——以1956年至1966年“文革”前為時間限定

梁向陽

從1956年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到“文革”前這十年間，毛澤東作為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核心，帶領黨和人民對建設社會主義道路進行了全方位的探索，既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同時也付出了代價。回顧和總結這段歷史，對于推進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具有重要的指導和啟示意義。

一、“八大”前后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最初探索及其主要成果

（一）“八大”前后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最初探索

1、“以蘇為鑒”問題的提出，開始醞釀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毛澤東提出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是同對蘇聯模式進行深刻反思相聯系的。由于我國是仿照蘇聯模式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經過“一五”計劃幾年的大規模建設，毛澤東已經覺察到了蘇聯的一些經驗并不完全適合我國的國情。1955年底，他在黨內首先提出了“以蘇為鑒”、走中國自己的路的問題，并親自領導了歷時幾個月的調查研究，就反映出來的一些帶有全局性的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討。其中在對待學習外國的認識上，毛澤東指出：一切國家的先進經驗都要學。要派人到資本主義國家去學技術；學習蘇聯也不要迷信。對的就學，不對的就不學。【薄一波：《若干重大問題與事件的回顧》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00—501頁。】這次調研活動，為毛澤東領導黨和人民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作了思想準備。

2、以吸取蘇聯教訓為契機，毛澤東開始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理論進行全方位地探索。1956年2月，蘇共召開了“二十大”。這給毛澤東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提供了有利的國際形勢。3月17日，毛澤東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明確提出，要對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所涉及的問題以及它在全世界所造成的影響認真研究。19日和24日，他又在先后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再次強調不要再硬搬蘇聯的一切。在4月4日召開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毛澤東又進一步聯系了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際，提出了要進行“第二次結合”的歷史命題和莊嚴使命。他說：對蘇共二十大，問題在于我們自己從中得到什么教益。最重要的是要獨立思考，把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民主革命時期我們在吃了大虧之后才成功地實現了這種結合，取得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要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吳冷西：《憶毛主席——我親自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斷》，新華出版社1995年版，第9頁。】

正是基于上述認識，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發表《論十大關系》的重要講話，正式提出了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任務。他說：“最近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過去我們就是鑒于他們的經驗教訓，少走了一些彎路。現在當然更要引以為戒。”【《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頁。】這篇講話，隨即成為黨的“八大”的指導思想。1956年9月15日，毛澤東在八大的開幕詞中指出：“我們這次大會的任務是：總結從七次大會以來的經驗，團結全黨，團結國內外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為了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的中國而奮斗。”【《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4頁。】“八大”作出的一系列重大決策和全面的戰略部署，標志著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開始在理論上取得了初步的成果。

“八大”以后，毛澤東不但在經濟關系方面進行了若干調整，而且針對當時國內思想動向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形勢，提出了正確處理社會主義社會中層出不窮的日漸突出的人民內部矛盾。遺憾的是，隨著1957年底反右派斗爭的擴大化，這一充滿生機和創造精神的探索歷程遭到了嚴重的挫折。

（二）“八大”前后毛澤東最初探索的主要成果

1、揭示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和發展動力以及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務，并提出了正確認識和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首先，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頁。】正是這些矛盾的存在和解決這些矛盾的循環往復，推動著社會主義社會向前發展。其次，明確了我國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要求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指出黨和人民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集中力量來解決這個矛盾，把我國盡快地從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中共黨史文獻選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44—145頁。】再次，提出了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同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表現為劇烈的對抗和沖突”，而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不是對抗性的矛盾”【《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3頁。】。因此，“解決的方法，就是從團結出發，經過批評與自我批評，達到團結這樣一種方法。”【《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4頁。】

2、提出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思路和一系列正確的方針政策。一是提出了“以重工業為中心”，“同時必須充分注意發展農業和輕工業，”“發展工業必須要和發展農業同時并舉”【《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1頁。】的國民經濟發展總思路。二是提出了要把我國建成“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8頁。】這樣一個宏偉而又適合中國社會發展需要的經濟戰略目標。三是明確了經濟建設必須堅持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等一系列方針政策。

3、提出了對我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及管理體制進行改革的任務和設想。一是在所有制結構方面，針對我國自由市場明顯活躍，個體工商戶明顯增加的現象，提出了“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頁。】的思想。二是在行政管理體制方面，提出“在鞏固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適當地擴大“地方的權力”【《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頁。】。這對于克服官僚資本主義，發揮地方和下級國家機關的積極性和主動性起了重要的作用。

4、提出了一系列的關于建設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設想和政策。第一，闡述了民主集中制的辯證關系，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和集中的統一，自由和紀律的統一”【《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9頁。】；強調要進一步擴大民主生活，開展反對官僚主義的斗爭。第二，開始醞釀改革黨和國家領導制度，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等設想。第三，明確提出了黨和各民主黨派實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頁。】的方針。

另外，這一時期還提出了發展與繁榮社會主義科學、文化事業的方針和任務。例如，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4頁。】的方針；明確了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等等。

歷史證明，毛澤東在這一時期的探索是成功的。

二、“大躍進”前后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曲折探索及其理論思考

由于對在經濟、文化落后的中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長期性、艱巨性估計不足，1957年夏反右派擴大化后至1958年底，毛澤東面對全面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中國內外出現的一系列的新情況，開始對社會主義建設的認識和實踐在許多方面偏離了科學軌道，對“八大”前后形成的一些重要而尚未實踐的觀點發生了動搖，使其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出現了嚴重曲折。

（一）“大躍進”前后毛澤東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歷程中在理論上出現了嚴重曲折。

1、改變了對中國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的認識，以階級斗爭取代了經濟建設。首先，提出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毛澤東傳（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066頁。】的錯誤論斷。這就從根本上改變了“八大”關于國內主要矛盾的正確判斷。其次，宣布我國社會主義存在著“兩個剝削階級”，即被打倒了的地主買辦階級和其他反動派連同右派分子為第一剝削階級，正在逐步地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民族資產階級和它的知識分子被稱為另一個剝削階級。這就改變了“八大”關于國內階級現狀的分析。再次，針對整風運動和全面社會主義建設開始后國內外出現的一系列的新情況，認為這是由于過去沒有開展思想戰線上的革命而導致的，因而提出“必須還有一個政治戰線上和一個思想戰線上的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548頁。】。顯然，這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實際上講，都是在階級斗爭嚴重擴大化基礎上作出的關于與階級斗爭這一實質內容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一個錯誤論斷。

2、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規模速度問題上，以急躁冒進的“大躍進”取代了在綜合平衡中前進的經濟建設方針。一是把“反冒進”主張提升到政治高度進行了尖銳批評，結果使“八大”確定的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經濟建設方針被急于求成的“冒進”主張所取代。二是以“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取代了“八大”關于社會主義建設的正確路線。三是片面地強調鋼鐵生產的高指標，提出了“十五年后我們可能趕上或者超過英國”【《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5—326頁。】的奮斗目標，導致了以“超英趕美”為目標和大煉鋼鐵為中心的“大躍進”取代了“八大”通過的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第二個五年計劃。結果造成我國國民經濟發展比例嚴重失調，社會生產秩序極大混亂。

3、在經濟體制的變革方面，以大辦人民公社為主要內容的經濟體制變動取代了“八大”前后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設想。一是“放權”過多、過快，干擾了政府的計劃機制和積極的市場機制的正常運轉。二是決定對殘存的私營工業、個體手工業和小商小販等非社會主義經濟采取嚴厲的改造，結果使個體手工業和私營工商業幾乎蕩然無存。這不僅嚴重地影響了人民的生活改善，而且也嚴重地妨礙了我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三是輕率地發動了旨在追求“一大二公”的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

另外，在黨內民主生活方面，對“反冒進”的嚴厲批評，又導致了黨內的不同意見很難提出，黨內民主生活出現了不正常狀況，結果以“家長制、一言堂”逐漸取代了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使黨內從中央到基層的民主生活遭到了嚴重的損害。

（二）毛澤東對已經覺察到的“左”的錯誤的糾正及其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理論的重新思考。

1、圍繞著已經覺察到的“左”的錯誤，毛澤東主持召開了一系列會議進行討論和加以糾正。首先，為了糾正“共產風”，毛澤東在1958年11月初召開的第一次鄭州會議上，嚴厲批評了急于想使人民公社由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以及企圖廢除商品生產等錯誤的主張，并為此建議全黨去讀《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共產主義社會》兩本書。他說：“要聯系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革命和經濟建設去讀這兩本書，使自己獲得一個清醒的頭腦，以利指導我們偉大的經濟工作。”【《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2頁。】這次會議及其讀書活動是一次重要的理論反思，對于黨和人民繼續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具有重要的影響。其次，為了研究人民公社問題和1959年的國民經濟計劃問題，11月下旬，毛澤東又在武昌召開的工作會議上反復強調，要“壓縮空氣”，要把“指標根據不充分”的降下來，不要“相信作假”【《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5—447頁。】。正是在這次會議的基礎上，八屆六中全會專門討論和通過了《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明確指出人民公社還不是共產主義，還不是全民所有制，而是集體所有制，不能混淆界限，不能超越階級。再次，為了解決人民公社內部所有制的認識問題，1959年2月初至3月初，毛澤東又主持召開了第二次鄭州會議，制定了《關于人民公社管理體制的若干規定（草案）》；3、4月間，又在上海主持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七中全會，再次討論了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問題，并制定了《關于人民公社的十八個問題》。

遺憾的是，1959年8月，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錯誤地發動了反右傾運動，使其在這一時期的探索工作受到了嚴重的沖擊。

2、在糾“左”過程中，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理論的認識又取得了一定的新的成果。第一，在社會主義發展階段問題上，認為“社會主義這個階段，又可能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第二階段是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同時指出：在我國要“完成社會主義建設是一個艱巨任務，建成社會主義不要講得過早了。”【《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頁。】第二，在發展商品生產問題上，提出了商品生產和交換的存在是必要的，稱價值法“是一個偉大的學校”【《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頁。】，要利用價值規律來指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第三，在所有制結構上，指出必須劃清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集體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明確現階段仍然是社會主義，人民公社仍然是集體所有制，不要毫無根據地宣布立即實現了共產主義，也不要急急忙忙地由集體主義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第四，在分配制度上，提出要堅持按勞分配原則。

另外，針對西方帝國主義國家提出的對社會主義國家實施和平演變的戰略，提出了要把培養無產階級接班人的問題放到關系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上來認識，要加強黨的干部隊伍建設并注意反對黨內腐敗現象等主張。這充分體現出毛澤東在這一問題認識上的遠見性。

三、“調整時期”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理論的深層認識及其主要成果

（一）毛澤東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理論進行了深層探索。

為了糾正“大躍進”運動以來覺察到的一系列錯誤，毛澤東把解決的突破口首先放在端正思想路線問題上。1960年6月，毛澤東在上海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著重從認識論上總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1958年以來的經驗教訓。他說：認識事物和領導工作的主動權“來自實事求是”，“我們對于社會主義時期的革命和建設，還有一個很大的盲目性，還有一個很大的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我們還不深刻地認識它。我們要以第二個十年的時間去調查它，去研究它，從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規律，以便利用這些規律為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服務。”【《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7、198頁。】為了進一步推動全黨的調查研究工作，毛澤東又在1960年12月底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強調指出：“我們黨是有實事求是傳統的，就是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因此，“同志們要把實事求是的精神恢復起來”【《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7頁。】，大興調查之風。通過這場理論反思和調查研究，毛澤東不僅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錯誤有了進一步的認識，而且為調整工作的順利進行和形成社會主義建設一系列新的思想觀點創造了條件。

（二）毛澤東在深層探索的過程中，進一步加深了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理論的認識。

1、生產關系一定要適應生產力水平的發展和要求，經濟建設的規模、速度必須要從國情出發，按照國民經濟內在的比例關系搞好綜合平衡。第一，按照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發展的水平和要求的原則，調整將農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下放到生產隊。第二，提出經濟建設的規模、速度必須從國情出發，強調要適當控制重工業特別是鋼鐵工業的發展速度，適當縮小基本建設規模，以便盡可能地發展農業和輕工業。第三，提出以農、輕、重為序安排國民經濟，搞好綜合平衡。

2、中國至少需要一百多年的時間，才有可能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在反思“大躍進”教訓的過程中，毛澤東逐步意識到了從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過程，不應該把時間設想得短而容易。為此，毛澤東不僅拋棄了15年“超英趕美”的目標，而且對建成社會主義的時間和目標進行了再思考。首先，對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所需要的時間問題進行了新思考，指出：“中國的人口多、底子薄，經濟落后，要使生產力很大地發展起來，要趕上和超過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一百多年的時間”，“是不行的。”【《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2頁。】顯然，這是一個比較切合實際的新認識。其次，對實現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宏偉目標有了更深的認識，提出了要在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

3、要注意發揮經濟杠桿的調節作用，加強和改善企業管理，用經濟辦法管理經濟。一是提出要注意運用和發揮經濟杠桿對經濟發展的調節作用。比如：針對當時工農產品日趨擴大的剪刀差現象，通過了提高糧食及農產品收購價格以滿足農產品對市場的需要；為了促進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決定較大幅度地減輕農業稅負擔以刺激農業生產的發展；為了活躍城鄉經濟，決定恢復農村集市貿易；等等。二是強調企業的民主管理，提出“兩參一改三結合”思想。三是針對我國工業管理體制的弊端，明確贊同對一些工業試辦托拉斯，用經濟的辦法來管理經濟。

此外，在政治建設方面，毛澤東特別強調民主集中制是我們黨和國家的根本制度，要求“不論黨內黨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要“通過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起來糾正錯誤”【《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1、292頁。】。

四、歷史啟示

其一，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必須立足于中國國情和民族特點。列寧曾經指出：“一切民族都將走向社會主義”，但是，“走法卻不會完全一樣，”因為“每個民族都會有自己的特點。”【《列寧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3頁。】因此，各國“都必須考察、研究、探索、揣測和把握民族的特點和特征”【《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6頁。】。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艱辛探索的歷史證明，社會主義國家執政黨什么時候能夠從當時的歷史條件出發，正確地把握本國國情和現實特點，勇于并善于創造性地運用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建設就成功；相反，社會主義建設就注定要受到挫折，甚至走向失敗。

其二，經濟文化相對落后的社會主義國家，尤其要大力發展生產力和商品經濟。我國是逾越了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的。但是，資本主義這一歷史階段所必須完成的發展商品經濟的任務卻無法逾越，資本主義所采取的一切有利于生產力發展和國計民生的經濟運作手段和管理方式也不能隨意拋棄。“大躍進”時期我國提倡的“一平二調”、“刮共產風”等，實際上是完全否定了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交換。這就使我國本來就不發達的商品生產遭到了嚴重的打擊，使國民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長期陷入緩慢甚至停滯倒退的狀態。

其三，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必須注意加強民主法制建設，推行以法治國。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艱難探索的歷程表明，經濟建設方面的失誤固然使我國社會主義事業造成重大損失，但是，由于制度上的缺陷和弊端以及民主法制的不健全，造成黨及黨的領導人在政治上所犯錯誤帶來的后果更加嚴重。這也是導致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理論探索過程中造成重大失誤的根本原因之一。

其四，在新時期進一步推進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過程中，黨更要注重吸取歷史的經驗，同時在實踐中還要隨時總結新的經驗。歷史是不能割斷的，社會發展是一個循序漸進和穩步發展的過程，有它內在的必然聯系。可以這么說，當今黨領導全國人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宏偉思想，就是在總結以往我們黨和毛澤東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正反兩方面經驗的基礎上提出并逐步成熟和完善的。這體現了它們之間的繼承和發展、歷史與邏輯的辯證關系。然而，實踐又是不斷向前發展的，因此，總結經驗也不能一勞永逸。我們必須看到，目前我國還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就告訴我們，要在本世紀中葉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并進而實現現代化，黨和全國人民的任務還很重。因此，我們黨一定要在實踐中繼續積累新經驗，不斷加深在新形勢下對執政規律和領導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認識，以此提高駕馭我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全局的本領。

（作者梁向陽：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副處長）

（來源：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毛澤東思想生平研究分會編《毛澤東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