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的歷史功績和歷史地位

李　捷

今年是毛澤東誕辰120周年，也是他所領導創建的新中國第64個年頭，在他身后鄧小平開啟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的第35年。當年，毛澤東開始了以蘇為鑒、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曲折探索；如今，經過幾代中央領導集體帶領中國人民的接續探索，成功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而且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理論、制度，開始有了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站在這樣一個歷史節點上，撫今追昔，可以有助于我們更加清楚地認識和理解毛澤東在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的歷史功績和歷史地位。

一、值得永遠銘記的歷史性貢獻

毛澤東為新中國的發展進步，為最終找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作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鄧小平說過，如果沒有毛澤東，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時間。【參見《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5頁。】同樣可以說，如果沒有毛澤東的“鳳凰涅槃”式的曲折探索，要找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還會經歷更長的艱難探索，甚至還會付出更大的代價。毛澤東的探索，可以分為成功的方面和不成功的方面。成功的方面，為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準備和物質基礎；不成功的方面，從反面為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提供了重要的借鑒。

我們首先來看毛澤東探索的成功方面。

第一個歷史性貢獻是，創造性地探索出具有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改造道路，成功地在一個經濟文化落后的東方大國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志著中國革命第一階段的基本結束和中國革命第二階段的開始。中國革命第二階段的任務，就是要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的社會。”【《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596頁。】這是毛澤東在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以后所作的概括，表明了在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出以后對新民主主義同社會主義的關系的認識。然而，新中國成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中國共產黨人包括毛澤東在內，都還沒有達到這樣的認識。

如果說，毛澤東創立新民主主義理論，主要是通過對前人的突破完成的；那么，中國社會主義改造道路的確立，則主要是通過對自我的突破實現的。從對新民主主義社會發展的原有設想，到形成過渡時期總路線，是一次認識上的飛躍。這個過程，實際上也是不斷突破蘇聯模式的束縛，不斷解放思想，在理論上超越自我的過程；也是不斷認識中國國情和特殊規律，探索適合中國實際情況的社會主義改造道路的過程；又是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飛躍，實現中國社會20世紀的又一次歷史性變革的過程。

在這個過程中，從理論上和實踐上，實現了以下突破：第一，在國家工業化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的關系上，突破了先打基礎再過渡的框框，創造了工業化和改造同時并舉的道路；第二，在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方式上，突破了一舉過渡的框框，變成逐步過渡，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第三，在農業社會主義改造上，突破了先機械化后集體化的框框，創造出初級社、高級社等適應不同生產力發展水平和地區特點的過渡形式；第四，在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上，突破了單一國有化的框框，創造出從初級到高級的各種國家資本主義的過渡形式，實現了對資產階級的和平贖買，避免了“流血革命”；第五，在公有制的實現形式上，突破了單一國有制，形成了國營經濟、公私合營經濟、集體所有制經濟三足鼎立的新格局。

以上五個突破集中到一點，就是在一個政治經濟文化落后的農業大國里，走出了一條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的新路，解決了社會變革與物質基礎、和平過渡與階級斗爭的矛盾問題。

在中國這樣一個長期處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落后的農業國里，依靠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依靠人民政府的高度威信，在短短的時間里，實現了從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確立了社會主義根本制度，這是在新中國成立初期難以想像的奇跡。這場社會主義改造來勢迅猛，卻沒有引起劇烈的社會震蕩，社會生產力不但沒有遭到破壞，反而有所發展；民族資產階級不但沒有抵制這場改造，反而心情比較順暢地接受了改造；工農聯盟和工人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的聯盟，不但沒有瓦解，反而在新的基礎上更加鞏固。這些都說明中國走出了一條獨特的社會主義改造道路。這條道路的成功，是中國共產黨人立足于本國實際，對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又一個重大貢獻。這是中國共產黨的成功，也是毛澤東的成功。

通過社會主義改造，社會主義公有制第一次在古老的中國大地上建立起來，并成為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在此之前，1954年9月召開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由毛澤東主持起草的首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這部憲法，規定了國家的根本性質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國家。在此基礎上，確立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這標志著社會主義基本政治制度，也在中國得到全面確立。這些制度，既符合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又從一開始就具有中國自己的特點，因而能夠不斷堅持發展直至今日，成為毛澤東留給新中國的最可珍貴的財富。

第二個歷史性貢獻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出現混亂之際，正確評價斯大林的是非功過，科學總結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教訓，捍衛了社會主義陣營的根本利益，開啟了“以蘇為鑒”的思想解放運動。

1956年，既是中國社會主義改造成功實現之年，也是獨立自主地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起步之年。在這一年中，發生了一個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影響深遠的重大事件，引發了毛澤東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深深思考。這就是蘇共二十大的召開和對斯大林評價問題的提出。

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出現一股全盤否定斯大林的風潮面前，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不但沒有為其所動，而是旗幟鮮明地頂住了這股潮流，澄清了是非，穩住了陣腳，維護了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不僅如此，毛澤東還嫻熟地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一分為二地分析了斯大林的功績與錯誤，分析了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與教訓，并且以此為鑒戒，開始了獨立自主地對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使科學社會主義在中國出現了勃勃生機。

一是深刻分析斯大林犯錯誤的思想根源，在于主觀認識脫離客觀實際，表現為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和形而上學，并且提出實事求是地看待和分析錯誤的基本原則，頂住了全盤否定斯大林的錯誤思潮。

毛澤東強調指出：“共產黨人對于共產主義運動中所發生的錯誤，必須采取分析的態度。有些人認為斯大林完全錯了，這是嚴重的誤解。斯大林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但是也是一個犯了幾個嚴重錯誤而不自覺其為錯誤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我們應當用歷史的觀點看斯大林，對于他的正確的地方和錯誤的地方作出全面的和適當的分析，從而吸取有益的教訓。不論是他的正確的地方，或者錯誤的地方，都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種現象，帶有時代的特點。”“好的領導者不在于不犯錯誤，而在于認真地對待錯誤。完全不犯錯誤的人在世界上是從來沒有的。”【《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頁。】

毛澤東看出了全盤否定斯大林的嚴重危害，指出：“斯大林問題不是個別人、個別國家的事情，而是整個國際無產階級事業中的事情。對斯大林的錯誤，大家心里都不會好過。”【《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65頁。】正因為如此，1956年4月和12月，在毛澤東的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形成了《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兩篇重要歷史文獻，頂住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錯誤思潮。

二是在討論《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時，率先提出要實現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實際第二次結合的命題，并且提出對于蘇聯走過的彎路要引以為戒。

毛澤東反復強調：“各國應根據自己國家的特點決定方針、政策，把馬克思主義同本國特點結合起來。”“照抄別國的經驗是要吃虧的，照抄是一定會上當的。這是一條重要的國際經驗。”【《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64頁。】

毛澤東及時提出建立一定的制度保證群眾路線和集體領導的貫徹實施，防止個人突出和個人崇拜現象發生。他提出：“我們要是不愿意陷到這樣的泥坑里去的話，也就更加要充分地注意執行這樣一種群眾路線的領導方法，而不應當稍為疏忽。為此，我們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來保證群眾路線和集體領導的貫徹實施，而避免脫離群眾的個人突出和個人英雄主義，減少我們工作中的脫離客觀實際情況的主觀主義和片面性。”【《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63頁。】這些思想，在黨的八大通過的政治報告和黨章中，得到進一步體現和發揮。

毛澤東從蘇聯的教訓中得出一個重要的思想，即要“注意從個別的、局部的、暫時的錯誤中取得教訓，力求使某些個別的、局部的、暫時的錯誤不至于變成全國性的、長時期的錯誤”【《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8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193頁。】。

毛澤東還根據蘇聯和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經驗，初步論述了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問題。在《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中，批評了那種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不再有矛盾存在的觀點，指出否認矛盾存在，就是否認辯證法。指出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也是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中進行的。

毛澤東主持起草的《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兩篇重要文獻，不僅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遭遇困境的關鍵時刻起到力挽狂瀾的作用，而且開啟了對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偉大而艱辛的探索。這一歷史性貢獻，深深地鐫刻在科學社會主義發展的歷史豐碑之上，深深地鐫刻在新中國發展的歷史豐碑之上。

第三個歷史性貢獻是，率先開啟了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獨立探索，并先后發表了兩篇劃時代的科學社會主義文獻。

總結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正確評價斯大林的是非功過，同獨立自主地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是互為表里、緊密聯系的。蘇聯的成功經驗，值得中國學習借鑒；蘇聯的失誤教訓，需要中國記取避免。正因為如此，在主持形成《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同時，毛澤東先后發表《論十大關系》和《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兩篇重要文獻，為獨立自主地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指明了正確方向。

1956年4月發表的《論十大關系》，是毛澤東率先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開端。他明確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基本方針：“我們一定要努力把黨內黨外、國內國外的一切積極的因素，直接的、間接的積極因素，全部調動起來，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44頁。】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和科學文化建設的新方針。《論十大關系》經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后，成為起草黨的八大政治報告的指導思想。

這一時期，毛澤東還提出要注重遠景規劃的思想。在他主持和支持下，先后制定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和《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對農業和科學技術的發展起了極大的指導作用。

1957年2月發表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是毛澤東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又一篇代表作。如果說，《論十大關系》集中闡述了社會主義建設經常遇到的基本關系，這篇著作則將關注點進一步集中到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和突出矛盾上，因而更觸及到了社會主義經濟社會發展的本質方面，表明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及其規律的探索深入到了一個新的層次。

《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在科學社會主義發展史上，第一次提出了關于社會主義社會兩類矛盾學說，破天荒地把“人民內部矛盾”的概念引入人們的視野，并把正確區別和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社會主義各國普遍面臨的重大理論問題和現實問題提了出來。說到《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理論貢獻，至少有以下六點。

一是運用唯物辯證法的對立統一規律和矛盾學說，深入剖析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運動狀況，創立了關于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和基本動力學說，為新中國國體及其根本政治制度、基本經濟制度、基本政治制度的建立、發展、完善提供了理論依據。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逐步形成的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中關于改革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直接動力的理論，也是以此為根據概括提出的。

二是在社會主義社會各種矛盾中，找出最具有本質特征和影響全局的矛盾（即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兩類社會矛盾），進而創立了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學說。這一學說的創立，不僅為正確觀察和解決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指明了方向，而且為統籌兼顧處理好各方面利益關系、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投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了理論依據。

三是在各種人民內部矛盾中，深入分析了最具代表性的一組矛盾，提出了“工人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屬于人民內部的矛盾”，“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一般地屬于人民內部的階級斗爭”的論斷，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堅持和發展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奠定了新的理論基礎。

四是以“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為指導，提出了在思想和意識形態領域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基本方法。

五是總結第一個五年計劃經驗，提出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

六是從中國人口眾多的基本國情出發，提出統籌兼顧思想。

對《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提出的理論和方針，毛澤東充滿了自信：“采取現在的方針，文學藝術、科學技術會繁榮發達，黨會經常保持活力，人民事業會欣欣向榮，中國會變成一個大強國而又使人可親。”【《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91頁。】

第四個歷史性貢獻是，在認真糾正和反思“大躍進”錯誤中繼續探索，闡明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必須遵循的若干原則。

毛澤東獨立自主地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有一個良好的開端。但是預想不到的是，隨后的探索道路并不平坦，而且犯錯誤的主導者是毛澤東本人。經過“大躍進”的嚴重挫折，毛澤東頭腦漸漸冷靜下來，在糾“左”的實踐中開始了新的理論反思。

從1959年到20世紀60年代上半期，毛澤東在反思探索中提出的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必須遵循的若干原則主要有：

一是從理論上提出社會主義社會需要劃分階段的問題，提出中國正處在社會主義不發達階段的論斷。在經過了超越發展階段帶來的“共產風”之后，毛澤東提出：“社會主義這個階段，又可能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第二個階段是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后一階段可能比前一階段需要更長的時間。經過后一階段，到了物質產品、精神財富都極為豐富和人們的共產主義覺悟極大提高的時候，就可以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了。”【《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頁。】

二是提出要利用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和價值法則為社會主義服務。在經過了取消商品經濟和價值規律帶來的“一平、二調、三收款”之后，毛澤東在1958年11月第一次鄭州會議上提出：“現在要利用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和價值法則，作為有用的工具，為社會主義服務。”【《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435頁。】還提出：“算賬才能實行那個客觀存在的價值法則。這個法則是一個偉大的學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會我們的幾千萬干部和幾萬萬人民，才有可能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否則一切都不可能。”【《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34頁。】

三是提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要注意搞好綜合平衡。在經歷了否定綜合平衡規律帶來的嚴重比例失調之后，毛澤東提出：“搞社會主義建設，很重要的一個問題是綜合平衡。”【《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73頁。】他還指出：“有三種平衡：農業內部農、林、牧、副、漁的平衡；工業內部各個部門、各個環節的平衡；工業和農業的平衡。整個國民經濟的比例關系是在這些基礎上的綜合平衡。”【《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80頁。】

四是論述堅持民主集中制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中的極端重要性。在經歷了民主集中制遭到嚴重破壞、普遍不敢講真話之后，毛澤東指出：克服困難，沒有民主不行。沒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確地總結經驗。沒有民主，意見不是從群眾中來，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線、方針、政策和辦法。無產階級的集中，是在廣泛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參見《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293—294頁。】

五是重申深入調查研究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中的極端重要性。在經歷了唯意志論的“浮夸風”和“瞎指揮”之后，毛澤東號召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一切從實際出發”【《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234頁。】，還表示：“現在我們看出了一個方向，就是同志們要把實事求是的精神恢復起來了。”【《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237頁。】他還在審閱一篇文章時概括提出：“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90頁。】這是毛澤東時代對真理標準問題和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的最經典的概括。

六是從認識論上提出從“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轉變問題，承認我們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認識還有很大的盲目性。在經歷了從頭腦發熱到逐漸冷靜下來之后，毛澤東反思走過的彎路，指出：“我們對于社會主義時期的革命和建設，還有一個很大的盲目性，還有一個很大的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我們還不深刻地認識它。”【《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198頁。】他還指出：“錯誤往往是正確的先導，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認識的盲目性和自由，總會是不斷地交替擴大其領域，永遠是錯誤和正確并存。不然，發展也就會停止了，科學也就會不存在了。”【《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326頁。】

毛澤東在反思探索中，深感理論創新的必要性。他說：“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任何國家的思想界，都要創造新的理論，寫出新的著作，產生自己的理論家，來為當前的政治服務，單靠老祖宗是不行的。”“現在，我們已經進入社會主義時代，出現了一系列的新問題，如果單有《實踐論》、《矛盾論》，不適應新的需要，寫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論，也是不行的。”【《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109頁。】

事非經過不知難。和以前的理論成果不同的是，上述認識都是在經歷了正反兩方面的比較之后，在嘗到了違背經濟規律造成的苦果之后，痛定思過得到的，來之不易。

有人說毛澤東只懂革命、戰爭，不懂經濟建設，還列舉出毛澤東不懂經濟的例證，是所謂毛澤東沒有讀過馬克思的《資本論》。事實勝于雄辯。其實，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就研讀過《資本論》。毛澤東在1941年9月13日《關于農村調查》的講話中，就說過這樣的話：“馬克思的《資本論》就是用這種方法來寫成的，先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的各部分，然后加以綜合，得出資本主義運動的規律來。”【《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0頁。】新中國成立以后，他又多次讀過《資本論》。1958年3月，毛澤東在成都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向與會者印發《資本論》第3卷論述商品交換的一段話，并且親自擬了標題“從生產出發，還是從交換和分配出發？”【《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168頁。】。1963年12月16日，毛澤東在同聶榮臻的談話里還說：“社會科學的研究不能完全采用實驗的方法。例如研究政治經濟學不能用實驗方法，要用抽象法，這是馬克思在《資本論》里說的。商品、戰爭、辯證法等，是觀察了千百次現象才能得出理論概括的。”【《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352頁。】時至今日，在湖南韶山毛澤東遺物館里，還展示著毛澤東批閱過的馬克思《資本論》，成為歷史的見證。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國成立以后，毛澤東不但認真研究過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還在初步總結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性認識的基礎上，逐步形成對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完整設想。

第五個歷史性貢獻是，在初步總結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性認識的基礎上，逐步形成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完整設想。

新中國成立之初，沒有立即提出“現代化”的目標，當時的提法叫“工業化”。當時的設想是，“準備以二十年時間完成中國的工業化”【參見《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7頁。】。1955年，又提出準備用50年的時間把中國“建成為一個強大的高度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國家”【《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390頁。】。到了1957年3月，毛澤東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里提出：“我們一定會建設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68頁。】。這是比較早地提到“現代化”目標的一次講話。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里，又進一步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原來要求是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文化現代化，現在要加上國防現代化。”【《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116頁。】這一提法，已經非常接近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中正式提出的四個現代化目標。現代化目標的提出，表明黨對工業化認識的進一步深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還強調：“在我們這樣的國家，完成社會主義建設是一個艱巨任務，建成社會主義不要講得過早了。”【《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116頁。】這表明，“大躍進”的教訓對他來說，是刻骨銘心的。

“大躍進”中片面強調鋼產量指標的教訓表明，趕超發達國家，關鍵的問題還是全面提高勞動生產率，而不僅僅是幾項經濟指標。毛澤東意識到這個問題，表示：“蘇聯的工農業勞動生產率，現在還沒有超過美國，我們則差得更遠。人口雖多，但是勞動生產率遠遠比不上人家，還要繼續緊張地努力若干年，分幾個階段，把我們的國家搞強大起來，使我們的人民進步起來。”“提高勞動生產率，一靠物質技術，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后兩者都是精神作用。”【《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124—125頁。】

按照原來的估計，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國家，把中國建設成為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國，大概需要50年時間。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提出一個新的估計：“中國的人口多、底子薄，經濟落后，要使生產力很大地發展起來，要趕上和超過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一百多年的時間，我看是不行的。也許只要幾十年，例如有些人所設想的五十年，就能做到。果然這樣，謝天謝地，豈不甚好。但是我勸同志們寧肯把困難想得多一點，因而把時間設想得長一點。”【《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302頁。】從50年推遲到100年，這不僅是時間上的調整，也是現代化建設指導思想的調整，變得比較穩妥，比較切合中國的實際。

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周恩來在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代表中共中央鄭重提出四個現代化的目標和分兩步走的發展戰略。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今后發展國民經濟的主要任務，總的說來，就是要在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為了實現這個偉大的歷史任務，從第三個五年計劃開始，我國的國民經濟發展，可以按兩步來考慮：第一步，建立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39頁。】

在審閱周恩來的政府工作報告時，毛澤東加寫了一段話，比較系統地概括了關于中國現代化建設實行趕超戰略的基本思路：“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們必須打破常規，盡量采用先進技術，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強國。”【《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341頁。】在這里，毛澤東把盡量采用先進技術作為現代化建設成敗的關鍵，是很有眼光的。1963年12月，他在聽取聶榮臻關于10年科學技術規劃的匯報時，還提出：“科學技術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須打好。過去我們打的是上層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權、人民軍隊。建立這些上層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產。搞上層建筑、搞生產關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產力。現在生產關系是改變了，就要提高生產力。不搞科學技術，生產力無法提高。”【《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351頁。】

“不搞科學技術，生產力無法提高”這句話，可以說是毛澤東對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部經驗的總結。

二、需要記取的沉痛教訓

毛澤東為新中國的建立與發展立下了不朽功績，但不是沒有錯誤。其中一個最大的失誤，就是在1966年至1976年領導發動了歷經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這場運動，給黨和國家帶來極其嚴重的損失，極大地損害了社會主義的聲譽。

作為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晚年所犯錯誤，有其深刻的社會歷史背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一是對實際情況作了錯誤的判斷，二是基于這種判斷形成了脫離實際的理論。

20世紀60年代中期，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指導思想支配下，毛澤東對當時國內階級斗爭形勢以及黨和國家的政治狀況作出嚴重的錯誤估計，甚至認為“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整個國家面臨資本主義復辟的現實危險，因此只有實行“文化大革命”，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發動群眾來揭發上述陰暗面，才能把被“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篡奪的權力重新奪回來。由此出發，毛澤東錯誤地將劉少奇、鄧小平等一批對黨忠心耿耿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視為所謂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錯誤地認為黨內存在著一個以劉少奇為首的所謂“資產階級司令部”。歷史已經證明，這是完全錯誤的判斷，并被林彪、江青、康生等人所利用，釀成了一大批冤假錯案，給黨和國家帶來極其嚴重的后果。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被概括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這一理論，在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務上，錯誤地將階級斗爭作為主要矛盾，將“抓革命、促生產”作為主要任務，勢必會背離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正確軌道，而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理論指導下，混淆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在處理黨內矛盾和意見分歧上，錯誤地將探索中出現的黨內正常意見分歧視為嚴重的路線斗爭，視為社會上階級斗爭在黨內的反映，勢必會背離黨內民主集中制和正常政治生活準則，而將不同意見的黨內同志當作“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甚至會得出黨內存在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的錯誤結論，從而對黨和國家政治狀況作出完全錯誤的估計；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國家學說上，錯誤地夸大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專政職能，混淆了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同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整個歷史時期的原則界限，勢必會背離對人民實行最廣泛民主與對極少數敵對勢力實行專政相統一的正確軌道，而要在新的國家機器已經為工人階級及其先進政黨所掌握的條件下，搞所謂“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在上層建筑包括各個文化領域實行全面的無產階級專政”；在實現途徑和方法上，錯誤地夸大了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的作用，采取“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所謂“大民主”的方法，勢必會使群眾運動脫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民主法制軌道，不但達不到徹底暴露和解決黨和國家工作中的“陰暗面”的目的，而且會被極少數野心家陰謀家所利用，這正是“文化大革命”的悲劇所在。

毛澤東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但也是一位犯了嚴重錯誤而不自覺其為錯誤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在犯嚴重錯誤的時候，還多次要求全黨認真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還始終認為自己的理論和實踐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創造性發展，是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所必需，符合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這就造成了主觀愿望與客觀實際、動機與效果的嚴重背離。對這樣一種復雜的社會歷史現象，決不能用否定一切的態度來對待，更不能錯誤地歸結為“權力斗爭”和“個人品質”，而要作具體的、實事求是的歷史分析。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觀愿望，是為抵御帝國主義“和平演變”的圖謀，消除官僚主義和特權思想等現象，防止國內資本主義復辟，并為人民群眾參與對國家事務的監督和管理尋找一條途徑。正如鄧小平所說：“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來說，是出于避免資本主義復辟的考慮，但對中國本身的實際情況作了錯誤的估計。”【《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346頁。】

早在延安時期，1945年7月，毛澤東就對黃炎培先生說過，中國共產黨可以找到一條新路，跳出“歷史周期率”，那就是讓人民起來監督自己的政府，使政府不致人亡政息。【參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609—610頁。】新中國成立前夕，1949年3月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發出“兩個務必”的號召，告誡全黨同志警惕“糖衣炮彈”的攻擊。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為防止黨和國家脫離群眾、腐敗變質做出過不懈的努力。我們既要牢牢記取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所犯的錯誤及其嚴重教訓，又必須十分珍視毛澤東關于黨和國家拒腐防變的寶貴思想遺產。如何確保黨和國家拒腐防變，至今仍然是一個關系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重大課題。我們要認真地分析毛澤東是如何從一個本來正確的命題出發卻得出錯誤的結論，牢牢記取在這個問題上的“左”、右兩方面教訓，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根據改革開放新的實踐來努力破解這一重大課題。

鄧小平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第二個歷史決議”），通過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深刻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訓，成功地確立了一條適合我國情況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正確道路，這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它的雛形，已經展現在第二個歷史決議之中，即以下十條基本經驗：

第一，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國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黨和國家工作的重點必須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大大發展社會生產力，并在這個基礎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

第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必須從我國國情出發，量力而行，積極奮斗，有步驟分階段地實現現代化的目標。

第三，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變革和完善必須適應于生產力的狀況，有利于生產的發展。“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發展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我們的任務是要根據我國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在每一個階段上創造出與之相適應和便于繼續前進的生產關系的具體形式。”【《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169頁。】

第四，在剝削階級作為階級被消滅以后，階級斗爭已經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國內的因素和國際的影響，階級斗爭還將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在某種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既要反對把階級斗爭擴大化的觀點，又要反對認為階級斗爭已經熄滅的觀點。

第五，逐步建設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根本任務之一。

第六，社會主義必須有高度的精神文明。

第七，改善和發展社會主義的民族關系，加強民族團結，這對于我們這個多民族國家具有重大意義。

第八，在戰爭危險依然存在的國際條件下，必須加強現代化的國防建設。國防建設要同國家的經濟建設相適應。

第九，在對外關系上，必須繼續堅持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維護世界和平。

第十，根據“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和黨的現狀，必須把我們黨建設成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黨。

這十條基本經驗，既堅持毛澤東正確的探索成果，又糾正毛澤東晚年錯誤，為在新時期開創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第二個歷史決議指出：毛澤東“雖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嚴重錯誤，但是就他的一生來看，他對中國革命的功績遠遠大于他的過失。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他為我們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創立和發展，為中國各族人民解放事業的勝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和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建立了永遠不可磨滅的功勛”【《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冊，第155—156頁。】。在32年之后重溫這個論斷，的確是公允之論。

三、不容否定的歷史地位

毛澤東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是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是近代以來中國偉大的愛國者和民族英雄，是領導中國人民徹底改變自己命運和國家面貌的一代偉人。就毛澤東一生來說，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就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后的政治生涯來說，他的貢獻也是第一位的。

毛澤東是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創始人。在他的領導下，新中國破天荒地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制定了第一部共和國憲法，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石。

毛澤東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開辟者。在他的領導下，開啟了走自己的路、開辟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偉大探索，為成功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提供了必要的經驗積累和理論準備。

毛澤東是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奠基人。在他的領導下，中國人民獨立自主、艱苦創業，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為實行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奠定了必要的物質基礎。

毛澤東是中國現代化國防和人民軍隊建設的創始人。在他的領導下，中國徹底告別了“有邊無防”的年代，給不可一世的美國軍隊以沉重打擊，初步建設起現代國防工業，高科技領域以“兩彈一星”為標志取得突破性進展，人民解放軍實現了從單一兵種到多軍種、多兵種的歷史性轉變，為新時期軍隊和國防現代化建設新的歷史性跨越積累了經驗。

毛澤東是新中國外交的奠基人和國家利益的堅定維護者。在他的領導下，新中國外交以打破西方封鎖、為國內和平建設營造良好外部環境為突破口，發展到中美關系正常化、開創外交新格局，極大地提升了中國的國際地位，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實行對外開放戰略創造了必要條件。鄧小平指出：“我們能在今天的國際環境中著手進行四個現代化建設，不能不銘記毛澤東同志的功績。”【《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頁。】

毛澤東是前無古人的中華民族英雄。在他的領導下，中華民族徹底擺脫了落后挨打的屈辱史，贏得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一個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的社會主義人民民主共和國屹立在世界東方。在他的領導下，中國人民打敗了不可一世的美國侵略軍，捍衛了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捍衛了東方和平與世界和平。正因為如此，新中國贏得了廣大亞非拉美民族獨立國家的尊重，被廣大發展中國家視為爭取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的榜樣。正是在廣大發展中國家的長期不懈的努力下，新中國恢復了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席位。

事實充分證明，毛澤東無愧于中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奠基人，無愧于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開創者，無愧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先驅探索者。同樣地，也無愧于是追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夢想的第一人。沒有毛澤東的艱辛探索及其積累的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不可能如此順利地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沒有毛澤東思想在新中國成立后的繼續發展及其重要成果，不可能如此順利地形成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沒有毛澤東帶領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艱苦奮斗，為新中國奠定的物質基礎和制度基礎，也不可能如此順利地推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

毛澤東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作出的獨創性歷史貢獻，為新中國的創建和發展作出的獨創性歷史貢獻，為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作出的篳路藍縷的歷史貢獻，為世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和人類進步事業作出的歷史貢獻，將永遠銘記于人心，彪炳史冊。

（作者李捷：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兼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來源：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毛澤東思想生平研究分會編《毛澤東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