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對多黨合作、協商民主制度的開創奠基和堅持發展

董志銘

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是我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要完善協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機制，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在多黨合作、協商民主制度的形成發展過程中，毛澤東堅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建設的具體實際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傾注了大量心血，留下了寶貴的思想財富，既有理論、制度層面的創造和設計，又有實踐、方法上的篤行踐履和總結示范。繼承這筆豐厚的歷史遺產，對于貫徹落實十八大提出的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實現最廣泛的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一、從抗日根據地的“三三制”民主統一戰線政權到成立全國性的“聯合政府”構想，多黨合作、協商民主思想的萌芽和雛形

爭取團結各民主黨派，并同他們建立長期合作關系，是毛澤東的一個重要戰略思想。這一重要戰略思想產生于抗日戰爭時期。其理論依據，是中國社會的性質、特點和階級力量對比，以及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主要體現在他1935年撰寫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1937年撰寫的《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時期的任務》、1939年撰寫的《〈共產黨人〉發刊詞〉》和《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1945年撰寫的《論聯合政府》等重要論著中。其實踐基礎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在各抗日根據地建立“三三制”的抗日民主統一戰線政權；二是在大后方聯合中間黨派共同開展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召開各黨派會議、爭取建立聯合政府的民主運動。

（一）共產黨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原則是固定不移的，是永遠不變的；現在就應該在參議會中好好實行起來

“三三制”原則的正式提出。建立“三三制”的抗日民主統一戰線政權，是針對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國民黨統治集團內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動日益嚴重的形勢提出來的。黨的基本任務是強固抗日進步勢力，抵抗投降倒退勢力，力爭時局好轉，克服時局逆轉。為此，毛澤東再三強調抗戰、團結、進步三者缺一不可，并制定了“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戰略方針。在各抗日根據地建立“三三制”的抗日民主統一戰線政權，就是實施這一戰略方針的重大步驟。1940年3月6日，中共中央發出毛澤東起草的關于《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的指示，指出：我們在華北、華中等地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權，是統一戰線性質的政權，即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于漢奸和反動派的民主專政。在政權的人員分配上，實行“三三制”，即“共產黨員占三分之一，非黨的左派進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間派占三分之一”【《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2頁。】。與工農民主專政性質的革命政權相比較，“三三制”政權的特點有二：一是從人員類別上擴大了政權的容納性、包容性。對各抗日階級、抗日政黨、群眾團體和個人，都實行聯合。二是采取協商民主的施政方針。遇事必須要各方面協商，在協商中達成共識，并且共同遵守。“三三制”原則的提出，反映了毛澤東對政權建設，特別是對政治體制的革命性創新，既保證和改善了我們黨對根據地政權的領導，同時又廣泛地團結了廣大小資產階級群眾和爭取中等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無論對抗戰還是建國，都具有深刻的意義。但這樣一來，卻增大了我們黨的領導和執政的難度。當時曾有人認為，“三三制”將無法保證我們黨的領導。因為不可以在數量上占多數，也不可以采取行政命令式的簡單領導方法。毛澤東不同意這種說法，說：共產黨員在政權中占領導地位的保證，是必須使占三分之一的共產黨員在質量上具有優越的條件。只要有了這個條件，就可以保證我們黨的領導權，不必有更多的人數。還說：“所謂領導權，不是要一天到晚當作口號去高喊，也不是盛氣凌人地要人家服從我們，而是以黨的正確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說服和教育黨外人士，使他們愿意接受我們的建議。”【《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2頁。】

教育黨員干部認真貫徹“三三制”原則。在“三三制”原則的提出和貫徹之初，對全黨的整風還沒有進行，某些黨員干部的頭腦中的狹隘的關門主義或宗派主義的意識還很嚴重。他們對于政權的“三三制”不愿堅決實行，把政權內部的黨外人員看得無足輕重，不愿意傾聽他們的意見，對于民眾團體仍取包辦態度。對此，不少參加根據地政權工作的黨外人員有意見，嚴重的地影響了他們的積極性的發揮。為了改變這種局面，1941年至1942年間，毛澤東在報告、講話，和直接起草黨內指示和決定中，對廣大黨員干部做了大量的說服教育工作。要求他們看清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大局，提高對“三三制”原則認識，克服關門主義和宗派主義情緒，尊重和關心黨外人員，不要以領導者自居。1941年3月19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討論毛澤東改寫的《關于共產黨員與黨外人員的關系的決定（草案）》，毛澤東在發言中重申實行“三三制”的根本道理：國事是國家的公事，并非一黨一派的私事。共產黨的唯一任務，就在團結全體人民，奮不顧身地向前戰斗，推翻民族敵人，為民族與人民謀利益，絕無任何私利可言。而共產黨員自始至終都只是人民中的極少數，沒有絕大多數人民了解我黨主張，真心實意地愿與我黨合作，我黨主張便無從實現。【《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5頁。】進而指出，在各抗日根據地內，政府系統、參議會系統及民眾團體的各級領導機關中，均應實行“三三制”。對于一切忠誠抗日的人員，共產黨員只有與他們實行民主合作的義務，絕無排斥他們的權利。一切黨員與一切黨組織，要認真傾聽黨外人員的意見和要求，向黨外人員學習。已由或應有黨外人員工作的部門中，黨支部應團結黨外人員，不得無根據地懷疑黨外人員。黨外人員一切善意的批評，不論采取任何方式，黨員及黨組織都應虛心傾聽。黨報應吸收廣大黨外人員發表言論，并可吸收參加編輯委員會。

毛澤東以身作則、率先垂范。制定“三三制”原則之初，毛澤東就強調說：“共產黨的這個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原則，是固定不移的，是永遠不變的。”現在就應該在參議會中好好實行起來。【《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9頁。】他要求黨員干部做到的，他自己首先做到。在與黨外人員的合作共事中，毛澤東堅持把黨的正確政策與良好的工作方法結合起來，一方面堅持黨的領導，在政治原則和重大是非問題上不讓步、不遷就，另一方面又尊重、體諒黨外人士，遇事多方協商，思想不通就耐心說服和教育，從不自恃高明和強加于人。

在毛澤東的真誠感召和鼓勵下，參政的黨外人員紛紛放下包袱，開動機器。為了徹底貫徹“三三制”原則，1941年，陜甘寧邊區中央局在毛澤東的指導下組織了新的普選，同時普遍改選了鄉、縣兩級政權。11月，陜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在延安新落成的大禮堂隆重開幕，新選出的800多名參議員和候補參議員濟濟一堂，暢所欲言，共商邊區大事。這屆參議會提出改進邊區工作的議案數百個，其中第81號便是黨外人士李鼎銘等11人關于精兵簡政的提案。毛澤東對這個提案極為贊賞，認為這既是解決當時各個抗日根據地物質困難的一劑良方，又是改進邊區政府中的機關主義、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的對癥藥。經他提議，在這屆參議會上，開明紳士李鼎銘被選為陜甘寧邊區政府的副主席。同年12月，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精兵簡政”的指示，要求切實整頓黨政軍各級組織機構，精簡機關，充實連隊，加強基層，提高效能，節約人力物力。為了推動精兵簡政的實行，1942年9月，毛澤東還為延安《解放日報》撰寫了《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的社論。由于毛澤東的大力推動和率先垂范，在各抗日根據地的政府中，中共干部真正做到了團結、尊重、關懷黨外民主人士，與他們合作共事，使他們有職有權。這與國民黨一黨專政的黑暗統治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對廣大黨外人士和愛國知識分子產生了強烈的吸引力。他們在民族危亡的緊要關頭，與中國共產黨緊密合作，為堅持抗戰、團結、進步，反對國民黨頑固派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動做出了重要貢獻。

（二）提出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協商民主的發展指明方向

1939年9月24日，毛澤東會見再次訪問延安的美國記者斯諾，回答他提出的問題。關于抗日與民主，毛澤東說，現在的中國，是一個不民主的國家。自抗戰開始以來，國民黨政府在民主民生政策方面，至今還沒有什么變化，抗日而沒有民主，是不能勝利的，抗日與民主是一件事的兩方面。【《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138—139頁。】正是基于這種認識，早在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前夕，毛澤東就提出鞏固和平、爭取民主、實現抗戰的三位一體的口號，并從國家形態的角度提出“將政治制度上國民黨一黨派一階級的反動獨裁政體，改變為各黨派各階級合作的民主政體”的構想。【《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6—257頁。】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他進一步明確提出：召集真正人民代表的國民大會，通過真正的民主憲法，決定抗日救國方針，選舉國防政府。【《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5頁。】這就第一次正式把民主憲政問題提到了國人面前。第三黨等中間黨派也向國民黨政府提出了改革國家機構，實行民主政治的要求。這樣，中國共產黨和第三黨等中間黨派就以國民參政會為平臺，兩次聯手掀起民主憲政運動的高潮。

1939年9月，第一屆國民參政會第四次大會通過《召集國民大會實行憲政決議案》。各中間黨派和無黨派人士誤認為發展中國民主政治的機會到了，開展了一系列關于憲政問題的討論和活動。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深知國民黨的虛偽性，但出于啟發各中間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覺悟，更廣泛地發動廣大群眾，引導運動健康發展的考慮，于同年10月和12月，先后兩次發出指示，要求各地黨組織積極主動地參加和領導這次民主憲政運動。我們的根本主張是真正實現新式代議制的民主共和國，但不放棄實行必要的對抗戰有利的臨時折中辦法。1940年2月20日，延安各界舉行憲政促進會成立大會，毛澤東作了題為《新民主主義的憲政》的講演，指出抗日與民主這兩件大事是目前中國的頭等大事，少了一件，中國的事情就辦不好。中國的事情一定要由中國的大多數人來做主，資產階級一個階級來包辦政治，是斷乎不許可的。講演揭穿了國民黨蔣介石所鼓吹的憲政的實質是不給人民以絲毫的民主自由，實質上仍然是國民黨的一黨專政，提出新民主主義憲政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于漢奸反動派的專政，必須經過艱苦的斗爭和更廣泛地發動人民大眾。講演破除了一些中間人士對國民黨許諾實行憲政所抱有的不切實際的幻想，使他們對國民黨堅持一黨專政的本質有了進一步的認識，有力地推動了第三黨等中間黨派從舊民主主義向新民主主義的轉變，從而為雙方的進一步合作打下了基礎。

1943年9月，國民黨五屆十一中全會通過《關于實施憲政總報告決議案》，許諾“國民政府應于戰爭結束后一年內，召集國民大會，制定憲法而無頒布之”【《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下），光明日報出版社1985年版，第884頁。】。民主政團同盟和各中間黨派在重慶、成都昆明等地紛紛舉行憲政會和各種形式的憲政宣傳活動，憲政運動很快又在國民黨統治區開展起來。隨著國內和國際形勢的發展，中央政治局和毛澤東很快認識到“只要允許人民討論，就有可能逐漸沖破國民黨的限制，使民主運動推進一步”。因此“中央決定我黨參加此種憲政運動，以期吸引一切可能的民主分子于自己周圍，達到戰勝日寇與建立民主國家之目的。”【《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4冊，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78頁。】1944年7、8月間，美軍觀察組到達延安。毛澤東在一次與美國駐華使館二等秘書、中緬印戰區司令部政治顧問謝偉思的談話中，捕捉到了美國政府建議國民黨蔣介石組織聯合政府的重要信息。盡管羅斯福總統的建議是基于希望中共牽制日軍兵力以及戰后與蘇聯爭奪遠東戰略利益的考慮，想通過緩和國共關系來穩定中國政局，但毛澤東最大限度地利用其正能量：運用美國的影響，敦促國民黨改組政府。這時，第三屆國民參政會第三次會議召開在即，正是向國民黨及國內外提出改組政府的有利時機。毛澤東迅速指示周恩來、董必武、林伯渠等：“應與張（瀾）、左（舜生）商各黨派聯合政府。”“應先召集黨派及團體代表會，改組政府，方有召集民選國大之可能；否則是即使召集，也是假的。”【《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709頁。】9月15日，林伯渠在國民參政會上正式提出了這一主張，第二次憲政運動由此演變成為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召開各黨派會議，爭取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民主運動。對此，毛澤東在1945年2月召開的黨的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會議上曾評價說：去年九月提出建立聯合政府的主張是正確的。這是一個原則的轉變，以前是你的政府，我要人民。九月以后是改組政府，我可參加。聯合政府仍然是蔣介石的政府，不過我們入了股，造成一種條件。【《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576頁。】

二、從重慶談判與民主黨派精誠合作到1948年邀請各民主黨派進入解放區籌建新中國，多黨合作、協商民主制度的成功實踐和創立

抗日戰爭勝利前后，中國國內民主建國的氛圍極為濃厚，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呼聲日趨高漲。毛澤東抓住時機，積極推進國民黨統治區的愛國民主運動，并在團結聯合各民主黨派的共同斗爭中，奠定了新中國多黨合作、協商民主制度的政治格局的基礎。

（一）重慶談判期間加強與各民主黨派的交流、合作，奠定新中國多黨合作、協商民主制度的政治格局的基礎

1945年8月26日，中共中央向黨內發出通知，派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三同志赴重慶談判，和蔣介石商量團結建國大計。當時此舉確有一定風險。但毛澤東認為這是一次能夠接近國民黨統治區廣大民主人士的好機會，不應該放過。中國社會結構是兩頭小，中間大。“中間勢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為我們同頑固派斗爭時決定勝負的因素。”【《毛澤東著作選讀》（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05頁。】可以說，自抗日戰爭勝利后，我們黨有關爭取和平民主的方針，得到了廣大人民的擁護。但在人民內部的各階級、階層之間，對于如何取得和平民主的看法，并不是一致的。尤其是中間勢力中的一部分人還對蔣介石抱有幻想，有少數人甚至準備在國共兩黨之外尋找所謂的第三條路線。通過此行可以揭露蔣介石的和平欺騙，教育人民，爭取中間勢力。

8月28日，毛澤東一下飛機，就向迎候在重慶九龍坡機場的各界人士和中外記者發表談話。他說：“國內政治軍事所存在的迫切問題，應在和平、民主、團結的基礎上加以合理解決，以期實現全國之統一，建設獨立、自由與富強的新中國。希望中國一切抗日政黨及愛國人士，團結起來，為實現上述任務而共同奮斗。”9月5日，毛澤東在桂園接見《大公報》記者，又說：我國政令軍令的統一必須建于民主政治的基礎之上。只有包括各黨各派及無黨派代表人士的政治會議，始能解決當前國是，民主統一之聯合政府始能帶給全國人民以幸福。【《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頁。】毛澤東的談話，充分肯定了各民主黨派及無黨派代表人士在和平建國中的地位作用，與蔣介石所采取的輕視、排擠、壓制政策形成了強烈反差，極大地調動了他們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的積極性。

在重慶談判期間，為了加強與各民主黨派的聯系，毛澤東利用各種途徑廣泛接觸社會各界人士，多次舉行民主黨派和各界人士座談會，公開闡明中國共產黨關于和平、民主、團結的政治主張，介紹談判情況，說明談判尚未達成協議的癥結所在，希望他們與中國共產黨團結起來，為實現全國的統一，建立獨立、自由、民主與富強的新中國共同奮斗。為此，他多次會晤張瀾、沈鈞儒、黃炎培、許德珩、譚平山、陳銘樞、柳亞子、王昆侖、張申府等。尤其是他曾三顧“民主之家”特園，與民主黨派領導人和愛國民主人士共商和平建國大計，一時間傳為佳話，對促進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主同盟的團結合作產生了巨大作用。張瀾深為感動，并建議：將兩黨已經談攏的問題公之于眾，免得蔣介石將來不認賬；如你們不便說，我可以采取給兩黨公開信的方式，把問題攤開來，好受到全國人民的監督好推動。毛澤東贊同這個意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頁。】張瀾遂于9月18日在重慶《新民報》發表《給國共兩黨領袖的公開信》。

推動、幫助各種民主力量組成新的黨派，使各民主黨派與中國共產黨的合作邁上更高的臺階。9月12日，毛澤東邀請民主科學座談會負責人許德珩及夫人勞君展在紅巖嘴八路軍辦事處共進晚餐。許德珩說：抗戰勝利后，雖然參加座談會的一些朋友都要回到各自原來的地方去，但大家想到一年多來經常在一起座談，有了共同的思想基礎，就此分手，不免有些遺憾。毛澤東鼓勵說：既然有許多人參加，就把座談會搞成一個永久性的政治組織。【《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頁。】他還宴請了青年黨負責人左舜生、陳啟天、余家菊等，并和國家社會黨負責人蔣勻田等會晤，就國內形勢、政治主張、斗爭方式等問題進行長時間的交談。在毛澤東的啟發和鼓勵下，繼中國民主同盟之后，其他新的民主黨派組織紛紛成立。1945年10月，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在重慶成立；12月，民主建國會在重慶成立；12月，中國民主促進會在上海成立；1946年4月，國民黨民主促進會在廣州成立；1946年5月，九三學社在重慶成立。這些民主黨派的綱領和主張和中國共產黨的民主革命綱領基本一致，這就成為雙方繼續合作的政治基礎。重慶談判后，這些民主黨派與中國共產黨從反對內戰、反對獨裁、爭取和平民主的共同基點出發，團結合作，努力促成了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民盟還與中共代表團就在會議上采取一致步驟達成協議，即雙方在提出重大政治主張之前，彼此協商，互相配合，共同奮斗，標志著中國共產黨與民盟的合作進一步發展。在國民黨撕毀政協決議，悍然發動內戰的時刻，這些民主黨派的絕大多數經受住了考驗。他們堅定地站在共產黨一邊，聲明不承認偽國大和偽憲法，積極參加國統區的愛國民主運動。

（二）召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多黨合作、協商民主制度的成功實踐和創立

隨著國共兩黨軍事較量的結束，建立新中國的任務自然提上日程。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勞動節口號，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5月1日，毛澤東致電在香港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簡稱民革）中央主席李濟深和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常委沈鈞儒，指出：在目前形勢下，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加強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相互合作，并擬定民主政府的施政綱領，業已成為必要，時機亦已成熟。但欲實現這一步驟，必須先邀集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代表開一個會議討論決定。此項會議似宜定名為政治協商會議。毛澤東在電文中還建議，這個會議由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共同發起召集，于當年秋季在東北解放區哈爾濱舉行。【《毛澤東書信選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277頁。】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無黨派民主人士積極響應號召，千方百計沖破國民黨政府的阻撓，紛紛奔赴解放區。1949年1月，李濟深、沈鈞儒、馬敘倫、郭沫若、譚平山等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主要領導人共55人，聯名發表聲明，鄭重表示“愿在中共領導下，獻其綿薄、貫徹始終”。這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在多黨合作、協商民主制度中的領導地位的正式確定。

1949年8月5日，美國國務院發表了題為《美國與中國的關系》的白皮書，聲稱美國當局把希望寄托于中國的“民主個人主義者”推翻人民中國。意在拉攏民主人士搞所謂“第三勢力”，瓦解革命力量。8月24日，民主建國會發表《加強內部團結好警惕，答告美帝好夢做不成》聲明，予以反駁。聲明指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基本利益的矛盾決定了它對一切帝國主義（包括美國帝國主義在內）的態度，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不會變成美帝發展“民主個人主義”的資本和條件。只有新民主主義才是民族資產階級唯一光明的幸福道路。毛澤東看到聲明的當天就致信民建的領導人黃炎培說：“民建發言人對白皮書的聲明寫得極好，這對于民族資產階級的教育作用是極大的。民建的這一類文件（生動的積極的有原則的有前途的有希望的），當使民建建立自己的主動性，而這種主動性是一個政黨必不可少的。”【《毛澤東書信選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307頁。】1949年3月，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報告中進一步強調指出：“我黨同黨外民主人士長期合作的政策，必須在全黨思想上和工作上確定下來。我們必須把黨外大多數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樣，同他們誠懇地坦白地商量和解決那些必須商量和解決的問題，給他們工作做，使他們在工作崗位上有職有權，使他們在工作上做出成績來。”【《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7頁。】毛澤東的報告奠定了建國后我們黨制定對民主黨派工作的方針政策的堅實基礎。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召開。會議經過充分討論，一致通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各民主黨派領導人明確宣布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為各民主黨派的政治綱領。這就標志著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協商民主制度在法律上和實際上得到了確立。各民主黨派與無黨派人士參政議政，在國家政權組成上得到充分體現。據統計，1949年，政務院副總理中，共產黨員2人，民主黨派與無黨派人士2人；政務委員中，共產黨員10人，民主黨派與無黨派人士11人。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明確指出，在人民民主專政條件下，要繼續團結各民主黨派及其所聯系的階級、階層，實行長期合作，并要求全黨把這一政策在思想上工作上確定下來。即便國民黨中的愛國民主分子，也要努力團結爭取。早在進北平的途中，毛澤東就指示周恩來對做出過貢獻的各民主黨派領導人，應該在政府里安排職務，并要各得其所和用大位置安置。毛澤東本人還親自做張治中、傅作義等的思想工作，邀請他們參加新政協和擔任中央政府的職務。他詼諧地對張治中說：“過去的階段從你發表了聲明，等于過了年三十，今后還應從年初一做起。”【《多黨合作紀實》，中國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35頁。】他還電邀仇鰲和程潛、陳明仁、唐生智四人赴北平參加新政協，共商國是。四人中的仇鰲以老病為由回電辭謝。毛澤東又來函誠邀，“縱先生無意官職，也請來京歡敘。”仇鰲不便再辭，于1950年2月擔任了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及參事室主任。【《多黨合作紀實》，中國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605—606頁。】根據毛澤東團結、幫助民主黨派進步的思想，黨和政府吸收民主黨派成員參加國家政權、協商國家的大政方針問題、推動他們參加各項社會改革運動和社會主義改造、支持幫助他們健全發展組織。經過一系列學習實踐活動，各民主黨派成員又取得了新的進步，進一步發展為建設新社會新國家的政治力量。

1950年3月、1951年1月，毛澤東在分別聽取全國統戰工作會議的匯報時，針對黨內存在的輕視和排斥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錯誤思想，進一步闡明了民主黨派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他對中央統戰部負責同志說：對民主黨派及非黨人物不重視，是一種社會現象，不僅黨內有，黨外也有。要向大家說清楚，從長遠和整體看，必須要民主黨派。認為民主黨派是“一根頭發的功勞”，一根頭發拔去不拔去都一樣的說法是不對的。從他們背后聯系的人們看，就不是一根頭發，而是一把頭發，不可藐視。要團結他們，要給事做，尊重他們。當做自己的干部一樣，手掌手背都是肉，不能有厚薄。對他們要平等，不能蓮花出水有高低。【《歷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概況和文獻》，檔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6頁。】在毛澤東看來，人民政協是中國愛國統一戰線組織，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一種重要組織形式。它是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愛國人士合作共事、參政議政的重要場所。在這里，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經常就有關重大問題進行協商。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之間不存在根本利益的矛盾，不存在也沒有在朝、在野之分，更沒有什么反對黨。共產黨是執政黨，各民主黨派是參政黨，政黨之間，團結合作，互相支持，互相監督。而不像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兩黨制或多黨制那樣，在朝黨和在野黨，相互攻擊，爾虞我詐，損害大多數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三、提出“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建立還是“幾個黨好”的中國政黨體制格局，多黨合作、協商民主制度的堅持和發展

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民主黨派工作方面出現了兩個亟待解決的問題。一個是民主黨派還有沒有存在的必要？一個是民主黨派在社會主義政治體制中處于什么地位，有什么作用？毛澤東回答說：“究竟是一個黨好，還是幾個黨好？現在看來，恐怕是幾個黨好。不但過去如此，而且將來也可以如此，就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頁。】黨的八大肯定了這一方針，這就是使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民主協商制度在社會主義條件得到了進一步確立和完善。

關于提出和堅持這一方針的原因，毛澤東從兩個方面作了解釋。一是用唯物論和發展的眼光看問題，從歷史經驗中得出規律性認識。“為什么要讓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民主黨派同工人階級政黨長期共存呢？這是因為凡屬一切確實致力于團結人民從事社會主義事業的、得到人民信任的黨派，我們沒有理由不對它們采取長期共存的方針。”【《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5頁。】二是堅持辯證法和認識論的原則，從提高執政黨能力的要求出發。為什么要讓民主黨派監督共產黨呢？長期共存的主要目的就是互相監督，所以，“我們有意識地留下民主黨派，讓他們有發表意見的機會”。毛澤東在審閱人大政治報告時就曾修改和加寫了這樣一段話：“我們要加強黨內的自我批評和依靠廣大勞動人民的監督來克服缺點和錯誤，這是主要的一面。但是我們還應當借助于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批評來克服缺點和錯誤。盡管他們的批評有許多常常是從有的方面出發的，但是能夠引起注意問題的所在，使我們能夠及時地解決這方面發生的問題。這也是監督的一個方面。這對于我們黨，對于社會主義事業是有益無害的。”

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是毛澤東醞釀已久的思想。早在抗戰期間，毛澤東就指出：一切加入和堅持抗戰與統一戰線的任何黨派，都有發展前途，我們都愿意與之建立長期合作，并給以盡可能的幫助。“我們將和所有愿意抗日到底的階級、階層、政團以及個人，堅持統一戰線，實現長期合作。在1941年11月召開的陜甘寧邊區參議會上，他又強調說：中國共產黨還有很多毛病，需要經過加強黨內教育和與黨外人士進行民主合作來消除。1945年，在延安與黃炎培談話時，他進一步提出了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的思想。他說：只有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民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在后來的執政實踐中，毛澤東基本履行了自己的諾言。張治中、陳叔通、章士釗等都是敢于同他講真話的黨外諍友。以張治中為例。張治中留在北京后，曾與毛澤東有過多次直言不諱的交談。一次是1949年，他提出三點意見：一是要總結國民黨獨裁垮臺的教訓，要發揚民主；二是要看到中國舉足輕重的地位，在國際上不搞“一邊倒”；三是要學習各國的長處和全世界交往。一次是1958年北戴河會議前后，他與毛澤東討論大躍進問題。一次是1966年發動“文化大革命”時陪同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檢閱紅衛兵，他問毛澤東“你們還相信不相信共產黨自己干部的大多數是好的，反正我是相信的。今天這么多干部被打倒，我想不通。”毛澤東肯定了他的意見。【《多黨合作紀實》，中國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138】1954年12月，毛澤東在與一些黨內外人士談話中就指出，我們自己要有主張，但一定要和人家協商，不要把自己孤立起來，要發揮各民主階層各人民團體的作用。他還說，瑞金時代是最純潔、最清一色的了，但那時我們的事特別困難，結果是失效了。所以真理不在乎是不是清一色。他還說：“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長期共存，這是我們的愿望，也是我們的方針。至于各民主黨派是否能夠長期存在下去，不是單由共產黨一方面的愿望作決定，還要看各民主黨派自己的表現，要看它們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關于互相監督，他認為，“所謂互相監督，當然不是單方面的，共產黨可以監督民主黨派，民主黨派也可以監督共產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實踐證明，毛澤東此舉突破了蘇聯政黨模式。按照斯大林的認識，幾個黨并存，只有在利益敵對而不可調和的對抗階級社會才會出現，在蘇聯“沒有幾個黨存在的基礎，……只有一個黨，即共產黨存在的基礎。”【《斯大林選集》（下），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08頁。】

毛澤東關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民主協商的理論和實踐，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道路所做出的巨大理論創造。堅持這一基本政治制度，有利于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提升執政能力和水平；有利于拒腐防變、克服精神懈怠、脫離群眾的危險；也有利于避免主觀主義、獨裁專斷、官僚主義等作風方面的錯誤。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民主協商，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堅持這一基本政治制度，有利于使民主黨派廣泛參加國家和社會事務的管理，有利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有利于促進國家監督機制的建設，也有利于實現社會政治穩定和協調發展。

（作者董志銘：國防大學軍隊建設與軍隊政治工作教研部教授）

（來源：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毛澤東思想生平研究分會編《毛澤東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