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前夕毛澤東對民主黨派的聯合爭取政策論析

付　閃

對任何革命者來說，如何對待革命的同盟者都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的斗爭實踐中，統一戰線被總結為領導革命取得勝利的三大法寶之一。聯合和爭取同盟者，不僅是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尤為重要，即是到了勝利在望的建國前夕，毛澤東對這一點也是極為重視的。

一、老問題碰到新形勢

馬克思主義認為政黨是一定階級的集中代表，如何對待中國社會存在的其他階級及其政黨，是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時就必須面對的一個重要問題，也是中國革命的一個基本問題。因為國內外反動勢力的強大和革命力量的弱小，中國共產黨在一開始領導中國革命的時候，就認識到要取得革命的勝利就必須聯合各革命黨派共同奮斗。早在黨的二大上，就通過了《關于“民主的聯合戰線”的決議議案》，號召聯合全國一切黨派，聯合資產階級民主派，組織民主的聯合戰線，以掃清封建軍閥和推翻帝國主義的壓迫，建立真正民主政治的獨立國家。此后，在蘇聯和中國共產黨的積極推動下，實現了第一次國共合作。

從1927年4月第一次國共合作失敗到此后二十年的歷史中，中國共產黨歷經了十年國內土地革命戰爭，第二次國共合作下的八年抗戰，以及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戰略防御階段。在總結這二十年正反兩方面歷史經驗的基礎上，毛澤東先后寫下了以《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為代表的一系列文章，分析了中國社會的基本階級狀況，論證了多黨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初步設想了黨與其他黨派合作的具體形式，表達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多黨長期合作的意愿，并把統一戰線視為中國革命的三大法寶之一，這標志著毛澤東關于多黨合作理論和實踐的逐步成熟和系統化。

在毛澤東看來，聯合和爭取民主黨派首先是因為中國的革命性質所決定的，即中國革命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各革命階級大聯合以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具有革命性的一面，是中國革命必須聯合和爭取的力量。因此，代表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民主黨派自然是中國共產黨需要聯合和爭取的對象。

同時，敵我力量對比下敵強我弱這一基本形勢也是毛澤東聯合和爭取民主黨派的重要原因。無論是國共雙方還是中日雙方，可以說到1947年底以前，中國共產黨一直是處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生存發展的，因此聯合和爭取以民主黨派為代表的中間勢力的政策雖然有其理論上的依據，那就是認為民族資產階級具有一定的革命性，但更是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的現實需要和必然選擇。對此，毛澤東無論是在抗日戰爭中還是在解放戰爭初期，都有過反復的論述。

但是這一前提條件到了1947年底，情況開始發生根本性的變化——那就是形勢由敵強我弱向敵弱我強轉變。1947年下半年，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戰略反攻的開始，國民黨軍在各大戰場節節敗退，頹勢盡顯。1948年1月在楊家溝同陳毅多次談話中，毛澤東明確地講道：“自日本投降后，特別是一九四七年這一年發生了根本變化，可以說是一個偉大的事變。敵我雙方的形勢都有了根本的改變……以前只能講“有利于我”，現在可以講“勝利到手”。在日本投降時，我們還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的是日本投降了，懼的是優勢問題未解決，東西得的少，蔣介石強大，嚴重的內戰臨在頭上，成敗兩個可能還在斗爭。現在好了，我們的優勢已經確定了，這不是估計，而是事實。”【《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274、275頁。】正因為敵我力量對比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民主黨派在國共雙方較量中對于中國共產黨的意義事實上在下降。因此，在革命快要勝利的時候，黨內就有人公開宣稱民主黨派可有可無，不過是一根頭發的那么大的作用。有些地方甚至出現了把同我們長期合作過的黨外人士一腳踢開的現象。那么在這個時候，還要不要民主黨派？如果要，怎么去聯合和爭取？在新的形勢下，聯合和爭取民主黨派這個中國革命中的老問題也就成為了新問題。

二、還要不要民主黨派其實并不是問題

要不要民主黨派的問題，其實在毛澤東這里從來都不是問題，因為事實上無論是敵強我弱，還是優勢在握，毛澤東都是主張對民主黨派始終要聯合爭取的。但近年來學術界有論者據蘇聯解密檔案，即1947年底毛澤東與斯大林商量有關中國政治體制的兩封往復電報，一是1947年11月30日毛澤東致斯大林的電報，表示“在中國革命取得徹底勝利的時期，要像蘇聯和南斯拉夫那樣，所有政黨，除中共之外，都應離開政治舞臺，這樣做會大大鞏固中國革命。”【馬貴凡譯：《毛澤東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三十日給斯大林的電報全文》，《中共黨史研究》2002年第1期。】二是斯大林1948年4月20日復毛澤東的電報，提出“不同意這種看法”，認為“中國各在野政黨”“還將長期存在”，“中共將不得不同它們合作”。據此，有不少學者認同于當年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的看法——“眾所周知，由于這個建議，中共改變了對資產階級政黨的政策。”【［俄］A.列多夫斯基編著、路遠譯：《米高揚的赴華秘密使命》，《國外中共黨史研究動態》1995年第5期。】對這一觀點，筆者認為，實在有待商榷之處。

且不論這兩封電報是否真實，這里有一個前提，那就是1947年10月27日，國民黨政府宣布民盟為“非法團體”，將“嚴加取締”，同年11月6日，民盟被迫宣布解散。隨著民盟的解散，國統區的民主黨派已不復存在。在此先的舊政治協商會議中，黨派合作是民主聯合政府的主要特點，但此時形勢已發生根本變化，國共早已破裂并正瀕臨戰略決戰，而以民盟為代表的第三方政黨又已不復存在，剩下的只有早已投靠國民黨的青年黨、民社黨等右翼黨派，那么在這種情況下，革命成功以后，中國共產黨顯然不會讓青年黨等繼續存在，因此毛澤東此時所說的“讓中共之外的所有黨派離開政治舞臺”，應為指讓青年黨等已經投靠國民黨的政黨離開政治舞臺，而不是指其他民主黨派，因為此時其他民主黨派已經解散，不復存在，讓一個業已解散，不復存在的政黨離開政治舞臺，這本身在邏輯上就說不通。

再者，從現有檔案材料來看，毛澤東這一時期對民主黨派的態度可以說是始終如一的，那就是聯合和爭取。在1947年10月10日，在經毛澤東起草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中，就明確地宣布要“聯合工農兵學商各被壓迫階級、各人民團體、各民主黨派、各少數民族、各地華僑和其他愛國分子，組成民族統一戰線，打倒蔣介石獨裁政府，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7頁。】這就意味著在毛澤東看來，即使是在中國共產黨已經確立優勢的情況下，在打倒蔣介石后，民主黨派不僅不會離開政治舞臺，而且還將是新政權的重要組成者。

而在隨后的10月27日，在修改周恩來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于反對劉航琛一類反動計劃的指示稿上，毛澤東專門加寫了一條，其中提到：即使是自由資產階級中的右翼，在蔣介石打倒以后，也“并不是把他們當作地主階級和大資產階級一樣立即打倒他們，那時，還將有他們的代表參加政府。”【《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248、249頁。】可以看出，即使是資產階級右翼分子，在革命勝利后，毛澤東也不打算讓其全部離開政治舞臺。

在當年12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又重申了在1947年10月10日發布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中所提到的“聯合工農兵學商各被壓迫階級、各人民團體、各民主黨派、各少數民族、各地華僑和其他愛國分子，組成民族統一戰線，打倒蔣介石獨裁政府，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是“人民解放軍，也是中國共產黨的最基本的政治綱領。”【《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6頁。】但針對民盟已經解散的情況，毛澤東在會上說“中間沒有了，民盟解散了，至于解放區，素無中間黨派。”因而提出“統一戰線要研究南斯拉夫經驗。”【1947年12月25—28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擴大會議上的談話記錄。】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還提出民主同盟“這類團體，對我們有很大作用與幫助，將來還準備幫助它。”他說“中國還有廣泛統一戰線，民盟解散不等于解散統一戰線。”“中國無自由，故無多黨，但并非無團體與個人，如我們占了大城市，就都出來了。我們仍遵守解放軍宣言，凡能參加斗爭者皆團結”，“聯合政府不取消，因工農政府是聯合政府，黨與非黨聯盟也是聯合政府。”【1947年12月25—28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擴大會議上的談話記錄。】

從中可以看出，毛澤東此時提出研究南斯拉夫經驗主要是因為民主黨派被國民黨解散，中國共產黨以往設想的黨派合作以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建國方案已經無法實現，必須探索新的統一戰線形式。因此，毛澤東提出要研究南斯拉夫經驗，即通過一個在共產黨領導下的民族解放陣線那樣的統一戰線形式來來繼續團結和領導這些雖然組織被解散，但仍有較大影響的原各民主黨派領導人及其成員，共同完成革命建國的事業。其著眼點與落腳點都是為了增強統一戰線，成立民主聯合政府，而不是如有些論者所述，毛澤東欣賞南斯拉夫經驗是要取消所有民主黨派，建立中國共產黨的一黨政體。

1948年1月15日，在得知民盟已經在香港恢復活動并重新組建后，針對這個問題，毛澤東又說，沒有全民族絕大多數人口參加的民族統一戰線，勝利不能鞏固。將來像南斯拉夫、意大利、保加利亞等國組織的“人民陣線”、“祖國陣線”，所有各黨派、人民團體、個人都參加，我們現在叫民族統一戰線，將來叫什么祖國陣線什么聯合會，將來會搞南斯拉夫、意大利、保加利亞那樣的東西，因為我們的國家跟他們差不多。我這樣看，中央還沒討論，搞那么一個大團體，共產黨領導，統一戰線增強，使少數國民黨殘余大資產階級殘余孤立，我看了保加利亞南斯拉夫的文章，使我想這個問題。【1948年1月15日，毛澤東在西北野戰軍前委會議上的講話記錄。】其中毛澤東有兩句話長期以來我們都忽視了，一句是“所有各黨派……都參加”，這表明在得知民盟恢復活動后，毛澤東是明確考慮讓各黨派，即民主黨派參加政權的；另一句是“我這樣看，中央還沒討論”，從中可以看出，雖然毛澤東還在考慮將來統一戰線的形式問題，但直到此時中央并沒有正式討論過南斯拉夫經驗問題，既然中央到了1948年初尚未正式討論過南斯拉夫經驗問題，那么1947年11月30日怎么會就以十分確定的口吻致電斯大林并提及“要像南斯拉夫那樣”？因此，電報的真實性是存疑的。

事實上，在1947年12月的中央擴大會議上，毛澤東還專門針對當時有些地方出現的在革命走向勝利之時便“把黨外人士一腳踢開”的“左”的現象提出了嚴厲批評，他明確指出這種做法是錯誤，說“和我們共過患難的，為何要一腳踢開？如此絕情寡恩，誰還給你共事？”“對黨外人士，有些十年、二十年共過患難的朋友，今天一腳踢開，覺得自己聰明，別人很蠢。我們的同志會打軍事仗，不會打政治仗。”【1947年12月25—28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擴大會議上的談話記錄。】這個政治仗是什么？1948年1月12日毛澤東在任弼時《在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的講話稿中改寫的幾段話中可以說對此作出了回答，他說“杜斌丞是民主同盟的人，是一個民主分子，他被胡宗南殺死了，但是類如杜斌丞這樣的人還是有的。有這樣的人參加民主政府，使民主政府成為共產黨領導的各革命階級的代表人物聯合組成的政府，而不是共產黨一黨包辦的政府，這樣對于團結中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老百姓一道奮斗是有利益的。”【《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265、266頁。】

因此，從中可以看出，毛澤東是明確反對在勝利即將到來之時不要包括民主黨派在內的黨外人士的。但從中亦可以看出，毛澤東在考慮聯合和爭取民主黨派的時候，側重點也隨著形勢的發展發生了改變，那就是聯合和爭取民主黨派更多地從是反對敵人、進行革命戰爭的需要轉向了是出于革命道義的考慮和建立建設新中國的需要，那就是我們即便勝利了，也不能忘掉朋友，也要聯合和爭取民主黨派，這不僅代表著政權的廣泛性和合法性，更是以后團結一切可以而且必須團結的人建設國家的必須。

所以，當了解到政協會議在各民主黨派中仍然有著巨大的吸引力時，毛澤東于1948年4月27日給晉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部長劉仁的信中，提出請他“經過妥善辦法告訴張東蓀、符定一，感謝他們的來信，對他們的一切愛國民主活動表示熱烈同情，并邀請他們二位及許德珩、吳晗等民主人士來解放區參加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代表會議，討論召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和關于加強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合作及綱領政策問題。會議名稱擬稱為政治協商會議。”【《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304、305頁。】這舊政協破裂后毛澤東首次明確提出以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來討論民主聯合政府的成立等問題，至此正式確定了新政治協商會議作為新形勢下統一戰線的基本形式，而不是南斯拉夫經驗。在隨后發布的中共中央慶祝五一節口號中，毛澤東專門將其中第五條改寫為“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7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46頁。】五一口號的發布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從此中國共產黨與民主黨派關系開始進入與之通過新政治協商會議合作建國的新階段。

三、聯合和爭取容易，也并不容易。

在領導中國革命的過程中，聯合和爭取民主黨派是毛澤東的一貫政策，而此時這一政策顯然是容易實現的。因為中共這時已經取得了對國民黨的優勢，可謂勝利在望，而民主黨派又被國民黨宣布為非法而勒令解散，其“非國非共”的中間路線徹底失敗，形勢迫使其必須在國共兩黨間作出政治抉擇。1948年中共五一口號發布后，得到了各民主黨派的極大擁護，他們多稱贊中國共產黨沒有忘記朋友，是真正的民主革命者，并紛紛致電中共中央，表示響應中共五一口號，支持召開新政協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中國共產黨可謂天下歸心。

但毛澤東并沒有因此而驕傲松懈，因為盡管各民主黨派都紛紛倒向了中國共產黨，形勢一片大好，但真正實現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各黨派之間精誠無間，一條心、一股力協商建國卻也并不容易。因為此時一方面黨內仍然存在“左”的關門主義傾向，一些干部對邀請民主黨派參加新政協并安排他們到政府部門任職的做法不以為然；另一方面，各民主黨派在政治觀點和主張上也不一致，針對這種復雜形勢，毛澤東為了消除各方隔閡，統一思想，形成共識，做了大量的、多方的艱苦細致的工作。

一是從各方面說服教育黨內各級干部正確對待民主黨派，打破黨內“左”的關門主義傾向。毛澤東從理論上、從革命道義和現實需要上反復教育黨內要打破關門主義，對民主黨派實行聯合和爭取的政策。尤其是新政協會議召開以后，黨內有些同志發牢騷，說革命二十多年，連代表都當不上，或說民主黨派不過是一根頭發的功勞等現象，毛澤東一方面耐心對黨內作出解釋，說“人民政協會，一定要有各方面人物，不然就開成黨代會了。”“民主黨派不是一根頭發，而是一把頭發！他們人數雖然不多，社會聯系卻很廣泛。我們共產黨人必須學會和各民主黨派與無黨派人士共同生活、共同工作。”【郝在今：《協商建國：1948—1949中國黨派政治日志》，中國華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3頁。】在與黨內高級干部的座談中，毛澤東還以古鑒今，向黨內高級干部宣講統一戰線工作的重要性，他說“清朝之所以能統治中國二百六十余年，就是因為滿族統治者一開始就定了一條統一戰線政策，用漢人和其他民族的人，以少數團結了多數。”毛澤東說“做統戰工作是黨內少數派，要宣傳呼吁。孟子說‘大而化之謂圣’，我們今天的‘大’就是統一戰線，而‘化之’就是把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都化到社會主義去。”【郝在今：《協商建國：1948—1949中國黨派政治日志》，中國華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4頁。】同時，毛澤東還從政策上明確規定了對待民主黨派應有的原則與態度。中央發出的《關于對待民主人士的指示》，明確規定了“黨員對待民主人士應該是以徹底坦白與誠懇的態度，向他們解釋政治的及有關黨的政策的一切問題，與之協商一切重大問題，以爭取他們同我黨一道前進。”【《中共中央關于對待民主人士的指示》，1949年1月22日。】在此后召開的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更是從穩固政權和實現工業化、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的高度提出“我黨同黨外民主人士長期合作的政策，必須在全黨思想上和工作上確定下來。我們必須把黨外大多數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樣，同他們誠懇地坦白地商量和解決那些必須商量和解決的問題，給他們工作做，使他們在工作崗位上有職有權，使他們在工作上做出成績來。”【《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7頁。】至此，在毛澤東的決策領導下，中國共產黨以面向新中國建設事業的、同各民主黨派長期合作的政策正式確定下來。

二是通過信函交往、撰寫文章，安排形勢報告會、參觀座談等各種形式，向民主黨派介紹和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政策主張，引導民主黨派與中共在一些重大問題上達成一致。對民主黨派人士思想中所存在的問題和疑慮，毛澤東先后同許多民主人士直接交談和書信來往，并撰寫了《將革命進行到底》、《論人民民主專政》、《別了，司徒雷登》、《“友誼”，還是侵略？》等一系列的文章，揭露了國民黨假求和、真內戰和美國假友誼、真侵略的真實面目，并且批評了所謂的中間路線，明確指出中國每一個民主黨派，每一個人民團體，都必須同美蔣劃清界線，同中國共產黨一道將革命進行到底。同時，毛澤東還要求黨的各部門負責人多同民主黨派人士座談，并以報告會的形式向民主人士報告各方面情況，按照中央的指示，周恩來、李維漢等先后同民主黨派及民主人士多次座談，葉劍英、李維漢、胡喬木、安子文、鄧小平、陳毅等黨的高級干部都先后向民主人士作過報告。通過這些座談會和形勢報告會，增進了各民主黨派及民主人士對中國共產黨各方面政策方針的了解和認同。值得一提的是，為了讓各民主黨派及民主人士實際感受和了解中國共產黨所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和建設實踐，1949年4月，在毛澤東指示下，中共中央統戰部還專門組織各民主人士五十九人組成了民主東北參觀團赴東北進行了為期四十多天的參觀，走遍了東北的所有重要城市和部分農村，以及許多廠礦。參觀結束后，該參觀團全體人員及陪同參觀者曾聯名致函毛澤東陳述參觀后的感想，他們說“首先，使我們感到最重要的是：向來被人看作一盤散沙的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和主席領導之下，經歷了長期的斗爭和鍛煉，現在已經組織成并教育成鋼鐵一樣的堅強的集體了……這樣堅強的集體，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其次，我們看到了東北在教育司法等方面的改革和經濟建設方面的發展，特別看到廣大的勞動人民現在都能以國家主人翁的身份發揮前所未有的創造力量。”【《人民日報》1949年6月27日。】此后，中央又先后組織了全國文藝工作者代表大會和全國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大會的代表組成東北參觀團赴東北參觀，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三是關心尊重民主黨派人士，并廣泛吸納民主黨派成員加入政府委以重任，充分展示了中共之誠意。對來到解放區參加政協會議的民主黨派人士，毛澤東不僅親自致信邀請問候，還經常設宴邀請民主黨派人士與之談心，對其生活關心備至，這些都如春風化雨，讓各民主黨派人士倍感中國共產黨的用心之誠。同時，因為民主黨派人士中不少是素有聲望的政治家和學者，且均有報國之志。因此，在即將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里怎樣安排他們是當時民主黨派人士非常關心的問題，因為政治權力的實際分配都是任何政權的核心意圖的直接表現，所以在新的中央政府里用不用、怎么用民主黨派也是最能反映中共真實意圖和最能表現中共誠意的方面。在這個方面，毛澤東沒有讓民主黨派失望。他不僅遵守了他此前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所說的“我們必須把黨外大多數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樣，同他們誠懇地坦白地商量和解決那些必須商量和解決的問題，給他們工作做，使他們在工作崗位上有職有權，使他們在工作上做出成績來。”【《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7頁。】的諾言，而且還根據各民主黨派及民主人士的自身資歷條件以及自身意愿，在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門中對其作了精心的安排。在當時的中央人民政府中，6位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民主黨派及民主人士占了3位，56位中央政府委員中民主黨派及民主人士占了27位，34位政務院各部委正職中民主黨派及民主人士占了15位，且在人民軍事委員會、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署等國家強力部門中，都有民主黨派及民主人士擔任重要職務。當時，中共安排如此之多的民主黨派及民主人士在政府中擔任要職，大大出乎了民主黨派及民主人士的預料，也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有容之大，從而使中國共產黨在建國前夕贏得了各方面的衷心支持！

也正是因為建國前夕毛澤東始終堅持其對民主黨派的聯合和爭取政策，這不僅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解放戰爭的勝利，更是為新中國的建立和鞏固、為此后即將展開的新中國的建設事業最大程度地爭取了認同和支持，也正因為如此，新中國的建國大業才得以順利和圓滿而永載史冊！

（作者付閃：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一編研部助理研究員）

（來源：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毛澤東思想生平研究分會編《毛澤東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