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毛澤東對民粹主義的批判

左玉河

〔摘要〕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黨內存在的民粹主義，主要表現為超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實際，混淆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將民族資產階級作為革命對象。對此，毛澤東嚴格區分中國革命的兩個歷史階段，論證當時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合理性。針對過分強調農民革命性而忽視其自私性的民粹主義傾向，毛澤東提出“不能和農民混同”及“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命題，對其絕對平均主義思想進行嚴厲批判。毛澤東將馬克思主義與民粹主義的差異概括為兩條：一是民粹主義主張由封建經濟不經過發展資本主義階段直接發展到社會主義經濟，而馬克思主義則認為不能超越必要的資本主義發展階段，只有在資本主義創造的生產力的基礎上才能建立社會主義；二是民粹主義設想在小生產者的生產方式的基礎上建立社會主義，而馬克思主義則主張大工業生產是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社會主義必須建立在高度發達的工業化生產基礎上。

中國近代民粹主義問題的研究，首先是海外學者探討中國馬克思主義起源問題時提出的。1982年，美國學者邁斯納在《毛澤東與馬克思主義烏托邦主義》一書中認為，毛澤東“試圖在一個經濟落后的國家建設社會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影響從來未完全壓倒中國的民粹主義論。實際上，民粹主義的影響將成為毛澤東解釋馬克思主義的一個不可缺乏的組成部分”。他在隨后出版的《李大釗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中，認為李大釗等早期馬克思主義者深受俄國民粹主義影響。同時，美國學者德里克在《中國共產主義的起源》和《中國革命中的無政府主義》等著作中也闡述了民粹主義對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影響。邁斯納的觀點在20世紀80年代介紹到中國后，引起學術界的爭論，爭論的焦點集中在民粹主義對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影響問題上。李澤厚在《中國現代思想史論》中也認為中國近代存在著民粹主義傾向，民粹主義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及中國共產黨的思想曾產生較大影響。20世紀90年代以后，以胡繩為代表的部分史學家主張要正視歷史，把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的錯誤同民粹主義思想聯系起來進行考察，認為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曾染上過民粹主義色彩”。胡繩先后發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關系：世紀之交的回顧和前瞻》【《中共黨史研究》1998年第6期。】和《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再評價》【《中國社會科學》1999年第3期。】兩篇文章，完整系統地闡述了上述觀點，由此引發了關于民粹主義與中國革命和建設問題的激烈爭論。【支持胡繩觀點的文章主要有：何秋耘的《清澈與幽深交融——讀胡繩〈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再評價〉》（《中國社會科學》1999年第5期），何誠的《讀〈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再評價〉》（《中共黨史研究》1999年第6期），胡巖的《民粹主義和社會主義》（《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1999年第6期）和《對當前民粹主義討論中幾個問題的看法》（《中共黨史研究》2000年第2期），林蘊暉的《論中國國情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共黨史研究》2000年第1期），張明軍的《如何科學地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黨史研究與教學》2000年第1期），王也揚的《也評毛澤東的“一張白紙”說》（《中共黨史研究》1999年第6期）等。持批評觀點的文章主要有：沙健孫的《堅持科學地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真理的追求》1999年第3期）和《一個至關重要的全局性問題——對科學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重要意義的再認識》（《中流》1999年第4期），黃如桐的《最光輝的勝利之一》（《真理的追求》1999年第10期），章德峰等的《不能泛化<新民主主義論>中的某些具體論斷》（《中共黨史研究》2000年第3期），等等。】從目前的研究狀況看，學術界主要將重點集中于新中國成立以后毛澤東及中國共產黨黨內的民粹主義問題上，而對新中國成立以前已經潛伏并時常呈現的民粹主義則關注不夠。本文通過梳理中國共產黨黨內“左”傾民粹主義發展情況，探討抗戰時期毛澤東對民粹主義的認識及其批判，從理論上弄清馬克思主義與民粹主義的根本區別。

一、批判當時超越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急躁情緒

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黨內民粹主義的突出表現，是革命階段問題上混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試圖跳過必要的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直接進入社會主義。毛澤東指出：“這個問題，在我們黨內有些人相當長的時間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種民粹派的思想。這種思想，在農民出身的黨員占多數的黨內是會長期存在的。所謂民粹主義，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經濟發展到社會主義經濟，中間不經過發展資本主義的階段。俄國的民粹派就是這樣。”【《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口頭政治報告》，《毛澤東文集》第3卷，第323頁。】

中國共產黨建立之初，只是籠統地照搬馬克思主義理論，認為中國是資本主義國家，黨的革命目標是推翻資產階級在中國的統治。中共一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明確提出“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頁。】，將“資本家階級”作為革命對象，試圖通過反對資產階級的社會革命走上社會主義道路，這顯然是不切實際的。中共二大正確地提出了黨的最低革命綱領，將反帝反封建作為民主革命階段的主要任務：中共三大以后決定與中國國民黨進行合作，進行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列強的國民革命。這樣的革命屬于資產階級性質的民權革命。這樣的方針和政策是正確的。然而，國民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黨內連續出現了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為代表的三次“左”傾錯誤，嚴重混淆了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

1927年11月，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中國現狀與黨的任務決議案》認為，中國的民權革命必然急轉直下地進于社會主義革命：“中國革命雖然簡直還沒有開始其民權主義任務的解決，但是現在的革命斗爭，已經必然要超越民權主義的范圍而急遽的進展；中國革命的進程，必然要徹底解決民權主義任務而急轉直下的進于社會主義的道路。”【《中國現狀與黨的任務決議案》，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3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53—454頁。】這顯然將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混同起來，超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而過早地進入社會主義革命階段。正是在這種思想影響下，瞿秋白在《中國革命是什么樣的革命？》中公開闡述了“無間斷的革命”理論，明確提出：“中國革命中民權主義的任務，要在工農反對豪紳資產階級的革命的階級斗爭之中，方能實現。可是，即使為著徹底實現土地革命，工人階級就不能不領導著農民根本推翻中國的資產階級——因為中國資產階級根本上與剝削農民的豪紳地主相聯結相混和。中國革命要推翻豪紳地主階級，便不能不同時推翻資產階級。”【瞿秋白：《中國革命是什么樣的革命？》，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3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639頁。】這些論斷混淆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超越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范圍，將資產階級作為革命的對象，顯然具有濃厚的民粹主義傾向。

瞿秋白“左”傾盲動主義錯誤，不僅沒有從理論上得到徹底糾正，反而在共產國際支持下得到了更大發展。隨后，李立三、王明等人也認為，革命一旦發展到大城市，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立刻直接轉變為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李立三指出：“革命勝利的開始，革命政權建立的開始就是革命轉變的開始，中間決不會有絲毫的間隔。”【李立三：《建立政權與革命轉變》，《紅旗》第96期。】同樣將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階段混淆，將民族資產階級作為中國革命的對象。王明在中國革命性質和階級關系上采取更為冒進的“左”傾路線，從根本上否認民族資產階級與上層資產階級有革命的一面，把無產階級與整個資產階級之間的對立絕對化。因此，國民革命失敗后的三次“左”傾錯誤的共同特點，是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不僅僅要進行反帝反封建斗爭，而且還要一般地反對資本主義，反對任何“中間勢力”，將革命矛頭同時對準資產階級和農村中的富農階層。

國民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黨內連續出現的三次“左”傾錯誤，在中國革命發展階段問題上混淆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過早地采取社會主義革命的步驟，反對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體現了明顯的民粹主義傾向，給中國革命帶來了巨大災難。抗戰時期，毛澤東對其進行了嚴厲批判。

1939年11月，毛澤東在邊區黨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中談到邊區限制民族資本主義發展問題時指出：“現在大大的壓制資本家，不許他們發展，這種辦法是不利的，對革命等等都不好，結果沒幾天連一個工廠也沒有了，那不好，至于我的意見對不對呢？還值得同志們研究一下。”他對邊區發展資本主義持堅決的肯定態度：“馬克思列寧主義領導的地方，能不能有資本主義生長呢？能的！如果我們今天消滅資本主義，那干什么呢？干社會主義嗎，這是一個空的，這個思想不能夠實現，這是不能的。但這并不是說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社會主義是必然的，但現在還不成，所以便可以讓資本主義發展，不過要調劑他的發展。”【毛澤東：《在邊區黨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四），東北師范大學政治系中共黨史教研室1983年編印，第158頁。】這種認識，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在是否發展資本主義問題上的重大突破。

1939年年底，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對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問題作了深入思考。他指出，因為新民主主義革命肅清了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上的障礙，“資本主義經濟在中國社會中會有一個相當程度的發展，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也是不足為怪的。資本主義會有一個相當程度的發展，這是經濟落后的中國在民主革命勝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結果”。【《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0頁。】開始肯定資本主義在當時中國發展的合理性與必然性。

1940年年初，毛澤東發表《新民主主義論》，嚴格區分開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闡述了中國革命既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但卻包含著非資本主義前途的“新民主主義”理論，在理論上批判和澄清了民粹主義，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對中國革命發展階段和資本主義性質認識的飛躍。他批駁了“左”傾空談主義，明確指出：“不走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的路，是否就可以走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的路呢？也不可能。”【《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3頁。】因此，新民主主義共和國“并不禁止‘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此后，毛澤東反復批評了黨內“左”傾錯誤思想或“黨內的民粹主義思想”，闡發了其關于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正確理論。毛澤東指出，中國現階段的革命仍然是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取得勝利后，不能變成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社會，但也不能馬上變成社會主義社會。這個社會里有社會主義因素，但又有資本主義因素。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要爭奪領導權，以至掌握領導權。因此，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不是舊民主主義革命，而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毛澤東首次提出“新民主主義革命”概念，指出新民主主義革命“雖然按其社會性質，基本上依然還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它的客觀要求，是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掃清道路；然而這種革命，已經不是舊的、被資產階級領導的、以建立資本主義的社會和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在第一階段上建立新民主主義的社會和建立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國家為目的的革命。因此，這種革命又恰是為社會主義的發展掃清更廣大的道路”。【《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8頁。】

主張由落后農業經濟不經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是當時民粹主義的基本特征。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直接回應了民粹主義的錯誤主張，肯定了要發展和利用資本主義，嚴厲批判了黨內存在的民粹主義思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只有經過新民主主義國家和新民主主義社會，大力發展現代工業，利用和發展中國資本主義，才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階段。毛澤東認為，新民主主義政權下的資本主義并非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自由資本主義，它的發展必須受到限制，既不能“操縱國民生計”又不能破壞國計民生：新民主主義共和國“決不能是‘少數人所得而私’，決不能讓少數資本家少數地主‘操縱國民生計’，決不能建立歐美式的資本主義社會，也決不能還是舊的半封建社會。”【《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8—679頁。】

1943年8月，毛澤東在中央黨校第二部開學典禮上的講話中，專門闡述了“由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社會轉變為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社會”的問題，提出了“兩個革命”說。他指出：“什么叫中國民主革命的勝利？就是建立起新民主主義的中國。無產階級領導的，有全國廣大人民參加的，基本上不破壞私有財產制度的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革命，就是我們現在干的頭一步的革命。但是，只有這一步是不夠的。我們的干部還必須懂得將來要廢除私有財產制度。當然，那需要具備一定的條件，有經濟的條件，有政治的條件，包括全國大多數人民相信共產黨的領導。”他明確強調：“現在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將來是社會主義革命，這就是我們說的兩個革命。”【《在中央黨校第二部開學典禮上的講話》，《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9—60頁。】毛澤東提出的“兩個革命”階段，實際上將新民主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作了明確區分。

中國革命必須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但絕不是以農民革命對抗城市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更不是以小農經濟對抗資本主義經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的基礎是工業化社會大生產，而不是分散的個體經濟。1944年7月14日，毛澤東在同英國記者斯坦因談話時鄭重申明：“我們堅信，不管是中國的還是外國的私人資本，在戰后的中國都應給予充分發展的機會，因為中國需要發展工業。”他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在現階段的目標，是實現新民主主義政策，在完成新民主主義時期的革命任務之前談論實現社會主義，只能是空談。他指出，封建土地所有制下的分散的個體小農經濟是中國古代封建主義和獨裁專制的基礎，“未來的新民主主義社會不可能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中國社會的進步將主要依靠工業的發展”。因此，他強調指出：“工業必須是新民主主義社會的主要經濟基礎。只有工業社會才能是充分民主的社會。但為了發展工業，必須首先解決土地問題。沒有一場反對封建土地制度的革命，就不可能發展資本主義，西方國家許多年前的發展已十分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同英國記者斯坦因的談話》，《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3—184頁。】

1944年8月31日，毛澤東致函解放日報社社長秦邦憲，明確闡述了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問題，指出了新民主主義與民粹主義的根本區別。他說：“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基礎是工廠（社會工廠，公營的與私營的）與合作社（變工隊在內），不是分散的個體經濟。分散的個體經濟——家庭農業與家庭手工業是封建社會的基礎，不是民主社會（舊民主、新民主、社會主義，一概在內）的基礎，這是馬克思主義區別于民粹主義的地方。簡單言之，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基礎是機器，不是手工。我們現在還沒有獲得機器，所以我們還沒有勝利。如果我們永遠不能獲得機器，我們就永遠不能勝利，我們就要滅亡。現在的農村是暫時的根據地，不是也不能是整個中國民主社會的主要基礎。由農業基礎到工業基礎，正是我們革命的任務。”【《致秦邦憲》，《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8—239頁。】

馬克思主義認為，經過資本主義的發展才可能到社會主義，因為只有在資本主義創造的生產力的基礎上才能建立社會主義。但并不是一定要經過資產階級統治的那種資本主義社會。毛澤東將機器、工廠和合作社作為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基礎，包含著在中國具體的歷史條件下如何利用資本主義以發展社會化大生產的內容，指明了一條不經過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社會但又吸收資本主義成就的新道路。正是在這個根本點上，馬克思主義與民粹主義是有根本區別的。

1945年3月，毛澤東在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上對《論聯合政府》進行說明時談到：“報告中講共產主義的地方，我刪去過一次又恢復了，不說不好。關于黨名，黨外許多人主張我們改，但改了一定不好，把自己的形象搞壞了，所以報告中索性強調一下共產主義的無限美妙。農民是喜歡共產的，共產就是民主。報告中對共產主義提過一下以后，仍著重說明民主革命，指出只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達到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這就將我們同民粹主義區別開來，民粹主義在中國與我們黨內的影響是很廣大的。這個報告與《新民主主義論》不同的，是確定了需要資本主義的廣大發展，又以反專制主義為第一。反舊民主主義也提了一下，軍隊國家化之類就是他們的口號，但不著重反對舊民主主義，因蔣介石不是什么舊民主主義而是專制主義。資本主義的廣大發展在新民主主義政權下是無害有益的，而且報告里也說明了有三種經濟成分。國家資本主義在蘇聯也存在了幾年，十月革命后列寧就想要有一個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而未得，富農存在得更久一些。”【《對<論聯合政府>的說明》，《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5—276頁。】

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作的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中，進一步闡述了利用和發展資本主義而避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新民主主義理論。他指出：“中國也不可能、因此就不應該企圖建立一個純粹民族資產階級的舊式民主專政的國家”，“在中國的現階段，在中國人民的任務還是反對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在中國社會經濟的必要條件還不具備時，中國人民也不可能實行社會主義的國家制度。”【《論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5頁。】他明確指出：“沒有一個新民主主義的聯合統一的國家，沒有新民主主義的國家經濟的發展，沒有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合作社經濟的發展，沒有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即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發展，沒有幾萬萬人民的個性的解放和個性的發展，一句話，沒有一個由共產黨領導的新式的資產階級性質的徹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廢墟上建立起社會主義社會來，那只是完全的空想。”他進而解釋說：“有些人不了解共產黨人為什么不但不怕資本主義，反而在一定的條件下提倡它的發展。我們的回答是這樣簡單：拿資本主義的某種發展去代替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不但是一個進步，而且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它不但有利于資產階級，同時也有利于無產階級，或者說更有利于無產階級。”【《論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0頁。】

中共七大開會時，因為已經把《論聯合政府》印成書面報告發給大家，所以毛澤東沒有再照本子念，而是作了一個口頭報告，來解釋書面報告的主要內容。他在談到“資本主義”問題時專門解釋說：“在我的報告里，對資本主義問題已經有所發揮，比較充分地肯定了它。這有什么好處呢？是有好處的。我是在這樣的條件下肯定的，就是孫中山所說的‘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的資本主義。至于操縱國民生計的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那是不包括在里面的。”他區分了大資產階級與一般資產階級，認為大資產階級是新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對象，因為他們不是一般的資產階級。所謂一般的資產階級，就是指中等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也就是中小資產階級。毛澤東明確指出對大資產階級采取沒收政策，但對民族資產階級則“允許廣泛發展”。他說：“將來我們的新民主主義，在大城市里也要沒收操縱國民生計的財產，沒收漢奸的財產（這一點，我在報告里已經講過了）。我們是在這樣的條件下，沒收這些財產為國家所有的。另外，在下面我也說到要廣泛發展合作社經濟和國家經濟，這二者是允許廣泛發展的。”【《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口頭政治報告》，《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2頁。】

毛澤東以俄國民粹派“要更快地搞社會主義，不發展資本主義”的“左”傾錯誤為例，嚴厲批判了黨內存在的不顧中國生產力水平的實際發展狀況而急于實現社會主義的民粹主義思想，特別強調：要把是否承認社會主義需要建立在生產力發展的基礎上，看作是馬克思主義與民粹主義劃清界限的根本標準。他說：“我們這樣肯定要廣泛地發展資本主義，是只有好處，沒有壞處的。對于這個問題，在我們黨內有些人相當長的時間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種民粹派的思想。這種思想，在農民出身的黨員占多數的黨內是會長期存在的。所謂民粹主義，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經濟發展到社會主義經濟，中間不經過發展資本主義的階段。俄國的民粹派就是這樣。當時列寧、斯大林的黨是給了他們以批評的。最后，他們變成了社會革命黨。他們‘左’得要命，要更快地搞社會主義，不發展資本主義。結果呢，他們變成了反革命。”【《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口頭政治報告》，《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2—323頁。】

毛澤東在中共七大政治報告中多處使用了允許一般資本主義“廣大發展”的提法。毛澤東所說的資本主義“廣大發展”，主要指一般資本主義企業的廣大發展。一般資本主義的廣大發展并不是短暫的，而將是長期的；因為中國“必須經歷漫長的、民主管理的私人企業時期”，否則，就不能進入社會主義。關于這個“漫長的”時期，據斯特朗報道說：“會允許私人企業存在多久呢？毛澤東說它將長時期存在。他在一個地方說‘幾十年’；在另一個地方說，因為中國比較落后，中國的私人資本主義將會比今日歐洲的私人資本主義存在得更為長久。”【[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劉維寧等譯：《中國人征服中國》，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147頁。】

在毛澤東看來，馬克思主義與民粹主義的根本區別，就在于要不要充分發揮資本主義的作用，要不要廣泛發展資本主義的問題。中國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不是排斥資本主義，而是要大膽地鼓勵資本主義的發展。他說：“現在的中國是多了一個外國的帝國主義和一個本國的封建主義，而不是多了一個本國的資本主義，相反地，我們的資本主義是太少了。”【《論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0頁。】他反復強調：“我們共產黨人根據自己對于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明確地知道，在中國的條件下，在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制度下，除了國家自己的經濟、勞動人民的個體經濟和合作社經濟之外，一定要讓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在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范圍內獲得發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會的向前發展。”只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到達社會主義，不承認新民主主義政權下還需要資本主義的廣大發展，是民粹主義的觀點。這樣明確的闡述，將馬克思主義與民粹主義根本區別開了。

二、批評農民革命問題上的民粹主義傾向

中國是以農民為主體的國家，雖然近代以來中國社會開啟了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步伐，但農村在中國政治中的極端重要性并沒有改變。廣大農民深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和剝削，是中國革命的主力軍。但農民階級本身與中國農村落后的生產方式相聯系，具有散漫性、落后性和保守性，對中國革命的根本目標的實現又有一定的阻礙作用。因此，如何認識農民的兩重特性及其在革命中的兩重作用，是中國共產黨必須面對的重大問題。

中國的廣大農民，特別是處于農村底層的貧農，生活極端貧苦，有著革命的迫切要求，因而無產階級領導的農民革命不但是中國農民的唯一出路，也是中國革命的唯一出路。毛澤東認識到鄉村及農民在社會變革中的決定性作用，因而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對農民的革命行為進行贊美，對農民的革命性給予充分肯定。但必須看到，農民階級與小生產相聯系，既是勞動者，又是私有者。農民作為小生產者是不可能自發產生社會主義思想的，更不可能在小生產的基礎上自發走上社會主義道路。過度地肯定農民的革命作用，有可能導向民粹主義傾向。列寧指出：“農民不是社會主義者。如果把農民當作社會主義者，據此來制定我們的社會主義計劃，那就是把這種計劃建立在沙灘上。”【《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關于對外對內政治的報告》，《列寧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4頁。】實際上，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及建立其上的農村社會是民粹主義天然的深厚的社會土壤，農民不是天生的社會主義者，而是天生的民粹主義者。

中國革命實質上是一場農民革命，農民是中國革命的主力軍，而革命的領導者必須是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是否堅持無產階級對農民革命的領導，是馬克思主義的農民觀區別于民粹主義農民觀的根本所在。斯圖爾特·施拉姆指出：“盡管農民是一種重要的革命力量，但必須由無產階級或資產階級來領導，他們本身不能單獨發揮政治作用，這是馬克思主義最基本的政治原則之一，可以追溯到馬克思本人那里。……毛（毛澤東——引者注）的理論貢獻不在于用與它相對立的東西來取替這個基本原則，而在于把無產階級領導的原則和他所堅持的中國革命的勝利最終要依靠鄉村的堅定信念有機地結合起來。”【[美]斯圖爾特·R·施拉姆著，田松年等譯：《毛澤東的思想》，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6頁。】因此，在重視農民和肯定農民革命性的同時，必須警惕過分重視農民的民粹主義傾向。

過分重視農民的民粹主義傾向，集中體現在對絕對平均主義的訴求。以廣大農村為中國革命的根據地，以農民小生產者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成分，使中國共產黨不可避免地受到小資產階級思想觀念的侵襲。農民及黨內存在的這種錯誤傾向，就是自發的民粹主義思想，具體體現為“絕對平均主義”。對于農民意識中自發的絕對平均主義思想，必須用無產階級思想進行教育和改造。毛澤東在領導井岡山斗爭之初便指出：“我們感覺無產階級思想領導的問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邊界各縣的黨，幾乎完全是農民成分的黨，若不給以無產階級的思想領導，趨向是會要錯誤的。”【《井岡山的斗爭》，《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7頁。】

絕對平均主義是一種要求平均分配和享用一切社會財富的思想。有人分析說：“這種思想在民主革命時期具有兩面性：一方面，它要求平分封建地主階級的土地財產，這是革命的、正確的；另一方面，它又企圖超越這個反封建的界限，不愿限制在平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財產的范圍內，還要平分社會上其他一切階級（包括中農和新式富農及工商業者）和其他一切人的土地財產，因而它又是落后的、倒退的、錯誤的。貧苦農民關于平分土地的要求，正是平均主義思想這種二重性的反映。”【郭德宏：《“平分土地”論析》，《中國經濟史研究》1989年第3期。】克服農民根深蒂固的平均主義觀念，是糾正和警惕民粹主義的重要途徑。

作為小生產者代表的農民，有著濃厚的“均平”觀念。毛澤東在《古田會議決議》中指出：“紅軍中的絕對平均主義，有一個時期發展得很厲害”，其表現為：發給傷兵用費，反對分傷輕傷重，要求平均發給。官長騎馬，不認為是工作需要，而認為是不平等制度。分物品要求極端平均，不愿意有特別情形的部分多分去一點。背米不問大人小孩體強體弱，要平均背。住房子要分得一樣平，司令部住了一間大點的房子也要罵起來。派勤務要派得一樣平，稍微多做一點就不肯。甚至在一副擔架兩個傷兵的情況，寧愿大家抬不成，不愿把一個人抬了去。這些都證明“紅軍官兵中的絕對平均主義還很嚴重”。毛澤東提出反對絕對平均主義思想，指出：“必須反對不問一切理由的絕對平均主義，因為這不是斗爭的需要，適得其反，是于斗爭有妨礙的。”他提出的糾正方法為：“應指出絕對平均主義不但在資本主義沒有消滅的時期，只是農民小資產者的一種幻想：就是在社會主義時期，物質的分配也要按照‘各盡所能按勞取酬’的原則和工作的需要，決無所謂絕對的平均。紅軍人員的物質分配，應該做到大體上的平均，例如官兵薪餉平等，因為這是現時斗爭環境所需要的。”【《古田會議決議》，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5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806—807頁。】

可見，在殘酷的革命戰爭環境和特定歷史條件下，毛澤東反對的主要是紅軍和黨內嚴重存在的“絕對平均主義”，而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平均主義，提倡和實行的是“大體平均”。這顯然是照顧到農民占多數、平均主義思想深厚而作出的變通之策。在此后中共中央的正式文件中，大都是反對“絕對平均主義”或“極端平均主義”，并非反對一般意義上的平均主義，因為在物質條件艱苦的革命戰爭環境中很難做到“絕對平均”。

在抗日戰爭異常艱苦的環境中，陜甘寧邊區軍民從1940年開始，實行大、中、小灶的飲食制度和斜紋布、平布、土布的服裝供給制度。這種有差別的供給制度是正常的，卻引起黨內絕對平均主義者的譏諷和反對。王實味陸續在《谷雨》雜志、《解放日報》及中研院《矢與的》壁報上發表《政治家、藝術家》《野百合花》《我對羅邁同志在整風檢查動員大會上發言的批評》《零感兩則》等文，嚴厲批評延安干部生活待遇上的“食分五等，衣著三色”。他指出：那些“頗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而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湯，青年學生一天只得到兩餐稀飯”。【王實味：《野百合花》，《解放日報》1942年3月13日。】

王實味等人的言論，也被毛澤東批評為“自由主義”和“小資產階級平均主義”，實際上其所反映的正是農民的絕對平均主義。1942年3月31日，毛澤東在《解放日報》改版座談會向延安青年知識分子嚴肅指出：“有些人是從不正確的立場說話的，這就是絕對平均的觀念和冷嘲暗箭的辦法。近來頗有些人要求絕對平均，但這是一種幻想，不能實現的。我們工作制度中確有許多缺點，應加改革，但如果要求絕對平均，則不但現在，將來也是辦不到的。小資產階級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想，我們應該拒絕。……冷嘲暗箭，則是一種銷蝕劑，是對團結不利的。”【《在<解放日報>改版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9頁。】這種以絕對平均主義為特征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實際上就是農民的民粹主義傾向。

馬克思主義如何在重視農民革命問題上與民粹主義區分開呢？毛澤東在中共七大的政治報告中，對此作了精辟闡述。其基本觀點可以概括為兩條：一是充分肯定了農民對中國革命的作用和重要性：二是在此基礎上警惕農民的局限性并批評其民粹主義傾向，不能將中國共產黨與農民“混同”。

第一，中國共產黨必須充分肯定農民對中國革命的作用和重要性。毛澤東明確指出：“人民大眾最主要的部分是農民，其次是小資產階級，再其次才是別的民主分子。中國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是農民。忘記了農民，就沒有中國的民主革命；沒有中國的民主革命，也就沒有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也就沒有一切革命。”【《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口頭政治報告》，《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05頁。】正是看到了中國農民的極端重要性，毛澤東反復強調，知識分子不能帶著他們在城市里生活或工作的觀點去觀察農村問題，而是到農村去和農民打成一片：“中國廣大的革命知識分子應該覺悟到將自己和農民結合起來的必要。農民正需要他們，等待他們的援助。他們應該熱情地跑到農村中去，脫下學生裝，穿起粗布衣，不惜從任何小事情做起，在那里了解農民的要求，幫助農民覺悟起來，組織起來，為著完成中國民主革命中一項極其重要的工作，即農村民主革命而奮斗。”【《論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9頁。】

第二，中國共產黨領導農民進行革命，必須與農民分清界限，不能沾染上農民絕對平均主義、極端民主化等民粹主義思想。毛澤東明確指出：“作為黨來說，作為領導思想來說，我們和農民要分清界限，不要和農民混同起來。”毛澤東解釋說，提出“不要和農民混同起來”，對于農民出身的同志可能不容易理解，“我出身于農民，為什么不能和農民混同呢？”毛澤東解釋說：“我說你現在叫做共產黨員，農民是你的出身，出身和入黨是兩件事情，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農民出身的黨員必須提高自己的思想覺悟，保持黨員的先進性，清除農民的非無產階級思想意識，而不能將黨員降低到農民的低水平。因此，黨員不能和農民“混同”，必須對農民進行批評教育。他強調說：“我說不要和農民混同，是說要把農民提高一步，提高到無產階級的水平。將來幾十年以后，要把一切黨外農民，提高到無產階級的水平。如不相信這一條，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將來我們要搞機械化，要搞集體化，那就是提高他們。”【《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口頭政治報告》，《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18頁。】

這樣，毛澤東一方面充分肯定農民的作用，另一方面提出不能與農民“混同”的問題，批評農民中的民粹主義思想。在肯定民眾尤其是農民作用問題上，馬克思主義與民粹主義有相似性；但在批評農民局限性、強調不能與農民混同問題上，馬克思主義與民粹主義有著根本區別。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明確提出了“教育農民”的問題，將馬克思主義的農民觀與民粹主義的農民觀作了更清晰的界定。他指出：“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農民的經濟是分散的，根據蘇聯的經驗，需要很長的時間和細心的工作，才能做到農業社會化。沒有農業社會化，就沒有全部的鞏固的社會主義。”【《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2頁。】

總之，幻想從落后的農業國跳過資本主義工業化階段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是當時民粹主義的重要特點；對底層農民革命性和絕對平均主義的過分強調，是中國共產黨黨內“左”傾民粹主義重要體現。抗戰時期毛澤東對黨內存在的民粹主義作了嚴厲批判，厘清了馬克思主義與民粹主義存在著根本性質上的差異。這種差異，毛澤東將其概括為兩條：一是民粹主義主張直接由封建經濟發展到社會主義經濟，中間不經過發展資本主義階段，而馬克思主義則認為不能超越必要的資本主義發展階段，只有在資本主義創造的生產力的基礎上才能建立社會主義。正是在這個根本點上，馬克思主義與民粹主義是有根本區別的。二是民粹主義設想在小生產者生產方式的基礎上建立社會主義，而馬克思主義則主張大工業生產是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社會主義必須建立在高度發達的工業化生產基礎上。毛澤東明確地闡述了馬克思主義與民粹主義的根本區別，將科學社會主義與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劃清了界限。必須指出的是，毛澤東在抗戰時期對資本主義的認識，是建立在當時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基礎之上；隨著時代條件的變化，這一認識隨后也發生了變化。

（本文作者：左玉河，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北京100006）

（來源：《北京黨史》201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