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執政以前毛澤東著作的經典化

黃江軍

 

〔摘要〕毛澤東著作的經典化起源并形成于中共執政以前，這一過程與中共的政治文化和政治生態密切相關。20世紀30年代，個人著作已成為中共高層調整政治地位的重要資源。毛澤東著力于提高馬列主義理論修養，個人著作開始了經典化的嘗試。伴隨著40年代毛澤東領導地位的穩固，其著作通過黨內自上而下的學習機制而正式經典化。毛澤東著作的經典化是毛澤東思想確立的伴生現象。執政前夕，中共相當成功地實施了毛澤東著作的出版戰略，將毛澤東著作的閱讀從黨內延伸到黨外，成為民眾了解毛澤東與認識新生政權的重要途徑。

〔關鍵詞〕毛澤東著作；中國共產黨；政治文化；經典化；閱讀史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毛澤東1949年以前著作版本的搜集、校勘與研究”（14ZDB001）的中期成果。

 

一、引言

20世紀中期，隨著中國共產黨確立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執掌全國性政權，毛澤東著作成為中國社會新的經典【經典約有廣狹二義，廣義的經典泛指某個領域中最崇高最重要的文獻，狹義的經典特指支撐某種意識形態或政教存續的基本文獻。參見龔鵬程：《國學入門》，東方出版社，2014年，第93頁。兩者約分別對應英文的“Classics”“Scriptures”二詞。】。毛澤東著作不僅在毛澤東時代發行數量巨大，更提供了這個時代從政治秩序到意義世界的全方位原理。基于此，學界通常認為毛澤東著作成為經典的過程（即經典化）發生在中共執政以后，這一過程是毛澤東思想確立的結果。五六十年代，四卷本《毛澤東選集》的出版、《毛主席語錄》的發行以及關于毛澤東著作的學習運動，均鮮明地體現了毛澤東著作的經典化現象，這為研究者持前述看法提供了強有力的證據【對五六十年代毛澤東著作的傳播史研究是近年來關于毛澤東研究的熱點議題，值得提出的成果有Alexander C. Cooked. Mao's Little Red Book: A Global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韋雅梅：《在紅彤彤的世界里——〈毛主席語錄〉興衰實錄》，中港傳媒出版社，2015年；等等。另有數篇碩士學位論文專門梳理了毛澤東著作的學習運動，如楊鑫潔：“1960年《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的出版與宣傳”，碩士學位論文，中共中央黨校，2012年；劉明輝：“1950—1965年：毛澤東著作學習運動研究”，碩士學位論文，華中師范大學，2013年；趙靜：“1950年代學習毛澤東著作運動研究”，碩士學位論文，河南師范大學，2013年；李園：“‘老三篇’研究”，碩士學位論文，山東師范大學，2014年；等等。上述研究無一例外地都將時間限定在五六十年代，共同認定并強化著毛澤東著作的經典化發生于中共全面執政以后的看法。】。

本文則擬在文獻分析的基礎上，著重追溯較少為學界關注的中共執政以前毛澤東著作的經典化歷程，并由表及里地揭示毛澤東著作的經典化與中共政治生態的密切關聯。毛澤東領袖地位的形成與鞏固得益于其著作的經典化，毛澤東本人對此有著清晰認知。隨著毛澤東思想的提出，中共黨內對毛澤東著作的學習運動強化了毛澤東著作的經典性。中共執政前夕，對毛澤東著作的閱讀從黨內擴展到黨外，成為民眾了解毛澤東和新生政權的重要途徑。本文認為，毛澤東著作的經典化是毛澤東思想確立的伴生現象，甚至可以將前者視為后者得以發生的一個重要動力。

關于執政以前毛澤東著作的材料和基礎性研究并不少見【以下著作既能代表目前研究的水準，也能集研究之大成，包括劉躍進：《毛澤東著作版本導論》，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蔣建農等：《毛澤東著作版本編年紀事》，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劉金田、吳曉梅編著：《塵封：〈毛澤東選集〉出版的前前后后》，臺海出版社，2012年。劉金田、吳曉梅的著作對執政以前各版《毛澤東選集》編輯出版的史實有較為詳細的介紹，并附錄各版本《毛澤東選集》編輯出版當事人的回憶。蔣建農等人的著作逐篇對毛澤東著作的內容與寫作背景予以提要，并對其版本與變化加以介紹，相當全面而頗便研究者使用。劉躍進的著作則將執政以前毛澤東的著作分為選集、專集、匯編本、單行本、偽裝本等類別予以梳理，基本厘清各類著作的版本情況，該書對毛澤東著作版本研究意義與研究進路的看法至今仍值得充分重視。】，有關其版本的問題已基本厘清，對重要著作出版的經過、版本的考訂也有諸多介紹【20世紀七八十年代，日本學者竹內實陸續主編出版的《毛澤東集》《毛澤東集補卷》共20卷，至今仍是毛澤東著作版本研究的極重要的成果。30余年來的資料披露使得其中部分著作的歷史版本得到優化。同時，系統閱讀并研究不同版本的差異及其關涉的政治史仍是更為重要的議題。】。作為這一時期毛澤東著作經典化的代表，40年代出版的各類《毛澤東選集》引起研究者的相當關注。整體來說，既有研究為本文的議題提供了比較堅實的史料基礎。

欲理解毛澤東著作的經典化歷程，理應注意讀者對其閱讀的情況。對此，新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啟發，誠如張仲民所稱：“相比于傳統的冠以書籍史、出版史等名目的研究，閱讀史的研究則更注重于閱讀與生活、社會、性別、權力等的關系，包括讀者在閱讀中所扮演的角色，讀者的閱讀方式、閱讀心態、閱讀習慣等方面的變化，讀者對書籍（文本）的使用，以及印刷和出版的文化意義，諸階層間文化互動關系等方面。”【張仲民：《出版與文化政治：晚清的“衛生”書籍研究》，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第17—18頁。】本文無意也不必逐一回應執政以前毛澤東著作所關聯的上述全部議題，但借鑒其論述，厘清閱讀毛澤東著作這一行為的歷史意義，無疑將有助于深化認識其時的政治生態與政治文化。

二、執政以前毛澤東著作出版的基本情況

據《毛澤東著作版本編年紀事》的材料統計，從1925年12月1日至1949年9月16日（分別為執政后《毛澤東選集》第1卷首篇、第4卷末篇日期）間，毛澤東撰寫或參與撰寫的文章、電文、講話、批語、題詞、詩詞等著作共達2900余篇（如計入1925年12月以前者，共約3100篇）【執政以前中共圖書的出版非常復雜，還不能得到完整而統一的數據。本文盡量選取目前所能見到的相對完整的版本資料進行處理，當然實際情況基本要多于本文所見的數據。這些資料正在不斷得到完善（如奚景鵬：《〈毛澤東著作版本編年紀事〉中的訛誤》，《出版史料》2005年第4期；段千千：《關于〈毛澤東著作版本編年紀事〉第二版（一、二冊）訛誤的校正》，《黨史研究與教學》2016年第6期；等等），但未能形成統一的數據平臺，故本文部分統計仍然依據雖不夠完善但有助于研究者直接對話的版本資料。基于此，本文的部分數據是約數，一些統計出來的數字亦可能存在誤差。不過，這些數字精確方面的缺憾不會影響本文希望揭示的“結構性的現象”。】。這一數字雖因重復計算同文異題的文獻、著錄文獻以公開發表為主、未必完全出自毛澤東之手等因素而不甚準確，但可認為基本反映了毛澤東著作的概貌。

這些著作大多僅有兩到三個版本，也就是說，相當一部分文獻在初次出現后（如一個指示或電文在發出后，其對于實際事務的有效性很快就結束），僅在后來作為歷史資料被匯編起來。那些理論性較強或對實踐具有長期指導意義的文獻，就具備了較長的時效性而得到再版和廣泛傳播，再版的形式主要是單行本和匯編本，匯編本則又可分為專集本和選集本【劉躍進更進一步將匯編本分為選集、一般性著作集（文集）、專門性著作集（專集），文集本在數量上較選集為少。他還指出除全文收錄以外，還有大量的節錄或語錄摘選。參見劉躍進：《毛澤東著作版本導論》，第170、253、257頁。廣義地講，轉載與引用不僅也可視為版本，同時更是經典化過程的表現。但在數據建設尚不完善的情況下，本文對這部分只能暫付闕如。】。

（一）單行本

目前所見最早的毛澤東著作單行本為《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該文初版于1925年12月的《革命》半月刊，1927年4月汕頭書店就再版了單行本（單行本的初版已無從查考）【劉金田、吳曉梅編著：《塵封：〈毛澤東選集〉出版的前前后后》，第2頁。】。此后，共有40余種毛澤東著作在執政以前出版了單行本。這些單行本有的由出版機構出版，有的由黨的各級機構印刷；除鉛印本外，還有油印本、石刻本等【劉躍進：《毛澤東著作版本導論》，第276—277頁。】。

有論者已經指出，在土地革命戰爭十年期間，基本沒有出版毛澤東著作單行本；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確立以后，基于毛澤東本人大量理論著作問世、清算黨內各種錯誤、具備相應出版的物質條件等因素，執政以前毛澤東著作的單行本多產生于此時期【劉金田、吳曉梅編著：《塵封：〈毛澤東選集〉出版的前前后后》，第3—4頁。】。這一說法并不準確，例如《毛澤東同志給林彪的信》（油印本，1930年）、《調查工作》（中共閩西特委，1930年）、《仁風山及其附近》（中共贛西南特委，1930年）、《毛澤東同志關于粉碎敵人五次“圍剿”與蘇維埃經濟建設任務的報告》（省蘇財政部、國民經濟部，1933年）、《鄉蘇工作的模范（二）——才溪鄉》（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1934年）、《只有蘇維埃能夠救中國》（蘇聯外國工人出版社，1934年）等等，均以單行本形式出版或翻印于土地革命戰爭十年間。本文據《毛澤東著作版本編年紀事》的材料統計，得執政以前有單行本問世的毛澤東著作41種（41種著作共有926種單行本，此外確知為執政以前出版但不明確具體日期的單行本尚有242種）。此處不必列舉各篇著作的單行本版本情況，而從中分析出以下重要信息。

首先，共有17本著作單行本數量超過10種（見表一）。這些著作是執政以前毛澤東著作中最為重要、影響最廣的部分，集中體現了中共關于國家制度建設、意識形態、革命方向以及中共形象建構等核心議題。

表一 執政以前出版最多的毛澤東著作單行本

篇目	著作年份	單行本版本數
《新民主主義論》	1940	244
《論聯合政府》	1945	193
《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	1939	164
《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	1947	88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1942	63
《論人民民主專政》	1949	58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1927	57
《論持久戰》	1938	47
《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	1938	37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	1936	33
《在晉綏干部會議上的講話》	1948	25
《全世界革命力量團結起來，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	1948	20
《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	1929	19
《改造我們的學習》	1941	19
《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	1938	13
《將革命進行到底》	1948	13
《〈共產黨人〉發刊詞》	1939	11

數據來源：蔣建農等：《毛澤東著作版本編年紀事》，第1671—1876頁。

其次，各著作單行本出版年份亦頗值得留意（見表二）。1936年及以前，共有六種著作有單行本，且每種著作只有1個單行本。結合表一可知，《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這兩本抗戰以前的著作在抗戰開始以后特別是解放戰爭期間多次出版單行本，顯示了毛澤東早期著作得到“重新發現”的現象。1938年至1939年間，毛澤東著作單行本的出版出現小高峰，《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四種著作分別有7個、21個、16個、8個單行本問世。這表明，毛澤東關于戰爭的論述、關于中共所處中國革命之譜系的論述受到重視或有意識的宣傳。1940年只有《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兩種著作出版了單行本，《新民主主義論》單行本版次達29個。1941年至1944年間，《論持久戰》《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改造我們的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談話》六種著作單行本版本次數超過5個。整體來看，這一時期毛澤東著作單行本總數與平均數量并不多。

表二 執政以前毛澤東著作單行本出版時間

出版年份	1936年及之前	1937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	1946	1947	1948	1949
單行本版本數	6	6	28	27	30	9	16	16	21	90	45	63	174	395
有單行本的著作數	6	4	4	5	2	5	7	8	10	10	13	15	17	19
各著單行本平均版數	1	1.5	7	5.4	15	1.8	2.3	2	2.1	9	3．5	4.2	10.2	20.8

數據來源：蔣建農等：《毛澤東著作版本編年紀事》，第1671—1876頁。

1945年，伴隨著中共七大正式確立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毛澤東著作單行本的出版數量急劇增加。超過執政以前毛澤東著作單行本的80%者，以及前文提到的未明確具體時間但確知為執政以前出版者，均出版于此時。其中，《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在晉綏干部會議上的講話》《全世界革命力量團結起來，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將革命進行到底》等或持久或針對新的形勢發揮著指導戰爭與土地改革的作用，《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改造我們的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成為中共及其意識形態建設的重要基礎，《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論人民民主專政》等則成為構筑中共革命與新生政權的藍圖。

再次，執政以前出版過單行本的毛澤東著作，有38篇收入執政以后的《毛澤東選集》。執政以后《毛澤東選集》的收文，充分照顧到了既存的經典性。

（二）匯編本

匯編本也是毛澤東著作經典化的表征。由于選集本較為集中地體現了中共的政治文化，且研究者關注較多，后文將以專節考論。此處考察《毛澤東選集》版本以外的毛澤東著作匯編本。

除選集本外，匯編本包括文集本、專集本、文選本以及摘錄本等，因其龐雜而未得到更為充分的研究。本文綜合《毛澤東著作版本導論》《塵封：〈毛澤東選集〉出版的前前后后》《毛澤東書典》等著作之統計，除去翻印、摘錄、節選者，得30種毛澤東著作的匯編本。

這些匯編本收文數量并不多，少則2篇，最多的《毛澤東論文集》（新華日報華北分館，1940年）為23篇。匯編本共收錄毛澤東文章約75篇。

從其出版時間來看（見表三），最早的匯編本為1934年由蘇聯外國工人出版社出版的《經濟建設與查田運動》，直到1937年12月方才出現又一個毛澤東著作的匯編本《毛澤東論文集》（大眾出版社）。1940年以前出版的匯編本基本為毛澤東關于抗戰的言論，出版需求可從1938年、1939年的出版數量得到體現，其中近半數為毛澤東與斯諾、史沫特萊等記者關于抗戰的談話，《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目前階段的任務》《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國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務》《和英國記者貝特蘭的談話》《論中國抗日戰爭》《抗戰必勝論》《論新階段》等收錄頻次均多于五次。這一時期的出版機構多在上海、漢口、重慶等非解放區，表明此時中共在抗戰宣傳方面投注較多精力。1940年出版的《毛澤東論文集》，由新華日報華北分館編印，是收文最多的匯編本。1941年，毛澤東親自主編的《農村調查》一書出版，共收錄毛澤東農村調查報告、撰寫的土地法共11篇文獻以及序言和跋等3篇。該書最初在延安出版（出版單位不詳），后陸續有十多個各地的翻印本。被多次再版的還有《毛主席的三大名著》（中共晉綏分局，1943年），收錄《論持久戰》《論新階段》《新民主主義論》，表明這些篇目影響較大。1946年后，毛澤東著作的匯編本持續增多。除《整頓三風》《論查田運動》這樣的專題匯編本外，大多匯編本都集中收錄了《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反對黨八股》（收錄次數分別為8次、6次、5次、5次、4次、4次）等文。匯編本體現出的毛澤東著作經典化，大體與單行本吻合。

表三 執政以前毛澤東著作匯編本出版時間

出版年份	1934	1937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	1946	1947	1948	1949	合計
匯編本數量	1	1	7	4	1	1	1	1	0	0	2	5	1	5	30

數據來源：劉躍進：《毛澤東著作版本導論》，第170—175頁；劉金田、吳曉梅編著：《塵封：〈毛澤東選集〉出版的前前后后》，第6—13頁；王紫根編纂：《毛澤東書典》，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33頁。

整體而言，毛澤東著作匯編本的數量并不多，各匯編本收文數量亦很少，但匯編本集中了毛澤東著作較為重要且較為流行的文章。

毛澤東的著作還多出現在與其他中共領導人或理論家著作的合編本中。據《毛澤東書典》的材料統計，這類合編本近60種（確知年份者見表四）。其中，一些直接以毛澤東著作的題名為書名，如《將革命進行到底》（華中新華書店，1949年）、《論聯合政府》（新民主出版社，1949年）、《論人民民主專政》（蘇南新華書店，1949年）。1936年至1939年各有一書出版，即《論抗日救國統一戰線》（出版單位不詳，1936年）、《第八路軍干部抗戰名論集》（戰時出版社，1937年）、《民族革命之路》（漢口星星出版社，1938年）、《論游擊戰》（華社，1939年），主要內容都是關于戰爭的論述。其后是1941年12月由中共中央書記處編輯的《六大以來》。無論從編輯者的政治級別還是從所收文獻的數量和重要性（此后書中文獻出現在其他地方時均以此為準）來看，《六大以來》都可被視為中共重要文獻匯編的源頭。此后，各類匯編多以專題形式出現，如整風、經濟問題、領導方法、評白皮書等。

表四 執政以前毛澤東和他人著作合編出版時間

著作年份	1936	1937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	1946	1947	1948	1949	合計
合編種數	1	1	1	1	0	1	4	4	6	2	4	2	9	18	54

數據來源：王紫根編纂：《毛澤東書典》，第50—95頁。

除此之外，毛澤東著作還存在30余種偽裝本或托名本【施文嵐：《毛澤東著作托名本版本匯訂》，《文史博覽》2014年第6期。】。從現今發現的版本來看，偽裝本或托名本有單行本（如托名開封三教圣會的《新金剛經》，收錄毛澤東《一九四五年的任務》一文）、匯編本（如托名老舍的《不夜集》，收錄毛澤東《將革命進行到底》等7篇文章），但整體而言收文較少。所托作者有老舍、劉大白、陳維藩、周作人等，所托書籍多取類似《大乘起信論》《文史通義》《嬰兒保育法》《和平奮斗救中國》等宗教、文史、生活以及時政類中偏中立表述的書名。

執政以前毛澤東著作的經典化還輻射到另外兩個相關的載體中，即教科書與毛澤東傳記。教科書在推動文化教育的同時，同樣著力于意識形態的形塑。抗戰初期，為適應培養革命干部的需求，普通教育模仿干部學校，重視政治教育。有的政治課本直接以《抗日統一戰線指南》《論持久戰》《論新階段》等毛澤東著作的匯編本或單行本為教材。國文教材則或節選毛澤東著作，或通過《朱德的扁擔》《毛澤東愛護小孩》等文章著力塑造中共領袖的光輝形象【石鷗、曾艷華：《小課本大宣傳：根據地教科書研究之一》，《湖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報》2010年第5期；石鷗、吳馳：《中國革命根據地教科書的政治宣傳效應》，《教育學報》2011年第3期；石玉：《中國革命根據地教科書研究》，知識產權出版社，2015年，第191—192頁。】。毛澤東對教科書的這些作用有清晰認知，這從1942年他親為凱豐、徐特立、范文瀾主編的《文化課本》所作序言一事可窺一斑。《文化課本》一書就收錄了徐特立所寫《毛澤東同志的實際精神》、譚政所寫《三灣改編》以及《毛澤東同志在邊區參議會的演說》等文。

除教科書以外，各種版本的《毛澤東自傳》在1937以后不斷問世，通過塑造毛澤東的形象而助推毛澤東著作的經典化。抗戰以前，中外有關毛澤東的各種信息，要么多負面，要么不真實【〔日〕石川禎浩著，喬君編譯：《〈紅星照耀中國〉各國版本考略》，《中共黨史研究》2016年第5期；曹根和：《石川禎浩教授談〈紅星照耀中國〉以前的毛澤東形象》（2014年12月5日），華東師范大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斯諾以1936年與毛澤東談話內容為主而寫的《紅星照耀中國》在1937年出版后，引起較大反響，此后出版的諸多《毛澤東自傳》均由其演變而來。據統計，1950年以前的《毛澤東自傳》中文版本達六七十種，共有三個出版高峰期：1937年9月至1938年初、1946年至1948年、1949年至1950年初【丁曉平：《解謎〈毛澤東自傳〉》，中國青年出版社，2008年，第84—85頁。】。據毛澤東與斯諾談話的翻譯吳黎平回憶，毛澤東曾看過上海出版的《西行漫記》，“并曾在延安的一次干部會議上提到這本書是外國人報道中國革命的最成功的兩部著作之一”【吳黎平：《前言》，《毛澤東自述》，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頁。】。

三、毛澤東對本人著作的經典化

胡喬木在90年代初期寫作回憶毛澤東一書時，辟專章敘述40年代毛澤東親自編輯《六大以來》等中共歷史文獻的情況。按胡喬木的說法，這些文獻集“使正確路線同錯誤路線的對照非常明顯”，“一些犯‘左’傾錯誤的同志看了口服心服”【《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增訂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9頁。】。毛澤東本人則在1943年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中將《六大以來》稱為“黨書”，并指出：“到了一九四一年五月，我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毫無影響。六月后編了黨書，黨書一出許多同志解除武裝，才可能召開一九四一年九月會議，大家才承認十年內戰后期中央領導的錯誤是路線錯誤。一九四一年九月會議是一個關鍵，否則我是不敢到黨校去作整風報告的，我的《農村調查》等書也不能出版，整風也整不成。”【《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469頁。】由此可見，“黨書”在批判中共過去的“錯誤路線”、重塑中共高層政治生態等方面發揮的作用不言而喻。與編輯中共歷史文獻互為表里的現象，則是毛澤東對本人著作的經典化。

胡喬木在回憶中詳細介紹了《六大以來》《六大以前》《兩條路線》等三本“黨書”的編輯與整風運動的關聯【《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增訂本），第175—187頁。】。之所以編輯《六大以來》，除為中共七大的召開準備材料外，還直接針對王明于1940年重刊其《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斗爭》一書【《毛澤東傳》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第634—635頁。】。結合前引毛澤東的話不難看出，對各自著作的刊布在三四十年代間成為中共高層政治博弈的重要手段。

通常認為，中共的文獻事業始于毛澤東40年代編輯“黨書”【《黨的文獻事業發展歷程及其啟示》，《黨的文獻》2011年第4期。】。實則建黨以來，中共已有過一些文獻匯編。據稱，其中有1932年前后為適應王明路線需要而匯編的《國際路線》三冊，1937年前后張聞天主持的延安黨史研究會編輯的《中國問題指南》兩冊【張憲文：《中國現代史史料學》，山東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5—46頁。該書同時提到解放社1938年出版《紅色文獻》一書，實則該書即《中國問題指南》兩冊的合印本。《中國問題指南》兩冊分別收錄1926年至1931年期間“共產國際論中國革命的文獻”、中共二大至六屆四中全會期間“中共重要的歷史文件”。參見《紅色文獻》，解放社，1937年，“編者的話”第1頁。】。王明的《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斗爭》原題《兩條路線——擁護國際路線，反對立三路線》，1931年初版，次年再版。正是憑借“國際路線”的招牌，王明成功翻身，與“立三路線”劃清界限，并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贏得領導地位。《中國問題指南》的編輯目的尚不明確，書前“編者的話”較為平實地陳述“為研究中共歷史的參考”，“用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觀點來研究它”【《紅色文獻》，“編者的話”第1—2頁。】。

1936年，張聞天率先提出組織在職干部學習馬列主義理論，認為這是“刻不容緩的任務”。當年10月，中共中央機關干部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程中原：《張聞天傳》，當代中國出版社，2000年，第489—490頁。】。毛澤東對此回應相當積極，“發憤”閱讀馬列主義書籍，從理論上反擊30年代王明路線擁護者給他扣上的“狹隘經驗論”帽子【《郭化若文集》，軍事科學出版社，2004年，第662—669頁。】。除強化馬列理論的素養外，毛澤東更整理本人的著作作為反擊錯誤路線的思想與理論資源。

1937年，毛澤東將他在1928年至1933年間所寫的十篇農村調查報告和兩個土地法匯編成《農村調查》一書，并在1937年10月6日寫下序言。在當時的中共高層里，毛澤東的農村調查工作經驗無疑是其突出之處。這是他本人的強項，又恰是錯誤路線對手的弱點。當時中共宣傳出版工作由張聞天、王稼祥、王明、秦邦憲等組成的中共中央黨報委員會領導，毛澤東難以插手而無法順利出版《農村調查》。前引他提到的“我的《農村調查》等書也不能出版”，所反映的正是此種政治生態。

同年底，毛澤東重新審閱了《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1929年12月），并對決議案的前三個部分作了修改。這個決議案看起來為解決軍內問題，其主體則是前三部分的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組織問題和教育問題【《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5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0年，第834—835頁。】。與《農村調查》一樣，這篇修改的著作也是到了1941年才面世的。

1941年，毛澤東在《農村調查》出版前加寫了一個序言和跋。在序言中，毛澤東語氣迥異，嚴厲批評那種“全然不了解下情，卻在那里擔負指導工作”的人，批評“下車伊始，就哇喇哇喇的發議論，提意見，這也批評，那也指摘”而“沒有經過周密調查”的“欽差大臣”【毛澤東：《農村調查》，無出版機構，1941年，“序言二”第3—6頁。】。一年前才重刊《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斗爭》的王明，漸趨失勢和失語。7月，中共中央成立以毛澤東為主任、任弼時為副主任的中央調查研究局；8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由毛澤東起草的《中央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這個決定的發出和《農村調查》的出版，表征著中共政治生態的改變以及毛澤東將本人著作經典化的初步成功。

為給召開中共七大準備材料，中共中央決定由任弼時負責督促搜集六大以來的歷史文獻。其后，這一工作轉由毛澤東主持。毛澤東接手《六大以來》的編輯，將歷史文獻用作分清路線是非的政治功能充分發揮出來。此次文獻整理的最終成果，就是以中共中央書記處名義編印的《六大以來》。《六大以來》于1941年12月正式編印，分上下冊，共收文獻519篇，分八個專題，內容相當豐富，其主要作用也轉變為“解決政治路線問題”【《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增訂本），第48頁。】。

據胡喬木回憶，當時每收集到一份文獻，就先由毛澤東審核，審核完畢后即送印刷廠排印。在排印過程中，又陸續找到一些文獻而增補進去。1941年2月，毛澤東已經開始校對清樣【《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增訂本），第176—178頁。】。在編輯過程中，毛澤東“有意識地對收集到的文獻進行了篩選，先后挑選了重要的有代表性的文件86篇，以散頁的形式發給延安的高級干部學習、研究”【《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增訂本），第179頁。這86篇文獻在1941年12月匯編為《六大以來》選集本，正式題名為《六大以來選集》，仍為上下兩冊。】。在1941年八九月的一次中央會議上，毛澤東建議將其編輯的歷史文獻匯編成冊，“供高級干部學習與研究黨的歷史用”，會議同意了他的建議【《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增訂本），第176頁。】。

與此同時，中共中央政治局成立思想方法學習小組（后為中央研究組，又稱中央學習組），毛澤東、王稼祥分任組長、副組長。學習小組除研究馬恩列斯著作外，同時研究六大以來的中央文件。【《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325—328頁。】其后，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在中央、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區黨委或省委之委員、八路軍新四軍各主要負責人、各高級機關某些職員、各高級學校某些教員等范圍內，組成高級學習組，仍以學習“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與我黨二十年歷史兩個題目”為主。1941年11月，中共中央再次發出通知，要求各高級學習組應通讀《六大以來》的83個文件，并稱“各地必有許多找不到者，可先將找到者閱讀，或由組長就能記憶者作報告”。【《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3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第205、211頁。】這與胡喬木的回憶亦能形成互證，表明《六大以來》在正式印出前，不僅以散頁的形式發給在延安的高級干部，還預先以目錄的形式下發到中央研究組及各地高級學習組【1941年9月29日，毛澤東、王稼祥在寫給中央研究組及高級研究組的信中也提到：“關于實際方面的材料，請各同志看六大以來的文件（要目見另單）。”《毛澤東書信選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171頁。惜該選集并未附上這個目錄。另，龔育之稱這個目錄數量為“七十件”。龔育之：《關于〈毛澤東選集〉的版本等問題同施拉姆教授的談話》，《馬克思主義研究》1984年第3期。】。從單純的歷史文獻的搜集到提議匯編為“黨書”，從預先發放散頁到不斷增加數量的文件目錄，毛澤東本人對其政治作用有充分認知。“黨書”在正式印出以前就已發揮相當影響。

《六大以來》共印500冊，《六大以來選集》印數則在1000冊以上，前者僅發給中央局、軍分區及以上大單位，后者則發給單位和個人，而個人則限于黨的高級干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增訂本），第179—180頁。】。盡管流傳范圍似乎很有限，其造成的政治效果卻不容小視。一方面，毛澤東對這批文獻的技術性處理，使得黨內同志“認識到蘇維埃運動后期黨的領導機關確實存在一條錯誤的路線”，“有利于犯錯誤的同志承認與改正錯誤”【《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增訂本），第183頁。高華對毛澤東選編《六大以來》的策略有較為重要的闡述，不過，所據版本為1981年版，故他認為該書收錄毛澤東著作為55篇。事實上，1981年版《六大以來》上下兩冊明確標注收入《毛澤東選集》者共61篇（上冊為55篇）。然而，據胡喬木、龔育之介紹，《六大以來》在1952年出第二版時，增加了1941年版未曾收錄的大量毛澤東著作。胡喬木稱增加了31篇（開列了31篇具體篇目），龔育之稱增加了29篇。由于《六大以來》1941年與1952年兩個版本都甚不易見，故未知孰是。可以肯定的是，胡喬木對《六大以來》三個版本變化的介紹亦未能作到完整。據胡喬木敘述的篇目增刪、分合情況，無法從1941年版的519篇推算到1981年的562篇（相差6篇）。參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增訂本），第180—182頁；龔育之：《〈實踐論〉和〈矛盾論〉并未收入1941年版〈六大以來〉的原因》，《黨的文獻》1990年第1期。】，為重構延安40年代的政治生態發揮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六大以來》等“黨書”匯集中共黨內的大量重要文獻，盡管其閱讀有著嚴格的保密制度，卻成為此后毛澤東和中共其他文獻匯編的重要底本【龔育之：《關于〈毛澤東選集〉的版本等問題同施拉姆教授的談話》，《馬克思主義研究》1984年第3期；龔育之：《〈實踐論〉和〈矛盾論〉并未收入1941年版〈六大以來〉的原因》，《黨的文獻》1990年第1期。】。

由于《六大以來》1941年初版、1952年再版等版本并不易見，現在可根據1981年的第三版，對初版收錄毛澤東著作的情況略作推測。1981年第三版目錄明確標注61篇文章為毛澤東個人的著作【標注收入《毛澤東選集》的文章共61篇，其中《中央為抗戰四周年紀念宣言》（1941年7月7日）一文并未收入《毛澤東選集》，《毛澤東著作版本編年紀事》未著錄，另有《反投降提綱》（1939年6月30日）一文明確標注為毛澤東所作。故本文此處認定為61篇。】。胡喬木稱，第三版刪掉了毛澤東所著《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講演提綱》（1939年9月14日）一文【《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增訂本），第182頁。】。據此，1952年再版應收錄毛澤東著作62篇。更據前引胡喬木稱再版目錄增加了31篇已經收入《毛澤東選集》的文獻，則《六大以來》初版應收錄毛澤東著作31篇。不過，胡喬木的說法并不精確。除根據前述其關于版本變化的說法無法準確回溯初版篇目數量外，一些篇目與《毛澤東著作版本編年紀事》的著錄亦有出入【如《關于蔣介石聲明的聲明》（1936年12月28日）一文，胡喬木稱為1952年《六大以來》再版時增加，《毛澤東著作版本編年紀事》則著錄為《六大以來》1941年版；《反投降提綱》一文，胡喬木提及的《六大以來》再版、第三版的兩次增收文章中均無此文，意味著該文為《六大以來》初版所收，然而《毛澤東著作版本編年紀事》則著錄該文最早發表于《兩條路線》；等等。因此，《胡喬木回憶毛澤東》《毛澤東著作版本編年紀事》關于《六大以來》初版收錄毛澤東著作的數字可能均存在問題。造成這一問題的原因，除從非個人署名的文件中識別出毛澤東著作容易出現差錯外，胡喬木提及的《六大以來》初版本身存在“好幾種目錄”，可能也形成一種統計上的障礙。參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增訂本），第178頁。】。據《毛澤東著作版本編年紀事》，明確標注為《六大以來》1942年初版收錄的毛澤東著作為22篇，其中15篇與根據胡喬木關于版本變化敘述推算出的初版篇目相同，比較肯定為初版所收錄【這15篇文章為《井岡山的斗爭》（1928年11月25日）、《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1929年12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1月5日）、《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1937年5月3日）、《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1937年5月8日）、《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1937年7月23日）、《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斗爭》（1937年8月25日）、《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1937年11月12日）、《戰爭和戰略問題》（1938年11月6日）、《關于國際新形勢對新華日報記者的談話》（1939年9月1日）、《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講演提綱》（1939年9月14日）、《和中央社、掃蕩報、新民報三記者的談話》（1939年9月16日）、《新民主主義的憲政》（1940年2月20日）、《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1940年3月11日）、《論政策》（1940年12月25日）。】。而初版所收毛澤東著作的數量（包括毛澤東與他人合署的文章、未署名的文件而實際均由毛澤東主筆的文獻）必定大大多于這個數目。至于究竟如何，只能待見到《六大以來》初版方可確認。

《六大以來》所引起的政治效應得到了毛澤東的重視。緊接著，他又主編了《六大以前》《兩條路線》等資料集。兩書復以中共中央書記處名義分別于1942年10月、1943年10月編印出來。盡管《六大以前》初版無法得見，但據胡喬木對其版本的敘述推算，結合《毛澤東著作版本編年紀事》，可以肯定初版僅收錄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再版時則增收《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兩條路線》共收文137篇，其中大革命時期的14篇全部選自《六大以前》，土地革命戰爭與抗日戰爭時期有95篇選自《六大以來》。由于有前面兩種“黨書”的基礎，毛澤東僅用幾天時間就完成了《兩條路線》的選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增訂本），第185、186頁。】與《六大以來》類似，《兩條路線》在尚未下發各地時，毛澤東已經致信饒漱石等人，表示“因中央所編《兩條路線》一書來不及送給你們，可就你處找得到的關于內戰與抗戰時期表現兩條路線（正反兩面）的文件選出若干篇（不要多）給干部看”【《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0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686頁。】。

事實上，除胡喬木所提及的以上三書外，還有《抗戰以來重要文件匯集》（中共中央書記處編印，1942年7月）、《軍事文獻》（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編印，1942年11月）、《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編輯委員會，1942年）等以相當高級別機構名義編印的歷史資料集和思想理論集。《抗戰以來重要文件匯集》共收文67篇，其中毛澤東的著作共29篇【《抗戰以來重要文件匯集》，中共中央書記處編印，1942年，“目錄”第1—4頁。】。《軍事文獻》據1957年11月再版（未說明版本變化）統計，三冊共收文480篇，其中毛澤東的著作計有54篇【《軍事文獻（黨內絕密文件）》，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翻印，1957年。該書上冊收文189篇（含附錄2篇），中冊收文162篇（其中5篇存目），下冊收文129篇（其中附錄張國燾路線斗爭文件35篇、補遺4篇、存目1篇）。】。據費云東介紹，兩者分別為毛澤東和“中央領導同志親自”主持編印【費云東：《中共檔案文獻征集》，中國檔案出版社，2004年，第123頁；費云東、潘合定編著：《中共文書檔案工作簡史（1921—1949）》，檔案出版社，1987年，第109頁。】。《軍事文獻》特地將文獻中涉及“立三路線”“張國燾路線”等標注出來，顯然受到《六大以來》及清算軍內歷史問題的影響。《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同樣由毛澤東親自編輯【張仲實：《我的編譯生涯》，《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國的傳播》，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95—96頁。】，摘錄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理論與實際、唯物辯證法、國際經驗、民族特點、革命傳統等論述。這一結構是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想法的直接呈現。全書以毛澤東《改造我們的學習》代序，并附錄《中央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在中共的歷史路線和思想理論兩方面，毛澤東都非常明確且成功地掌握了話語權。

僅據《毛澤東著作版本編年紀事》明確標注者統計，以上六種“黨書”至少收錄毛澤東著作63篇【《毛澤東著作版本編年紀事》明確標注的各“黨書”收錄毛澤東的著作存在錯漏。如該書標注《抗戰以來重要文件匯集》1942年版收錄毛澤東著作為10篇，查原書目錄知為29篇。本文此處據該書所得出的統計，是基于尚未看到全部“黨書”最早版本的不得已作法。】。由此，毛澤東的著作在六大前后的時間維度上，在戰爭、經濟、政治、農村調查以及馬列主義理論等多個領域都呈現黨內其他領導人難以比擬的權威性。“黨書”的編輯不僅推動了中共內部政治生態的改變，還推動了毛澤東著作的經典化。結合前面提及的毛澤東著作單行本與匯編本時間序列來看，在“黨書”編輯以前，毛澤東著作的經典化多以實用性的戰爭論述為主，且在1940年至1941年間出現低谷。“黨書”編印以后，毛澤東著作的經典化以政治性為主，而這是更具重要意義的經典化。毛澤東在40年代不斷闡述對未來執政的思考，加之其在黨內政治地位的提升與鞏固，更推動了此種政治性的增強。無論從編輯者目的和政治效應還是其奠定的此后文獻流傳的版本基礎來看，中共的“黨書”在40年代及其以后長久發揮著影響。

四、執政以前的《毛澤東選集》

40年代多個版本的《毛澤東選集》的出版，是毛澤東著作經典化的集中體現。執政以后出版的《毛澤東選集》如是評價這些“選集”：“幾年前各地方曾經出過幾種不同版本的《毛澤東選集》，都是沒有經過著者審查的，體例頗為雜亂，文字亦有錯訛，有些重要的著作又沒有收進去。”【《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本書出版的說明”第1頁。】這一說法突出了執政以后《毛澤東選集》的權威性，但剝掉了執政以前諸版選集的政治性。研究者受其影響，著重關注了執政以前《毛澤東選集》的版本。目前所見，執政以前的《毛澤東選集》多達十余個版本（含翻印本）。龔育之較早對這些版本進行了系統梳理，并將之歸納出五個版本系統，揭示了版本之間的關聯【龔育之：《關于〈毛澤東選集〉的版本等問題同施拉姆教授的談話》，《馬克思主義研究》1984年第3期。】。其后，研究者對版本系統的看法有所修正，比如龔育之單列的《毛澤東文選》，因其收文數量較少，不能列入選集系統【劉金田、吳曉梅編著：《塵封：〈毛澤東選集〉出版的前前后后》，第17—20頁。】。就本文的核心議題而言，選集的再版和翻印，都體現了毛澤東著作的經典化。

綜合《毛澤東著作版本導論》《毛澤東書典》《塵封：〈毛澤東選集〉出版的前前后后》等資料，共得執政以前《毛澤東選集》版本15個（見表五）。

表五 執政以前《毛澤東選集》的版本

編號	題名	編印者	出版機構	出版時間	篇數	備注
Ⅰ	《毛澤東選集》（1—5卷）	晉察冀日報社	晉察冀新華書店	1944年5月	29
Ⅱ	《毛澤東選集》（1—5卷）	晉察冀日報社	晉察冀新華書店再版	1945年3月	31	同Ⅰ。正文、目錄各增收1文。
Ⅲ	《毛澤東選集》（第1卷）	蘇中區黨委	蘇中出版社	1945年7月	11
Ⅳ	《毛澤東選集》（1—5卷）	晉察冀日報社	大連大眾書店	1946年4月	31	同Ⅰ。增收2文。
Ⅴ	《毛澤東選集》（第5卷）	華中新華書店	華中新華書店	1946年4月	4	同Ⅱ第4卷。
Ⅵ	《毛澤東選集》（第1、5卷）	膠東新華書店	膠東新華書店	1946年7月	15	第1卷同Ⅲ，第5卷同Ⅴ。
Ⅶ	《毛澤東選集》（1—5卷）	晉察冀日報社	大連大眾書店再版	1947年2月	32	同Ⅳ。增收1文。
Ⅷ	《毛澤東選集》（1—5卷）	晉察冀日報社	渤海新華書店	1947年3月	31	同Ⅳ。
Ⅸ	《毛澤東選集》（1—6卷）	晉察冀中央局	晉察冀新華書店	1947年3月	38	同Ⅰ，增收9文。
Ⅹ	《毛澤東選集》（1—6卷）	晉察冀中央局	新華書店冀東分店	1947年6月	38	同Ⅸ。
Ⅺ	《毛澤東選集》（1—6卷）	晉察冀中央局	太岳新華書店	1947年10月	38	同Ⅸ。
Ⅻ	《毛澤東選集》（續編）	晉察冀中央局	晉察冀新華書店	1947年12月	5
XⅢ	《毛澤東選集》（1—6卷）	東北局宣傳部	東北書店	1948年5月	50
XⅣ	《毛澤東選集》（上下冊）	晉冀魯豫中央局	晉冀魯豫中央局	1948年	61	初定63篇，出版時撤銷2文。
XV	《毛澤東選集》（1—5卷）	魯中軍區政治部	魯中軍區政治部	未詳	31	同Ⅷ。

數據來源：劉躍進：《毛澤東著作版本導論》，第41—77頁；劉金田、吳曉梅編著：《塵封：〈毛澤東選集〉出版的前前后后》，第17—104頁；王紫根編纂：《毛澤東書典》，第5—12頁。

說明：本表統計基于如下原則：（1）以正式出版的版本為準，不含廢稿本；（2）見于目錄但未見于正文者、見于正文而未見于目錄者均予統計，附錄的文章亦予統計；（3）同一出版機構的再版本、不同出版機構的翻印本均分別統計；（4）同一出版機構出版的同一版本，屬不同裝幀或重印的不重復統計；（5）以單行本形式出版的香港新民主出版社版、聯合編譯社版等不納入統計（但已納入前述單行本統計）；（6）同一文獻有節選、拆分、全文收錄、改題等不同情況者，均計為同一文獻。

目前所知蘇中出版社、華中新華書店、膠東新華書店三個版本均不完整。蘇中出版社版預備出四卷，但因抗戰結束以后出版社撤銷，其余三卷未及出版而稿件散佚【王紫根編纂：《毛澤東書典》，第7頁。】。后兩個版本缺失的卷冊，迄今尚未發現。王紫根注意到，膠東新華書店版第1卷和第5卷分別與蘇中出版社版第1卷、華中新華書店版第5卷相同，故推斷膠東版應是華中版的翻印本，而華中版、膠東版可以劃入蘇中版的系統中；張偉良則注意到，華中版第5卷與晉察冀日報社再版第4卷篇目完全一致，不能稱其為獨立于晉察冀日報社版的版本系統【劉金田、吳曉梅編著：《塵封：〈毛澤東選集〉出版的前前后后》，第101—104頁；王紫根：《華中新華書店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版本之我見》，《毛澤東思想研究》2001年第2期；張偉良：《華中新華書店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版本考——兼與王紫根同志商榷華中新華書店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版本淵源》，《石家莊鐵道大學學報》2011年第4期。】。由于史料缺乏，這三個版本的源流尚難定論。對此，本文不再關注其版本系統，轉而從文獻編印者、出版機構、選集流傳與版本統計等角度認識毛澤東著作的經典化。

龔育之早已提及，各版《毛澤東選集》的出版，與延安整風運動后毛澤東領袖地位的提升、毛澤東思想的提出和學習等因素密切相關【龔育之：《關于〈毛澤東選集〉的版本等問題同施拉姆教授的談話》，《馬克思主義研究》1984年第3期。】。各版選集的內容與出版過程均能明確體現毛澤東著作經典化的政治性。晉察冀日報社1944年版“編者的話”著力強調毛澤東思想的正確性，并在末段稱：“本社為了貫徹毛澤東思想于邊區全黨，特出版毛澤東選集，以介紹毛澤東同志的各種名著，來幫助全體同志加強整風學習。”【《毛澤東選集》第1卷，晉察冀日報社，1944年，“編者的話”第2頁。】該書扉頁印毛澤東頭像，題為“中國人民領袖毛澤東同志”。中共七大以后出版的首個選集本即蘇中出版社版，在封面印毛澤東木刻頭像一幅，書前輯錄朱德、周恩來等18人的言論，總題“論毛澤東思想”以為代序。

從編印者來看，不同版本系統的《毛澤東選集》的編輯出版，均由各根據地中央局或分局領導。晉察冀日報社版由中共中央晉察冀分局領導，聶榮臻、程子華、劉瀾濤等將具體工作交付晉察冀日報社社長鄧拓主持【劉瀾濤等：《四十年前的一部〈毛澤東選集〉》，劉金田、吳曉梅編著：《塵封：〈毛澤東選集〉出版的前前后后》，第184頁。】；蘇中出版社版由時任蘇中區黨委常委、宣傳部部長俞銘璜主持，并得到蘇中區委陳丕顯、管文蔚等人的大力支持【張愛東等：《〈毛澤東選集〉蘇中版在湖蕩中誕生》，《鐵軍》2009年第1期。】；晉冀魯豫中央局版由中央局副書記薄一波領導，中央局宣傳部副部長張磐石指導編印【《中共晉冀魯豫中央局出版〈毛澤東選集〉的一些回憶——訪張磐石》，劉金田、吳曉梅編著：《塵封：〈毛澤東選集〉出版的前前后后》，第199—204頁。】；東北書店版則由東北局宣傳部部長凱豐主持【周保昌：《東北書店版〈毛澤東選集〉出版始末》，劉金田、吳曉梅編著：《塵封：〈毛澤東選集〉出版的前前后后》，第195—198頁。】。各地新華書店版均是上述這些版本的翻印本【張偉良：《華中新華書店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版本考——兼與王紫根同志商榷華中新華書店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版本淵源》，《石家莊鐵道大學學報》2011年第4期。】。

不同版本的《毛澤東選集》還不同程度地得到中共中央及毛澤東本人的指導與關注。晉察冀日報社版曾報中共中央宣傳委員會（書記毛澤東、副書記王稼祥）批準【沈達、曹國輝：《鄧拓要我們印好〈毛澤東選集〉》，劉金田、吳曉梅編著：《塵封：〈毛澤東選集〉出版的前前后后》，第186頁。】。大連大眾書店曾將該社《毛澤東選集》贈送毛澤東，毛澤東回信致謝【余定華：《大連大眾書店版〈毛澤東選集〉出版情況》，劉金田、吳曉梅編著：《塵封：〈毛澤東選集〉出版的前前后后》，第194—195頁。】。晉冀魯豫中央局版選目經薄一波審閱，并可能請示中央或參考了延安專門為各地編《毛澤東選集》而提供的毛澤東著作目錄【《中共晉冀魯豫中央局出版〈毛澤東選集〉的一些回憶——訪張磐石》，劉金田、吳曉梅編著：《塵封：〈毛澤東選集〉出版的前前后后》，第201頁。】。東北書店版在編輯過程中，林彪為1930年1月5日毛澤東給林彪的信修改后收入該版而特別致電中央宣傳部，毛澤東批示此信不要收錄，并請陸定一、胡喬木負責選集書稿的審閱【《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280頁。】。由于東北書店版制作精美，葉劍英曾以之為禮物贈送參加北平和談的國民政府代表團【周保昌：《東北書店版〈毛澤東選集〉出版始末》，劉金田、吳曉梅編著：《塵封：〈毛澤東選集〉出版的前前后后》，第198頁。】。以上各類史料表明，中共高層在相當程度介入或參與到多個版本《毛澤東選集》的生產與傳播中。各地《毛澤東選集》的出版顯示，在40年代后期，從中共中央到各中央局再到各地新華書店，形成了一個推進毛澤東著作經典化的完整體系。

各個版本的編排亦值得注意。晉察冀日報社版分5卷，第1卷收入《新民主主義論》等五篇流傳最廣而理論性最強的毛澤東著作，第2卷收入關于抗戰的一般性言論，第3卷收入《論持久戰》等三篇軍事戰略和軍隊的文章，第4卷收入經濟問題文章三篇，第5卷主要收錄與整風相關的文章。這一模式為多個該系統的版本所承襲，且在東北書店版中亦得到呈現。東北書店版第1卷收錄了關于農村調查的文章，其余5卷主題依次同于晉察冀日報社版。收文最多的晉冀魯豫中央局版大體以時間為序，分“大革命時期”“內戰時期”“抗戰以來”三部分編排文章，并收錄古田會議、遵義會議、瓦窯堡會議、洛川會議以至皖南事變等重大事件的決議。橫向領域、縱向時間的編排方式，深化了前述各種“黨書”彰顯的毛澤東路線在各方面、各時期的正確性，并參與塑造了以毛澤東為正確路線代表的中共歷史的敘事模式【依靠“黨書”學黨史是整風運動的重要內容。毛澤東在1942年親自劃定黨史分期為大革命時期、內戰時期、抗日時期三階段，并稱“中共黨史分成這三個階段，就斗爭目標、打擊對象、黨的政治路線講，都合乎事實，都說得通”，還提及“古今中外”的研究法。參見《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99—408頁。】。

值得注意的是，為領袖出版選集在蘇聯已成為確認共產主義政治譜系的定制。30年代末期至40年代中期，中共陸續出版并多次再版了《斯大林選集》《列寧選集》等著作【谷力虹：《斯大林著作在中國的傳播》，《人民日報》1953年10月26日；楊威理：《列寧著作在我國》，《人民日報》1958年4月22日。】。各版《毛澤東選集》的出版體現了中共確立毛澤東在馬列主義經典作家譜系中之地位的努力。

以上15個版本共收文78篇，約1/3已被收入“黨書”【在現有材料中，東北書店版、晉冀魯豫中央局版的編印參與者都明確提到從《六大以來》《兩條路線》等“黨書”中選擇了材料。參見劉金田、吳曉梅編著：《塵封：〈毛澤東選集〉出版的前前后后》，第195、200頁。本文對這78篇著作被收錄的頻次、卷冊數、是否為執政以后《毛澤東選集》收錄等信息進行了統計并制作成表（此前的研究者均未能提供此種表格）。但限于篇幅，此表不隨本文排印】。其余收入“黨書”而未被收入諸版《毛澤東選集》者，多為聲明、宣言、訓令等。從收文頻次來看，其體現毛澤東著作經典化的趨勢與前述單行本、匯編本呈現的情況基本吻合。在78篇文章中，有53篇收入執政以后出版的《毛澤東選集》，入選率近70%【據魏玉山的統計，執政以前《毛澤東選集》共收文81篇，其中52篇收入執政以后的《毛澤東選集》；據劉金田、吳曉梅的統計，這兩個數字分別為76篇、56篇。參見魏玉山：《關于建國前版〈毛澤東選集〉的幾個問題》，《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出版史學術討論會文集》，中國書籍出版社，1993年，第214—229頁；劉金田、吳曉梅編著：《塵封：〈毛澤東選集〉出版的前前后后》，第110頁。本文的統計與兩者的統計基本一致。對于收文總數的差異，原因在于本文與兩者對未明確著錄為毛澤東撰寫的著作的不同鑒別，如魏玉山的文章計入了《毛澤東文選》（山東新華書店，1948年）附錄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口號》《中共中央關于公布中國土地法大綱的決議》《中國土地法大綱》等三文。關于執政以后《毛澤東選集》所收的篇數，本文比劉金田、吳曉梅的統計少三篇的原因在于，后者將香港新民主出版社單行本版計入在內，因此多出《在晉綏干部會議上的講話》《將革命進行到底》《論人民民主專政》等三文；魏玉山的文章因未列出具體篇目，故未詳其誤。】。反過來看，考慮到執政以前諸版《毛澤東選集》收文期限截止到1947年（1946年、1947年均各僅收1篇），則執政以后《毛澤東選集》第1版的159篇（含附錄）中，排除1948年及以后的46篇文章，在1947年及以前的113篇文章中，約47%即近半篇目被執政以前《毛澤東選集》收錄。因此，執政以前諸版《毛澤東選集》集中體現了毛澤東著作的經典化，執政以后《毛澤東選集》的選目則充分參照了這種既存的經典性。

執政以后《毛澤東選集》未收的25篇，“落選”的主要原因可能是：（1）查田運動、農村調查報告、答記者問等內容同質化現象較為嚴重；（2）各類中共中央的決議不宜再以個人名義出版；（3）部分決議和篇目（如《關于“一黨專政”問題》）并非毛澤東所著。但這些文章絕大多數都為后來的《毛澤東文集》《中共中央文件選集》所收錄。其中，《論合作社》《在延安紀念十月革命節干部晚會上的講話》兩篇執政以前高頻度再版的文章未見此后再版，這是毛澤東著作經典化過程中的少數例外。（未完待續）

（本文作者黃江軍，華東師范大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241）

（責任編輯：吳志軍）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201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