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毛澤東傳記多維寫作方法的幾點認識

金沖及

會議組織者確定，這次討論會的主題是：探索毛澤東傳記的多維撰寫方法。

我很贊成毛澤東傳記的撰寫方法應該是多維的。這至少有幾條理由：第一，毛澤東的一生和他所處的時代十分復雜，誰都很難把有關的方方面面都看到，都弄清楚，更不用說都寫進一部書了；第二，對不同的寫作者來說，由于各人掌握的資料有多有少，關注的問題、觀察的角度和考慮的讀者對象也有不同，這樣，撰寫方法自然會有不同；第三，有關毛澤東的歷史已是幾十年甚至上百年前的事情，有些事實還沒有弄清楚，有些問題存在不同的看法，自然不可能只有一種撰寫方法，而會有多維的撰寫方法。

毛澤東傳記的多維撰寫方法，不僅在不同國家的學者之間存在，就是在中國學者中間也同樣存在，盡管不一定都用《毛澤東傳》這個書名，可能用各種不同的書名。

我的發言，想講兩個問題：一是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由逄先知和我主編的那部《毛澤東傳》；二是對不同國家學者多維寫作之間相互交流和共同探討的看法。

先談我們編寫的那部《毛澤東傳》。

這部傳記以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為界分為兩部分，前一部分在1996年出版，后一部分在2003年出版，二者共發行了57萬套。

前面說了，毛澤東傳可以有不同的寫法，可以有不同的著重點。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這部《毛澤東傳》，已經有200多萬字，篇幅自然不宜更多，必須有自己的著重點。我們把重點確定為：以大量原始檔案作為基本依據，來寫毛澤東如何從事中國的革命和建設事業，并作簡要的評論。有些地方也可以述而不評，只敘述，不評論。

為什么這樣規定？主要有以下幾點考慮：

一、毛澤東的一生幾乎可以說是全身心地投身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這是他生活的基本內容，其他的對于他來說都居于很次要的地位。他在中國以至世界歷史上產生的主要作用在這方面，人們最關心和希望更多了解的內容主要也是在這個方面。

二、中央文獻研究室的重要優勢在于：掌握數量龐大的有關毛澤東的原始歷史資料，包括有關的會議記錄、談話記錄、來往電報、手稿等以及作為附件的有關單位或負責人送來的報告，它的數量大概比許多單位要多，很多以往沒有公布過。系統地認真地研讀這些原始資料，對毛澤東一生中對許多重大事件如何思考、判斷、應對以及為什么前后會有演變，容易有比較真實而細致的了解，不致輕易被社會上流傳的一些并不符合實際的說法或猜測所左右。

三、從中央文獻研究室成員的構成來說，第一、二任的主任胡喬木、李琦，長時期地在毛澤東、周恩來身邊擔負重要工作；第三位主任、也是這本傳記主編之一的逄先知在毛澤東身邊工作17年，是自始至終參加毛澤東親自主持編輯《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這項工作的唯一年輕工作人員，還參加過毛澤東直接領導的農村調查等工作；我也親歷過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建設、改革工作，往事歷歷，仿佛就在眼前；在文獻研究室，還有幾十名專門研究中國共產黨主要領導人生平和思想已逾二三十年的學者。這也是撰寫這樣一部傳記的有利條件。

四、這些年以來，在中國內地撰寫的關于毛澤東生平和思想的書籍有幾百種，文章多得更無法計算。這既給我們提供了豐富的營養，又使我們可以對中國讀者本來已經知道得很多的事情以及那些并不重要的細節寫得簡略些，省出篇幅將我們認為更重要的內容寫得更詳細。

怎樣撰寫這部傳記？我們遵循的原則是：

一、力求真實。真實是傳記著作的生命。記得有位西方哲人說過：我不怕后人批評我，只怕后人誤解我。這話是很有道理的，因為建立在誤解或不正確理解基礎上的批評是毫無價值的。歷史是過去的事情，難以重新再回到當時的現場去觀察，但仍然應該努力去再現歷史的本來面目。因此，在撰寫這部傳記時，我們絕大部分時間和精力用在反復鉆研當時遺留的那些比較可靠的第一手材料上，參考這些事情的其他親歷者的敘述和回憶，遇到不清楚的事實，盡可能找當事人核對，不敢輕信那些未必可靠的第二手材料，不把那些主觀的猜測當作事實來寫，更不采用那些獵奇性的小道傳聞。在行文時，常常大段地引用和抄錄當時留下的第一手資料的原文（相當數量是以前沒有公布過的）。這種寫法，不但比經過作者轉述的更接近真實情況，也借此多提供一些此前沒有公布的原始資料，便于讀者自己作進一步的思考和研究。

二、寫人物傳記的主體是寫人，要寫出一個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的一生經歷和發展過程。這就要努力做到對傳主像一個自己很熟悉的人那樣，了解他是怎樣思考和工作的，了解他是怎樣一步一步走過來的，前后有什么變化、為什么會有這些變化，力求做到脈絡線索清楚，層次分明，有總體感。不只是一大堆具體事件的堆積，不是板塊式的拼湊而缺乏內在邏輯。

三、一個人不是孤立地生活著的，總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與某種具體環境下生活和行動。寫一個人，得從比較寬廣的背景下來考察，包括他在各個階段面對的需要解決的突出問題是什么、問題棘手之處在哪里、對這些問題有什么不同看法、客觀環境對他有什么影響、有哪些制約因素、他為什么會取得成功、又為什么會發生錯誤等等：寫一個政治家時，還要說到他的伙伴和對手：例如寫抗美援朝，不能不講到彭德懷、周恩來的作用，也不能不分析美國當局的戰略意圖、長處和短處，同毛澤東作比較和對照。這樣，可能有助于讀者完整地理解毛澤東當時為什么會這樣說、這樣做，他的高明和不足在哪里。當然，寫背景和環境必須服從傳記的需要，不能泛泛地去作長篇大論，那就成了喧賓奪主。

四、寫一個歷史人物的傳記一定要堅持分析的態度，功過是非當然有主次之別，而神化和妖魔化都毫無價值。拿毛澤東來說，他在中國這樣一個地大人眾、經濟文化落后的東方農業大國進行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是史無前例的，面對的情況十分復雜，常常有許多未知數或變數，不容易作出準確的判斷，一切只能在實踐中摸索前進，在這種情況下取得巨大成功極不容易，在探索過程中有錯誤、甚至全局性的錯誤并不奇怪，這同事后一切都已明朗了再回頭來議論它的是非大不一樣。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對后人都是精神財富。大多數中國人是這樣理解的，天安門上一直掛著毛澤東的畫像就是這個原因。總之，要尊重事實，對的就是對的，錯了就是錯了。就是做得成功的工作，也常會有缺點或做得不對的地方。不用回避。我們主編這部《毛澤東傳》時是努力這樣做的。至于做得好不好，請大家指教。

上面所說的幾條是我們認為應該這樣做的原則，并不是說我們都已做得很好了。加上這部書的前一部分是20年前寫成并出版的，后一部分也是在10多年前寫成并出版的，今天看來還有不少不足之處，希望在座學者提出批評和建議。

再來談持多維寫作方法的學者之間相互交流和共同探討的問題。

學術研究應該是開放的。這樣做很有好處。記得1999年在東京慶應大學舉行關于抗日戰爭軍事方面的學術討論會，參加者是來自日本、中國大陸地區和臺灣地區的學者。閉幕式上，會議組織者讓我也講幾句話。那次會上對一些問題爭論得很激烈，我說：“學術討論會不同于工作會議，常常是為了不同意見之間有個相互切磋、交換意見的機會，本來不一定需要取得一致的看法。會議并不是準備為討論畫一個句號；可以是一個逗點，話沒有講完，還要繼續講下去；也可以是個問號，留下不少問題需要進一步思考。我在參加這次會議時主要是用心聽有哪些知識（特別是海外的材料）是我過去不知道的，有哪些問題是我以前沒有想過的。因此，我覺得收獲很大。”

國外出版的用多維寫作方法寫成的各種毛澤東傳記性作品，如施拉姆、特里爾、史華慈、威爾遜等教授寫的傳記和麥克法夸爾教授等的著作，我也讀過。他們用外國人的眼光遠距離地看待和審視毛澤東，常常能給我們以新的啟迪，也增加了新的知識。前些時間，我讀了今天在座的潘佐夫教授的《毛澤東傳》。他引用的大量蘇聯檔案，其中有不少是我過去沒有看到過的，不僅增加了我對共產國際同中國共產黨、蘇聯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關系的知識，而且在有些問題上有了新的了解。至于書中也有我不贊成的地方，這是很正常的。

我還想舉個實例來說明這種多維的學術交流對推進學術研究的積極作用。

20多年前，聽說有位俄羅斯學者在美國舉行的一次學術討論會上說，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所編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有毛澤東1950年10月2日答復斯大林的電報寫道：“我們決定用志愿軍名義派一部分軍隊至朝鮮境內”作戰，但俄羅斯檔案館中并沒有這份電報，相反，倒有同一天蘇聯駐華大使羅申轉呈毛澤東致斯大林的電報說：“關于這個問題還沒有作出最后決定”，“我們將舉行一次中央會議，中央各部門的主要同志都將出席”。據說那位學者在會上批評中央文獻研究室偽造檔案。

聽到這個說法，最初我們十分生氣，因為我們是根據毛澤東的手稿刊印的，手稿還在，完全沒有加以改動，而他們說的蘇聯駐華大使轉呈的那份電報在中國的中央檔案館里卻不存在。究竟誰是誰非呢？

我們采取審慎的態度。先仔細看我們保存的那份電報，發現手稿上沒有發電的標記。我們又請教當時中央機要部門的工作人員：在發出的電報中，有沒有在手稿上沒有發電標記的事？他說：這種情況過去也有。但這樣仍不能作出結論。我們又找來俄羅斯檔案館所藏那份電報的復印件，從內容和收電格式來看也不像是偽造或經過改動的。

經過再三斟酌，我們在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毛澤東傳》中這樣表述：“根據有關情況判斷，毛澤東這個電報（注：指我們保存的手稿）很有可能是在十月二日下午召開書記處會議之前起草的，原準備在書記處會議作出出兵決定后發給斯大林。但在這次會議，多數人不贊成出兵。毛澤東只能把這份電報擱置下來，而將多數人的意見，通過蘇聯駐華大使羅申轉告斯大林。”

這樣，就對中國決定出兵抗美援朝的復雜過程有了更完整的了解。而雙方最初的認識都有片面性，顯示出多維寫作、學術交流的積極意義。

當然，這種積極意義是對嚴肅的尊重客觀事實的學者來說的。對那些根本不顧客觀事實的書來說，便是另一回事了。

大家可能知道，李志綏出版了一本《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出版者把這本書說成“全球第一手資料”“前所未有的第一手珍貴史料”，這究竟是怎樣的一本書？李志綏在書的自序中說，他在1954年被任命為毛澤東的保健醫生。這從一開始就是編造的。李志綏那時是為中南海一般干部看病的門診部醫生。我看過毛澤東的病歷檔案。1957年6月3日的病歷上，李志綏親筆填寫：“今日由黃樹則局長交待，今后主席保健工作由我負責，卞志強大夫已將工作既病歷交待”，后面還有李志綏的簽名。前面毛澤東的病歷都是別的醫生填寫的。這是無可辯駁的鐵證：他把充當毛澤東保健醫生的時間整整提早了3年。

為什么他要把任職時間提前3年？因為他用這3年編了許多關系重大而又十分離奇的“故事”，如1956年中共八大前毛澤東同劉少奇、鄧小平的“權力斗爭”，“毛澤東發動整風和反右派斗爭的動機”，他同毛澤東經常“徹夜長談”的開始等，而且寫了毛澤東同他個人間的許許多多次的長篇談話。那時他根本沒有到毛澤東身邊工作，這些故事和談話是從哪里來的？統統都是憑空編出來的“故事”。長期擔任毛澤東護士長的何旭君寫道：“這些統統都是無中生有的，實在令人吃驚。”

李志綏當了毛澤東的保健醫生以后，同毛澤東接觸的機會也很少。大家知道，毛澤東是很不愿意找醫生看病的，長期和他一起讀英文的是秘書林克和何旭君。但李志綏又編了許多“故事”。隨便舉一兩個很小的例子。他說1957年7月（其實是他剛當毛澤東的保健醫生的下一個月）米高揚秘密訪華，毛澤東派這個醫生單獨找米高揚談中國核武器發展計劃，回來向毛澤東報告后引起毛的長篇議論。大家想想，這可信嗎？又如，尼克松訪華會見毛澤東，李志綏說是由他這個醫生在門口迎接尼克松并把他引入毛澤東的室內。這符合常識嗎？事實是周恩來在門口迎接尼克松并引入毛澤東的室內的，連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也不能進入室內。這類例子幾乎在李志綏的書中到處都是，實在太多了。這樣隨意地編造重大歷史事件，除了有特別原因使他會這樣做以外，實在很難用其他理由來解釋。

他那本書的英文譯者戴鴻超在臺灣《傳記文學》上發表的一篇文章說：這本書原來寫得很簡單，后來找了個名叫石文安的人，花了兩三年時間來修改，才形成現在這個樣子。可以說，有人只是要用李志綏的職務身份來講這些他們想講的故事，這其實只是一本拙劣的政治宣傳品罷了。

但看到有些國外不知真相的學者還認真地把這本書中的“故事”作為史料來引用，我真替這些學者可惜。

把話說回來。剛才舉例的那本書，在學術界不過是一股不大的支流或逆流。健康的多維的學術研究自然是主流，至于有什么不同看法，自然可以共同討論。我相信，維也納大學舉辦的這次國際學術討論會一定能取得圓滿的成功，能夠將國際上許多人共同關心的毛澤東研究工作繼續推向前進。

（本文是作者在2016年7月2日至7月3日參加維也納大學舉辦的“探索毛澤東傳記的多維寫作方法的國際學術會議”上的發言，發表時略有刪節）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原副主任，北京，100017)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2017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