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1946年毛澤東群眾觀在解放區的傳播

——以冀晉區黨刊《新群眾》為例

陳友良

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依靠一大批訓練有素、忠誠可靠，同時具有堅強的群眾觀的黨員干部，充分發動群眾組織群眾，贏得了中國革命事業的偉大勝利。關于強化干部的群眾觀對政治動員的作用問題，在以往的研究中，學者偏重于宏觀的考察，而對于毛澤東的群眾觀在抗戰后的解放區如何得到貫徹和執行，及解放區的黨員干部對群眾動員形式的探索過程，微觀考察和研究均不足。本文試圖通過對一份冀晉區的黨刊《新群眾》上所刊載的文章的細致解讀和分析，【目前未見到學者對《新群眾》雜志的專題研究，一些文藝研究，也僅僅關注到該刊上若干篇重要文藝作品，如田間的敘事長詩《戎冠秀》。由于條件所限，筆者不能看到全部《新群眾》13期的雜志。茲以所掌握第一卷全部五期（尚缺第三期）的材料，進行細致解讀和分析。需要說明的是，《新群眾》第一卷的出版時間正好是在抗戰勝利后到全面內戰爆發之前，作為對新解放區的群眾動員的學術研究，恰可以作為一個階段性議題。】來闡述抗戰勝利后解放區的基層黨組織、基層宣教人員如何學習和宣傳毛澤東及中央關于加強群眾觀、把群眾組織起來的指示，如何指導區鄉干部在實際工作中形成堅持群眾觀的工作作風，如何在各個區鄉探索有效組織群眾的形式，從而推動黨的中心工作的順利完成。

一、冀晉區黨刊：《新群眾》

冀晉區及其行署、軍區成立于1944年9月，是晉察冀邊委會根據中共中央指示而重新劃分的4個戰略區之一，【《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大事記》，《晉察冀根據地史料選編》下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54頁。】因該區的干部儲備充足，很快成為晉察冀邊區工作較好的可靠根據地之一。【《冀晉區黨委關于有組織有計劃的大批提拔培養干部的決定》（1945年5月29日），《晉察冀根據地史料選編》下冊，第478頁。】1945年夏季，根據毛澤東關于努力向敵占區發展、擴大解放區的指示，晉察冀邊區下的四大二級軍區發動夏季攻勢，殲滅了大量日偽軍，解放了大批城鎮村莊，各大新解放區連成了一片，冀晉區亦擴大了其解放區域，包括晉東北和冀西地區的4個專區【聶榮臻:《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的創建和發展》，《星火燎原》編輯部編：《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專輯》，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版，第20頁。】。1946年5月，晉察冀邊區重劃專區，恢復舊縣治，冀晉、冀中、冀東3行署改為行政公署，冀晉區行政公署轄第1、2、3專署，計27縣，行政公署主任楊耕田。【晉察冀邊區革命史編纂委員會編：《晉察冀邊區革命史編年》，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82頁。】阜平縣史家寨一帶在抗戰時期原是晉察冀邊區的中心及黨政軍領導機關的駐地，后中心移至張家口，這里就成為冀晉區黨委、行署、軍區和各直屬黨委的駐地。【曹國輝：《丁玲、蕭三等作家在紅土山》，《新文化史料》1997年第5期。】

為了加強宣傳和群眾動員工作，冀晉區黨委于1945年9月1日創辦《冀晉日報》，并依據黨報的慣例，另辦一個政治、經濟、文化綜合刊物，即《新群眾》，作為黨報副刊，以加強工作研究和經驗總結。《新群眾》創刊于1945年12月15日，終刊于1946年12月，共出13期，由冀晉區文藝界聯合會負責編輯，文聯主任田間兼任社長及主編，文聯副主任栗曼晴兼任副社長及副主編。雜志社與曰報社都在史家寨的紅土山村，擁有原來晉察冀日報社的鉛印設備和印刷廠工人，并附設星火出版社。區黨委又從全區專、縣的宣教干部中選調編輯和記者，其中不少人曾在邊區或北岳區文聯工作，或是晉察冀日報的特派記者，多是下放到專、縣的知名文化人，報社一時人才濟濟【曹國輝：《抗戰勝利后的冀晉區星火出版社與〈鄉藝叢書〉》，《出版史料》2009年第1期。】。田間曾回憶說：“汪潤、婁霜、瑪金等都在這個雜志社。在那時，人手還是比較多的。我除提出刊稿方針，到冀晉區黨委參加一些重要會議外，就繼續寫一些印象記之類。”【田間：《田間自述（七）》，《新文學史料》1985年第4期。】

《新群眾》的出版是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進行“政治攻勢”的需要。抗戰勝利后，國民黨以中央合法政府自居，置抗日根據地八年艱苦抗戰過程于不顧，悍然要求接收解放區，實行獨裁統治。《新群眾》的代發刊詞《論合法的衣裳》，嚴正指斥國民黨無視中共及其人民軍隊在抗戰中的巨大貢獻，妄圖獨吞人民抗戰的果實我們認為做衣裳的人應該有衣裳穿，有權利管理衣裳；如果以合法二字來說，做衣裳的人即是合法者——正等于我們打了七八年仗，我們完全有權利管理解放區一樣。然而，國民黨穿著老百姓做的衣裳，竟自稱他的衣裳是‘合法的衣裳’。幾年來，國民黨反動派妄想用血手在人民的衣裳上縫上獨裁字號……我們不是奴隸，我們不但不能向你跪下，我們還要請你脫下你所穿的‘合法的衣裳’。合法的衣裳是人民做的，應該由人民自己穿起來。這就是我們的控訴!【本社:《論合法的衣裳——代發刊詞》，《新群眾》第1卷第1期，1945年12月10日。】因此，《新群眾》宣布其辦刊宗旨，是以捍衛人民群眾的權利和自由為己任，表達廣大群眾的心聲：“我們的雜志，既名《新群眾》，我們就首先要維護人民法權，維護自己自由。為中國的和平、民主、團結、統一而斗爭!”【本社:《論合法的衣裳——代發刊詞》，《新群眾》第1卷第1期，1945年12月10日。】

《新群眾》也是冀晉區從事干部教育、群眾運動的黨員干部們的交流園地。它在《征稿啟事》中說:“本社已正式成立，并決定出版《新群眾》雜志，暫不定期，但至少半月出版一次，以作一般干部和知識分子工作學習生活的修養讀物。”【新群眾社:《征稿啟事》，《新群眾》第1卷第1期，1945年12月10日。】又說歡迎有關教育干部、指導工作及推動群眾民主政治經濟文化生活各種形式的稿件，例如評論、工作研究、工作經驗、各種知識通訊、傳紀、生活修養及文藝創作等。”【新群眾社:《征稿啟事》，《新群眾》第1卷第1期，1945年12月10日。】可見，幫助一般干部樹立新的思想作風和工作方式，是《新群眾》的辦刊宗旨之一。

在辦刊的指導思想上，《新群眾》積極貫徹延安整風、延安文藝座談會及中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的精神，并作為對自身的刊物編輯和群眾組織工作的檢驗標準。同時，與其他黨的刊物一樣，《新群眾》特別重視宣傳毛澤東的群眾觀和工作作風，以為學習榜樣。如《新群眾》第1期轉載了1940年的《中國青年》第2卷第9期里的“記毛澤東同志”的系列故事。這系列故事包括:謝覺哉《幾個斷片》、譚政《三灣改編》、莫休《無比的理解力和創造力》和徐特立《毛主席的實際精神》，從內容上看，主要敘述毛澤東在處理實際問題時所堅持的群眾觀和群眾立場，以及具有創造性的民主的方法和作風。《新群眾》編輯提示說下面所載的幾篇關于毛澤東同志的故事，雖都是幾年以前寫的，而且許多是二十幾年前的事，但是對于我們很有教育的價值，所以特為發表。”【《記毛澤東同志》，《新群眾》第1卷第1期，1945年12月10日。】又如，《新群眾》第3卷第1期發表蕭三的《毛主席的青年時代》初稿，據蕭三后來自述，他寫作毛澤東傳記的主要目的，“事實上是在進一步地學習毛主席的思想作風”。【語出《蕭三致丁一嵐信》（1947年1月26日），轉見曹國輝:《丁玲、蕭三等作家在紅土山》，《新文化史料》1997年第5期。】由此可以理解《新群眾》編輯對于毛澤東的宣傳，重點在于學習毛澤東的群眾觀和工作作風。

《新群眾》總共出版13期，終刊于1946年11月25日的第3卷第1期，存在僅一年的時間。但從宣傳效果來看，《新群眾》在學習和研究毛澤東新民主主義思想和群眾觀，在推動冀晉區發動群眾和組織群眾過程中，在整個晉察冀邊區黨的刊物中起到了模范作用。孫犁在寫給田間的信中說到：“前此惠寄的發動群眾例說也收到了，這對我是很好的教材，我總覺得自己距離群眾是太遠了。……《平原雜志》實在不成樣子，創刊之時，我想和你編的《新群眾》遙遙相望，……但冀中實在缺乏讀物，努力做下去而已。”【孫犁：《致田間8封信》，《孫犁文集》（補丁版)9，百花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第7頁。】

二、強化冀晉區黨員干部的群眾觀

在《新群眾》創刊以前，冀晉區黨委已經發布指示，要求響應毛澤東及中共中央號召，有組織有計劃地大批提拔培養干部目前最首要的問題便是干部問題，‘干部決定一切’，如果我們沒有大批足用的優秀干部作為資本，則這一嚴重的政治任務必然落空，革命力量的發展也必然要受到限制。”【《冀晉區黨委關于有組織有計劃的大批提拔培養干部的決定》（1945年5月29日），《晉察冀根據地史料選編》下冊，第478頁。】干部問題是制約著革命事業前進的關鍵因素。那么，對于新解放區來說，干部隊伍需要重點解決的問題是什么？

作為抗戰勝利后成立的解放區，冀晉區的新老干部面臨著工作任務重且復雜的情況，同時對于中央號召的堅持群眾觀點的新工作作風的了解還不充分。基層干部們普遍抱怨：“舊作風不能干，新作風摸不見。”【蘇應明、賈一血、田間：《漫談工作方式》，《新群眾》第1卷第1期，1945年12月10日。】因此，如何幫助廣大干部從群眾觀點出發、轉變工作作風的問題，是《新群眾》主持者思考的重點。

實際上，抗戰后期毛澤東的群眾觀已經隨著整風運動的開展，逐漸在各個邊區進行傳達和貫徹，并且作為各區干部工作檢查和自我反省的一面鏡子。其中最重要的學習文件包括:毛澤東的《組織起來》、高崗的《關于工作作風》以及劉子久的《關于學習給淮北區黨委的信》，各地黨員干部均須以這些“名文”【蘇應明、賈一血、田間：《漫談工作方式》，《新群眾》第1卷第1期，1945年12月10日。】，結合自己的實際工作，加以學習和研究，然后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冀晉區的黨組織也深刻地認識到毛澤東倡導的群眾觀和工作作風對于新解放區群眾工作的意義。在其號召下，麾下的《冀晉日報》和《新群眾》加強宣傳和研究毛澤東思想，并結合本區的實際情況，幫助區鄉干部強化群眾觀和轉變工作作風。

編輯部的田間、蘇應明等人以集體討論的方式合寫的《漫談工作方式》，在《新群眾》第1卷上分6期連載，就是從毛澤東的群眾觀出發，圍繞幫助冀晉區干部轉變工作作風而展開的討論。他們開宗明義地說明：“所謂工作方式，簡單的說就是‘辦法’，實際上也是思想上的‘手和腳’。這就是說，工作方式基本上是思想。譬如有些好干部雖然開始他的辦法不多，但是由于他熱心為群眾服務和向群眾學習，慢慢地就成了一個很好的領導者，甚至成了英雄。”【蘇應明、賈一血、田間：《漫談工作方式》，《新群眾》第1卷第1期，1945年12月10日。】這種說法，完全是以毛澤東“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等群眾觀的基本原則為根據的。

《新群眾》上的《漫談工作方式》這組文章重點圍繞著兩個方面展開論說:一是怎樣研究問題，二是怎樣抓住中心工作。“研究問題”是工作作風轉變的前提條件。文章說:冀晉區干部存在著毛澤東主席批評的不了解下情，“還保存著一種粗枝大葉，不求甚解的作風”，“例如我們往往寫指示多，看下面報告少，下鄉干部都傳達工作多，而不愿多聽下面同志的談話。”因此，只有干部親自去研究問題，才是堅持群眾觀去解決問題，才能把事情辦好，“有堅強群眾觀點的人，大小事都注意研究，毛主席從一個群眾的意見研究出‘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解放日報》社論精兵簡政政策）。缺乏群眾觀點的人，對一個相當大的問題也不很好研究。”【蘇應明、賈一血、田間：《漫談工作方式》，《新群眾》第1卷第1期，1945年12月10日。】

至于研究問題的方法，也就是毛澤東在《〈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中所說的“向社會作調査”。《新群眾》指出：“它告訴我們一個真理：研究實際問題要和群眾在一起，要把群眾當先生，把自己當做小學生。這就是毛主席所說‘向社會作調查’的精神之一。毛主席他在說這一句話之后，接著他指出要想真正了解實際，第一要眼睛向下，第二要開調查會。（這比什么大學還要高明的大學。）只有這樣才能看到實際，才能解決問題。”【蘇應明、賈一血、田間：《漫談工作方式》，《新群眾》第1卷第1期，1945年12月10日。】

《新群眾》號召學習毛澤東的社會調查方法，主張干部要經常和群眾尤其是工人農民等在一起研究問題和解決問題。它還舉出了不少實例，說明什么是新作風，“用現實的例子讓干部體會新舊作風的不同”【蘇應明、賈一血、田間：《漫談工作方式》，《新群眾》第1卷第1期，1945年12月10日。】。如評“馬錫五審判方式”時說延安馬錫五因為能經常和群眾在一起研究問題，向群眾隨時隨地做調查，他解決了一件多少年來未解決的案件。延安把馬錫五這種和群眾在一起研究案件，解決案件的辦法叫做馬錫五的審判方式。”【蘇應明、賈一血、田間：《漫談工作方式》，《新群眾》第1卷第1期，1945年12月10日。】又如，他們舉出完縣惠縣長的親民故事后評論道惠縣長這種作風，可以說是群眾觀強的表現，也可說是肯研究問題的作風。他以幫助群眾生產和向社會作調查結合起來，他是和群眾在一起研究問題的，而且是為了解決問題去研究問題，研究問題就要解決問題。倘若他要是不肯去研究問題時，他就不會做出‘一面幫助生產，一面研究問題’的好例子來。”【蘇應明、賈一血、田間：《漫談工作方式》，《新群眾》第1卷第1期，1945年12月10日。】無疑，這些例子對干部實踐群眾觀點提供了許多細節性的有效指導。

《新群眾》對區鄉干部的另一重要思想教育是“事務主義”，即在繁重的工作任務面前，鄉干部往往抓不住中心工作，而陷入忙亂、不分主次的工作狀態中。《新群眾》分析認為，所謂“事務主義”，其實是一種低水平的群眾觀。如，有些干部只是埋頭苦干，“他們不能從容的駕馭時間，任何時候都忙得滿頭大汗，即使勉強坐下來，面對著報紙，心兀頭自盤算那些工作、人事上的問題。一句話，忙！口忙、腿忙、心忙。”【陳冷：《怎樣學習時事》，《新群眾》第1卷第6期，19站年4月20日。】又如，有些干部對教育群眾缺乏耐心、艱苦和復雜的過程體驗常常為了一件緊急任務和群眾談了幾句話后，他便以為‘已經教育了人家’，群眾如果不做時，便說‘落后’，‘教育不過來’等等。”【蘇應明、賈一血、田間：《漫談工作方式》，《新群眾》第1卷第2期，I946年1月。】又如，有些干部常常抓不住中心工作，“現在工作復雜了，區鄉干部就產生了一個共同的困難，就是抓不住中心工作，一撥一轉，啥來弄啥，比如雷鄉莊在去年八月間，群眾正忙著碾場種麥，卻把修路、掏井、識字、紡線等十種工作一齊布置下去。干部連夜跑路，一開會就到雞叫，群眾很不滿意，結果吃力不討好。就是因為沒有抓住中心工作。”【蘇應明、賈一血、田間：《漫談工作方式》，《新群眾》第1卷第4期，1946年3月20日。】

對事務主義傾向的出現，冀晉區黨委宣傳部副部長兼《冀晉日報》社長陳冷曾指示說事務主義產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缺乏堅強的群眾觀點，看不見群眾的需要；缺乏一定的文化理論水平，不能把問題提到原則高度等等。但是，對時事的盲目，政治上的不夠尖銳，應該是一個異常重要的原因。”【陳冷：《怎樣學習時事》，《新群眾》第1卷第6期，1946年4月20日。】他指出了好幾方面的原因，最重要的一點是認為區鄉干部把握時事和形勢的能力不夠。《新群眾》依此指示進一步分析指出，許多干部之所以忙亂，不能抓住中心工作，也是因為沒有進行社會調查，對全局缺乏了解的緣故：“我們往往因為不多看、多聽、多想，我們所做的工作也往往局限于片面，陷于事務主義的泥坑中，也就不會知道中心工作到底在哪里，中心工作應該如何和其它次要工作結合起來做，工作也不會做的好了。”【蘇應明、賈一血、田間：《漫談工作方式》，《新群眾》第1卷第4期，1946年3月20日。】

那么如何糾正事務主義的偏向？《新群眾》主張：第一，干部要及時研究時事，除了國內國外的大事外，“我們還應該熟悉和我們關系最密切的各個解放區本地區的工作情況；各個解放區及本區的工作情況，也是時事”，只有“熟悉周圍一切事變”，才能夠真正按照毛主席的“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方法去開展工作【陳冷：《怎樣學習時事》，《新群眾》第1卷第6期，1946年4月20日。】。第二，要善于抓住全盤和重點。“最重要的是熟悉各種工作，熟悉根據地建設的完整思想，而在領導某一種工作中就要時時考慮這一工作和其他工作的關系，不是互相抵消，是互相取得幫助，互相充實。”【蘇應明、賈一血、田間：《漫談工作方式》，《新群眾》第1卷第4期，1946年3月20日。】第三，要求從群眾觀點出發衡量一切工作的好壞，“須從群眾觀點檢查，因為群眾觀點強的同志，他任何時候都把群眾最迫切的問題放在緊要地位，把其他工作放在次要地位去做，這就不會怎么犯事務主義的。”【蘇應明、賈一血、田間：《漫談工作方式》，《新群眾》第1卷第1期，1945年12月10日。】同時須按照群眾的需要安排工作打通思想不要亂打，硬打，要和群眾在一起研究，讓他們挖出自己思想的中心問題，而后根據這個中心問題，引導群眾自己來討論，來解決。這就是說：打通思想也要走群眾路線。”【蘇應明、賈一血、田間：《漫談工作方式》，《新群眾》第1卷第2期，1946年1月。】

由上可見《新群眾》結合了冀晉區新老解放區的具體情況，有針對性地指出不足，尤其是一般黨員干部中存在的缺乏調查研究以及事務主義傾向，并通過許多實例的生動說教為干部提供了更多細節性的指導和動員，使他們盡快轉變工作作風，更加密切聯系群眾，以完成新解放區的政治任務。《新群眾》所講述的這些群眾工作的新方法在冀晉區的區鄉干部中逐漸產生了實際效果，有人評論說這些新的領導方法實行以來，村干部的頭腦開始清醒，都覺得工作有了辦法”。【蘇應明、賈一血、田間：《漫談工作方式》，《新群眾》第1卷第1期，1945年12月10日。】這一定程度上說明，《新群眾》在干部中進行關于轉變工作作風這一方針的思想動員是比較成功的。

三、在文教工作上探索組織群眾的形式

宣傳群眾、教育群眾、組織群眾，是黨的文化工作者的一項重要政治任務。《新群眾》具有這一革命隊伍的特色。編輯們大都是文藝專才，如田間是詩人，瑪金是劇作家，婁霜是木刻家，余素其是音樂愛好者，汪潤是文學研究員，他們積極在文教工作上探索組織群眾的形式，把在各個鄉鎮推行鄉藝運動作為工作重點。田間夫人葛文曾回憶說：“冀晉這塊飽經戰斗風霜的英雄土地，群星燦爛，他們既能文又能武，能編戲，編歌，編舞；米城的《大斗》，楊家庵的《窮人翻身》，證明了勞動人民，農村中的知識分子的聰明智慧，無疑他們是中國新文藝運動中的一支堅強有力的隊伍，他們將是《新群眾》支持者和讀者，對他們萬不可忽視。這在編輯同志們心中是堅定不移的共識。”【葛文：《大風沙中的田間》，中國文聯出版社2003年版，第93頁。】通過推動冀晉區鄉藝運動的發展來教育群眾和組織群眾，是《新群眾》的又一項重點工作。

(一)執行“窮人樂”方向，積極在各個鄉鎮推行鄉藝運動

抗戰后晉察冀邊區以村劇團活動為中心的鄉藝運動有了很大的發展，特別是在毛澤東文藝座談會講話之后，邊區號召和執行了《窮人樂》的方向，在擴大解放區和大生產運動的基礎上，這一運動進入了新的階段。《窮人樂》是1944年底由冀晉區阜平縣高街村劇團集體創作并編演的大型戲劇，它反映邊區人民由苦難到歡樂的翻身過程，在群眾中引起了強烈反響。中共晉察冀分局做出決定，給予表揚：“這是我們執行毛主席所指示的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新成就”，并號召沿著《窮人樂》的方向，發展群眾文藝運動，組織群眾文化生活”。【《中共中央晉察冀分局關于高街村劇團創作的〈窮人樂〉的決定》，《晉察冀日報》1944年12月23日。】

《新群眾》在繼續推動冀晉區鄉藝運動執行《窮人樂》方向上也做過認真的討論。如針對有些干部沒有意識到鄉藝的群眾動員作用的問題，徐辛雷、江波在《略談新解放區鄉藝運動》中指出：“鄉藝這支力量，無論如何是不應該被忽視，被摒棄的！然而至今，尚有許多新解放的地區沒有很好的把它掌握到自己手里，任其自流；沒有很好的把它運用到反內戰的復雜斗爭中去，因此，我們不能不感到惋惜。”他們呼吁，新解放區的干部也必須真正意識到鄉藝的動員力量我們深愿新解放區的同志們，在圍繞著發動群眾，加強武裝斗爭——等中心任務的原則下，把鄉藝工作也列入自己的工作計劃以內，及時發動、具體領導，耐心幫助一切創作、表演、說唱、展覽等等的鄉藝活動。”【徐辛雷、江波：《略談新解放區鄉藝運動》，《新群眾》第1卷第2期，1946年1月。】

對1945年的鄉藝工作，冀晉三專區首先以座談會的形式進行整風，《新群眾》刊登了討論結果，即《鄉藝工作者的幾個思想問題》。這次整風初步批評了宣教干部的幾種思想毛病：把藝術認為是一種特殊的、極神秘的東西，為少人所得而私；搞藝術活動不是為工作、為工農兵服務，而是為了過癮，為了出風頭，顯示自己；在創造和演出上還存在著主觀主義與教條主義；干部的領導方法不夠民主等，并強調“掌握為工農兵服務的正確思想多么的重要!”【尹占春、陳勃整理：《鄉藝工作者的幾個思想問題》，《新群眾》第1卷第2期，1946年1月。】

為更進一步推動鄉藝運動，1945年12月1日，《新群眾》雜志社和《冀晉日報》社共同邀請冀晉區各部門宣教工作者、阜平縣宣教工作者及高街村劇團負責同志，座談鄉藝運動的一些問題。會后，《新群眾》將與會者的討論發言稿進行整理，并以《我們對于今冬鄉藝運動的幾點意見》發表。田間在會上說我個人認為今冬鄉運首先要為當前各種斗爭服務，和各種斗爭結合起來（如和政治攻勢的結合），這是最中心問題。再，開展新解放區鄉藝工作要和貫徹政策、發動群眾結合，要團結和改造舊藝人，特別是改造舊藝人的思想，發動他們自己動手改造文藝，這兩件事又是開展解放區鄉藝工作的中心問題。”【林兆南、田間等：《我們對于今冬鄉藝運動的幾點意見》，《新群眾》第1卷第2期，1946年1月。】

經過一定階段的摸索，冀晉區宣教干部基本統一了思想，把握了《窮人樂》方向的精神。《新群眾》副主編栗曼晴曾總結他們對新文藝路線的認識，指出《窮人樂》方向的中心思想就是走群眾路線和為群眾服務，他說到底什么是窮人樂方向呢？首先，號召劇團為群眾服務，把文藝運動造成為群眾性的文藝運動，故窮人樂運動依然是一個普及運動，但不妨礙在普及的基礎上提高，同時今天也是提高的原則上普及。故強調本人演本事，真人演真事，本村演本村的事，但不是絕對的。在創作方法上學習高街村劇團集體創作，走群眾路線，創作過程與演出過程的結合，大家編大家演，聽取群眾反映，接受群眾批評，真正的反映群眾的斗爭生活。在領導上貫徹民辦公助精神，發揚民主，讓群眾能自覺自愿的參加，把文藝運動變成群眾自己的文藝運動，使群眾能享受充分的文化生活。”【曼晴：《冀晉區一年來的鄉藝運動》，《新群眾》第3卷第1期，1946年11月25日。】

在以《新群眾》為代表的宣教工作者的推動下，冀晉區的鄉藝運動沿著“窮人樂”方向更加蓬勃開展起來。全區共成立1381個村劇團，特別是新解放區，如靈壽、平山等縣劇團增加了數倍之多。鄉藝運動配合了擴大解放區、大生產運動等中心政治工作，真正落實了文藝戰線上的群眾動員。正如栗曼晴總結冀晉區鄉藝運動的成績時說由于為群眾服務的思想的貫徹，一年來冀晉區的文藝運動大大的推動了一步，文藝運動已成為廣大的群眾性的運動。在完成各種工作上，在教育群眾、鼓舞群眾的情緒上都起了極大的作用，這是窮人樂方向在文藝運動方面的具體表現。”【曼晴：《冀晉區一年來的鄉藝運動》，《新群眾》第3卷第1期，1946年11月25日。】

(二）堅持文藝創作的群眾觀，幫助和指導群眾進行集體創作編寫運動

貫徹毛澤東在文藝座談會上提出的“人民生活中，本來存在著文學藝術的礦產”的重要論述，是解放區文教工作者藝術創作的主要方法。《新群眾》第1卷發表的最重要的文藝作品，是田間創作的長篇敘事詩《戎冠秀》。全詩除詩前《題像》外，共分《窮光景》、《翻身》、《好老人》和《英雄贊》4章，通過23個生活片段，描寫“子弟兵母親”戎冠秀在舊社會的悲慘遭遇以及翻身后成長為英雄母親的歷程。木刻家婁霜為每段詩歌配圖，詩與圖一起在《新群眾》分5期連載，群眾反響甚大。葛文敘述田間創作的過程時說：“《戎冠秀》初稿寫好后，他便一句一句念給戎媽媽聽；既決心為群眾謳歌，群眾能聽懂點頭稱是，應該是必需達到的起碼的水平吧。”【葛文：《大風沙中的田間》，第94頁。】《戎冠秀》的成功，是田間堅持群眾觀進行創作的結果。

《新群眾》上，除了專職文化工作者貫徹群眾觀進行創作，它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工作，就是發動解放區的群眾進行集體文藝創作。1945年底冀晉區黨委發出號召，要求全區開展人民群眾的創作編寫運動。《新群眾》貫徹此指示，為群眾舉辦創作編寫競賽、文藝訓練班、文藝座談會等，同時介紹供給文藝材料如劇本、歌片等，以啟發群眾的創作性，調動群眾的積極性，發展大眾化的文藝【曼晴：《冀晉區一年來的鄉藝運動》，《新群眾》第3卷第1期，1946年11月25日。】。依據冀晉區黨委的要求，田間、栗曼晴等人組成了“冀晉區編審委員會”，發出征集作品啟事，制定稿約，后來，從廣泛征集的群眾作品中，經過評審，以星火出版社名義出版了“鄉藝叢書”，共兩輯20余種。田間等人并撰寫了《〈鄉藝叢書〉出版緣起》，在《新群眾》第2卷第4期上刊登，強調了為工農群眾出版圖書的意義。

1945年底，高街村劇團再接再厲，創作了新作品《中央軍》。田間撰寫《窮人樂方向的新發展》一文，對《中央軍》的創作方向和創作內容給予肯定：“《窮人樂》就是敘述他們的翻身史，而《中央軍》則是他們的控狀，他們控訴嬰保街翻身以后的果實。他們克服了所謂時事劇創作的困難，從小見大，從這一步看那一步，不貪多，不貪大，不拘形式，迅速為斗爭服務，而創作了《中央軍》這個街頭劇，這是高街劇團的真正工作，也是合乎目前形勢要求工作。”田間特別強調了《中央軍》創作與時事政治結合的必要目前是一個緊急的時期。我們特別需要向國民黨反動派展開控訴運動。高街劇團已打了先鋒。希望各地村劇團、藝人，發揚窮人樂的方向，和高街劇團共同前進。”【田間：《窮人樂方向的新發展》，《新群眾》第1卷第2期，1946年1月。】

栗曼晴在審閱了80余件群眾創作的劇本后，對于鄉藝運動的集體創作方向大加贊賞，他指出這些創作之所以成功，“首先在于他們領會了窮人樂精神，在創造上真正做到走群眾路線，真正反映了群眾的斗爭、生活與感情，這樣就發揚了集體創作，集匯了大家的才智，同時也集中了材料，豐富了一個作品的內容，大家集思廣益，也克服個人在思想上的一些主見。以上所舉的十幾個好的劇本，沒有一本不是集體創作的。”他相信冀晉區群眾的集體創作的路子，實踐了毛澤東所說的從群眾生活中發掘出“文學藝術的礦產”【曼晴：《關于冀晉區的鄉藝創作》，《時代青年》第3卷第2期，1946年。】。

可見，《新群眾》在文藝創作道路上，實行兩條腿走路，一方面實踐文藝創作的群眾觀，一方面使文藝為群眾服務，配合中心政治任務，成為現實斗爭的有力武器。

綜合以上所言，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關于整風運動、加強群眾觀點、把群眾組織起來等指示，在冀晉區等新解放區得到了深入的貫徹和執行。冀晉區的基層干部經過訓練，加強了群眾觀點，確立了“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為人民服務”的工作作風，獲得了廣大群眾的認同，從而在新老解放區高效地推行黨的組織動員，領導群眾支持即將到來的解放戰爭。《新群眾》的經驗說明，正是中共的基層干部嚴格執行著“群眾觀點-政治動員”的革命動員模式，成功發動新解放區的群眾，迅速發展了革命力量，才能保證中國革命的最終勝利。

（本文作者：福建師范大學社會歷史學院副教授，福州 350007）

（來源：《黨史研究與教學》201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