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話語空間中的海克爾之謎

王振民

摘要：海克爾與毛澤東遭遇的交錯點是在新文化運動時期，真正呈現于毛澤東話語體系卻主要是在晚年毛澤東的政治生活，并被毛澤東賦予了多重的價值旨趣。概而言之，海克爾建立在進化論基礎上的一元論哲學在毛澤東話語空間的呈現，經歷了從隱性到顯性的轉向、從確立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到政治斗爭武器的轉化，特別是在晚年毛澤東的外交戰略、政治哲學等領域體現得比較明顯。厘清海克爾與毛澤東的關系，對進一步勾畫毛澤東肖像，深化對毛澤東心路歷程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價值和意義。

在毛澤東研究中有一個爭論非常激烈的問題——毛澤東及其思想到底受到過哪些人物思想的影響？學界對此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在毛澤東自己的指認中，海克爾絕對是最讓人驚詫的一個人。這引起了一些學者對海克爾和毛澤東之間關系的思考，如竹內實曾簡略說明海克爾出現在1967年毛澤東向劉少奇的薦書中的原因（〔日〕竹內實著，張會才等譯：《毛澤東的詩詞、人生和理想》，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361—362頁。）；特里爾簡單評述了海克爾之所以成為影響毛澤東思想的四個德國人之一的原因（〔美〕特里爾著，何宇光等譯：《毛澤東傳》，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299頁。）；斯塔爾在其著作《毛澤東的政治思想》中也提到海克爾和毛澤東的關系（〔美〕斯塔爾著，曹志為等譯：《毛澤東的政治哲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29頁。）；克勞斯·梅奈特(Klaus Mehnert)曾對毛澤東與海克爾及其名著《宇宙之謎》的關系進行了比較大膽的預測（〔德〕恩斯特·海克爾著，袁志英譯：《宇宙之謎》，上海譯文出版社，2014年，“導言”第2—4頁。）；等等。就國內學者而言，袁志英對此給予了一定關注，并在《宇宙之謎》譯者導言中進行了一些梳理和論證。當然，國內還有其他一些可追蹤的線索，比如劉愛琴《我的父親劉少奇》、黃崢《劉少奇的最后歲月》等著作都提起毛澤東向劉少奇推薦的書中包括海格爾（即海克爾）的《機械唯物主義》（劉愛琴：《我的父親劉少奇》，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16頁；黃崢：《劉少奇的最后歲月（1966—1969）》，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27頁。）。但總體來講，現有研究是粗糙而不完善的。本文擬進一步就以下問題展開探討，如海克爾出現在晚年毛澤東的話語空間的情由；毛澤東同斯諾1965年談話中海克爾突兀出現的原因；如果陳晉說毛澤東在1920年已看過海克爾的著作（陳晉：《毛澤東閱讀史》，三聯書店，2014年，第247頁。），那么毛澤東在1965年前的講話中并沒有提及海克爾的基本緣由；海克爾在毛澤東及其思想結構中的價值旨趣；等等。

一、毛澤東外交思想語境中的海克爾

先把目光聚焦于1975年。聯邦德國總理赫爾穆特·施密特在其回憶錄中寫到，在毛澤東和他談及哲學問題時，毛澤東指出：“我本人是馬克思的學生，我從他那里學了很多東西。我不喜歡理想主義，我對黑格爾、費爾巴哈和海克爾感興趣。” （〔德〕赫爾穆特·施密特著，梅兆榮等譯：《偉人與大國》，世界知識出版社，1989年，第279頁。）從施密特的用語看，他顯然不清楚毛澤東為什么會提及海克爾及其那本“粗糙的唯物主義”著作——《宇宙之謎》。也許他還不清楚的是，早在他訪問中國之前，毛澤東在會見德國在野黨政治家弗朗茨·約瑟夫·施特勞斯時就已談到過海克爾《宇宙之謎》（〔德〕恩斯特·海克爾著，袁志英譯：《宇宙之謎》，“導言”第3頁。），不過施特勞斯似乎不清楚海克爾《宇宙之謎》的內容。毛澤東之所以在會談時沒有談到康德、泡爾生，而是談到海克爾對其世界觀的影響，其中頗有深刻寓意。

至于毛澤東談到海克爾是不是一種外交禮儀，筆者認為即使有的話，也不是主要原因。事實上，毛澤東“不但在同哲學家、科學家的交往中談過許多哲學問題，而且在接見各國政治家時也談哲學。他的腦海中充滿了當代世界風云，而他的視野卻往往超越了眼前的時空”（楊春貴、李火林：《哲學家毛澤東》，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年，第325頁。），其用意無外乎讓氣氛活潑一些，不至于拘謹，或用來更好地證明自己的觀點。毛澤東與施特勞斯和施密特提及海克爾，就與當時毛澤東所關注的世界局勢和戰爭相關。如果再聯系毛澤東提到的“康德派”、“理想主義”或“唯心主義”等用語，就可以更好地明白毛澤東借用海克爾的用意。

第一，借用海克爾所主張的進化論闡明中國對西歐的對蘇戰略以及建立國際統一戰線的緊迫性。海克爾是在一分為二的維度上看待康德哲學的。他一方面用一元論哲學批判了康德的二元論哲學，認為康德學說的二律背反最終導致了不可知論，因為康德把“意志自由”“上帝的信仰”“靈魂不死”作為“實踐理性”的公設是虔誠的教條，是沒有任何現實性和可能性的。但另一方面，海克爾又肯定了“沒有偏見的真正批判的康德”提出的“純理性”光輝，即意識來自感性經驗，對神秘主義的瓦解作用。也就是說，海克爾對康德學說的內容是有選擇性承認的。因而，當毛澤東說施密特是“康德派”（與海克爾筆下的康德不同，康德往往是作為毛澤東批判的對象出現的，如在1957年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康德學說是作為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反面教材——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而要求學習的。不過，在一定程度上，毛澤東的講話也頗有見地——不懂得康德、黑格爾的東西，是不可能真正理解馬克思主義的。參見《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93頁。）時，也就意味著他對西歐的對蘇戰略并不完全認同。用毛澤東的話說就是，盡管施密特所說的對蘇戰略具有合理性，但“還會爆發一場戰爭” （〔德〕赫爾穆特·施密特著，梅兆榮等譯：《偉人與大國》，第278—279頁。）。類似思想在1964年對“和平是能夠也應當被控制”的觀點的評語中也可以見到：“這是一種主觀唯心的形而上學的理論（這與他會見施密特時說的“你是一位康德派”“理想主義并不是好東西”的隱語何其相似）……不平衡發展的客觀規律，決定和平在一定條件下能控制……到了新的條件下，雙方中的一方，不由人的意志為轉移了……仗就打起來了（平衡總是相對的思想再一次顯示出來）。”（《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287—288頁。）在國際統一戰線支撐的情勢下，毛澤東之所以還強調戰爭的不可避免性，源于多種因素的相互作用：其一，毛澤東善于從矛盾觀點看問題，他認為統一戰線本身不僅是不穩定的，而且史實也的確證明統一戰線并沒有能徹底防止戰爭的發生；其二，海克爾所強調的國家而非個人的“生存競爭、優勝劣敗”的進化論以及事物相互轉化的觀點，的確給毛澤東留下深刻印象；其三，提醒西方注意不要被蘇聯所謂的“和平善意”欺蒙，而是要做好戰爭準備，這也是他為什么說防御是最好的進攻的原因。

第二，借用海克爾哲學“流變”的觀點進一步證明自己對國際趨勢的判斷。海克爾立足于一元論哲學，提出了充滿著“生滅交替、新陳代謝、永恒變化”的科學自然觀。恩格斯對其評價很高，認為這是一種新的自然觀——“一切僵硬的東西溶化了，一切固定的東西消散了，一切被當作永久存在的特殊東西變成了轉瞬即逝的東西，整個自然界被證明是在永恒的流動和循環中運動著”（《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370頁。）。這種觀點運用于社會歷史領域，就與毛澤東反對革命勝利后會出現無沖突狀態或者共產主義社會無矛盾的觀點有很大相似性。確實，晚年毛澤東的哲學思想和政治思想不再像20世紀三四十年代那樣歷史地、辯證地看待運動和變化的關系，而是更多地強調運動、變化就是一切，一切具有客觀必然性和現實合理性的穩定、平衡則被斥之為“清規戒律”而要求加以徹底沖決。晚年毛澤東不僅認為馬克思主義不是固定不變的，即使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也不是沒有矛盾和沖突的。他甚至說：“否定變化的永恒性就是否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美〕斯塔爾著，曹志為等譯：《毛澤東的政治哲學》，第29頁。）因而，當梅奈特通過對毛澤東和海克爾文本的比較，認為海克爾在《宇宙之謎》中多次強調實體的“運動”“變化”“暫時的進化”的觀點，與毛澤東晚年“尚變”的思想有一定關聯時，特里爾、斯塔爾表示認同就不足為奇了。而這恰恰能印證他們把“矛盾”“變易”視為毛澤東政治哲學思想之核心的觀點。事實上，在20世紀70年代，面對蘇聯咄咄逼人的戰略攻勢，毛澤東確有理由指認西方的威懾戰略并不見得能阻止戰爭爆發，有必要提前做好戰爭準備，因為“形勢在10年或20年之后會起變化”（〔德〕赫爾穆特·施密特著，梅兆榮等譯：《偉人與大國》，第278頁。）。

第三，需要注意的是，無論是海克爾哲學的“流變”觀點還是毛澤東政治思想的“矛盾、沖突辯證法”的核心觀念，都是以反“目的論”或反“終極狀態”為前提的。在海克爾的哲學體系中，目的論假設的“目的性”或結果性，是與我們在自然界到處可以遇到的“自然規律性”或真正的因果性完全背道而馳的。人們不僅無法證實宇宙的發展有著特殊目的，而且人類的發展也不會停留于某一特定目標。其實，馬克思也有著類似觀點，如施密特就指出，馬克思認為，在歷史中探求一種總的目的即世界的終極目的完全是不可思議的，這是因為現實發生的目的只能是“有限的、受時間和空間所限制的人的有限目的”（〔德〕A·施密特著，歐力同等譯：《馬克思的自然概念》，商務印書館，1988年，第26頁。）。毛澤東自60年代后期開始，這種反目的論色彩也是非常濃厚的。巴迪烏就通過對毛澤東“一分為二”原則的解析，認為“不斷革命”是試圖打破斯大林式的過度專制與所謂資產階級走資派的官僚主義侵蝕必然的革命普遍主義的一個范例，因為類性真理不是一種理性預先設定的結果，而是戰士通過“遠征”對事件的即時操作的結果（〔法〕阿蘭·巴迪烏著，藍江譯：《元政治學概述》，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年，“序言”第22頁。）不過，巴迪烏對毛澤東的解讀屬于擴張性解讀，是為其真理—主體—事件結構辯證法服務的，“毛主義”只具有象征意義。。梅奈特也曾引用毛澤東和斯諾的談話，以證實毛澤東對“偉大目標制定者”的看法：“數千年后就連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都會顯得可笑。”（〔德〕恩斯特·海克爾著，袁志英譯：《宇宙之謎》，“導讀”第5頁。不過從《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465頁所載文本看，雖然翻譯大體沒什么問題，但并不能證明毛澤東是反終極目的論的，因為這是斯諾問及毛澤東著作的影響效果時毛澤東的答復，毛澤東的意思是，即使是馬克思主義本身也有一個生成、滅亡的過程，是會被超越的。）雖然言不達意，但實際上，當英國前首相愛德華·希思稱毛澤東為“不停頓的革命者”時，當毛澤東強調“不破不立”時，他所追求的平等的理想型的社會并不僅僅是觀念中的勾畫，而是以現實實踐為中介的運動歷程。特里爾說得好：“如果說毛澤東是個烏托邦主義者，那么他的烏托邦更多的是和進程而不是和目標相關。”（〔美〕特里爾著，何宇光等譯：《毛澤東傳》，第301頁。）在這一點上，他和馬克思的反目的論可謂異曲同工。但是當他過分注重階級斗爭這一理念和行動時，反終極目標的目標卻真的成為他所能達到的目的——混亂、無序，從而注定了“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悲劇和災難，即使毛澤東追求的價值旨歸在于漸進地創建一個平等和正義的烏托邦共同體。

換言之，海克爾對于毛澤東而言，更多具有斗爭哲學的象征意義。可以說，不是海克爾的自然科學體系所闡述的生物發生的根本規律而是其一元論哲學，被毛澤東在特定歷史時期賦予了進行理論斗爭和改造中國社會的特殊價值旨趣。這是海克爾哲學思想遭遇晚年毛澤東心路的基本構境。不過，海克爾此時不是突兀地遭遇毛澤東的，早在60年代中期就已經成為毛澤東話語體系的一個環節。

二、毛澤東政治哲學中的海克爾

要想搞清楚海克爾為什么會在1975年的毛澤東話語中呈現，以及其在毛澤東晚年政治哲學思想中的意蘊，就不能忽視海克爾在晚年毛澤東出場的歷史情境。總體上可以判定，從1965年直至1975年，海克爾的主要功效是作為毛澤東表述其哲學思想、進行政治斗爭的武器之一。在此期間，關于毛澤東和海克爾的故事大致可分為1964年至1967年、1971年至1974年兩個階段。先反溯10年前，有兩次事件可以進一步確證筆者的論斷。一次是1967年1月13日，毛澤東在最后一次會見劉少奇時，所推薦的書目中就有一本海克爾的《機械唯物主義》——據考證極有可能是《宇宙之謎》的別稱或節選（散木：《毛澤東向劉少奇推薦的幾本書》，《北京日報》2010 年6月7日。據袁志英的回憶說是在1972年接到翻譯《宇宙之謎》的任務，因而關于1967年推薦給劉少奇的版本，筆者的傾向應該是五四運動時期出版、1958年重印的《宇宙之謎》。）。至于毛澤東推薦海克爾著作的用意，可以結合毛澤東1967年推薦給劉少奇的狄德羅的《機械人》和中國典籍《淮南子》以及1965年3月4日毛澤東推薦給劉少奇、鄧小平的《后漢書》，尤其是其中的陳寔傳、黃瓊傳、李固傳《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484頁。毛澤東在1974年給江青的回信中以及指示有關人員印刷大字本時，又提起《后漢書》中的《李固傳》《黃瓊傳》。（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558頁；張大勝等編著：《毛澤東評點二十四史解析》上卷，紅旗出版社，2011年，第172頁。）來一探究竟。恰如陳晉所言，毛澤東善于以史例證明哲理、以哲學統帥史例，來表明政治態度。推薦《后漢書》與當時毛澤東與劉少奇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方法和路線分歧有關。在“三面紅旗”、調查研究、反對黨內“走資派”等問題上，劉少奇有不同意見，這是毛澤東所不能容忍的。特別是根據毛澤東同斯諾1970年的談話來看，毛澤東明確回答在1965年1月“二十三條”發表時已有了必須把劉少奇從政治上搞掉的決斷（《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357頁。不過這里講的政治上搞掉并不意味著要結束劉少奇的自然生命而是要結束他的政治生命。）。這時毛澤東推薦劉少奇和鄧小平閱讀《后漢書》的隱語就清楚了：毛澤東之所以認為《后漢書》寫得不壞，其中一個主要緣由就在于它勇于暴露黑暗政治，同情和歌頌正義的行為。如果結合毛澤東對《陳寔傳》的評注，即“人在一定條件下是可以改造的”（《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133頁。），可以推測此次薦書是毛澤東對劉少奇的一種暗示，希望劉少奇回到他所主張的治國理政之道。此外，在1965年1月9日毛澤東同斯諾的談話中，有一段比較有意思。當斯諾問毛澤東是否看過黑格爾的作品時，毛澤東卻強調說：“海克爾寫的一本書，里頭有相當豐富的資料，他不承認他自己是唯物主義者，實際上是唯物主義者。” （陳晉：《毛澤東閱讀史》，第247頁。）毛澤東在同斯諾的談話中提起海克爾的原因雖然不明，但首先可確定毛澤東對海克爾的印象深刻，這一點陳晉的說法是準確的。不過嚴格來說，那時毛澤東最有可能看到的不是《宇宙之謎——關于一元論哲學的通俗讀物》，而是1958年中華書局出版的赫克爾（即海克爾）的《宇宙之謎》（如果按照毛澤東和斯諾談話時所說的是在打游擊戰爭的時候讀的話，那應該是馬君武1920年翻譯的《宇宙之謎》。）。這個線索的確可以印證斯塔爾、梅奈特“猜測”海克爾對毛澤東的一些影響是正確的，特別是在1958年毛澤東的談話中，的確有海克爾的影子。聯系1964年毛澤東在《關于人的認識》《關于哲學問題的講話》中的一些觀點，比如“馬克思主義也有它的發生、發展與滅亡”“世界上一切都在發展變化” （《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91—392頁。）等，其與海克爾一元哲學彰顯的“無限運動、變化的”宇宙整體觀不能說沒有一點關聯，這兩個文本關于感性經驗在認識中的作用、關于人和地球等進化問題的表述與海克爾的見解也基本相同。最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認為為了現在斗爭的需要去讀書（他指出不搞階級斗爭，搞什么哲學！），與無目的地去讀書，大不相同，其中強調“要研究自然科學史。不讀自然科學史不行”（龔育之：《聽毛澤東談哲學》，《湖南科技大學學報》2007年第4期。）。從這里可以管窺海克爾著作在毛澤東語境中的基本寓意。

而到1967年這一所謂“文化大革命最重要的年頭”，毛澤東給劉少奇的薦書已明確表達了二者的嚴重分歧。關于《淮南子》的寓意，筆者認為并不是毛澤東暗示了劉少奇會落得和劉安一樣的結局。從毛澤東對《淮南子》的歷史借用來說，毛澤東此時的隱喻依然是強調激烈的階級斗爭不可避免，依然注重“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宇宙生成論和“尚變”的辯證法，依然是對劉少奇的一種政治警告。而對狄德羅或拉·梅特里（關于毛澤東推薦給劉少奇的《機械人》有爭議。一說是拉·梅特里的《人是機器》（既有三聯書店的顧壽觀翻譯的1956年、1957年的版本，也有商務印書館1959年的版本），這被竹內實所證實（參見〔日〕竹內實著，張會才等譯:《毛澤東的詩詞、人生和理想》，第362頁）。一說可能是書名記錯了，不過沒有考據到底是狄德羅的什么著作。如果從當時的版本來看也比較豐富，主要有1956年、1959年版的《狄德羅哲學選集》等，蘇聯杰爾沙文的《孟德斯鳩、伏爾泰、拉·梅特里、盧梭、狄德羅、愛爾維修、霍爾巴赫》一書中也論及梅特里和狄德羅。筆者認為，梅特里和狄德羅的觀點有很多相似之處，都屬于自然科學的唯物主義范疇，都存在機械唯物主義的缺陷。因而，筆者傾向于對二者蘊含的毛澤東的隱語都加以簡單介紹。）和海克爾的哲學思想的借用，則主要具有政治意義上的警醒作用，畢竟哲學是用來為政治服務的。先就狄德羅的著作來說，毛澤東最有可能看到的是三聯書店1956年或1959年版的《狄德羅哲學選集》而不是像散木在《毛澤東向劉少奇推薦的幾本書》一文中所說的來自“文化大革命”時期上海出版的內部發行的《摘譯》。有趣的是，無論是狄德羅還是海克爾，均在毛澤東熟讀的《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中有比較多的涉及，且列寧亦給予二者比較高的評價，并用唯物主義觀點反駁了馬赫主義者的唯心主義觀點（《列寧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9頁。筆者認為毛澤東熟讀的列寧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與恩格斯的《反杜林論》中關于海克爾、狄德羅的內容是他們進入毛澤東視野的重要因素。參見李曙新：《陳韶奏、朱澤淮：列寧〈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的首譯者》，《紅巖春秋》2014年第9期。）。不過，狄德羅著作的寓意也不僅僅像一些研究者所認為的那樣，突出毛澤東把劉少奇的觀點斥之為“機械唯物主義”，而不懂得事物和現象之間的普遍聯系和變化發展（散木：《毛澤東向劉少奇推薦的幾本書》，《北京日報》2010 年6月7日。）。如從《狄德羅哲學選集》的內容上看，筆者倒認為此時的狄德羅在毛澤東語境中是一分為二的（正面的和反面的）。正面的狄德羅是一位偉大的唯物主義者、反教條主義者，主張“運動的必然性”、“自然狀態”（即沒有特權，一切人都是平等和自由的，這難道不是毛澤東所勾畫的理想社會嗎？）、“一切都在變，一切都在過渡，只有全體是不變的。世界生滅不已，每一剎那它都在生都在滅，從來沒有過例外，也永遠不會有例外”（〔法〕狄德羅著，江天驥等譯：《狄德羅哲學選集》，商務印書館，1959年，第143頁。），認為事物間既相互聯系又相互轉化，而轉化又涉及事物質的變化。反面的狄德羅是“機械的”，不敢于號召人們起來革命，幻想用改良的辦法來實現自己的目的。特別是因狄德羅主張人性論和社會契約論，因而在那時被斥之為“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反動理論”。毛澤東的用意既是讓劉少奇進行抉擇，又是借狄德羅的理論缺陷批評劉少奇。而梅特里的《人是機器》倒不可能具有讓劉少奇重溫什么是機械唯物主義的含義。筆者認為，如果通觀全文，竹內實的話倒有一定道理：毛澤東想到了書中的一些話而推薦給劉少奇。筆者以為這些話大概有：“一個人從天上往地下看，別人就都變得渺小不足道了”，照“鏡子”，“認識自己”，判別一個人是否悔恨要看其舉動和外部表情，打破“偏見或迷信”等（〔法〕拉·梅特里著，顧壽觀譯：《人是機器》，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6—7、41、74頁。），實際上也是要求劉少奇進行反思、悔改。

海克爾也是在這樣的情勢下出場的。筆者同樣認為，《宇宙之謎》在毛澤東當時的語境中也扮演了兩個相互抵牾的角色。毛澤東堅持海克爾的自然科學的唯物主義觀——實體定律和辯證法的基本觀點——“世界上沒有絕對不變的東西。變，不變，又變，又不變，這就是宇宙的發展”（《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392頁。），認同列寧指認的海克爾“從自然科學的觀點來嘲笑一切唯心主義的詭計，更廣泛些說，一切專門的哲學詭計”，“揭示了教授哲學所力圖向公眾和自己隱瞞的事實”，特別是列寧引用梅林的一段話進一步說明海克爾著作的政治作用：“海克爾的著作無論就其缺點或優點來講，對于幫助澄清我們黨內在什么是歷史唯物主義和什么是歷史唯物主義這兩方面存在的看來有些混亂的觀點，是特別有價值的。”（《列寧全集》第18卷，第367—372頁。）這很容易引起毛澤東的共鳴。這是因為毛澤東認為劉少奇宣揚的是形而上學，把馬克思主義基本規律即任何事物、任何一個人類社會都是由對立斗爭、由矛盾而推動發展的實質拋掉了，實質上就背棄了無產階級專政（《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77頁。）。從毛澤東對劉少奇的指責看，基本和海克爾一元論哲學的缺陷如出一轍：不僅存在調和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傾向，導致其一元論哲學缺乏黨性，而且海克爾機械唯物主義在解決社會問題時的“無能”，很容易在歷史觀方面陷入唯心主義的境地。怎么辦？“誰要想親自體會一下這種無能，誰要想深刻地懂得，自然科學的唯物主義要成為人類偉大解放斗爭中的真正戰無不勝的武器，必須擴展為歷史唯物主義，那就請他讀一讀海克爾的這本書吧”（《列寧全集》第18卷，第373頁。）。梅林的話應該也影響到毛澤東，與當時毛澤東所強調的兩種世界觀的斗爭不謀而合。因而，他通過此類薦書，試圖消除劉少奇對“文化大革命”的困惑與不解，這也就是毛澤東在1965年和1967年提起海克爾的歷史與現實原因。

不過，海克爾的寓意在1971年至1974年間發生了一些轉變，其誘因之一是林彪事件。據袁志英回憶，1972年他們翻譯《宇宙之謎》一書是毛澤東要看的，1974年還出了大字本，當時的政治局委員人手一冊。譯者的不解之謎是，為什么在大加聲討“名、洋、古”之際，《宇宙之謎》能“進駐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陣地”（參見袁志英：《毛澤東和〈宇宙之謎〉》，《德國研究》2002年第3期。作者給出的答案是模棱兩可的。實際上，《宇宙之謎》起碼在新中國成立后已印有兩個版本，毛澤東藏書里包括海克爾的重要著作，談不上因為毛澤東要看就重新翻譯出版的問題，其主要功能是服務于當時對于唯物論的宣傳和普及。）？筆者以為，如果說1975年海克爾被借以表達毛澤東的外交思想，1965年至1967年被借以警告劉少奇等人的話，那么此時的海克爾著作主要與“批林批孔”（批孔相對是次要的）、維護統一的世界觀有一定關聯。這里不得不先插入1970年毛澤東和斯諾的談話中對林彪不點名的批評，毛澤東說：“崇拜得過分了，搞許多形式主義……討嫌！”（《毛澤東傳（1893—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2553頁。）在其后又提出了破“一貫正確論”立一分為二的世界觀、破“領導高明論”立群眾是真正英雄的觀念、破“驕傲有資本論”立為人民要立新功的思想等“三破三立”的論斷以及反“天才論”等觀點，實際上指認林彪等人犯了“唯心主義先驗論”的錯誤，背離了辯證唯物主義。自從毛澤東對林彪的言行有所警惕以來，他在多次講話中指出黨內很多人連什么是唯物論和唯心論都不懂也搞不清楚，故要求通過收集、翻譯、出版中外著作供干部批判性閱讀。這表現在自然科學領域，1972年再版的《物種起源》《宇宙發展史概論》、1974年的《牛頓自然哲學著作選》《宇宙之謎》等著作就起著一定的引導教育的效果。而最為關鍵的是，林彪事件不僅宣告了“文化大革命”在理論和實踐中的破產，更重要的是民眾對“文化大革命”的合法性和正當性已產生了動搖與懷疑，這對毛澤東來說是絕對不允許的。以《宇宙之謎》為代表的自然科學類書籍在此發揮的作用，大概就像1974年版的《宇宙之謎》“譯者導言”所說的那樣，在唯心論與唯物論兩種世界觀的斗爭仍然繼續時，一方面必須要防止有人“千方百計地歪曲現代自然科學的成就，為形形色色‘最新的’哲學理論和社會政治理論尋找論據，借以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另一方面必須通過“繼續開展自然科學領域里的革命大批判，把反對唯心主義先驗論的斗爭進行到底”（〔德〕海克爾著，上海外國自然科學哲學著作編譯組譯：《宇宙之謎》，商務印書館，1974年，“譯者導言”第9—10頁。），為抵制資產階級思想的侵襲和世界觀的復辟提供思想武器。概而言之，其根本目的就在于給民眾提供一個明晰而統一的世界觀，即“一切都在變”“不斷革命”“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辯證法和認識論，這也是他想留給下一代的遺產。而“批孔”是和“批林”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只是海克爾著作在“批孔”中的基本意蘊依然是針對那些懷疑以致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提倡“社會要向前發展，反對倒退”（《毛澤東傳（1893—1976）》第6卷，第2648頁。）的社會進化論，這已和青年毛澤東視域下海克爾在新文化運動中“批孔”的作用大相徑庭了。但絕不能因為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談話中曾經強調并稱贊過海克爾，確實說了海克爾是四個影響他的思想或他感興趣的德國人之一，我們就像梅奈特一樣確證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是深受海克爾的影響，或者海克爾對毛澤東的影響大于馬克思、恩格斯對毛澤東的影響。恰如前文所言，海克爾哲學思想有其重大的時代意義，也在一定程度上和毛澤東哲學思想有一些共通之處，但在根本上，海克爾只是當時毛澤東在進行外交和政治斗爭時所借用的工具之一而已。需要注意的是，當青年毛澤東把階級斗爭作為社會發展的動力，并致力于老老實實研究實際的階級斗爭時，他是正確的；但是在革命任務和對象已發生轉向的新的歷史時期，囿于理論資源與現實經驗相對準備不足，革命戰爭年代的理論儲備和實踐效應成為毛澤東對社會主義探索的先天綜合判斷，并以此作為觀察社會主義發展方向和前途的“理性”認識模式就難以避免。

三、蟄伏在毛澤東思維邏輯中的海克爾

如果20世紀六七十年代海克爾是毛澤東話語中的顯性存在的話，那么60年代以前海克爾只是毛澤東話語體系中的隱性邏輯或影子。從現有文本來看，海克爾及其著作在60年代之前毛澤東的文本中確實無跡可尋，好像消失了。對此問題，在借鑒國內外學者相關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筆者分析認為，海克爾在60年代以前毛澤東話語體系是以不在場的形式在場的，而不是絕對的闕如。

從國外學者的研究情況看，他們主要是通過解析毛澤東在50年代末的一些講話內容，同海克爾類似含義的說法進行比較，從而進一步分析二者的相通之處。比如特里爾認為，毛澤東所說的“人類或許會變成另一種東西”，“到那個時候，地球就不存在了。太陽會冷卻”等思想，或許反映了海克爾著作中的東西——一切都不能只看表面、不斷的變動是唯一真實的現實，而這影響了毛澤東后來的國家治理原則（〔美〕特里爾著，何宇光等譯：《毛澤東傳》，第299頁。）。斯塔爾認為，海克爾關于宇宙無限發展的觀點為毛澤東所接受，并演化成毛澤東政治思想中的核心觀點之一——“沖突的永恒性”（〔美〕斯塔爾著，曹志為等譯：《毛澤東的政治哲學》，第29頁。）。雖然這樣的比較缺乏明顯的文本證據，但也不能說毫無道理，只是單純歸因于海克爾有失恰當，而應視之為各種同類思想——諸如達爾文、赫胥黎、斯賓塞、列寧等人的相關論述——的綜合影響之結果比較恰當。不過，海克爾在此同樣是以雙重邏輯出現的。如果說以上看法凸顯的是海克爾和毛澤東思想的交錯性的話這種語言的交錯性的確在1956年以后體現得比較明顯。（參見《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194—195、394—395頁。），那么二者的對立性也有所表現，如毛澤東在1958年提醒陸定一注意烏布利希的談話要點——“困難的問題是思想上的社會主義革命……許多自然科學家在實驗室里的時候，是辯證唯物主義者。可是，一涉及社會生活、哲學問題，他們就變成了唯心論者”（《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389頁。）。毛澤東之所以關注此要點的原因在于：其一，這與恩格斯、列寧對海克爾等自然科學家的批評是一致的；其二，當時“反冒進”的一個主要依據就是自然科學所提供的基本規律，而毛澤東說自己是反“反冒進”的。的確，海克爾哲學確實忽視了人的主觀能動性，更沒有涉及社會內在矛盾運動問題，因而成為毛澤東嚴厲批判的對象。當然，海克爾成為毛澤東思想偶爾閃現的火花，并不是因為新中國成立后翻譯了其著作的結果，其早在毛澤東探求“大本源”、致力于救亡圖存時就成為毛澤東可汲取的思想來源之一。

關于青年毛澤東與海克爾的遭遇，限于篇幅，筆者在此扼要指出以下幾點。第一，海克爾對進化論的發展和普及作出重大貢獻，恰如胡嘉所言：“使生物學界無達氏，則進化論絕對不能成立，上帝創造世界說更不能推翻。然無赫氏，則達氏之說不張，進化論之灌輸人心決不能如此之易。” （胡嘉：《赫克爾對于進化論上之貢獻》，《民鐸雜志》1922 年第3 卷第4號。）第二，新文化運動的許多領袖人物，如魯迅、陳獨秀、劉文典等人，都比較關注并譯介了海克爾的主要著作，以其進化論和一元論哲學作為宣傳科學和理性、反對孔教和迷信的有力思想武器。第三，海克爾的學說曾以連載的形式在《新青年》發表，而《新青年》是毛澤東欣賞并慣常閱讀的雜志之一。第四，當時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哲學依據是社會進化論而不是唯物史觀，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學說只是當時各種社會思潮的一種，進化論包括海克爾的一元論哲學正是毛澤東完成唯心史觀向唯物史觀偉大轉變的理論與實踐基礎（單繼剛：《社會進化論: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的第一個理論形態》，《哲學研究》2008年第8期。）。以上因素是毛澤東的思想構境遭遇海克爾的主要原因。至于在毛澤東的早期和中期文本中為什么沒有提到海克爾，筆者以為有以下幾點可以考慮：其一，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及其慘痛后果以及互助理論的流行，致使中國思想界（包括毛澤東極為欣賞的陳獨秀、魯迅等人）都對海克爾的思想進行了激烈批評，難免影響毛澤東對海克爾學說的認識和判斷；二是自毛澤東真正接受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起，其他西方學說或主義就逐漸淡出毛澤東的思想視野。不過，自30年代以來，當毛澤東越接觸并熟讀列寧的《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和恩格斯《反杜林論》時，兩位導師級人物對海克爾學說的客觀公正的評價，無疑會影響毛澤東對海克爾的興趣和注意。這也是毛澤東為什么會在晚年多次提起海克爾的重要原因之一。可以說，經由列寧和恩格斯，毛澤東重新認識了海克爾，并在自己日后的理論實踐和政治斗爭中運用了海克爾的一些觀點。

總而言之，海克爾及其著作在毛澤東的視域下是一枚硬幣的正反兩面，既是毛澤東借以批判他者的武器，又是作為他者武器而被批判；既是毛澤東走向馬克思主義的過渡性理論中介，又是毛澤東晚年偏離歷史唯物主義的支援性理論資源。海克爾的文本沒有變，變化的只是解讀者所遵循的模式和意旨。雖然海克爾在毛澤東的話語空間中隱多現少，雖然海克爾一元論哲學只是毛澤東建構其理論大廈的一個元素，但無論如何也是我們更深入研究毛澤東心路歷程所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畢竟毛澤東自言海克爾曾影響了他的世界觀或思想。

（本文作者西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西安 710127）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