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毛澤東與黨外人士座談會

賀永泰

當代中國政治中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重要形式之一——黨外人士座談會，源自抗日戰爭時期。它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主根據地在政權建設中的一大創造，曾在陜甘寧邊區和許多根據地廣泛運用。黨外人士座談會，作為“協商民主”的一種具體方式，從名稱的確立，到會議的召集，再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精神的發揚，均與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重視和關懷密不可分。毛澤東不僅以領袖的身份對召集座談會做出專門批示，而且親自出席講話，與黨外人士暢談時事，倡導這種會議形式。中共中央也通過發表《黨外人士座談會的意見》的社論，宣傳和推廣這種會議形式。

“黨外人士”這個概念是1940年3月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黨內指示《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中首次提出和使用的。他指出，必須教育擔任政權工作的黨員，克服他們不愿和不慣同黨外人士合作的狹隘性，提倡民主作風，“遇事先和黨外人士商量，取得多數同意，然后去做。同時，盡量地鼓勵黨外人士對各種問題提出意見，并傾聽他們的意見”。在毛澤東的著述中，黨外人士亦稱“非黨人士”、“黨外人員”、“其他黨派及無黨派人士”、“黨外民主人士”等，均指中共黨員以外的進步人士、愛國人士、民主人士。

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召開“座談會”，是由毛澤東提出并倡導的。他指出，共產黨員必須與黨外人員實行民主合作，傾聽黨外人員的意見，和他們一起，共同商量問題與決定問題。而民主合作、傾聽意見、商定問題的辦法就是召開座談會。“共產黨人必須和其他黨派及無黨派人士多商量，多座談，多開會，務使打通隔閡，去掉誤會，改正相互關系上的不良現象，以便協同進行政府工作與各項社會事業。”他還指出，對黨外干部，將來我們各地的領導機關、組織部門要有調査研究，要有一些辦法，教育的辦法，團結的辦法，比如“開座談會、談心等等辦法”，對他們進行幫助和培養。

毛澤東第一個對召集黨外人士座談會做出專門批示，黨外人士座談會可定期舉行。1943年1月西北局高干會閉幕后，為了傳達高干會的經過與決定，聽取黨外人士對髙干會的批評與意見，西北局邀請邊區政府及參議會中的黨外人士在延安交際處舉行座談會。座談會結束后，西北局常委兼秘書長賈拓夫將“關于高干會問題與邊區政府非黨人士談話的經過”報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在座談會情況的簡報上批示：“以后西北局可每兩月召集座談會一次。”分管陜甘寧邊區工作的任弼時也批示：“以后凡經政府通過執行的重要政策，可以先與他們交換意見，然后提出。”

毛澤東以領袖的身份親自出席黨外人士座談會并發表講話，指出黨外人士座談會的方式很好，能發揚民主，改進工作。1944年8月，延屬分區召開黨外人士座談會，會議期間，《解放日報》發表了題為《黨外人士座談會的意見》的社論，指出：“現在各地所進行的黨外人士座談會，毫無疑義的又供給我們一個新的經驗，這就是說，鞏固和加強三三制政權，鞏固和加強各階層的團結，還需要定期聽取黨外人士對政權工作的批評與意見。”毛澤東得悉情況后，親自出席了一些座談會。他在講話中指出這種座談會的方式很好，很需要，要大家多批評缺點，多提意見，以便把缺點糾正，使工作改進。根據毛澤東及西北局的指示，會上提出的問題，只要是正確的，立即予以適當解決，不使拖延時間。毛澤東還曾指示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說：討論和批評對我們總是有幫助的。凡是對的意見，我們都要研究解決，逐條解答。當他得知邊區參議員霍祝三提出訓練區鄉干部的建議后，立即指示一年可訓練一次。西北局遂于1944年冬至1945年初，辦了一期區鄉干部如何為人民服務的訓練班，此后，訓練區鄉千部成了邊區的一項制度。延川縣根據黨外人士的建議，召開專門會議，組織路工委員會，動員民眾利用冬閑修路建橋，并召開區鄉干部會，檢討工作，撤換不稱職的鄉長，干部作風有了很大轉變。

毛澤東指出黨外人士座談會上所發揚的“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精神有利于加強黨的建設，保持黨的純潔性和先進性。1944年7月，中共中央轉發西北局對各地委工作的指示，指示要求各分區立即邀請邊區參議員、縣級參議員和政府委員中有聲望之黨外人士（不在參議員或政府委員之列者亦可邀請）召開座談會，按照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精神，聽取他們對各項工作的批評與建議。此后，陜甘寧邊區的隴東、延屬、綏德等分區和富縣、延安、慶陽、子洲、安塞、甘泉、子長、延川、赤水、米脂等縣及一些區，相繼召開了不同形式和內容的座談會。座談會上，到會黨外人士本著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精神，踴躍發言，積極建議。用他們自己的話說：“以往某些未曾直爽傾吐之言，這次我們盡情的談了；以往旁觀為客之想法，這次我們一掃而空了。會上濟濟一堂，上下一致，融洽空前。正如毛主席說的：‘我們雖然沒有見過面，但我們想的做的是完全一樣的。’……‘共產黨只是聽人民的話，照人民的話辦事的’。”事實證明，參加座談會的非黨人士，都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熱烈地檢討工作，他們不但指出成績方面，而且認真地批評缺點方面，并提出改進工作的辦法。因此，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的報告中指出：“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這些中國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種政治灰塵和政治微生物侵蝕我們同志的思想和我們黨的肌體的唯一有效的方法。”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曾將“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作為一條原則加以重申和強調。

（本文作者：延安大學政法學院副教授、法學博士）

（來源：《百年潮》201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