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與邏輯：毛澤東與“毛澤東思想”概念的提出

張忠山

從1941年3月張如心提出“毛澤東同志的思想”到1945年4月中共七大確立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這是一個“毛澤東思想”在中共黨內被逐漸認同的過程。在這一時期，毛澤東本人對“毛澤東思想”相關概念的認識也經歷了較為復雜的變化發展。幾十年來，學界關于“毛澤東思想”概念的形成、提出及毛澤東思想被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等理論問題的研究已頗為深入。然而，毛澤東本人對這一問題的認識和態度經歷了怎樣的變化發展？影響這種變化發展的主觀因素又有哪些？似乎仍存在進一步探討的空間。顯然，這種探討對還原和再現歷史過程的豐富性、生動性，對繼續拓展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研究的視角及領域，都是不無價值和意義的。

一、內容構建：強調探索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

馬克思主義認為，無產階級革命是國際性的事業，需要各國無產階級互相學習、互相支援、互相幫助，甚至實現某種形式的國際聯合或協同。但是，這一原則的前提恰恰在于，各國無產階級必須立足本國實際，依靠本國最大多數人民群眾的努力，自己去探索適合本國情況的革命道路。中國共產黨人對如何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運用于中國革命實際的正確認識，是在同國際共運和中共黨內“盛行的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圣化的錯誤傾向”【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7頁。】的斗爭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這是毛澤東開始思考和探索“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歷史背景和出場路徑。

(一）倡導“從斗爭中創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線”。“毛澤東同志的思想”、“毛澤東思想”等概念的提出雖然是在抗日戰爭時期，但毛澤東本人對“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探索，早在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國民革命時期和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就已從實踐和理論兩個層面展開。主要建立在對各社會階級力量政治態度和實際表現的分析基礎上的關于中國革命性質及前途等的科學判斷，構成了中共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基本思想，這是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初也是最重要的成果之一。1927年以后，在建立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開辟農村包圍城市革命新道路的實踐中，毛澤東進一步提出，在了解中國國情和社會實際的基礎上，制定正確的革命戰略和策略，是中國革命勝利的前提，主張從實際斗爭中創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線【《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116頁。】。他提出在革命實踐中發展理論的觀點，反對對馬克思主義作教條式的理解與運用。1932年前后，毛澤東先后研讀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和列寧的《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和《國家與革命》等著作。特別是列寧前兩部著作中提出的理論原則，對毛澤東反思中國革命的成敗得失起了極大的啟迪作用。1933年11月，他在寄給彭德懷的《兩種策略》上批注：“此書要在大革命時讀著，就不會犯錯誤”。不久，又將《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寄給彭德懷，附言：你讀了該書“才會知道‘左’與右同樣有危害性”【《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版）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16、417頁。】。毛澤東之所以重視該書，是因為其中所描述的“左”傾思潮的原因，與1933年中共采取的革命政策相似。當時“左”傾教條主義在黨內惡性發展，并逐漸在中央占據統治地位。列寧所分析和針砭的各種“左”傾現象，在中共領導層普遍存在。毛澤東立足中國革命的實際來領會列寧著作的要義，這種思考帶有運用馬列主義理論分析路線是非的意味。此后，“左”傾教條主義把中國革命推向失敗的邊緣，促使他進一步反思黨的思想路線。

中共中央到達陜北后，隨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和抗日戰爭在全國的展開，邊區局勢相對穩定，一大批理論工作者聚集延安，翻譯出版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延安興起一股理論學習熱潮。從1937年到1939年，毛澤東在延安如饑似渴地鉆研唯物辯證法一類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程等書籍【楊春貴：《毛澤東的哲學活動——回憶與評述》，中共中央黨校科研辦公室1985年，第576頁。】。他對黨內同志指出，抗日戰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需要理論指導【《郭化若回憶錄》，軍事科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124頁。】。這一時期毛澤東致力于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在廣泛閱讀經典著作、弄懂基本原理的基礎上，“聯系中國共產黨的實際，聯系中國革命的實際，在某幾個領域給予充分的闡述和創造性的發揮”【張希賢、王憲明等編著《毛澤東在延安——關于確立毛澤東領導地位的組織人事、理論宣傳和外交統戰活動實錄》，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8頁。】。從某種意義上說，毛澤東在這一時期鉆研馬克思主義理論著作的過程，就是推動中國革命經驗上升為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過程，希望通過理論與實際的結合推動一種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形態產生。

(二）主張在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分清路線是非。為糾正黨內存在的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等不良作風，從思想路線層面剖析黨內歷次機會主義錯誤的根源，總結歷史經驗，中共中央于1942年春在延安發起了整風運動。整風運動要求廣大黨員干部認真徹底地清算自身在思想路線上存在的問題，從教條主義的思維定勢中解放出來，從思想上確立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政治導向，樹立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全黨高級干部在學習毛澤東主持編撰的“黨書”一《六大以來》《六大以前》《兩條路線》后，通過對黨歷史上路線是非、經驗教訓的總結，加深了對歷史問題的認識和毛澤東所代表的正確路線的認同，為全黨自覺團結在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周圍奠定了思想基礎。同時，毛澤東也注重從黨的路線斗爭角度啟發黨員干部的思想認識。1943年7月，毛澤東與王稼祥談撰寫紀念建黨的文章時，主張以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為立意主旨，從革命斗爭的角度闡述理論觀點，說明“毛澤東思想”是在黨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反對來自共產國際和黨內的機會主義路線的產物【朱仲麗：《毛澤東王稼祥在我的生活中》，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121頁。】。王稼祥在文章中貫徹了毛澤東的主張，指出“以毛澤東思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主義”，是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經過了黨內黨外曲折斗爭而形成起來的”【王稼祥《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道路》《解放日報》1943年7月8日。】。毛澤東的上述主張與講話，目的是通過總結歷史經驗推動全黨轉變思想路線和工作作風。

(三）鼓勵對毛澤東“思想”的研究。隨著毛澤東政治領袖地位的逐步確立和敵后抗日根據地的蓬勃發展，從1940年始，和培元、張如心、陳伯達等紛紛在延安《解放》、《中國文化》等刊物上撰文，稱頌毛澤東對馬列主義理論的貢獻。和培元率先發聲，指出毛澤東的《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是洋溢著中國革命鮮活經驗的馬列主義中國化的典型哲學著作“指示著新哲學中國化的正確道路”【和培元：《論新哲學的特性與新哲學的中國化》，《中國文化》1940年第3卷，第2、3期合刊。】。1941年3月，張如心在《論布爾什維克的教育家》一文中首次提出了“毛澤東同志的思想”的概念，是黨內對毛澤東的思想理論予以較為系統的研究、命名的開始。文中指出，毛澤東基于對中國社會性質與革命發展規律的深邃認識，在中國革命的理論和策略上都有了許多“創造性與馬克思主義底貢獻”，他的言論著作是馬列主義理論創造性運用于中國革命實踐產生的理論成果；為了在全黨范圍內教育黨員干部學習中國革命的理論和策略，我們黨的教育工作者應該是“忠實于毛澤東同志的思想”的信徒【張如心：《論布爾什維克的教育家》《共產黨人》第16期，1941年3月版。】。同年12月29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同意張如心調任毛澤東的讀書秘書【朱佳木：《陳云年譜（1905?1995)》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336頁。】。這一安排，表明張如心的理論闡述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本人的認可。此后，他更加努力地專注于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研究。1944年春天，陳伯達在參加黨的歷史學習討論時寫成《讀〈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指出中共成立以來，毛澤東是黨內正確路線的唯一代表者。和、張、陳等理論工作者都曾擔任毛澤東的秘書，由他們率先宣傳毛澤東推動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發展的理論貢獻，顯然受到毛澤東平時潛移默化的影響【如據張如心的《自傳》記載，1939到1940年在華北抗日根據地工作期間，他親眼看到毛澤東的思想路線對根據地的巨大指導作用，這是他“從1941年起開始擁護和宣傳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原因”。轉引自佟英明：《理論教育戰線上的忠誠戰士一記張如心》，載劉海藩、朱滿良：《中共中央黨校名師》第一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302頁。】。上述努力，是毛澤東推動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形成的嘗試。

產生于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環境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現實之間的差異，是探索適合中國實際的革命道路的現實背景，也是毛澤東形塑“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實踐起點。毛澤東通過鼓勵對適合中國革命實際的思想路線的探索，推動高級干部在黨的歷史學習和路線教育中分清是非，為“毛澤東思想”的概括提出與體系建構找到了歷史依據。因此，毛澤東思想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成果的形成，不是無源之水，而是有著深厚的實踐源泉和歷史積淀。

二、概念定位：確立保留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框架內的思想體系

隨著延安理論工作者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理論研究的日益深入，對其思想進行命名總結的時機逐漸成熟。繼提出“毛澤東同志的思想”這一概念后，1942年2月，張如心在論述毛澤東的理論和策略的文章中，首次使用了“毛澤東主義”這一術語。他指出“毛澤東主義”是20世紀中國無產階級的革命理論和策略，是指導中國民族和社會實現解放的科學武器【張如心：《學習和掌握毛澤東的理論和策略K《解放日報》1942年2月18?19日。】。這一概念一經提出，即得到黨內部分同志某種程度的呼應。同年7月1日，鄧拓在代表晉察冀邊區黨委發表的紀念建黨21周年的社論文章中，將毛澤東思想視為中共領導革命的指導思想和方法論相結合的完整體系，是創造性馬列主義在中國的新發展【《鄧拓文集》第一卷，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第42頁。】。這一集體化的表態，其權威性遠大于張如心作為一名理論工作者的理論闡述。此后，“毛澤東主義”一詞流傳日廣。但毛澤東認為這一提法不妥，原因在于以下幾點。

(一)顧及共產國際和蘇聯的影響。中共是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成立的，自二大起，即成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接受其領導。中共由于自身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不足以及革命經驗的缺乏等原因，決策層在大革命時期和土地革命時期對共產國際和俄國革命經驗存在盲目信從的諸多弊端。即使到抗日戰爭時期，黨內普遍對馬恩列斯著作的看重甚于中國人的著作【張青葉《歷史鉤沉：有關張聞天的訪問記錄與活動摘記》（內部資料），2010年，第129頁。】，沒有認識到毛澤東等中共領袖的著述就是中共對馬克思主義新發展產生的理論成果【吳介民：《延安馬列學院回憶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23頁。】。毛澤東在1943年九十月間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指出：1941年5月，我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毫無影響【高新民、張樹軍《延安整風實錄》，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7頁。】。洛甫在整風后期就曾檢討說，他在主持中宣部工作時，只把毛澤東的文章和報告作為用于臨時的策略教育的普通中央文件看待，沒有當作與馬恩列斯的著作同樣重要的“馬列主義讀物”【張聞天：《反省筆記》，1943年，未刊稿。】。黨內特別是黨的理論工作者將馬列主義理論教條化、蘇聯革命經驗和共產國際決議指示神圣化的傾向仍然存在，并影響到當前政策的執行。張如心、鄧拓等人先后提出并闡述“毛澤東主義”時，共產國際尚未解散。此時公開另立“主義”，有“開宗立派”之嫌，不僅會遭致共產國際不滿，也會被以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領袖自居的蘇聯視為“離經叛道”【如胡喬木指出，蘇聯視毛澤東思想為“禁區”即使新中國成立后也“絕口不提毛澤東思想”參見胡喬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增訂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1頁。】。中國革命事業尚未成功，求助于共產國際和蘇聯之處尚多，中共此時不宜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別樹一幟。即使1943年5月共產國際解散后，其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潛在影響仍然不可低估。毛澤東不主張另立“主義”的做法，對于有著精神領袖即政治領袖傳統的國際共產主義陣營而言，是維護其內部團結的必要措施。

(二）中國革命的理論源泉主要來源于馬列主義。1943年7月，毛澤東在論及馬列主義與中共革命理論之間的關系時指出：我作為馬列的學生，不能提出一個主義與之并列“我的主義，就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張靜如：《毛澤東研究全書·總論編·生平編》卷1，長春出版社1997年版，第307頁。】。顯然，馬列主義是包括中共在內的各國無產階級政黨的理論指南，對于主義問題必須慎重。同年10月20日，中央總學委發布事前經毛澤東同意或由其起草的通知，具體反映了毛澤東對體現其思想的著作與馬列主義之間關系的認識。該通知指出《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毛澤東所著“馬列主義中國化的教科書”，是將馬列主義普遍真理運用于中國實際、“辯證唯物主義思想的典型示范”【《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版）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77頁。】。1944年春，延安出版的《馬克思主義與文藝》一書，將包括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在內的著作選輯其中。4月2日，毛澤東復信周揚，指出：“把我那篇講話配在馬、恩、列、斯……之林覺得不稱”【《毛澤東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3頁。】。他的上述表態，明確指出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之間的源流關系，不同意將自己的著作與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并列。3個月后，蕭三在回憶毛澤東早期革命活動的文章中，將毛澤東“關于中國革命的思想、思想方法、戰略策略以及工作作風這整個體系”冠以“毛澤東主義”【蕭三；《毛澤東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動》，《解放日報》1944年7月1日。】一詞，這一用法同樣沒有得到毛澤東的認可。毛澤東一貫反對將自己的思想視為脫離馬克思主義的東西，而忝列“主義”、“本系”之林。他從維護國際共產主義陣營團結統一的立場和角度考慮問題，反對在馬克思列寧主義之外再立主義，重申中國共產黨人共同信守的主義就是馬克思主義【楊獻珍《學習毛澤東同志八篇著作的幾個問題》《漢中師院學報》1983年第1期。】。毛澤東認識到“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創造性運用于中國革命實踐產生的理論成果，從屬于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

(三）自身理論體系尚未成熟。延安時期，毛澤東對自己馬列主義理論水平有著較為客觀的認識，認為思想尚未成熟，不宜作為體系去宣傳。這種認識，符合中共抗日戰爭時期思想理論建設及發展水平的實際狀況。1943年4月，中宣部代部長凱豐（何克全）致信毛澤東，提出宣傳毛澤東思想。毛澤東復信拒絕這一提議，并指出自身思想目前尚處于學習階段，思想體系尚未成熟，可以整風文件中的幾篇文章作為片斷去宣傳，但“不宜當作體系去鼓吹”。1945年4月，毛澤東在《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草案說明中講到：“現在提出一個任務，就是加強對馬、恩、列、斯著作的學習，首先是我需要加強”。他在中共七大預備會議上重申自己既不是“一點也不懂馬列”，但也不是“馬列主義成了堆”；就其目前的理論水平而言“說懂一點馬列主義，也引出一個任務來，也是要前進”；世界是運動發展的，人類的思想認識也隨之發展【《毛澤東文集》第三卷，第15、284、298?299頁。】。他主張全黨同志加強對馬列主義理論的學習，在實踐中不斷提高理論水平。

由于考慮到馬列主義是中共革命理論的源泉、顧及共產國際和蘇聯的影響與自身理論體系尚未成熟等現實因素，毛澤東反對“毛澤東主義”這一提法。上述歷史因素與現實考量，反映出中共作為后發外生型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特征：革命理論來自西方，自身理論水平低下，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話語權力微弱。這也是中共較長時期在革命戰略問題上缺乏理論自覺意識，導致黨內教條主義多次盛行一時的原因之一，深刻影響到黨的政治路線的制定與革命進程的走勢。中國革命實踐的順利開展和國內外政治形勢演化的需要，促使關于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成果的命名問題成為中共必須解決的緊迫任務。

三、范疇明晰：認可新理論提出的導向作用

在毛澤東看來“思想”是動態變化、開放發展的。他指出：“人的思想是歷史地發生與發展著的”【《毛澤東文集》第三卷，第82頁。】，呈現出認識的漸進性與階段性特征。這一認識，是他接受王稼祥提出“毛澤東思想”概念的基礎。毛澤東關于“毛澤東思想”這一范疇的理解，需要從以下因素分析。

(一)確立“中國化”思維方式的需要。國民革命和土地革命的經驗教訓，促使共產黨人探索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革命道路。為了克服中共黨內嚴重存在的教條主義傾向，毛澤東于1937年夏天在抗大講授《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新中國成立后出版《毛澤東選集》時，該文的主要部分修改后以《實踐論》《矛盾論》為題收錄其中）。這篇文章是他運用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揭露黨內的教條主義、總結中共領導革命的實踐經驗，深刻闡述對立統一規律的代表作。在1938年秋天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他從確立黨內思想路線的角度正式提出了推動“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主張。他指出：馬克思主義必須通過具體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抽象的、空洞的理論無法發揮其變革社會的作用。目前中共面臨的亟須解決的重大任務，就是把帶有抽象性和原則性的馬列主義理論運用于中國革命實踐，推動“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教育全黨從中國的革命實際出發去應用馬克思主義，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具體表現帶有中國的特性【毛澤東《論新階段》，《解放》1938年第57期（這段話在收入1991年版的《毛澤東選集》時有改動）。】。這一命題的提出，推動了中共指導革命的實踐進程。革命領袖對這一進程中產生的理論成果進行系統總結，標志著中共的理論創新進入了自覺升華階段，為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提出營造了理論氛圍。在此基礎上，1939年10月，毛澤東指出，中共對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理解”，是推動革命事業前進的重要因素【《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1頁。毛澤東最初的表述是：由于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之間有了進一步的聯系（收入《毛澤東選集》第2版時作上述修改。參見毛澤東《共產黨人<發刊詞>》，《共產黨人》創刊號，1939年10月，第9頁。】。此后，他一直為糾正黨內理論脫離實際的思想傾向而努力。1940年12月4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長篇發言中將蘇維埃革命后期的錯誤定性為“路線上的錯誤”，但當時中央領導層并未就此達成一致【高新民、張樹軍《延安整風實錄》，第61?62頁。】。隨著黨內高層對黨史的學習和反思，在1941年9月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關于蘇維埃革命后期政治路線定性為路線錯誤的分析在黨內基本上達成共識【《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版）中卷，第237、28頁。】。1942年他發動整風運動，目的就是徹底批判和清除黨內理論脫離實際的傾向，在全黨樹立“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旗幟。王稼祥在紀念建黨22周年的文章中指出：“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理論運用于中國革命實際產生的理論成果，是引領中國民族解放和共產主義制度實現的保證【王稼祥《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道路》，《解放日報》1943年7月8日。】。經過整風運動中對主觀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的批判，理論聯系實際的思想方法得到普遍確立，黨內領導層對“毛澤東思想”的認識逐漸趨于一致。1943年11月，鄧小平在北方局黨校開學典禮講話中最先提出把“毛澤東思想”作為全黨的指導思想。他指出，中共自遵義會議以來，革命事業順利發展的原因即是由于“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并將“毛澤東思想”視為“中國化的馬列主義”【《鄧小平文選》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8頁。】。“毛澤東思想”形成和指導地位逐漸確立的過程，同時是中國革命擺脫教條主義、確立馬列主義中國化的思維導向的過程。

(二）樹立與國民黨開展輿論斗爭的旗幟。延安時期，中共先后提出“毛澤東思想”等概念并大力宣傳，在某種程度上是樹立與國民黨開展輿論斗爭旗幟的需要。1941年底，隨著太平洋戰爭的爆發與此后《中美新約》、《中英新約》的簽訂，國民黨政府的國際地位有所提高。國民黨政府開始考慮戰后的國家走向問題。1943年3月，蔣介石出版了《中國之命運》一書，宣傳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借以攻擊中共及其領導下的抗日軍隊和敵后根據地。同年5月，共產國際宣布解散，中共信奉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面臨嚴峻考驗，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也飽受國民黨攻擊【蔣介石在1943年7月23日發布的《勸告中共黨員書》宣稱“共產主義只有馬克斯（思）化，絕無中國化之理論，亦無中國化之可能”。參見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下），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14頁。】。此時，中共迫切需要建構一套權威性的、有說服力的理論體系與之抗爭。這套理論體系，一方面必須具有歷史延續性，承繼中共一貫高舉的馬克思主義旗幟，另一方面必須采取以中國話語表述的民族形式，扎根中國文化傳統和現實國情，指引中國革命的發展道路。就中共當時情形而言，顯然只有毛澤東具備建構起一個較為完整的理論體系的“資質”。在政治上樹立毛澤東的領袖形象，在思想上確立毛澤東思想的理論指導地位，就成為中共對國民黨的反共輿論展開論戰、統一全黨精神意志、指引民族未來前途的重要舉措。劉少奇曾指出，為了回擊蔣介石對中共的輿論攻勢，消除共產國際教條主義的影響，在全黨樹立理論聯系實際的思想方法【黃錚《劉少奇研究》，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24頁。】是1943年提出“毛澤東思想”的重要原因。在此背景下，毛澤東同意“毛澤東思想”的提法，一定程度上是當時樹立與國民黨開展輿論斗爭的旗幟的現實需要使然。

(三）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在中國的運用與發展。在和培元、張如心、鄧拓等人的文章中，都認為“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理論運用于中國革命實踐產生的理論成果。毛澤東認為，“實踐是發展的，理論也應是發展的”【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哲學批注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第144頁。】指導中國革命實踐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也應隨著實踐的深入而具有時代特色和民族特性。中國共產黨人應致力于推動中國革命經驗上升為理論形態【《毛澤東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頁。】，即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對革命實踐中的實際問題給予科學解釋和理論說明【《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814頁。】。中國革命斗爭的偉大實踐必然創造新的理論形態，中國共產黨人應具備理論創新意識，在實踐中發展馬克思主義。在1941年9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陳云提出“毛主席是中國革命的旗幟”【《陳云傳》（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332頁。】。其他領導人也紛紛贊譽毛澤東思想代表了辯證法和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上述認識，成為王稼祥較為系統地論述毛澤東思想的認識基礎。1943年7月初，王稼祥在寫紀念中共建黨22周年的文章時，曾向毛澤東請示如何對毛澤東的思想理論命名。毛澤東明確支持使用“毛澤東思想”這一提法。幾天后，王稼祥在《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道路》一文中首次明確提出并多次使用“毛澤東思想”這一概念，對其內涵第一次作了較為系統的概括和界定。該文通過對近代以來中國先進分子謀求民族解放的奮斗歷程的分析，指出“毛澤東同志的思想”是中國共產黨人探索民族解放道路的集中體現，毛澤東在各種著作與實踐中指明了中國民族解放全過程的正確道路。馬列主義是近代以來先進分子為挽救國家危亡選擇的科學理論“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列主義理論在中國的具體化，是“中國的共產主義”【王稼祥《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道路》《解放日報》1943年7月8日。】。該文把“毛澤東同志的思想”等同于“毛澤東思想”。這一界定所揭示的內涵，標志著“毛澤東思想”作為概括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理論體系的科學概念，經過革命領袖和理論工作者較長時間的探討終于形成。有學者指出，這一概念的正式提出，表明中共在意識形態領域以一整套“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話語，取代了“言必稱馬列”的教條主義思維體系，是中共自我主體意識和理論自覺的體現【梁化奎：《毛澤東思想在一個話語地帶的表達傳播》，《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3年第6期。】。此后“毛澤東思想”這一概念逐漸被黨內外許多同志所接受和使用。1944年，鄧拓在其負責編選的國內第一部《毛澤東選集》前言中指出，全黨徹底“團結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之下”【《鄧拓文集》第一卷，第48頁。】，是中國革命勝利的保證。

(四）毛澤東思想是全黨集體創造。1941年毛澤東在讀西洛可夫、愛森堡等合著的《辯證法唯物論教程》時發出了“中國的斗爭如此偉大豐富，卻不出理論家”【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哲學批注集》，第445頁。】的感慨。革命斗爭是中共集體的實踐活動，從中產生的理論成果自然屬于集體創造的成果。這一感慨表明了毛澤東在這一時期樹立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的目的所在。在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成果命名問題上，由于“毛澤東思想”這一概念與“毛澤東同志的思想”存在歧義，難以界定其思想主體是個人還是集體。王稼祥從黨的歷史角度分析“毛澤東思想”，認為“毛澤東思想”是中共在長期革命實踐中汲取歷史經驗產生的理論成果【王稼祥《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道路》《解放日報》1943年7月8日。】。這一認識蘊含著“毛澤東思想”是全黨集體創造的成果的含義，而它與毛澤東本人的一貫看法是一致的。在1945年中共七大預備會議上，毛澤東指出：黨的歷史活動主體不是個人，我只能成為黨的領導集體的代表；出于黨的利益考慮，我不反對“毛澤東思想”寫入黨中央的決議【《毛澤東文集》第三卷，第297、284?285頁。】。他在七大上重申可以作為“毛澤東思想”的代表，但明確“毛澤東思想”的創造主體不是個人，是凝結了許多同志的正確思想與吸收中國革命斗爭經驗的結晶【彭真《繼承發揚延安精神和延安作風》，《紅旗》1986年第18期。】。劉少奇在這次代表大會上作的政治報告指出，中共以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方針”【《劉少奇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3頁。】。至此“毛澤東思想”作為全黨集體創造的成果被確立為中共的指導思想。

毛澤東對“毛澤東思想”提法的最終認可，是在肯定“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理論在中國革命具體實踐中的運用與發展，是中共革命實踐中全黨集體創造的成果基礎上，為應對與國民黨開展輿論斗爭、在全黨確立“中國化”思維方式的需要而接受的。

馬克思主義是中共革命的理論源泉和方法論，中共的革命實踐則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這一特殊社會形態中的創造性展開。“毛澤東思想”作為馬克思主義與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理論成果，既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基本特質，又具有中國特殊社會形態的時代特點和民族特性。在一個長時期中，中共深受教條主義之害，為推動黨內思想路線的轉變，毛澤東試圖創造一種既繼承馬克思主義基本特質、又保留在這一理論框架之內的思想體系，確立從中國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的思想方法，在中國革命實踐中推動馬克思主義的新發展。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上述實踐探索，是“毛澤東思想”形成的內在邏輯。毛澤東在“毛澤東思想”從提出到確立為全黨指導思想過程中的認識，則是這一邏輯的深刻反映。

（本文作者中國人民大學博士生 北京 100872）

　（來源：《黨史研究與教學》201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