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期間《新民主主義論》在淪陷區

和國統區的傳播及反響

程關東 裴植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在同革命的敵人積極開展武裝斗爭的同時，也高度重視進行思想戰線的斗爭，而通過各種方式實現以中共領袖重要著作為主體的紅色文獻的跨域傳播，便是其中的一個重要方面，這在抗戰期間即有著典型的反映和體現。關于抗戰期間中共領袖重要著作的傳播，近十幾年來學界已先后推出不少優秀成果，不過從整體上看，立足于中共“己方”者居多，而對其在日偽及國民黨統治區的跨域傳播，關注相對不夠。近年來，有關偽裝書的研究雖在一定程度上填補了這一空白【參見聞立樹：《偽裝封面版本的中共七大文獻淺析》，《中共黨史研究》2004年第5期；李曉宇：《民國知識階層視野中的〈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思想研究》2007年第4期；李如龍：《〈新民主主義論〉的偽裝本》，《湘潮》2009年第9期；盧毅：《查禁與反查禁：抗戰時期中共在國統區的宣傳策略》，《抗戰史料研究》2014年第2期；奚景鵬：《對八本偽裝書刊的考證》，《北京黨史》2008年第4期；蒙志軍：《長沙發現〈新民主主義論〉珍貴偽裝本》，《湖南日報》2011年6月18日；等等。】，但這種研究大都聚焦于書刊偽裝的名稱和發行的技巧，至于其在淪陷區和國統區的影響，以及日偽人士和國民黨人如何看待與評價中共領袖重要著作中所闡發的觀點和所作出的論斷，則較少論及。必須指出，在革命戰爭年代，中共領袖重要著作的價值，不僅體現在揭示真理和動員群眾上，同時也體現在與革命的敵人在意識形態戰場上展開激烈對戰并最終戰而勝之上。因此，考察抗戰期間以中共領袖重要著作為主體的紅色文獻在淪陷區和國統區的傳播及反響，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有鑒于此，本文擬圍繞這一時期《新民主主義論》向淪陷區和國統區的跨域傳播及反響這一中心論題進行探討，疏漏之處尚祈方家教正。

一、《新民主主義論》的跨域傳播

1940年1月9日，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作了題為《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的講演。一個多月后，經過整理的講演稿先后刊載于2月15日出版的《中國文化》創刊號和2月20日出版的《解放》第98、99期合刊上，題目改為《新民主主義論》。《新民主主義論》第一次系統而深刻地闡述了新民主主義理論，是一部具有嚴密邏輯、嚴謹結構和嚴整體系的著作，同時也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最具代表性的紅色文獻之一。這部紅色文獻發表之后，不僅在邊區受到普遍歡迎，而且實現了向淪陷區和國統區的跨域傳播，并引起巨大反響。《新民主主義論》向淪陷區和國統區的跨域傳播，可分為公開和變通兩種基本方式。在淪陷區，由于日偽政權實行嚴苛的文化封鎖與文化殖民政策，《新民主主義論》很難通過公開渠道打入，因此，黨組織較多地借助秘密方式實現跨域傳播；而在國統區，以皖南事變的發生為界，此前中共尚可通過公開渠道發行毛澤東的著作，此后，隨著國民黨政策的轉向，中共亦不得不改用變通方式向國統區傳播包括《新民主主義論》在內的紅色書刊。

（一）《新民主主義論》的跨域公開傳播

《新民主主義論》的跨域公開傳播僅能應用于皖南事變以前的國統區，多采用設在國統區的印刷廠、書店發行的辦法。同時，中共注意根據不同情況，采取不同的方法。比如，對于國民黨的軍政機關，中共采取“利用他們設在延安的郵局寄發”【曹國輝：《延安時期的出版工作概述》，轉引自宋原放主編：《中國出版史料》（現代部分·第2卷），山東教育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13頁。】的辦法。在國共兩黨關系尚好的情況下，《新民主主義論》借助這些方式在國統區產生了較大影響。1941年，國民黨人、復興社人士張滌非曾撰文寫道：“毛澤東近來出版了一本小冊子，發表了一套意見，叫做《新民主主義論》。一月以前，我雖在書店里看到，也未加理睬……直到最近，在友人處重新看到，翻閱一下。”【張滌非：《評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抗戰與文化》1941年第11期。】擔任過國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員的陳安仁也介紹說：“毛澤東先生年前，寫了一篇頗長的文章，名曰《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登在各報，后來印成單行本，可說是風靡一時，最近由圖書館里，得拜讀先生的文章。”【陳安仁：《與毛澤東論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民族文化》1941年第5期。】國民黨御用文人張叔和對《新民主主義論》在國統區的跨域傳播作了較為詳細的介紹，他說：“我們看到毛澤東所著的《新民主主義論》一書，是在前年冬天，該書標明是再版，時間為一九四○年七月，想來初版是在是年上半年，說不定到現在已經又三版四版了。這本書在市面很少見，可是看的人卻相當多，因為我們從許多自命前進的書刊上，都見到該書理論和文字之被征引搬用，或師其意、或直用其文，直接間接都在為它宣傳、為它作演繹闡發的工作，于是也有一般自命進步的讀者，相習成風，似是而非的成了‘新民主主義型’、成了‘新民主主義派’。”【張叔和：《評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振導月刊》1942年第3期。】

然而，隨著皖南事變的發生，國共關系驟然緊張，而國民黨當局亦不斷強化出版審查制度，使得《新民主主義論》在國統區公開傳播基本上再無可能。1941年7月，國民黨“中央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公布了一份查禁目錄，其中《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和《新民主主義論》均以“觸犯審查標準”【《國民黨“中央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查禁目錄（1938年10月—1941年6月）》，轉引自宋原放主編：《中國出版史料》（現代部分·第2卷），第148頁。】為由遭到查禁。面對此種情況，中共不得不另辟蹊徑，采用變通方式繼續進行包括《新民主主義論》在內的紅色文獻的跨域傳播，以便使其聲音能夠持續地傳輸給全國各地、各個階級和階層的人們。

（二）《新民主主義論》的跨域變通傳播

唐弢先生曾說：“當國民黨反動派殘酷壓迫，對革命書刊實行封鎖、扣留、禁毀的時候，黨和進步文化界為了滿足人民的需要，采取了一種權宜而又機智的對策：把書刊偽裝起來。這種書刊封面名稱和內容毫不相干，進步的政治內容，往往用了個一般的甚至是十分庸俗的名稱。作為反動統治下斗爭的一個特色，尖銳的形勢促使革命刊物和政治小冊子蒙上一層足以瞞過敵人的保護色，就像戰士在前沿陣地用草葉和樹枝來偽裝自己一樣。”【唐弢：《書話》，北京出版社，1962年，第81頁。】

《新民主主義論》的跨域變通傳播，其載體和形式主要是偽裝書。目前所知，《新民主主義論》的偽裝書至少有8種，其中4種有實物為證，另4種雖無物證，但也有明確的文獻記載【另4種《新民主主義論》偽裝書分別以《水滸傳》《七俠五義》《金剛經》和《虞初新志》為封面書名。前兩種的詳情可參見李龍如：《〈新民主主義論〉的偽裝本》，《湘潮》2009年第9期；第三種的詳情可參見北京史研究會編：《北京史論文集》，燕山出版社，1980年，第228頁；最后一種的詳情可參見高文明：《書刊印刷見聞片斷——回憶華北〈新華日報〉、華北新華書店書刊印刷廠和永興印刷局片斷情況》，《太行革命根據地史料叢書之八——文化事業》，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68頁。】。前4種偽裝書中，第一種以《大乘起信論》為書名，現藏于中央文獻研究室。該書以“北京佛教總會印”、修點道人題《大乘起信論》為偽裝封面【曹國輝：《晉察冀日報社對邊區文化出版事業的重大功績》，《出版史料》2005年第4期。】，收錄了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和《論持久戰》兩篇文章。第二種以《文史通義》為書名，現藏于中國國家圖書館。在這部“文史類”著作中，除《新民主主義論》外，還收錄了《論持久戰》和《論新階段》兩篇文章。第三種以《滿園春色》為書名，被當代毛澤東文物收藏愛好者張其武發現并收藏。該書“封面右側大部分為彩色舞女形象，左側上角有‘熱情小說’字樣，左側中間是藝術體‘滿園春色’的書名”【張其武：《〈新民主主義論〉的又一偽裝本》，《中國邊防警察》2007年第9期。】。這一偽裝本給讀者的第一印象是言情小說，如不打開閱讀，絕難想到會是政治理論書籍。此外，在書的內容上，印刷者故意將《新民主主義論》的前后內容作了顛倒，從而進一步增強了迷惑性。第四種以《中國往何處去》為書名，現藏于湖南圖書館【參見李龍如：《〈新民主主義論〉的偽裝本》，《湘潮》2009年第9期；張其武：《〈新民主主義論〉的又一偽裝本》，《中國邊防警察》2007年第9期。】。此書名意在模仿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雖然它與前3種偽裝書的偽裝形式不同，但顯屬借國民黨的外衣行傳播新民主主義之實，可以收取迷惑敵人而達到傳播目的之效。

總的來看，《新民主主義論》的偽裝書有兩個顯著特點。

第一，偽裝書的書名大多與政治無關。除《中國往何處去》外，其余三種都與政治相去甚遠，此舉可以最大程度地免遭查禁。另外，一本書能否吸引讀者，書名十分重要，因此我們看到，不論是《滿園春色》《文史通義》，還是《大乘起信論》，都是普通大眾在日常生活休閑之余喜聞樂見的通俗讀物，這樣就保證了一定數量的群眾能夠閱讀到《新民主主義論》，從而達到宣傳中共理論和主張的目的。

第二，偽裝書的制作和傳播主體是中共地方黨組織和黨員。向淪陷區的廣大民眾和偽政權官員進行《新民主主義論》思想內容的宣傳，是抗戰期間淪陷區黨組織所承擔的一項重要任務。1943年3月15日，中共北方局針對山東的工作作出指示：“對敵占區的宣傳工作方面，要特別注意質量，印發《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兩書，到敵占區游擊區廣泛散發，并用一切辦法保證送到覺悟知識分子及敵軍敵組織的上層分子手里。”【王秀鑫、李榮：《中國20世紀全史》第5卷，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年，第660頁。】中共晉察冀中央分局黨委也曾作出決定，將《新民主主義論》等毛澤東著作的單行本采取改換封面書名的偽裝辦法，由晉察冀日報社印刷廠印刷，通過地下渠道在敵占區悄悄發行【參見李龍如：《〈新民主主義論〉的偽裝本》，《湘潮》2009年第9期。】。時任晉察冀日報社印刷廠廠長的周明曾回憶：“《新民主主義論》偽裝為《大乘起信論》（北平佛教總會印）……經過劉仁領導的城工部發行到北平、天津、保定、石家莊、大同、太原、張家口等地，經過韓光領導的東北工委，發行到沈陽、大連等地，在敵占區散布了革命的火種。”【周明、方炎軍：《烽火十年憶鄧拓》，晉察冀日報史研究會編：《人民新聞家鄧拓》，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3頁。】而《新民主主義論》被國民黨列入查禁目錄之后，“為了抵制國民黨文化專制政策，當年的共產黨人和進步文化界人士便采取了‘偽裝本’的方式，來出版發行《新民主主義論》”【《長沙發現〈新民主主義論〉珍貴偽裝本》，《湖南日報》2011年6月18日。】。可見，淪陷區、國統區《新民主主義論》偽裝書的制作和傳播主體，都是中共地方黨組織和黨員。

二、日偽反動文人對《新民主主義論》的攻擊

淪陷區的黨組織和黨員在敵人的嚴密控制下，冒著生命危險從事《新民主主義論》等革命文獻的運輸、發行與思想內容的宣傳，取得了顯著的成績。歷史學家李平心20世紀40年代初在上海曾撰文寫道：“我在上月間看到了一則印刷模糊的通訊，其中刊出了當代一位大政治家關于‘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的演講提要，不禁喜狂，因為在簡短的提要中，已經閃耀了演講者天才的光輝，發掘了中國現代歷史的真理。”【李平心：《新民主主義的溯源與新啟蒙運動的重估》，原載《上海周報》1940年第1期（署名萬流），轉引自羅竹風主編：《平心文集》第2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5年，第357頁。】這生動地反映了《新民主主義論》這部紅色文獻在上海等淪陷區知識界和社會大眾中傳播的真實情狀。

正因為如此，日偽政權深感不安。當時就有日偽文人政客明確認識到：“對共工作，除了政治斗爭經濟斗爭軍事斗爭而外，尤須展開思想的斗爭。”【陳宰平：《中共〈新民主主義〉的批判》（上），《青少年》1943年第1期。】而在當時，“中共的中心思想或指導理論，乃是中共領袖毛澤東所著的《新民主主義論》”【陳宰平：《中共〈新民主主義〉的批判》（上），《青少年》1943年第1期。】，因此，“要認識中共的一切，首須明了新民主主義，要清算中共的一切，首須檢討新民主主義”【陳宰平：《中共〈新民主主義〉的批判》（上），《青少年》1943年第1期。】。

為達到清除新民主主義理論在日偽政權統治區影響的目的，日偽反動文人肆意歪曲《新民主主義論》的思想觀點，并從多個方面發起攻擊。

其一，攻擊《新民主主義論》所闡發的新民主主義理論是一種幻想和陰謀。1942年，日本人創辦的《東亞聯盟》雜志發表了一篇署名姚宜園、題為《評〈新民主主義論〉》的文章，武斷地污蔑說：“新民主主義是中共戰略上的一種工具。在他本身不是像民主主義那樣具有本格性、永久性、歷史性、必然性，所以它——新民主主義——是一個沒有什么價值的東西，而且還是一種幻想。”【姚宜園：《評〈新民主主義論〉》，《東亞聯盟》1942年第4期。】同年，時任侵華日軍特務機構組建的民眾團體——新民會的宣傳局長，同時還兼任偽政權《新民報》總編輯的陳宰平，在敵偽刊物《中國公論》上發表文章，意在同毛澤東和中共“展開偉大的思想斗爭”【陳宰平：《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的批判》，《中國公論》1942年第2期。】。隨后，為擴大其影響，他又在敵偽刊物《青少年》上發表連載文章，對《新民主主義論》進行了系統“駁斥”。在文章的開篇，他即信口雌黃地寫道：“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實際上談不到‘主義’，談不到‘思想’，只是一種‘策略’，一種‘陰謀’，因此所謂‘新民主主義’，只是‘新共產陰謀’而已。”【陳宰平：《中共〈新民主主義〉的批判》（上），《青少年》1943年第1期。】

其二，關于“各階級聯合專政”。姚宜園以“聯合專政”為由攻擊《新民主主義論》。他說：“中共自己知道，社會革命，不是一次兩次的實際運動就可以完成的，所以他們要規定一個目前在政治上實際活動的目標。這個目標毛澤東采取了‘聯合專政’。如果能達到‘聯合專政’，則不難由中共專政。”姚宜園還搬出馬克思和列寧來證明自己的觀點，并振振有辭地強調：“在馬克思、列寧的經典上，不見聯合專政一名辭。他倆認勞資是對立的，是絕對的，所以說政權有資產階級的，有無產階級的，二者絕對不能調和，妥協。”據此，姚宜園得出結論說：“專政是資產階級專資產階級之政，或無產階級專無產階級之政，或全體主義專大家之政；試問聯合各黨派，而同時專政，專誰之政？”【姚宜園：《評〈新民主主義論〉》，《東亞聯盟》1942年第4期。】姚宜園雖然搬出馬克思、列寧來反駁《新民主主義論》，但一方面他只是借用馬列的名義和機械套用他們的觀點，而沒有根據中國的國情作出實事求是的具體分析；另一方面，他并非真正懂得馬克思和列寧的思想，而只是實用主義地剪裁他們的語句和斷章取義，難免牽強附會。1959年2月14日，毛澤東在接見智利《最后一點鐘》報社社長阿圖羅·馬特·阿歷山德里時，曾就聯合專政的問題親自作了明確的回答。當時，這位社長向毛澤東請教說：“列寧說專政只能由一個政黨執行，而主席先生說無產階級專政可以由幾個政黨聯合執行，這是不是離開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毫不含糊地告訴對方：“不能說離開了馬列主義。中國的民主革命，可以說是幾個政黨聯合進行的，但是以共產黨為首。”【《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頁。】事實上，當年列寧也曾明確指出：“蘇維埃國家即無產階級專政能不能同國家資本主義結合、聯合和并存呢？當然能夠。”【《列寧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11頁。】在這番話中，分明就閃耀著聯合專政的思想光芒。因此，所謂“在馬克思、列寧的經典上，不見聯合專政一名辭”，這一說法本身便是不符合事實的。

陳宰平認為：“毛澤東所說的各階級聯合專政，實際上就是指的國共兩黨分攬政權”，在他看來，“這就正是中共的陰謀”【陳宰平：《中共〈新民主主義〉批判》（續），《青少年》1943年第3期。】。打開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可以發現，里面對于“各階級聯合專政”講得非常明確：“國民不包括反革命分子，不包括漢奸，而是一切革命的人民。一切革命的階級對于反革命漢奸們的專政，這就是我們現在所要的國家。”【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解放》第98、99期合刊，1940年2月20日。】顯而易見，毛澤東是從堅持抗戰和對“反革命漢奸”作不妥協斗爭的角度詮釋了“各階級聯合專政”，陳宰平的說法不僅沒有根據，而且他作為投靠日本人的賣國者，本身就屬于被專政的對象，因而他把毛澤東所主張的“各階級聯合專政”誣蔑為“中共的陰謀”，堅決予以反對，自然也就不難理解了。

其三，關于中國社會的性質。關于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的性質，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說得非常清楚：“一百年來，中國已逐漸變成了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現在的中國，在淪陷區，是殖民地社會；在非淪陷區，基本上也還是一個半殖民地社會；而不論在淪陷區與非淪陷區，都是封建制度占優勢的社會。”【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解放》第98、99期合刊，1940年2月20日。】在毛澤東看來，當時的中國，淪陷區屬于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而非淪陷區則屬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但是，作為投靠日本人的賣國者，陳宰平不承認他置身的地方是淪陷區，因而也就不認同淪陷區是殖民地社會這一定性，而只是籠統地認為由于“英美帝國主義及國內封建殘余”的普遍存在，“現階段的中國的社會乃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并稱“此種理由極為簡明，不必多論”【陳宰平：《中共〈新民主主義〉的批判》（上），《青少年》1943年第1期。】。這樣的一種反駁和辯解顯然是強詞奪理和蒼白無力的，根本不值得一駁。

其四，關于中國革命必須分兩步走的戰略。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中國社會的現實狀況決定了，“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必須分為兩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義革命，其第二步是社會主義革命，這是性質不同的兩個革命過程”【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解放》第98、99期合刊，1940年2月20日。】。陳宰平武斷地認為：“毛澤東所謂‘新民主主義革命’者，乃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第一階段’而已”，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是否“應在中國推行”，是否“能在中國推行”？陳宰平給出了否定的回答，其理由是：“中國的民族資本家階級在英美的工業商品和工商業資本的壓迫之下，并未抬頭……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實是無的放矢……中國需要合理的方法，整個的提高生產力，而不是先破壞某種生產關系……中國客觀的社會條件，是要求提高社會生產力，發展工業產業。”【陳宰平：《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的批判》，《中國公論》1942年第2期。】陳宰平的錯誤在于，他絕口不提在實現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發展生產力，而僅僅表示現在的合理方法是“整個的提高生產力”，這就成為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而毛澤東恰恰看到了“還有帝國主義站在旁邊，這個敵人是很兇惡的”【《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9頁。】，因此他才提出現階段中國革命的任務是“對外推翻帝國主義壓迫的民族革命和對內推翻封建地主壓迫的民主革命，而最主要的任務是推翻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37頁。】。這顯然是基于當時的中國國情而作出的準確判斷和得出的深中肯綮之結論。

總之，《新民主主義論》發表、出版，尤其是通過各種渠道傳入淪陷區之后，日偽政權為消解其影響，在嚴行查禁、千方百計阻撓其傳播的同時，也唆使賣身投靠的反動文人對《新民主主義論》發起攻擊。然而，面對毛澤東體系完整、邏輯嚴密的文字表述，這些日偽反動文人只能裝腔作勢地叫嚷一番，往往聲勢有余而說理不足。有意思的是，在這些文章中，馬列主義經典作家的名字時常出現，他們的觀點、言論也得到了頗多的引用，或許日偽反動文人試圖來個“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但是其生拉硬扯、生搬硬套的做法卻太過笨拙，每每貽笑大方。這一方面說明了日偽反動文人學養的不足和思想的匱乏，另一方面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馬列主義在當時中國社會的普及程度以及比之其他思想所具有的科學性和權威性。

三、國民黨人對《新民主主義論》的圍攻

相對于淪陷區，《新民主主義論》在國統區引發的反響更為強烈，可想而知，鋪天蓋地的是否定、批駁的聲音。這種情況的出現，一方面與國共兩黨遷延十余年敵視、斗爭的政治環境有關，另一方面《新民主主義論》所具備的超越三民主義的理論高度和實踐定位，也是令國民黨群起而攻之的重要原因。有國民黨人曾氣急敗壞地表示，《新民主主義論》“實在荒謬太甚，對三民主義和孫中山先生的主張，不止作了一種很大的曲解，簡直是不可饒恕的污蔑”【張滌非：《評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抗戰與文化》1941年第11期。】。

總體來看，在高揚三民主義、貶斥新民主主義的原則下，國民黨人從多個方面對《新民主主義論》展開了圍攻。

其一，以三民主義的“真理”否定新民主主義。國民黨在形式上完成統一后，隨即將“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反動政策推行開來，特別是國共分裂后，國民黨更是在這方面大做文章，并以此批評和指責中共。因此，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對三民主義所作的新舊和真偽的劃分，使得不少國民黨人感到無法容忍。劉子健就“義正詞嚴”地指出：“三民主義有真偽嗎？假定有，則孫先生所講的是真，違反孫先生的一切曲解是偽……三民主義有新舊嗎？也沒有。因為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以前，孫先生所講的三民主義，與宣言以后孫先生所講的三民主義，精神完全一貫，無新舊可分……三民主義必須是‘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嗎？這在孫先生的宣言中，完全沒有根據。”【劉子健：《與毛澤東論〈新民主主義〉》，《青年人》1940年第6期。】曾擔任第九戰區少將參事的陳安仁也反對將三民主義作新舊、真偽的劃分，他說：“三民主義，是具有革命之一貫性的，是具有革命之徹底性的，沒有舊新的分別……三民主義，隨革命歷史的發展，而可以擴大其內容與本質，斷無前者偽而后者是真，前者是舊而后者是新的區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絕對沒有舊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的區別。”【陳安仁：《與毛澤東論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民族文化》1941年第5期。】王一樵則認為，毛澤東之所以提出新民主主義，其目的在于“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以民主主義來代替民族主義，乃至代替三民主義，是以民主主義的文化來代替民族文化、代替三民主義的文化”【王一樵：《當前的文化問題》，《振導月刊》1942年第2期。】。其他國民黨人如張叔和、戴日鑣等人也發表了多篇言論，他們或否認毛澤東對三民主義所作的解釋，或指責新民主主義為“歪曲的一民主義”，“是集中主義，無產階級獨裁主義”【張叔和：《評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振導月刊》1942年第3期。】，等等。

作為國民黨的指導思想，三民主義受到國民黨人的擁護實屬正常。但是，任何一種主義如果喪失了與時俱進的基本品質，如果不能根據客觀實際的變化來調整、優化自己的立場和策略，那么它只能被請進思想的博物館。對此，孫中山顯然有著非常清醒的認識。他雖然不曾公開、直接提出過“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但他有關三大政策的思想主張和表述卻是十分明確、毋庸置疑的。首先，關于聯俄政策。1924年1月底，孫中山在接見蘇俄軍事顧問小組時表示：“在現在的革命斗爭中，十分需要學習俄國人。”【尚明軒等編：《孫中山生平事業追憶錄》，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59頁。】如果說此時的孫中山還停留在學習俄國革命斗爭方法的層面，那么到了1924年10月，在寫給蔣介石的信中，他就直截了當地表示說：“今日革命非學俄國不可……我黨今后之革命，非以俄為師斷無成就。”【《孫中山選集》下冊，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876頁。】至此，他的思想有了一個明顯的轉變。甚至在其逝世前，他還在《致蘇聯遺書》中說：“我希望國民黨在完成其由帝國主義制度解放中國及其他被侵略國之歷史的工作中，與你們合力共作。”【《孫中山選集》下冊，第922頁。】“聯俄”的態度十分鮮明。其次，關于聯共政策，孫中山也作出過明確指示。1923年，孫中山在批評鄧澤如等抨擊中共的信中解釋說：“俄國革命之所以成功，我革命之所以不成功，則各黨員至今仍不明三民主義之過也。質而言之，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實無別也。”【《孫文選集》下冊，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38頁。】當獲悉馮自由等人反對國共合作時，他嚴肅地斥責道：“反對中國共產黨即是反對共產主義，反對共產主義即是反對本黨之民生主義，便即是破壞紀律，照黨章應革除黨籍及槍斃。”【《檔案與歷史》1986年第1期。】而容許共產黨人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更是“聯共”思維的真實表現。再次，關于扶助農工，孫中山的態度亦十分積極。1922年，他與《日本紀事報》英文記者白萊斯福談話時表示：“余則確信公共生活若有勞工勢力參與其間，其意味當益濃厚”，“凡關于改良勞工情形之運動，余皆贊同之”【《孫中山全集》，第6卷，中華書局，1985年，第635頁。】。根據以上事實可以看出，雖然孫中山沒有以文字的形式提出新三民主義，但在其思想中早已種下了這些與時俱進的思想因子，這些思想因子作為指導中國革命的有益成分，當然應納入三民主義的范疇。也正因如此，1925年12月4日國民黨中央發表的《對全國及海外全體同志之通告》中，白紙黑字地指出：“若本黨之革命策略，不出于聯合蘇俄，不以占大多數的農工階級為基礎，不容納主張農工階級利益的共產派分子，則革命勢力陷于孤立，革命將不能成功。”【《對全國及海外全體同志之通告》，《廣州民國日報》1925年12月5日。】因此，雖然20世紀40年代的國民黨人以他們認為正確的三民主義即所謂三民主義的“真理”來反對新民主主義，但其實正是他們而非別人誤解了孫先生的本意。

其二，關于中國社會性質的不同意見。前文已經述及，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將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的性質界定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對于這種說法，國民黨人基于自身統治的合法性與合理性，發表了不同意見。

張滌非首先發難，他批評毛澤東“對于中國社會的分析完全是信口開河”【張滌非：《評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抗戰與文化》1941年第11期。】。在他看來，“中國社會根本上已經資本主義化了”【張滌非：《評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抗戰與文化》1941年第11期。】，其根據是，“太平天國運動用一神教（基督教）代替多神教，可說是我們的宗教改革；洋務運動用機器工業代替手工業，可說是我們的工業革命；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用民主政治代替君主專制，可說是我們的民主革命；戊戌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用科學哲學代替封建思想，可說是我們的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國民革命直接打倒軍閥，間接打倒帝國主義，可說是我們的民族運動；統一戰爭消滅殘余的割據勢力，強固國民政府的中央政權，則可說是我們的建國運動”【張滌非：《評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抗戰與文化》1941年第11期。】。基于這些因素，張滌非樂觀地認為，“中國過去雖然是一個弱國，沒有日本強盛，軍事上毫無準備，但抗戰三年，卻使日本陷于泥淖，進退不得，打了勝仗還想求和……只要抗戰一勝利，中國便變成了頭等國家，一切不平等條約當然隨之廢除，自由獨立于世界”【張滌非：《評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抗戰與文化》1941年第11期。】。葉青（原名任卓宣）雖然不似張滌非那般天真和樂觀，但是在否定毛澤東觀點的動機和目標上卻與后者并無二致。葉青認為：“‘淪陷區’是戰爭過程中的暫時現象，現在抗戰未停，它底命運并未決定……淪陷區是淪陷區，不能作殖民地看。因此，就是‘半殖民地’四字也沒有用底必要。在法律上和事實上，要保護國才是半殖民地。中國不是保護國。而自國民政府統治全國以來，政治上是獨立的，與北洋軍閥之以東交民巷為北京政府底太上政府者不同。”【葉青：《與毛澤東論新民主主義》，原載《抗戰與文化》1941年第10、11期，轉引自蔡尚思主編：《中國現代思想史資料簡編》第4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24頁。】國民黨人在言論中反映出的堅持抗戰的決心和意志值得肯定和稱贊，但是他們對中國近代社會性質的分析并非基于客觀的立場，其出發點和歸宿均以宣揚國民黨的革命業績為目標，進而證明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合法性，因此，他們所得出的結論是經不起推敲的。

其三，關于革命步驟論的爭辯。如前所述，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提出了中國革命必須分兩步走的論斷。毛澤東的這一論斷與國民黨的觀點迥然有異，因而也遭到了國民黨人的圍攻。劉子健批評毛澤東“沒有把握住中國底特殊情形與中國底歷史發展，所以就成了‘空想’，成了‘純主觀的想頭’”【劉子健：《與毛澤東論三民主義的理論和實踐》，《時代思潮》1940年第24期。】。而張滌非在劉子健觀點的基礎上更進一步，指出：“把革命分成兩次，‘其第一步是民主主義革命，其第二步是社會主義革命’的辦法，并不是毛君個人的新發明，而是馬克思創立的‘兩次革命論’。在這兩次革命論之內，毛君根據史大林的意見，‘分為若干的階段’，而在每一階段底下，‘又分為許多小階段’，一步一步地革去，又可叫作‘階段革命論’。”【張滌非：《評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抗戰與文化》1941年第11期。】

對于中國革命需要幾個階段的問題，國民黨人依據三民主義作出了回應，然而三民主義紛繁雜糅的內容加之就縝密性而言無法與馬克思主義相比的內在邏輯，使得國民黨人對三民主義的理解也千差萬別。比如，關于革命步驟論，國民黨人中就出現了“一步說”與“三步說”的不同。賈湘客認為，“按照問題的解決，中國的革命歷程，事實上已經分成三步：第一步是民族主義的革命，第二步是民權主義的革命，第三步是民生主義的和平轉變”【賈湘客：《駁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抗戰與文化》1941年第5期。】。張滌非和葉青則是“一步說”即一次革命論的支持者。張滌非認為，民族問題、民權問題、民生問題在“一個國家之內，雖不必同時存在，卻先后發生，有普遍的根本意義”，因此，“在外國，從前要分做幾次來解決的問題”，由于中國有了三民主義，“可以用‘一勞永逸’的方式，‘同時解決’”【張滌非：《評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抗戰與文化》1941年第11期。】。葉青也認同一次革命論，他說：“一次革命論是三民主義底基礎。三民主義本是三個主義，孫先生為什么把他們合而為一呢？依他，歐洲底進化是由民族主義而民權主義而民生主義，分成三個時代，做了三次革命即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的。當然也有把民族革命與政治革命合一的時候。總之，三次革命是歐洲底歷史法則。中國呢？為了迎頭趕上，要使三次革命‘畢其功于一役’（孫）。因此三個主義就‘同時并行’（同）了。所以三民主義以一次革命底歷史法則做基礎，否則沒有把三個主義合而為一的必要。”【葉青：《與毛澤東論三民主義》，《湖南教育》1941年第18期。】可見，國民黨人關于這一問題的理解在黨內尚且不能達成一致，又怎么可能對《新民主主義論》中兩步走的構想作出令人信服的反駁呢？

國民黨人圍繞《新民主主義論》所作的分析和批判，除上述三個主題外還有很多，比如關于“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討論，關于“新民主主義政治”的討論，關于“新民主主義文化”的討論等等，可以說，《新民主主義論》的每一個重要內容幾乎都受到了國民黨人的“格外關注”。這毫不奇怪，畢竟國共兩黨各有所宗，且彼此的話語體系迥然不同。具體說來，中共以馬列主義為指導，并不斷豐富和充實著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寶庫；而國民黨拘泥于三民主義的教條，將其作為思考問題、評判是非的不二標準。因此，國民黨人圍繞《新民主主義論》雖然發表了很多文章，但以三民主義對抗新民主主義，很難達到國民黨人所期望達到的功效和作用。比較而言，作為國民黨理論家的葉青，他撰寫的文章無論在理論深度上還是影響力方面都要比其他國民黨人的文章更強一些，這當與其人懂得一些馬克思主義不無關系。葉青就曾自評說：“我可說是反共的馬克思主義者。”【任卓宣：《我為什么反共？》，《任卓宣評傳續集》，帕米爾書店，1975年，第4頁。】

四、針對《新民主主義論》的另一種聲音

中共推動《新民主主義論》等紅色文獻跨域傳播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讓廣大民眾了解、掌握黨的理論和主張。從抗戰時期知識群眾發表的文章看，黨在這方面顯然取得了預期的效果。在《新民主主義論》發表之后不久，便有開明人士給予了高度評價：“最近有人指出中國現階段的革命是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這樣一句簡單的話，聽起來沒什么了不起，可是它在實際上的意義是非常重大的。因為它不但結束了過去很多關于中國革命性質的爭論，而且更重要的是給我們這個復雜無比特殊的中國式的革命或抗戰建國，指出清清楚楚的前途來。”【則民：《略談新民主主義》，《青年知識》（上海）1940年第7期。】

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對新民主主義文化的闡揚，在國統區、淪陷區知識分子中引起了廣泛的共鳴。不少人提筆撰文，闡述自己的新民主主義觀。哲學家陳墾認為，“單純的介紹西洋文化與整理中國國粹是不夠的，不能勝任地配合這大突變的革命時代”，而要建設與革命時代相符合的文化，就“要求融化西洋的進步文化作為我們自己的血肉；揚棄中國的民族文化遺產，把它推進至較高階段而以之充實世界文化的內容……而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卻就是我們所祈求的新文化的內容”【陳墾：《新民主主義的文化與學術中國化》，《四十年代》（上海）1940年創刊號。】。活躍于上海知識界的李平心在研讀了《新民主主義論》后，對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特點提出了自己的見解：“新民主主義文化不是布爾喬亞包辦的資本主義文化，也不是勞工層主持的社會主義文化。它在性質上是布爾喬亞性的民主革命運動的一環，是以反帝國主義文化與封建文化為出發點，然而它決不是讓布爾喬亞（資產階級或市民層）的意識形態支配整個文化運動，這里，勞工層（勞工階級）的意識形態參加了文化運動領導的中心，然而盡管如此，新民主主義文化在性質上還沒有超越布爾喬亞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的范圍，還不能看作直接服務于社會主義革命的文化運動，還需要建立各種革命的、進步的文化形態與意識形態的統一戰線。”【李平心：《新民主主義的溯源與新啟蒙運動的重估》，原載《上海周報》1940年第1期（署名萬流），轉引自羅竹風主編：《平心文集》第2卷，第369頁。】事實上，如果我們將文中的“布爾喬亞”改為資產階級，那么這段文字表達的意思幾乎就與《新民主主義論》的思想內容完全一致了，這也反映出李平心對毛澤東這篇雄文的深刻理解和準確把握。對于知識分子來說，理論應用于實踐是其目標和追求。何逸清認真思考了上海建設新民主主義文化的具體路徑，他認為，“中國是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階段上，建立新民主主義的新文化，是今天文化運動的總方向”，而根據上海自抗戰以來成為孤島的實際狀況，在上海建設新民主主義文化，就需要完成“發展上海的文化運動”“組織上海文化界的統一戰線”以及“適合上海此時此地的環境與要求”【何逸清：《建設上海的新民主主義的新文化》，《職工生活》1940年第25—26期。】三項任務。而黃藥眠則主動把新民主主義理論運用到文藝工作中，冀以推動文藝工作的發展進步。他認為，以新民主主義理論為思想背景的文藝應當具備三重揚棄：一是“個人主義的揚棄，更多的強調文藝之社會的意義”；二是“貴族氣質的揚棄，更多的注意于為人民服務的精神”；三是“形式主義的揚棄，更多的著重于內容”【黃藥眠：《新民主主義與文藝》，《天風》1945年第14期。】。從以上事例可以看出，進步知識分子一經掌握科學的理論，就主動地以之指導具體的實踐，由此得出的寶貴經驗和產生的示范效應，無疑對《新民主主義論》的跨域傳播大有裨益。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國民黨人在其批判《新民主主義論》的文章中，也表達了對《新民主主義論》的部分認同。比如，賈湘客對毛澤東關于中國社會性質的分析就給予了肯定，他說：“誠然，在淪陷區是殖民地社會，因為它已經淪陷于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之下去了；同時有些淪陷區，雖經國民政府十余年來的苦心經營，已漸從殖民地社會，轉變過來，但這次為日本帝國主義搶奪過去，一切新興民族資本，付之東流，買辦階級與日寇侵略勢力，又復萌動，當然也變為殖民地社會了。”【賈湘客：《駁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抗戰與文化》1941年第5期。】陳安仁在這一問題上也與毛澤東的觀點有幾分相似，他認為：“在中國百年來，足〔是〕受帝國主義之壓迫的，它本身的地位與性質，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與性質。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內之人民，是大群之弱小民族，是大群之被壓迫民族。”【陳安仁：《與毛澤東論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民族文化》1941年第5期。】國民黨內批判《新民主主義論》最為賣力、有著理論家之名號的葉青，更是明確地表示：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名稱下對于民生主義的了解，比他在三民主義名稱下還要多些。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進步……他肯定‘中國底經濟一定要走節制資本與平均地權底路’……說得很對，殊堪稱許”【葉青：《與毛澤東論新民主主義》（續），《尖兵》1941年第8、9期。】。

五、結語

抗戰時期，《新民主主義論》能夠走出邊區、實現向淪陷區和國統區的跨域傳播，與中共中央的部署和各級黨組織的努力密不可分，但更根本的還在于這部紅色文獻本身所具有的科學性、前瞻性和重要思想理論價值。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誰能領導人民推翻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誰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在今日，誰能領導人民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并實施民主政治，誰就是人民的救星。”在他看來：“中國無產階級、農民、知識分子與其他小資產階級，乃是決定國家命運的基本勢力……他們必然要成為中華民主共和國的國家構成與政權構成的最基本部分。”【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解放》第98、99期合刊，1940年2月20日。】因此，在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提出建立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奮斗目標，并明確了實現此一目標所必須依靠的力量，這就可以使中共獲得最大公約數基礎上的民眾認同，而民眾的認同也就意味著民心之所向。作為與日偽政權和國民黨的思想主張針鋒相對的科學理論，新民主主義學說受到淪陷區和國統區當局的“圍剿”是非常正常的，但正如毛澤東所言，“還是比賽吧。誰把共產主義比輸了，我們共產黨人自認晦氣”【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解放》第98、99期合刊，1940年2月20日。】。然而歷史事實卻是，面對形形色色的反動人士的群起圍攻，《新民主主義論》等紅色文獻不僅沒有喪失陣地，反而在群眾中的影響愈益廣泛和深入，就連日偽政權和國民黨中的一些人也不得不承認包括新民主主義理論在內的中共的思想理論所具有的巨大吸引力和影響力。日偽政權頭目王克敏曾說：“北京的學生，今后沒有生存之道，只有參加共產黨”，“新民會……到底沒有力量克服現代學生的思想”【高軍、王檜林、楊樹標：《中國現代政治思想評要》，華夏出版社，1990年，第671頁。】；而國民黨的著名理論家葉青也無可奈何地表示：“看見他在《解放》第九十八和九十九兩期合刊上的《新民主主義論》，覺得他有相當的進步。聲明一句。人家底東西，如果不是理論，我不能說是理論；如果是理論，我不能說不是理論。贊成與否由主觀決定，是否理論乃一客觀的事實……我對于毛澤東，從此遂把他作共產黨理論家看待了。”【葉青：《毛澤東思想批判》，帕米爾書店，1975年，第5頁。】他們的言論相信是基于實情、發自內心，而這則更足以證明《新民主主義論》成色的充足和分量的厚重。

（本文作者程美東，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裴植，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 北京 100871）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2016年第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