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怎樣看新中國成立后

毛澤東對自己著述的評價？

陳 晉

毛澤東以其大量著述影響了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歷史進程，使他兼具政治家和理論家的身份。新中國成立后，他主持編輯了四卷《毛澤東選集》（以下簡稱《毛選》），還不時回顧過去的著述，談論新近的文章，且多有評點。這既是梳理自己過去的思想心路，也難免撥響波瀾壯闊的歷史心曲，還涌動著回應現實需求的政治心潮。其間有多少回聲，多少感慨，多少沉思，多少遺憾？拿句老話說，可謂是“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當然，毛澤東對自著的評點，也有一個怎樣還原歷史去辯證分析的問題。

“是血的著作”

1964年3月24日，薄一波等人向毛澤東匯報工作時，說到全國正在掀起學習《毛選》熱潮，毛澤東的回應別出一格：“《毛選》，什么是我的？這是血的著作。《毛選》里的這些東西，是群眾教給我們的，是付出了流血犧牲的代價的。”

所謂“血的著作”，指《毛選》是斗爭的產物，是“逼”出來的，寫文章是為總結闡發中國革命在浴血奮斗的曲折過程中，黨和人民群眾創造的經驗。因而，《毛選》的理論觀點是付出巨大犧牲才換來的。

這個基本定位，不是偶然之思，為毛澤東反復談及。他第一次明確講這個看法，是1956年9月10日在中共八大預備會上；“我們有了經驗，才能寫出一些文章。比如我的那些文章，不經過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是不可能寫出來的，因為沒有經驗。所以，那些失敗，那些挫折，給了我們很大的教育，沒有那些挫折，我們黨是不會被教育過來的。”此后還講，中國革命“經歷過好幾次失敗，幾起幾落。我寫的文章就是反映這幾十年斗爭的過程，是人民革命斗爭的產物，不是憑自己的腦子空想出來的”，“栽了跟頭，遭到失敗，受過壓迫，這才懂得并能夠寫出些東西來”【《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161頁。】。

這些坦率的評判，說明毛澤東不愿把自己的著述等同于一般學者在書齋里寫出的文字，其間也道出文章合時而著，理論緣于實踐的寫作規律。對這個規律，他不是泛泛而談，還具體地列舉了一些篇章內容。比如，“解決土地問題，調查農村階級情況和國家情況，提出完整的土地綱領，對我來說，前后經過十年時間，最后是在戰爭中、在農民中學會的”【《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352頁。】，“有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經驗，大革命失敗的經驗，十年內戰根據地縮小的經驗，才有可能寫《新民主主義論》，不然不可能；才有可能寫出幾本軍事文件”【《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下），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322頁。】。這里說的“幾本軍事文件”，指《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抗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戰爭和戰略問題》。

因為是血寫的著作，總結了中國革命的實際經驗，毛澤東對自己的一些重要觀點也就格外珍惜。1954年3月，英國共產黨總書記波立特給中共中央來信，提出要在英譯本《毛選》中刪去《戰爭和戰略問題》一文中頭兩段內容，理由是其中“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的論斷，“并不適用于英國”，而且“會給我們在美國的同志招致很多困難”。毛澤東沒有同意，讓人在回復中表示，“該文件中所說到的原則，是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并不因為國際形勢的變化，而須要作什么修正”，如果不合適英美讀者，該文“可不包括在選集內”。也就是說，論述武裝奪取政權的文章，寧肯不收入在西方發行的《毛選》，他也不愿刪改。為什么？這個論斷是從大革命失敗后血的教訓中得出來的，如果為了逢迎域外讀者而讓步刪節，反倒顯得對中國革命經驗的總結不那么自信了。

對“血的著作”，毛澤東一向自信。1949年12月訪問蘇聯時，他請斯大林派一位蘇聯理論家幫自己看看過去發表的文章，能否編輯成集。斯大林當即決定派哲學家尤金來中國做此事。后來毛澤東當面對尤金說：“為什么當時我請斯大林派一個學者來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樣沒有自信？連文章都要請你們來看?”“不是的，是請你們來中國看看，看看中國是真的馬克思主義，還是半真半假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88頁。】。

“是些歷史事實的記錄”

據逄先知回憶，毛澤東1960年春在廣州通讀《毛選》第四卷稿子時，特別興奮。“讀到《抗日戰爭勝利后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關于重慶談判》等文章時，他不時地發出爽朗的笑聲”。閱讀舊著，回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的魄力，運籌帷幄、決策千里之外的智慧，怎能不平添豪氣，快意迭見。同年5月22日，他在杭州召集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開會時，作了如下解釋：“這個第四卷我有興趣。那個時候的方針是‘針鋒相對，寸土必爭’，不如此，不足以對付蔣介石。”此后，他還進一步說到，“《毛選》第四卷就是記錄三年解放戰爭的事”，從中“可以看到蔣介石是怎樣向我們發動進攻的，開始我們是怎樣丟失很多地方的，然后怎樣發動反攻打敗他們的。可以看出我們黨的一些傾向，一些錯誤思想，我們是怎樣糾正的，才使革命得到了勝利”【《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173—174頁。】。當年的決策玄機，戰爭的推進波瀾，歷史的本來模樣，仿佛定格在了自己留下的文獻之中。

不光是《毛選》第四卷，寫于革命年代的所有著述，都被毛澤東視為歷史的記錄。1965年1月23日聽取余秋里等人匯報工作，說到要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毛澤東說：“我的那些東西還有用？那些是歷史資料了，只能參考參考。”“文化大革命”中，他多次同外賓講：“《語錄》和《選集》是寫的一些中國的歷史知識。我們的經驗有限，只能供各國參考。”“我沒有什么著作，只是些歷史事實的記錄”。【《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110、181頁。】雖是謙虛之辭，視舊著為“歷史資料”“歷史事實的記錄”，倒也揭示了其著述與中國革命歷史進程的緊密關聯。

毛澤東是一個歷史唯物主義者，對待歷史一向持敬畏之心。1967年7月，有人提出將9月9日定為建軍節，毛澤東果斷表示：這是錯誤的。南昌起義是8月1日，秋收起義是9月9日，我們是歷史唯物主義者。建軍節是1933年中央蘇區政府做過決定的，這件事不能變。南昌起義是全國性的，是大政治。秋收起義是地區性的，不能因為我參加了，就吹上天。

與此同理，對待過去的著述，尊重原文史實是一種必須的態度。1960年編輯《毛選》第四卷時，正值廬山會議不久，有人請示是否出現彭德懷的名字和相關戰役事件，毛澤東回答：“應該寫，過去那一段應該承認。”“文化大革命”中，《毛選》中提到的一些人被打倒了，幾次有人提出，新印發和翻譯的《毛選》，宜修改一些人名和事件的注釋，或刪去一些人的名字，至少去掉某些人名后面的“同志”二字，毛澤東都明確拒絕，理由就是，“這些都是歷史嘛”，“還是照原來的印，還是原來的版本”。年說：“這是歷史材料，后來變動甚多，不勝其似以不改為宜。”【《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64、108頁。】

舊著雖是“歷史事實的記錄”，但其中一些重要觀點對現實的指導意義毋庸置疑。毛澤東1951年著手編輯《毛選》時，為集中精力，專門到石家莊住了兩個月突擊，原因就是“《毛選》現在中國需要”。60年代以后，他的看法似有變化，屢屢用“歷史資料”來淡化其著述的現實作用，還說今天閱讀只能“參考參考”6為什么會出現這個變化？主要是毛澤東覺得，現實任務已發生重大變化，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也已搞了十來年時間，需要總結新的經驗，寫出新的理論著述。1964年6月8日，康生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提出要出版《毛選》第二版，毛澤東說：“現在學這些東西，我很慚愧，那些都是古董了，應當把現在新的東西寫進去。”“古董”的分量既已擺在那里，要緊的是寫出“新東西”，這是典型的政治理論家與時俱進的心態。

“此文過去沒有發表，現在也不宜發表”

編輯《毛選》，毛澤東所取原則是精益求精。為避免帶來不必要的現實困擾，他舍棄了一些個性鮮明、情感色彩過多的文章。寫于1941年9月前后，5萬多字的《關于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期間中央路線的批判》，便屬此類。

這篇長文著力批判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后中央發出的《中國共產黨關于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在爭取中國革命在一省幾省首先勝利中中國共產黨內機會主義的動搖》等9個文件。這9個文件比較集中體現了王明、博古等人在土地革命時期的“左”傾路線及其政策。毛澤東此文的寫法，很像是讀這9個文件的筆記，直截了當地層層批駁，不僅點了當時好幾位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名字，而且用詞辛辣、尖刻，挖苦嘲笑之語隨處可見。看得出，他寫作時確實懷抱激憤之情，似乎要把自己在土地革命時期遭受打擊憋在胸中的郁悶來一個大宣泄。雖幾次打磨，咄咄逼人的語氣和文風，終究難以消除。當時沒有發表這篇文章，只給劉少奇、任弼時兩人私下看過。

這里不妨引幾段《毛澤東文集》選錄該文時，已經公開的文句：“請問老爺們：為什么分配一切土地給一切人，就叫做‘十足機會主義的觀點，叫做‘完全忽視無產階級領導權’呢?咳，我倒要叫老爺們聽訓了！你們一點什么都不懂”；老爺們的工作“就是打、鬧、叫，此外一點也沒有”，“凡事愛暴露，愛顯勁，愛稱英雄，愛在明天早上勝利”；“老爺們既然完全不認識這個世界，又妄欲改造這個世界，結果不但碰破了自己的腦殼，并引導一群人也碰破了腦殼。老爺們對于中國革命這個必然性既然是瞎子，卻妄欲充當人們的向導，真是所謂‘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了”。文中還說：“王明諸人不但沒有起碼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就連一點普通知識也都沒有，所以他們寫起文章來，就特別顯得幼稚可笑。”

這些文句，理論性較強，在整篇文章中還算是比較溫和的。在延安整風時如果發表，肯定不利于團結犯錯誤的同志。思考者可以個性化，文章家可以情緒化，政治家雖說不乏個性和情緒，行事卻需控制，更不能“化”。毛澤東此后20多年再也沒有提到過這篇文章，看起來真的是當作記錄一段心曲的“歷史資料”，被永遠地擱置起來了。

不知為什么，1964年春天他忽然把這篇文章批給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康生、陳石、吳冷西、陳毅等人閱看，還說：“請提意見，準備修改。閱后退毛。”1965年1月2日，又批給謝富治、李井泉、陶鑄閱看，仍說：“請提意見，以便修改”，還講：“此文過去沒有發表，現在也不宜發表，將來（幾十年后）是否發表，由將來的同志們去作決定。”

既然并沒有確定公開發表，為什么還要翻揀出來示人，準備花功夫重新修改呢？想來，在毛澤東心目中，此文未必純屬“歷史資料”，其中或許藏伙著立足現實需要讓他格外珍惜的東西。的確，這篇長文反映了黨的一段歷史，一段犯“左”傾錯誤因而遭受重大失敗的歷史。毛澤東傾注那樣大的心血，擺出那么多鮮活生動的事例，放縱那樣鋒芒畢露的犀利文風，來總結這段歷史的經驗教訓，怎么能讓它永遠塵封？他相信對后人是有啟發作用的。再則，事過境遷，那些曾經在30年代犯過錯誤的同志看了此文，也不至于引起“怒發沖冠”的情緒。

1965年5月，毛澤東在長沙動手修改這篇文章，把標題改為《駁第三次“左”傾路線(關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間中央路線的批判）》。修改完后，他打電話讓王任重專程從武漢到長沙來閱看，并將改稿送給了幾位中央領導人。一番猶豫，他依然沒有公開發表，也沒有內部印發。看來，如何處理此文，毛澤東心里確實頗為糾結。將近10年后，1974年6月，毛澤東又找出此文，打算印發中央委員。又是一番猶豫，結果也只是給當時的部分政治局委員看過。據說，1976年8月，毛澤東還請人把這篇文章讀給他聽。一個月后，他逝世了，帶走了對這篇文章的深深情感和復雜心緒。

“《矛盾論》不如《實踐論》那篇文章好”

1956年3月14日，毛澤東會見并宴請越南勞動黨總書記長征、印尼共產黨總書記艾地。當長征談起毛澤東的著作時，毛澤東表示，他對《實踐論》“是比較滿意的，《矛盾論》就并不很滿意”。這個評價，他后來始終堅持。1965年1月9日會見美國記者斯諾時，斯諾說道，不久前他在日內瓦參加了一次“北京問題專家”的學術會議，其中辯論的一個問題是，《矛盾論》是不是對馬列主義作出了新的貢獻。毛澤東接過話頭回答：“其實，《矛盾論》不如《實踐論》那篇文章好。《實踐論》是講認識過程，說明人的認識是從什么地方來的，又向什么地方去。”不久，他甚至極而言之地說：“我只有一篇好的——《實踐論》，還有點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472頁。】

在毛澤東心目中，哲學在一切學問中居于最高地位，其他領域的著述不過是中國革命過程中一些具體經驗的總結和具體政策的表達，是根據哲學觀點結合實際的運用。他明確講過：“沒有哲學家頭腦的作家，要寫出好的經濟學來是不可能的。馬克思能夠寫出《資本論》，列寧能夠寫出《帝國主義論》，因為他們同時是哲學家，有哲學家的頭腦，有辯證法這個武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第324頁。】這樣一來，似乎只有寫出有創見的哲學論著，才能顯出理論上的貢獻，才能實現精神上的愉悅和滿足。

毛澤東本人對哲學理論有很深刻的研究和深切的運用。在延安幵始總結土地革命時期“左”傾路線錯誤時，他不是糾纏于一些事件的是是非非，而是告誡人們，犯錯誤的主要原因不是缺少經驗，而是思想方法不對頭。為紓解當時許多人在這個問題上的思想疙瘩，他在1937年寫了《實踐論》和《矛盾論》，一下子牽住了提高認識水平、促進思想轉變的“牛鼻子”，起到一通百通的作用。新中國成立后，在所有的著述中，毛澤東比較看重其哲學“兩論”，并認為《實踐論》最好，對《矛盾論》則不那么欣賞。原因或許就在于，作為哲學家，他特別看重自己的論著在世界觀和方法論方面的獨創性貢獻。

新中國成立之初，毛澤東最先關注的就是《實踐論》。他讓人把這篇文章譯成俄文在蘇聯《真理報》發表，隨后又安排在《人民日報》正式發表，并特意叮囑，《人民日報》發表后的次日，要配發蘇聯《真理報》1950年12月18日發表的編輯部評論《論毛澤東的著作〈實踐論〉》一文。蘇聯哲學界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一向自信和挑剔，他們評價的《實踐論》，毛澤東比較在乎。當然，這也反映他對《實踐論》的自信。

反觀《矛盾論》，就沒有這樣的幸運“待遇”了。1951年他主持編輯《毛選》第一卷時，放棄了與《實踐論》同時期寫作的《矛盾論》。對此，毛澤東在1951年3月8日給陳伯達、田家英的信中解釋說，《矛盾論》“論形式邏輯的后面幾段，詞意不暢，還須修改。其他4有些部分也還須作小的修改。此件在重看之后，覺得以不加入此次選集為宜，因為太像哲學教科書，放入選集將妨礙《實踐論》這篇論文的效力”。言下之意，《矛盾論》不能和《實踐論》等量齊觀。文章的得失，確乎在作者的寸心之間。

毛澤東評判其哲學論著，心中還有一個參照。馬克思主義的老祖宗都是哲學大家，在他們面前，毛澤東從不造次。1961年12月5日會見委內瑞拉外賓，對方談到自己家里掛了馬克思、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的畫像，毛澤東說：“我的畫像不值得掛。馬克思寫過《資本論》，恩格斯寫過《反杜林論》，列寧寫過《談談辯證法問題》，他們的畫像是應該掛的。”當然，毛澤東也并非覺得自己在哲學上完全沒有對馬克思主義作出貢獻。1965年1月14日，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馬克思講了自由是必然的認識和改造，說從來的哲學家是各式各樣地說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我抓住了這句話，講了兩個認識過程，改造過程（指《實踐論》——引者注）。單講自由是必然的認識就自由了？沒有實踐證明嘛，必須在實踐中證明。”把《實踐論》放到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發展史上來衡量，毛澤東認為是有獨到貢獻的。至于講辯證法的《矛盾論》，他覺得超過前人的地方不明顯。

“對已發表過的東西，完全滿意的很少”

1956年3月14日會見長征和艾地時，長征還問毛澤東：“《毛選》第四卷什么時候可以出版？”毛澤東回答：“因為我怠工，所以拖延了。出版之前想把過去的東西再看一遍，但總懶得看。對已發表過的東西，完全滿意的很少。”他還舉了一個例子：“《論聯合政府》只是把政綱排列起來，加工不多，不好。”弊帚尚且自珍，毛澤東這段話當然有明顯的謙虛成分，但也反映他對自己著述的評判，有比較嚴格的標準，既看文章的思想內容，也看文脈、文氣、文風。他整體上說“完全滿意的很少”，似乎也傳達出文章之外的心緒。

什么心緒呢？第一，新中國成立后，國內外都相當重視毛澤東的著述，興起學習熱潮，這在黨內領導層也是共識。面對這種情況，毛澤東不愿去推波助瀾，托以“完全滿意的很少”，是在情理之中。第二，舊著中確實有一些闡述具體問題的著述，時過境遷之后，他不是那么特別在意了。比如，毛澤東在1942年印過一本書，題為《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主要談在抗日戰爭最困難的時候，我們黨領導生產運動的基本綱領，在當時發揮了不小作用。但編《毛選》時只選錄了其中的第一章，而對其他內容，他后來一直不感興趣，看不進去，也不愿意再印行此書。第三，毛澤東是一位立足現實實踐的政治家和永遠面向未來的理論家，對舊著有時候顯得不那么以為然，實際是渴望根據新的實踐寫出新的東西，于是常說：“那都是以前的著作了。現在也很想寫一些東西，但是老了，精神不夠了”，“有些文章應該再寫，把新的東西寫進去”【《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329頁。】。

實際上，毛澤東滿意的舊作并不在少數。不能說他不看重那些在中國革命歷史上發生重要影響的名篇，諸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等，新中國成立后他屢屢談及撰寫這些論著的背景及其發揮的‘作用。就是對一些沒有收入《毛選》的文章，他也時常眷顧。1961年初，新發現寫于1930年的一篇題為《調查工作》的文章，毛澤東如獲至寶，印發給在廣州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并說：“這篇文章我是喜歡的”，“過去到處找，找不到，像丟了小孩子一樣”。1964年，他把這篇文章編入《毛澤東著作選讀》，題目改為《反對本本主義》。1965年，毛澤東還私下重讀同樣未收入《毛選》的《長岡鄉調查》，并在上面批注：“錯誤往往是正確的先導，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可見，對這些舊著，他不僅滿意，而且繼續從中汲取對現實有用的思想資源。

順便說一下毛澤東是如何看待1964年出版的《毛主席語錄》的。這本《語錄》摘自毛澤東著述的不同篇目，按專題歸類，把精華觀點集中起來，確有易于傳播。1965年11月15日，他在停靠蚌埠的專列上聽取安徽省委負責人李葆華等人匯報工作，李葆華說到“四清”運動中運用毛主席著作很解決問題，毛澤東就讓人拿出一本《毛主席語錄》給大家看，有些欣慰地說：“這本書共有三十三章，夠了，比孔夫子的著作還多，老子的文章也只有五千字，還沒有這個本子這么多。這個本子不錯。”李葆華等提出，群眾很歡迎這本書，最好一個生產隊發一本，我們已向中央辦公廳提出這個要求，這次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也提了。毛澤東表示：“好嘛，向中央辦公廳要，提不通，到下次中央工作會議上再提。”此時，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已經發表，一場大風暴就要來臨，毛澤東許可并鼓勵多多印發《毛主席語錄》，不會是一時心血來潮，自有其現實考量。政治的心曲常常融于耐人尋味的細節之中。

“文化大革命”后，毛澤東對《毛主席語錄》的看法有了些改變。1966年3月20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談到“要學習毛主席”，毛澤東立刻講：我在這里說一句，要突破，要創造，不要只解釋，不要念語錄，不要受束縛。不要迷信，要有新的論點，新的解釋，新的創造，不然不行。1967年8月16日接見來中國翻譯、校對阿爾巴尼亞文《毛主席語錄》的阿方專家時，毛澤東又說：“我也不知道這個《語錄》有什么用處。究竟有沒有什么用處，等將來再證明吧。”

“經過反復修改，才把意思表達得比較準確”

重要文稿公開發表前，毛澤東都要反復修改，哪怕是過去已經公開過的，他也決不草率印行。1950年10月，捷克斯洛伐克編輯了一本毛澤東著作集準備出版，當時，毛澤東還沒有騰出時間修改校訂中文版《毛選》，便讓外交部告訴捷克方面“暫勿印行”，待“中國正式出版的《毛選》發行以后，再行選印”。

在主持編輯《毛選》的過程中，毛澤東不僅親自選稿和確定篇目，對大部分文章進行精心修改，還具體地做詞句數字、標點符號的校訂工作，動手為部分文章撰寫題解和注釋。有的文章他重新擬定標題，比如，第一卷中的《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原題為《政治問題和邊界黨的任務》，改后的標題，一下子把文章主題拎出來了。編輯《矛盾論》時，毛澤東改了一道不滿意，后經再次修改補充，才收入第二卷。后來印行重排本，才按時間順序移入第一卷。發表舊作，反映出他既希望有“立此存照”的文獻價值，又追求適應現實需求的思想價值。為此，毛澤東甚至說：“有些東西應該修改，比如第二次出版應該有所修改，第三次出版又應有所修改。”【《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219頁。】

好文章都是改出來的。毛澤東甚至坦承，他的某些代表作的核心觀點實際上是在修改過程中才逐漸明確起來。1956年3月14日，他對長征和艾地說：“《新民主主義論》初稿寫到一半時，中國近百年歷史前八十年是一個階段、后二十年是一個階段的看法，才逐漸明確起來，因此重新寫起，經過反復修改才定了稿。”艾地聽了感到驚訝：“印尼有許多同志認為毛主席思想成熟，寫文章一定是一氣呵成，不必修改。”毛澤東說：“那樣的說法是不符合實際的。我們的頭腦、思想反映客觀實際，誰都不可能無論什么時候一下子就反映得完全正確，無遺無誤。客觀實際是錯綜復雜，不斷發展變化的。我們頭腦、思想對客觀實際的反映，是一個由不完全到更完全、不很明確到更明確、不深入到更深入的發展變化過程，同時還要隨著客觀實際的發展變化而發展變化。寫《新民主主義論》時，許多東西在起初是不明確的，在寫的過程中才逐漸明確起來，而且經過反復修改，才把意思表達得比較準確。”這些話揭示了文章寫作和修改的真實規律，是文章大家如魚飲水、冷暖自知的深切體會。說完，毛澤東還補充一句，“過去寫的文章很多現在并不滿意”，大概也是指還沒有修改到位的意思。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的著述，如果是他特別看重的，不光是邊寫邊改，就是完稿后，他也不急于公開發表，總是要沉淀一段時間，修改后才拿出來。據吳冷西回憶，1957年5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說過“我的一些講話，當時并沒有公開發表。1955年關于農業合作社的講話，過了三個月才發表。今年2月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指《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引者注），已經過了三個月，還在修改，也許下個月才能發表。這不是舊聞嗎？去年4月講的‘十大關系’，已經一年多了，也還不準備發表，將來發表也是‘舊聞’。我這個人就是不想冒險，先講一講，看一看反應，再作修改，然后發表。有時修改多次還不滿意，只好不發表。”實際情況正是這樣，發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前，他修改了14稿；《論十大關系》曾集中修改三次，卻始終沒有在生前發表。他關于把“新聞”變成“舊聞”的比喻很有意思，從“新”到“舊”的目的是“舊而彌新”，通過修改實現理論提升，文章的生命力反倒久遠了。

宋代大儒朱熹最懂得文章的功夫在修改。他花了40年的時間研究《論語》《孟子》《大學》《中庸》，不斷修改其《四書集注》，自述修改的過程是“逐字稱等，不教偏些子”。所謂“逐字稱等”，就是把每個字詞都拿到秤上去稱，使其表達的意思恰如其分，不高不低。“稱等”之意，就是毛澤東說的“提高準確性”。他的原話是：文章“經過多次修改，才能比較接近客觀實際，寫出來經過大家討論一下，搞成比較謹慎的作風，把問題把思想寫成定型的語言文字，可以提高準確性”【《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451頁。】。朱熹的《四書集注》也是花了常人難及的修改功夫，才成為后世科舉教本。毛澤東是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家，不斷修改著述的目的是為正確指導中國革命和建設實踐，時代和動因與朱熹不同，但文章修改道理別無二致。當然，以修改為由，耽誤一些對現實實踐有正面引導作用的好文章的發表時機，也是不合理的。

《毛選》第五卷“沒有寫什么，不如第四卷”

大體從1959年起，毛澤東便生出一個心結，想對新中國成立后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踐進行理論總結。1959年辭去國家主席職務，他講的一條理由，就是騰出更多時間去研究理論問題。

事實上，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后一直在做理論創新的事情，但他總感到做得不夠理想，很想寫出《實踐論》那樣的論著，并且越來越有一種不完全那么自信的緊迫感和危機感。他感慨自己，“人老了，也不知道是否還能寫出些什么東西來”；也埋怨自己，“像《資本論》、《反杜林論》這樣的作品我沒有寫出來，理論研究很差”【《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57頁。】。有外賓問他有沒有新的理論著作打算發表，毛澤東說：“可以肯定回答現在沒有，將來要看有沒有可能，我現在還在觀察問題。”【《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11頁。】他還說：“我們搞了11年社會主義，現在要總結經驗”，“蘇聯的經驗是蘇聯的經驗，他們碰了釘子是他們碰了釘子，我們自己還要碰。”【《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第602頁。】搞社會主義，黨的思想準備不夠，我們自己也不懂，廣大干部自己不懂，怎么能教人家懂。林乎加（當時任中共浙江省委書記處書記——引者注）希望我做報告，像延安整風一樣，我說不行，我沒有經驗”【《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470頁。】。

上面這些想法和心態，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毛澤東對自己在新中國成立后著述的看法，從而使《毛選》第五卷的編輯工作一再延宕。1960年出版《毛選》第四卷時，就同時編了一本《毛選》第五卷的初稿，收入毛澤東1949年至1957年的著述。但毛澤東沒有管它，放在那里一直沒看。1964年6月8日，陶鑄、李雪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提出要出版《毛選》第五卷，毛澤東回答:“那沒有東西嘛！”

1965年，中央把編輯出版《毛選》第五卷提上日程。差不多一年后，毛澤東才聽取康生、田家英等人匯報編輯進展情況，聽后的表態是：“大家既然覺得有用，不妨動手做準備”，“可以先搞起來，將來再擴充班子”【《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557頁。】。看來似乎是有些勉強，作了走一步看一步的打算。幾天后，中央發出《關于編輯毛澤東同志著作的通知》，明確講要進一步整理1960年初編的《毛選》第五卷，爭取盡早印發中央和地方負責人征求意見；同時立即著手分批逐篇整理毛澤東1958年以來的主要文章、講話和其他手稿，作為第六卷。不久，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談到《毛選》第五卷、六卷的編輯工作，明確講：“我也沒有寫什么，不如第四卷。”【《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567頁。】毛澤東確實沒怎么把編五卷、六卷的事放在心上。盡管中央領導層幾乎是鍥而不舍地推動，但他仍然一如既往地“怠工”“拖延”“懶得看”。1966年6月22日，劉少奇、鄧小平提出在“七一”那天公開發表毛澤東1962年《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他拒絕了，表示“在黨內發表就行了”，原因是“不合時宜”。他還說：“在這次文化大革命過去之后，一定有許多新的經驗可以對這篇講演加以修改，那時再議是否發表不遲”。1967年3月16日，毛澤東同林彪等人談話時再次撤火：“五卷、六卷，一年以后再說，你們現在太忙，我也沒有時間搞。”同年12月29日，周恩來等人向他匯報《毛選》第五卷的編輯情況，毛澤東說：“要選那些現在還有用處的，沒有多大用處的不要選。有些手稿的編輯，將來再說，現在不選。”1968年9月9日，周恩來等人建議，在召開九大前把最近幾年的文稿編為《毛選》第七卷，先予出版。毛澤東在來信上批示：“待商。”1969年5月26日，九大開過后，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再次表示，編輯《毛選》第五卷、六卷，“我興趣不大，我也不看”。此后，編輯工作事實上停頓下來。到了1975年6月，鄧小平等人提出《毛選》第五卷的編輯整理工作應繼續進行，毛澤東同意了。但不久形勢急轉直下，編輯工作在毛澤東生前事實上不了了之。

從這個梳理中不難看出，編輯毛澤東新中國成立后的著述一再延宕，與他本人比較復雜甚至兩難的想法有關。他并不完全反對編選，但隨著政治思路發生變化，注意力和興奮點明顯轉移，怎樣評判新中國成立后的著述，陷入糾結之中。比如，《論十大關系》無論從哪個角度講，都是他關于社會主義建設的扛鼎之作，自己也曾相當滿意，在1958年和1960年兩次說過，《論十大關系》“開始提出自己的建設路線”，“開始找到一條適合中國的路線”。但是，1965年12月和1975年7月，劉少奇和鄧小平先后建議公開發表，他兩次都拒絕了。除了認為在理論上的沉淀和提升還不到位外，大概還覺得這篇文章與他晚年關注和倡導的“文化大革命”實踐很不協調。身處“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氛圍，回看此前的著述，毛澤東很可能意興闌珊；而有關“文化大革命”的論述不僅完整成篇者少，究竟站不站得住，確實又難以拿捏。從對待新中國成立后的著述上，不難看出，毛澤東晚年把自己帶入了很難擺脫顧慮的思想困境。

余音：“一千年以后看”會怎樣？

毛澤東是有終極情懷的人。他偶爾也會把自己的著述放到歷史的長河中來審視，得出的評判另有一番趣味。1965年1月9日會見斯諾時，斯諾說他相信毛澤東著作的影響，將遠遠超過我們這一代和下一代。毛澤東的回答出人意料：“我不能駁你，也不可能贊成。這要看后人，幾十年后怎么看”，“現在我的這些東西，還有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東西，在一千年以后看來可能是可笑的了”。

怎樣理解這段“文章千古事”的評論？它反映的是虛無情緒嗎？不是。毛澤東對共產主義不是一般的信念堅定，他對未來的思考總是彌漫著深刻的哲學氣氛。一千年以后，社會主義發展到新的天地，若真的像他在詩里說的，實現了“環球同此涼熱”，階級、國家都消亡了，不僅他的著述，連同馬列“老祖宗”的著述，豈不也失去了用武之地？文章不能“千古”，寸心之間蘊含的理想主義能夠“千古”，何嘗不是一件讓人欣慰的事情呢？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員 北京100017）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2016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