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三次倡議學習社會發展史

——從《賀新郎·讀史》說起

胡一峰

“人猿相揖別，只幾個石頭磨過，小兒時節。銅鐵爐中翻火焰，為問何時猜得，不過幾千寒熱。人世難逢開口笑，上疆場彼此彎弓月。流遍了，郊原血。一篇讀罷頭飛雪，但記得斑斑點點，幾行陳跡。五帝三皇神圣事，騙了無涯過客。有多少風流人物，盜跖莊蹻流譽后，更陳王奮起揮黃鉞。歌未竟，東方白。”在這首人們耳熟能詳的《賀新郎·讀史》中，毛澤東用寥寥數語展示了人類從石器時代、青銅時代、黑鐵時代一路走來的宏闊歷史，進而又講到推動社會發展的農民起義，用幾個極為生動的意象片段，高度濃縮地概述了人類社會的發展歷程，對帝王將相的藐視，對人民群眾的推重，充沛其中，讀來令人心動，不啻為一部用詩的語言吟誦的社會發展史。

（一）

毛澤東自青年時代起，就對歷史有濃厚的興趣。在他看來，“歷史者，觀往跡制今宜者也，公理公例之求為急”，他還認為，治學應在博通中探索社會發展規律，“繩束古今為一貫”。（《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2頁。）因此，他十分重視學習以描述社會發展規律為旨歸的社會發展史。早在20世紀20年代，在湖南創辦自修大學時，毛澤東邀請李達授課，課程中就有社會發展史。這段史事目前只有回憶史料，尚未發現講稿或聽課筆記，也就無法詳知李達所講的具體內容。1933年8月，李達擔任北平大學法學院教授，再一次講授社會發展史。約五年前，筆者有幸在北京大學圖書館找到了這份未曾公開出版的講義。全稿近900頁，分為“原始社會與氏族社會”“古代亞細亞社會”“古代社會”“封建社會”“封建制度的崩潰與資本主義的發生”“十八世紀的歐美與十九世紀前半期的歐洲”“十九世紀中葉下的歐美與第一及第二國際”等篇章，史料豐富，內容扎實，可視為一部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的世界通史。

1926年5月至9月，毛澤東主持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這一屆農講所面向全國招生，歷時長、規模大、社會影響也廣。而且，毛澤東采取啟發式教學方法，引導學員學習馬列主義基本理論，他以中共早期理論家張伯簡所著《社會進化簡史》等書籍為學員的課外理論讀物，“在閱看之先，由專任教員于每書要緊部分列出問題，公布出去，然后命學生看書，根究所問，隨看隨作答案，限期交卷。由專任教員于答案中擇出數份，加以改正，繕好張貼墻壁，名曰‘標準答案’。然后將所有答卷一律發還學生，令照標準答案自行改正其錯誤。用此方法，助益學生之理論研究頗不小”（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舊址紀念館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資料選編》，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1—82頁。）。毛澤東還計劃請張伯簡到農講所任教，惜因張患病未能如愿。

從目前的資料看，張伯簡的《社會進化簡史》可能是毛澤東接觸到的第一部比較完整的社會發展史著作，同時也是給毛澤東留下深刻印象的社會發展史著作之一。張伯簡1898年出生于云南劍川，早年在滇軍任職。1919年，赴法勤工儉學，對旅歐少共成立起了重要推動作用，還參加過共產國際四大，被當時的革命者贊譽為“信仰很堅，誠實又有見地，且善活動”（參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云南省劍川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劍川文史資料選編》第5輯，1997年內部印行，第3—4頁。）。1924年，張伯簡回國從事革命活動，并于當年撰寫了《社會發展簡史》。他提出，社會發展史可分為原始共產社會、族長的血族公社、封建社會、奴隸制度及農奴制度、城市手工業制度、商業資本社會、工業資本社會、共產社會等階段。（參見中共云南省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編《張伯簡文輯》，云南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頁。）為使社會形態演進的歷程更清晰明了，張伯簡還制作了一張《各時代社會經濟結構原素表》，作為輔助材料。這部書出版后，深受進步青年歡迎，產生了廣泛影響。據讀過此書的人回憶：該書“以簡明通俗的文字，扼要地闡述了人類社會發展各時期的特點。此一著述，對工人、農民、青年學生涵濡甚大”（《張伯簡文輯》，第131頁。）。黨內理論家們對此書也非常推崇。惲代英曾建議青年閱讀此書，以“明了從古以來社會經濟進化的原理事實”，掌握“必要的時代知識”。（惲代英：《計劃一九二七年的工作》，《中國青年》1927年第148期。）瞿秋白在其譯注的《無產階級之哲學——唯物論》中，也特意以譯者身份提示讀者，關于社會發展的歷史及社會現象的解釋，可參看張伯簡所譯《各時代社會經濟結構原素表》。（參見《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8冊，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04頁。）

在后來的革命生涯中，毛澤東多次提到張伯簡及其《社會進化簡史》，并給予了高度評價。1943年12月，他要胡喬木幫他找張伯簡的這本書來讀。（參見《毛澤東書信選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217頁。）1950年的一天，毛澤東和身邊工作人員談起讀書，又一次提到了張伯簡。他說，讀書要博覽中外，不能光讀翻譯的外國人的書，中國人寫的馬列主義的書一定要看，并明確指出要讀張伯簡的《社會進化簡史》、李達的《社會學大綱》以及艾思奇的《思想方法論》《社會發展史——歷史唯物論》。（參見何載：《懷念與回憶》，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3年版，第6頁。）眾所周知，毛澤東愛讀書且涉獵極廣，但中國人所寫馬列書能得其推崇者并不多。而在他開出的這份寥寥四部的書單中，社會發展史方面的書就占了一半，而李達的《社會學大綱》中其實也貫穿著社會發展史的內容。由此可見毛澤東對社會發展史之重視。

（二）

早在延安時期，我們黨就把社會發展史納入干部必修課之中。當時，為適應革命和抗戰的需要，毛澤東把辦學校作為培養革命和抗日干部最有效的方法，在他的積極倡導下，延安出現了各類學校。（參見付建成主編《延安時期與中國共產黨的發展論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564頁。）毛澤東對這些學校寄予厚望，十分關心課程設置和教學安排。陜北公學普通班的“社會科學概論”（政治常識）課就包括“社會發展史”，邀請留學日本的知名教授李凡夫講授馬列主義關于社會發展規律的基本知識。延安的中央黨校把“社會發展史”作為五門課程之一，主講者成仿吾，“從猿到人的演變講起，講到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丁一嵐自述記錄稿，成美等：《丁一嵐傳》，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11年版，第51頁。）。中國女子大學把“社會發展史”作為基本課程之一。（參見陜西師范大學教育研究所編《陜甘寧邊區教育資料（高等教育和干部學校部分）》下冊，教育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09頁。）陜甘寧邊區的中學教育也注重社會發展史的教育，并將之納入“社會科學”課程之中。比如，邊區第三師范的“社會常識”課的講授內容即社會發展簡史。（參見張劍平：《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7—219頁。）1939年夏，陜北公學、魯迅藝術學院、延安工人學校、安吳堡戰時青年訓練班等四校合并為華北聯合大學，“社會發展史”被列為主課之一。（參見成仿吾：《戰火中的大學：從陜北公學到人民大學的回顧》，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6、130—131、157頁。）延安大學重建時，毛澤東還專門對出任校長的周揚說，要開一門包括社會發展史在內的大課。（參見大藏主編《名人新作》，大眾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第285頁。）此外，“社會發展史”也是在延安接受思想改造的日本戰俘的必修課程。（參見魏巍：《火鳳凰》，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45頁。）

1940年1月3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干部學習的指示》，規定以社會發展史為主要內容的“社會科學常識”為干部學習初級課程。（參見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32頁。）1941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關于延安干部學校的決定》中又規定，以《社會發展史》《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以及中共中央發表的重要文件、中央領導同志發表的重要文章為教材。（參見《中共中央關于延安干部學校的決定》，《解放日報》1941年12月20日。）1943年12月，毛澤東要胡喬木幫他“就延安能找到的唯物史觀社會發展史，不論是翻譯的，寫作的，搜集若干種給我”（龔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澤東的讀書生活》，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版，第70頁。）。

在毛澤東看來，社會發展史是學習歷史唯物主義的入門課，也是領導干部掌握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必修課。因此，他提議干部教育中要教社會發展史，干部要學社會發展史。（參見《毛澤東書信選集》，第217頁。）在他親自圈定的“干部必讀”叢書中，就包括解放社編選的《社會發展簡史》。20世紀40年代中后期，華北局還曾對社會發展史學習運動作出了詳細的規劃。但當時畢竟處于戰爭環境，干部學習的規模、深度都受到客觀條件的諸多限制。

1949年3月，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召開，會議強調黨的工作重心開始從農村轉向城市，為適應形勢的新變化，全黨有必要進一步加強學習。毛澤東在總結講話中特別要求黨員干部學習社會發展史等12本著作。一場轟轟烈烈的社會發展史學習運動就此拉開序幕。這場學習運動，和全國解放進程同頻共振，甚至可以說，解放軍前進到哪里，黨的紅旗插到哪里，社會發展史的學習運動就擴展到哪里。比如，1949年8月5日，湖南和平解放。9月20日，中共湖南省委即作出規定，各種短期訓練班“應一律以《社會發展史》（解放社編）作為基本功課，其中又以勞動創造世界、階級斗爭和國家問題為主題，聯系中國革命、國際形勢和黨的問題，以便改造思想和建立革命為人民服務的人生觀”。同時將省、地、縣在職干部分為甲、乙、丙三組，均首先學習《社會發展史》。全省中、小學教師暑期也主要學習《社會發展史》。一年多時間，廣大干部通過自學、聽課、討論、解答問題，逐步樹立了勞動觀點、階級觀點、群眾觀點、唯物觀點。（參見湖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湖南省志·共產黨志》，五洲傳播出版社1998年版，第590—591頁。）

1950年召開的七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推動了這場學習運動。在這次會上，毛澤東對知識分子在建設新中國進程中的作用作出了論述，并明確要求“對知識分子，要辦各種訓練班，軍政大學、革命大學，要使用他們，同時對他們進行教育和改造。讓他們學社會發展史，歷史唯物論等幾門課程”，“唯心論者講上帝造人，我們講從猿到人”。（《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4頁。）會議之后，“全國上下很快掀起了學習社會發展史的熱潮。從中央到地方，從機關到廠礦、學校、部隊，都集中了幾個月時間，比較系統地學習社會發展史，從而使廣大干部和群眾特別是知識分子受到了一次普遍的馬克思主義教育。據不完全統計，僅1950年就有100萬人參加了這種學習”（何沁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01頁。）。

（三）

20世紀50年代中后期至60年代初，毛澤東再次倡導學習社會發展史。當時，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在中國大地上確立，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也取得了顯著成就，但同時，蘇聯模式的弊端初步顯露出來。1955年底，毛澤東提出“以蘇為鑒”的問題，希望探索出一條屬于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新路。（參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333頁。）這成為他再次倡導學習社會發展史最重要的宏觀背景。而學校課程設置中思想政治課被弱化甚至一度被取消的錯誤做法，則成為毛澤東再次倡導學習社會發展史的直接起因。1957年2月，毛澤東提出要加強思想政治工作。3月，在普通教育工作座談會上他再次強調，中學政治課要教社會發展史。他說，如果“猴子變人的社會發展史”與歷史課有重復，那么就把歷史課改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講起。但是“猴子變人還要講”。（《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7頁。）

根據這一精神，1957年下半年起，中學各年級又開設了政治課。在1959年7月教育部頒布的全國第一個中學政治課大綱中，“社會發展史”被明確納入初中政治課之中。此后，1963年7月教育部《關于實行全日制中小學新教學計劃（草案）的通知》又作出規定，中學政治課設置“社會發展簡史”。1964年，中共中央批發《改進高等學校中等學校政治理論課的意見》，規定初中二年級開設“社會發展簡史”。按照這樣的精神，1963至1964年，教育部組織編寫了一套課本，經中宣部審定出版，其中之一即《社會發展簡史》。據檔案史料記載，20世紀60年代的中學“社會發展史”教育效果很好，增強了中學生“辨明是非”，認清“帝國主義本質和世界形勢的能力”。（參見北京市教育局編《北京市普教資料選編1949—1985》第11集，1985年內部印行，第197頁。）“文革”期間，政治課教學處于混亂狀態，甚至陷入停滯。有些地方雖編寫了社會發展史題材的課本，但也難于進行正常教學。

這一時期，毛澤東格外重視社會發展史對黨員干部的教育意義。1959至1961年，為迅速地培養理論干部，中央高級黨校陸續招收了三個理論干部班，也稱“秀才班”。這個班的學習時間是四年，目的是按照毛澤東《關于工作方法六十條》中所說的，培養黨自己的知識分子、無產階級自己的“秀才”，這些人是“較多地懂得馬克思主義，又有一定文化水平、科學知識、詞章修養”的理論干部。聯系到當時的歷史情境，開辦“秀才班”應具有為探索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儲備理論人才之長遠考慮。經濟學家張熏華就是因發表了與蘇聯統計學家論戰的文章，被中央高級黨校吸收到“秀才班”進修的。（參見世界政治經濟學學會編著《世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思想論集》第1輯，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10年版，第268頁。）“秀才班”的三個班次都把“社會發展史”作為重要課程，特別是59班和60班，開始沒有學習社會發展史，后又特意補學了一遍。（參見《艾思奇全書》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91頁。）可見，在彼時毛澤東的心中，社會發展史是中國自己的馬列主義“秀才”不可不掌握的思想武器，還可以看出，在毛澤東看來，探索民族發展的新路，離不開社會發展史所提供的理論指導。

（四）

從上文的梳理可以發現，毛澤東每每在中國革命和社會發展的關鍵時期或轉折關頭，大力倡導學習社會發展史，由此來統一全黨乃至全社會對人類社會歷史發展走向的認識。王蒙在中學時代曾讀過華崗的《社會發展史綱》，感到此書“參盡天機天條，五種生產方式，歷史必然規律，誰能違反？誰能改變？一讀此書立即覺得是正義在胸，真理在手”（王蒙：《半生多事》，花城出版社2006年版，第54頁。）。可見，社會發展史不僅在思想理論界居統攝地位，而且積淀入普通中國人政治常識深處，深刻地改變了現代中國人的歷史觀，成為人們認識社會歷史發展進程的重要“取景框”。更為重要的是，社會發展史所描述的社會發展規律，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特別是在資本主義社會與社會主義社會長期并存的世界歷史發展進程中，成為中國共產黨制定政策主張的一個基本理據，也是黨的政策贏得人心、占據歷史發展規律制高點的一個重要法寶。而這也應是毛澤東多次倡導學習社會發展史的深層考慮所在。

〔作者胡一峰，《中國文藝評論》雜志副主編，北京100083〕

（責任編輯：高長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