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同志與遵義新局
毛澤東同志與遵義新局
李振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長征途中占領的貴州遵義縣城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通稱遵義會議。遵義會議原定是開一次政治局會議,后來在紅軍指戰員的強烈要求下,才開成了擴大會議;原定的議程是總結第五次反“圍剿”以來軍事指揮上的經驗與教訓,不想,經過激烈的爭論,會議內容由軍事問題擴展到組織問題。
經過3天的熱烈討論,遵義會議作出決定:一、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二、委托張聞天起草《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三、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四、取消在長征前成立的“三人團”,仍由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周恩來是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會后不久,在常委中重新進行分工,由張聞天替代博古負總責;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
二十位與會者,恐怕當時不會想到,關于軍事指揮人選的變動,改變了紅軍長征的命運。而這次擴大會議,多年后被高度評價為“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在遵義會議上,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在沒有共產國際指導的情況下,獨立自主地撤換了共產國際指定的負責人,撤換了代表共產國際的軍事指揮者。第五次反“圍剿”戰爭的失敗,丟掉中央蘇區,特別是湘江血戰的慘重損失,紅軍將士早已對李德“畫圖式”的瞎指揮憤怒到了極點。行軍到貴州黃平時,同為擔架行軍的張聞天和王稼祥在橘林休息,談起軍情,一致認為還是毛澤東打仗有辦法,應該出來。一通氣,大部分人贊成讓毛澤東出來指揮。在遵義,毛澤東眾望所歸,被推選出來參與軍事領導。在周恩來的支持下,遵義會議之后,毛澤東實質上已經接過了紅軍的軍事指揮權。
遵義會議后紅軍的第一仗就是毛澤東同志提議的土城戰斗。由于情報有誤,土城的敵人比預想的多,紅軍撤出了戰斗。這一仗,讓剛剛“出山”的毛澤東同志,遭遇了一次信任危機。但沒過多久,毛澤東同志就以其軍事指揮生涯的“得意之筆”——四渡赤水,一掃質疑。憑借機動靈活、沉著果斷的指揮,毛澤東同志帶領紅軍以迂回曲折的行軍方式,跳出了幾十萬國民黨軍隊的包圍圈,擺脫了長征以來紅軍一直處于國民黨重兵圍追堵截中的危局,取得了戰略轉移中的決定性勝利。“毛澤東用兵真如神”的說法,開始在紅軍上下傳開。
在長征途中,軍事工作是黨的最重要的工作,關鍵是誰能夠領導紅軍打好仗。在政治路線正確的前提下,只有在戰爭中不斷得到軍隊擁護的人,在戰爭中讓黨和紅軍轉危為安的人,才能真正成為黨的領袖。從這個意義上,我們說,遵義會議開始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遵義會議前后毛澤東同志之所以能夠確立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除了卓越的軍事指揮天才,還與他那種高度自覺的責任擔當、日漸成熟的領導方式和個性品格有著或多或少的關系。
說到責任擔當,不能不提一件事。1935年3月,在決定是否攻打打鼓新場的會議上,在別人都贊成打的情況下,唯有毛澤東同志認為不能遠途奔襲,打固守之敵,否則久攻不下,敵軍來援,紅軍將四面受敵。他甚至提出,如果要打,就辭去前敵司令部政委職務。結果,大家真的舉手通過了他的辭職。按說,事情到了這個地步,一般的人也就作罷了。但毛澤東不是一般人,他有那種高度自覺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事關紅軍前途命運,他越想越睡不著,越想越覺得不能打。深夜,毛澤東提著馬燈,沿著狹窄的羊腸小道,找到周恩來,繼續做說服工作。周恩來終于同意部隊出發前召集大家再討論一次。結果,第二天一早,傳來情報,說敵情有變,蔣介石已經下令中央軍向打鼓新場壓了過來。顯然,毛澤東的判斷是對的,這一仗是不能打的。從會前判斷、會中的堅持到會后的做工作,毛澤東的責任擔當,贏得了大家的認可。
經過遵義會議,毛澤東同志的領導方式和個性品格日益成熟。在中央蘇區的時候,他給一些同志的印象是“有才干”,但“個性強”。毛澤東同志在身處逆境的情況下,經歷了長時間的痛苦磨煉,深切地領悟到團結大多數的極端重要性。長征路上,他在中央領導層中一個一個地做工作,讓正確的意見為大多數人所接受,這才實現了遵義會議的巨大轉折。賀子珍回憶說:“遵義會議后,毛澤東對我感嘆地講:‘辦什么事都要有個大多數啊,’”她清楚地察覺到:“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以后,有很大的變化,他更加沉著、練達,思想更加縝密、周到,特別是更善于團結人了。”
一個領導團隊的能力水平、一項事業的成敗,與核心領導者的決策能力和政治智慧有很大關系。鄧小平同志說,遵義會議以前,我們的黨沒有形成過一個成熟的黨中央。第一代成熟的領導集體,是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從遵義會議開始逐步形成的。
遵義會議后,中央紅軍在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克服千難萬險,通過大涼山彝族區,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爬雪山,過草地,克服張國燾南下分裂紅軍的危機,終于在1935年10月到達陜北吳起鎮。至此,中央紅軍勝利地完成了二萬五千里長征。
歷史已是過往,但歷史不能忘記。
1964年11月,毛澤東同志為遵義會議紀念館題寫了“遵義會議會址”。據考證,這是毛澤東同志一生中唯一一次給革命故跡題名。
(作者單位: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一編研部)
來源:《 光明日報 》( 2016年10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