適應新時代 創造新理論

——重溫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

李慶英

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過程中發表過兩次談話，集中體現了他對中國思想界“歷史使命”問題的深刻思考，其中的一些獨到見解對于當今中國思想界“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更好地履行肩負的“歷史使命”，仍有重要的思想價值和借鑒意義。

據《毛澤東年譜（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出版，以下簡稱《年譜》）記載：1959年12月10日，毛澤東組織了一個讀書小組，指定陳伯達、胡繩、鄧力群、田家英等同他一起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這次讀書活動一直持續到1960年2月9日。在此期間，毛澤東圍繞“世界觀和方法論”“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政治經濟學的一些問題”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獨到而深邃的思想觀點。讀完《年譜》中毛澤東的相關談話內容，我覺得其中有兩次談話特別值得重溫和重視。

第一次是1959年12月10日談話：為中國思想界的“歷史使命”問題“破題”

1959年12月10日，毛澤東在讀到教科書“在某些資本主義國家和過去的殖民地國家中，工人階級通過議會和平地取得政權是有現實的可能性的”這一段時發表了一次較長談話，首次提出“創造新的理論，寫出新的著作，產生自己的理論家”。可以說，這次談話標志著中國思想界“歷史使命”的“破題”。從這次談話中可以看出毛澤東就這個命題提出的主要觀點。

這個命題是針對黨內存在的混亂思想和錯誤觀點提出的。從歷史情況來看，當時黨內在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方面存在一些混亂思想，主要表現為兩種情況：一種是學與用分離的“兩張皮”現象。對此，毛澤東在1958年給黨內領導干部所寫的《關于讀書的建議》中就一針見血地指出：“有些號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的同志，在最近幾個月內，就是如此。他們在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時候是馬克思主義者，一面臨目前經濟實踐中某些具體問題，他們的馬克思主義就打了折扣。”另一種是固守馬克思“老祖宗”著作的教條主義傾向。即當時黨內有不少人認為學哲學只要讀《反杜林論》《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就夠了，其他的書可以不必讀。這種觀點一方面流露出某種對學習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消極情緒，另一方面也暴露了一些人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的片面觀念。對此，毛澤東嚴肅地批評說，“這種觀點是錯的。馬克思這些老祖宗的書，必須讀，他們的基本原理必須遵守，這是第一”，但“單靠老祖宗是不行的”。

這個命題清晰界定了“新的著作”“新的理論”“新的理論家”所具有的政治品格。毛澤東在談話中明確提出：“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任何國家的思想界，都要創造新的理論，寫出新的著作，產生自己的理論家，來為當前的政治服務。”人類社會思想發展史鮮明地昭示，任何一種對社會產生重大影響的新理論，都是為解決那個時代的現實問題而產生的，必然要為現實政治服務，這是一條基本規律。對此，毛澤東深刻地分析說：“只有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列寧，不寫出《兩個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決一九○五年和以后出現的新問題。單有一九○八年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還不足以對付十月革命前后發生的新問題。適應這個時期革命的需要，列寧就寫了《帝國主義論》《國家與革命》等著作。”

這個命題凸顯了社會主義時代的中國“寫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以來就是一個高度重視思想武裝和理論指導的政黨，重視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的結合。在此過程中，毛澤東無疑成為“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奠基者”。他自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特別是黨的主要領導人以后，就堅持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之“矢”，去射中國革命實踐問題之“的”，從而寫出了一系列指導革命實踐的重要著作。正如他所指出：“我們在第二次國內戰爭末期和抗戰初期寫了《實踐論》《矛盾論》，這些都是適應于當時的需要而不能不寫的。”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之后，面對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全新的歷史課題，中國共產黨人急需理論指導，但是這方面的實踐經驗和理論思考都十分薄弱，因此在一段時間里不得不借鑒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正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毛澤東向黨內干部提出要學習《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特別是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下冊）社會主義部分。不過，在毛澤東的認識中，別國的經驗只能是啟發和參考，而要解決中國自己的新問題，還必須形成自己的新理論，所以他嚴正地指出：“現在，我們已經進入社會主義時代，出現了一系列的新問題，如果單有《實踐論》《矛盾論》，不適應新的需要，寫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論，也是不行的。”

第二次是1960年2月9日談話：為中國思想界履行“歷史使命”提供科學方法論

1960年2月9日，毛澤東在讀完“結束語”后，對教科書進行了一次總的評價。這次談話主要是圍繞如何“寫出一本成熟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展開的，這為中國思想界履行“歷史使命”提供了科學方法論。對此，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來認識。

“創造新的理論”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論”。時代是思想之母，實踐是理論之源。馬克思主義理論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人的大腦中固有的，而是從實踐中通過抽象的思維方法分析、總結和概括出來的。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形成的基本原理，也是馬克思主義實踐論的基本觀點。這一原理和觀點要求，社會主義時代的中國思想界要“寫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論”，必須立足于和植根于社會主義中國的實踐經驗。作為偉大的思想家和戰略家，毛澤東在社會主義制度確立后不久就清醒地認識到形成社會主義新理論的實踐局限性：一方面，他滿懷期待地提出“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究竟怎樣寫才好？從什么地方開始寫起？這個問題很值得研究”；另一方面，他又不無憂慮地指出“寫出一本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現在說來，還是一件困難的事情。有英國這樣一個資本主義發展成熟的典型，馬克思才能寫出《資本論》。社會主義社會的歷史，至今還不過四十多年，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還不成熟，離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還很遠”。所以，他深刻地總結說：“現在就要寫出一本成熟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還受到社會實踐的一定限制。”

“寫出新的著作”必須運用馬克思主義“分析法”。我們常常聽說過這樣一句話，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這絕非空話套話，而是基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實踐得出的一個最凝練的科學概括，凝結著馬克思主義的精髓要義。這里的“方法”，很重要的一個內容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法。那么，何謂“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法”？我們從毛澤東在對教科書寫法既“破”又“立”的評論中不難領會這一科學方法的內涵。在“破”的方面，毛澤東直言不諱地批評說：這本書的寫法很不好，總是從概念入手；是先下定義，不講道理；不是從分析入手，總是從規律、原則、定義出發，它所用的方法，不是分析法，而是演繹法，這是馬克思主義從來反對的方法。在“立”的方面，毛澤東鮮明地提出，研究問題，要從人們看得見、摸得到的現象出發，來研究隱藏在現象后面的本質，從而揭露客觀事物的本質的矛盾；《資本論》對資本主義經濟的分析，就是用這種方法，總是從現象出發，找出本質，然后又用本質解釋現象，因此，能夠提綱挈領；原理、原則是結果，這是要進行分析，經過研究才能得出的；研究問題應該從歷史的分析開始。

“產生自己的理論家”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結合論”。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生產者，必須同時具備實踐家的現實眼光和哲學家的思想方法，這種生產者也就是毛澤東在延安時期所界定的“我們所要的理論家”：“他們能夠依據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正確地解釋歷史中和革命中所發生的實際問題，能夠在中國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種種問題上給予科學的解釋，給予理論的說明。”在這次讀完教科書“結束語”的談話中，他為“創造新的理論，寫出新的著作”提出了一種革命家與哲學家的“結合論”，指出：“這本書說的是書生的話，不是革命家的話。他們做實際工作的人沒有概括能力，不善于運用概念、邏輯這一套東西；而做理論工作的人又沒有實際經驗，不懂得經濟實踐。兩種人，兩方面——理論和實踐沒有結合起來。同時作者們沒有辯證法。沒有哲學家頭腦的作家，要寫出好的經濟學來是不可能的。”據此，他進一步分析指出：“馬克思能夠寫出《資本論》，列寧能夠寫出《帝國主義論》，因為他們同時是哲學家，有哲學家的頭腦，有辯證法這個武器。”

來源：《 學習時報 》（ 2016年10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