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是怎樣講好“延安故事”的

李雨檬

抗日戰爭時期，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步步緊逼，國民黨又長期封鎖、不斷制造摩擦的艱難情況下，毛澤東通過講述“延安故事”，成功地把中國共產黨的政策主張以及中國革命的道路方向展示在世界面前，吸引了萬千愛國人士和國際友人前往延安，贏得了國內國際廣泛的同情、理解和支持，為中國革命勝利提供了強大推動力。重溫毛澤東講“延安故事”這段歷史，對于我們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于“講述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的指示，具有重要啟示和借鑒意義。

一、毛澤東為什么要講“延安故事”

抗日戰爭時期尤其是抗戰初期，由于國民黨的刻意封鎖，我們黨直接對外“發聲”非常困難，中國共產黨及延安在外界的形象是模糊的、歪曲的。正如斯諾在《西行漫記》一開篇所說：“在世界各國中，恐怕沒有比紅色中國的情況是更大的謎，更混亂的傳說了。”（〔美〕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董樂山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1頁。）

國民黨對共產黨與延安的“描述”，主要有這樣幾個方面：一是誣稱中共是“共匪、赤匪、強盜、暴徒”（《史沫特萊文集》第1卷，袁文等譯，新華出版社1985年版，第164頁。），這是自土地革命以來一直送給共產黨的“帽子”；二是刻意貶低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的抗日努力與功績，對外宣稱“共產黨沒有和日本人打過一次仗”，“目前希望他們打日本人也只能是奢望”（〔美〕哈里森·福爾曼：《北行漫記——紅色中國報道》，路旦俊、陳敬譯，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11頁。）；三是抹黑共產黨領導下的邊區生活，說是“罌花滿地”，“人民如何苦慘，生活如何窮困，稍有資產者則剝榨凈盡，活埋生命極無人道，男女混雜人倫不講”（《陳嘉庚自述》，時代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安徽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第177頁。）。這些污蔑言論在一定程度上對共產黨的形象造成了損害，也產生很多誤解。面對國民黨的肆意造謠、抹黑和攻擊，我們黨必須主動予以回擊，進行解釋和宣傳。

而在當時，面對日益嚴峻的抗戰形勢，國內外關心抗戰大局的各界人士對“中國前途在哪里”的擔憂越來越重，紛紛把目光轉向了中共和延安，愿意聽聽來自延安的“故事”。共產黨堅持抗戰的實際表現，以及通過種種渠道傳播出去的《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等理論著作，則使外界對中共有了更多的積極猜測和期待。他們迫切地想知道，能否從中共那里找到“中國的希望”？中共這支越來越強大的力量，以及邊區這片被國民黨花大力氣“包裹”起來的土地，究竟是什么樣的？斯諾啟程打開“紅色中國”的大門之前，就準備了78個美國民眾關心的問題，想要尋找答案。從中國共產黨自身來說，抗日救亡，發展自己，是抗戰時期的兩大任務。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完成這兩大任務的必然選擇。中國共產黨迫切需要在輿論宣傳上著重向外界說明黨在抗戰救國、民主政治等方面的主張，掃除悲觀論調，動員全國民眾堅持持久抗戰，還要隨著抗戰形勢的發展，不斷爭取中間勢力、爭取國際援助。毛澤東明確指出：“如此偉大的民族革命戰爭，沒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動員，是不能勝利的。”（《論持久戰》（1938年5月），《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0頁。）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經過毛澤東的精心謀劃和組織，我們黨打響了講好“延安故事”這場輿論攻堅戰。

二、毛澤東如何講“延安故事”

注重宣傳工作，領導宣傳工作，參與宣傳工作，是毛澤東領導中國革命的重要方面。延安時期，他所講述的“延安故事”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中國共產黨堅持抗戰、堅持團結、堅持進步，號召促成并維系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故事；二是中國共產黨領導邊區人民踐行民主政治，探索經濟、文化、教育等建設方法，建設“模范區”“樣本區”的故事；三是中國共產黨人和千千萬萬邊區人民的故事。

作為黨的理論家、宣傳家，毛澤東在講述“延安故事”時審時度勢，方法靈活，多管齊下，大大增添了“故事”的感染力和影響力。

（一）用交談方式講述“延安故事”。

毛澤東的“聽眾”類別很多，有國內的記者、民主人士、知識分子、革命青年、國民黨人等，也有國外的記者、政要、團體等。在繁忙的事務中，毛澤東抽出大量時間與他們會談、交流，向他們講述“延安故事”，增進他們對延安的了解和認同。同時，也讓各界人士成為了他的“間接渠道”，讓“延安故事”傳播得更遠更廣。

毛澤東極為重視與新聞記者的交流。國民黨的重重封鎖，加上長年身處延安，毛澤東很難直接對外“發聲”。記者這一特殊職業，使他們可以通過手中的筆，迅速地向外傳播客觀情況。斯諾曾說：“畢竟我是一種媒介，他通過我，第一次得到了向世界發表談話，更重要的是，向全中國發表談話的機會。……他的看法一旦用英語發表出去，盡管國民黨實行新聞檢查，也會傳回到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的耳朵里。”（《斯諾文集》第1卷，新華出版社1984年版，第192頁。）

從斯諾開始，毛澤東會見了大批中外記者，直到1939年國民黨又對邊區開始了長達五年的封鎖。1944年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訪問延安時，“毛主席很興奮，與記者暢所欲言，因為總算是打開了局面。外國記者的情緒也很高，像發現了新大陸”（《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8頁。）。毛澤東回答了記者們關于抗戰政策、抗戰前途、國共合作、戰略戰術、國際形勢等方面的問題，介紹了中共和邊區的情況，同時也從他們那里了解到國際國內的許多信息。“紅色中國”的故事，跟隨著史沫特萊、海倫·福斯特·斯諾、貝特蘭、王公達、黃薇以及斯坦因、福爾曼、愛潑斯坦、白修德等外國記者的暢銷著作，傳遍了世界；也隨著舒湮、鄧靜溪、趙超構等中國記者的真切報道，打動了無數國內民眾。

毛澤東也非常重視向民主人士、華僑領袖講述“延安故事”，如梁漱溟、黃炎培、陳嘉庚等。

1938年1月，梁漱溟帶著對中國前途的擔憂到達延安。在21天時間里，毛澤東與他多次交談，其中有兩次是通宵達旦。關于梁漱溟最為關注的抗戰前途問題，毛澤東堅定地回答說：“中國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觀，應該非常樂觀，最終中國必勝，日本必敗，只能是這個結局，別的可能性不存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9頁。）毛澤東一再強調的“中國必勝，日本必敗”，成為不久后寫成的《論持久戰》中的重要觀點。

抗戰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后，陳嘉庚帶領“南洋華僑回國慰勞考察團”到訪延安。毛澤東針對國共摩擦問題，向陳嘉庚解釋了中共“又團結又斗爭、以斗爭求團結”的政策，表達了中共關于團結抗戰的立場和態度。陳嘉庚回憶，毛澤東“囑余謁見蔣委員長時，代為表白伊完全無惡意。又云：‘君到此多日，所有見過此間情形，如回到南洋請代向僑胞報告’”（《陳嘉庚自述》，第173頁。）。陳嘉庚沒有辜負毛澤東的囑托，他后來在重慶、在南洋的講演中，力陳中共的真實情況，引起巨大社會反響。

抗戰勝利前夕，毛澤東在延安會見了為恢復國共商談而來的黃炎培一行。黃炎培在邊區看到了距離他的理想相當近的“新世界”，并且與毛澤東進行了著名的“窯洞對”——用“民主新路”破解“歷史周期率”的難題。黃炎培把他在延安五天之行的經歷和感想以及“民主新路”的談話，很快寫成《延安歸來》一書，熱情贊頌毛澤東和共產黨領導下的延安。這本書避開了國民黨的檢查自行出版，初版兩萬冊在短短幾天內就被搶購一空。毛澤東講述的“延安故事”，也因為這本在大后方轟動一時的暢銷書而傳播甚廣。

（二）用文字陳說“延安故事”。

毛澤東認為，輿論宣傳工作要為大局服務。他曾形象地稱知識分子的一枝筆堪比“三千毛瑟精兵”。在講述“延安故事”時，毛澤東適時地運用紙媒的力量，把黨的政策主張及時宣傳出去，表明立場，擴大影響。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針對美軍觀察組的宣傳。

毛澤東在1944年6月28日確切得知美軍觀察組可來延安后，當即表示歡迎。在7月22日觀察組第一批人員飛抵延安之前，《解放日報》《新華日報》等集中刊登了大量關于美國民主自由以及中國追求民主的社論和新聞稿。

以《解放日報》為例：7月1日，刊登華萊士題為《美國極端同情中國爭取民主、獨立的斗爭》的講演辭；7月2日至5日，“國際輿論”專欄分四期連載《中國為民主而奮斗和目前的政治危機》；7月3日，刊登黃炎培《呼吁國人為民主拼命》的講演辭；7月4日，刊登社論《祝美國國慶日——自由民主的偉大斗爭節日》；7月7日，刊登紀念抗戰七周年的社論《在民主與團結的基礎上，加強抗戰，爭取最后勝利！》等等。

1944年8月15日，《解放日報》刊登了毛澤東親自改定的社論《歡迎美軍觀察組的戰友們》，其中“戰友們”是毛澤東加上的。在這篇社論里，除了對美軍觀察組的到來表示歡迎，認為這“對于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實有重大的意義”之外，還對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戰果做了介紹，以澄清“國民黨統治人士的欺騙政策與封鎖政策”。

毛澤東這樣做，有三層用意：第一，強烈表達中國共產黨對抗戰的堅定信心與對民主政治的追求；第二，批判國民黨的政治獨裁；第三，高度肯定美國對延安的“善意”，為爭取美軍觀察組的支持作鋪墊。

毛澤東在特定時期的集中宣傳造勢，確實引起了美軍觀察組的關注。觀察組成員謝偉思在發回美國國務院的報告中，詳細記錄了毛澤東關于“民主”和“合作”的談話內容：毛澤東說，“美國會發現我們比國民黨更易于合作。我們不怕民主的美國影響——我們愿意歡迎它”，“美國無需害怕我們不愿意合作，我們必須合作，我們需要得到美國的援助”。（〔美〕約瑟夫·W·埃謝里克：《在中國失掉的機會——美國前駐華外交官約翰·S·謝偉思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報告》，羅清、趙仲強譯，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60—261頁。）

經過我方的宣傳和解釋，觀察組逐步改變了對中國抗戰的整體印象特別是對中共的態度。謝偉思在其報告中多次提出調整美國對華政策的意見，建議“有理由把美國的軍事援助擴大給予中國共產黨軍隊”（《在中國失掉的機會——美國前駐華外交官約翰·S·謝偉思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報告》，第279頁。）。1945年2月8日由美國駐重慶大使館全體政務官員聯名發出的《中國的局勢》報告中說：如果美國繼續堅持片面支持援助蔣介石的政策，“在中國發生混亂就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災難性的內部沖突可能加速爆發。（參見《在中國失掉的機會——美國前駐華外交官約翰·S·謝偉思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報告》，第314頁。）

（三）用事實展現“延安故事”。

毛澤東曾這樣說：“我們反攻敵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辯論，只是忠實地報告我們革命工作的事實”，面對敵人的抹黑，我們說“請看事實”。（參見《〈政治周報〉發刊理由》（1925年12月5日），《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新華出版社2014年版，第2頁。）這是毛澤東始終堅持的宣傳工作方針。

中共和邊區的新聞自由給到訪者們留下深刻印象。他們把延安與被稱為“反共壁壘”的西安作對比說：在西安，“每個人仿佛都是棋盤上的棋子，行動都要嚴格遵守規則，一般不能按本人意志行事”（《愛潑斯坦新聞作品選》，今日中國出版社1995年版，第21頁。）。黃炎培說：“我們在延安，倒自自在在的。要到哪里，看哪些人，都絕對自由。你不需要帶路，你就自己去。”（黃炎培：《八十年來》，文史資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15頁。）

“請看事實”的宣傳策略產生了非常好的效果。黃炎培說：“延安五日中間所看到的，當然是距離我理想相當近的。”（黃炎培：《八十年來》，第149頁。）是我們黨歷史上開展對外宣傳的一次成功實踐。接受毛澤東的建議，華僑記者黃薇在華北敵后待了三個多月，走了四十多個縣，行程數千里。她把自己的親身經歷寫成百余篇敵后通訊，向海外僑胞報道了祖國人民英勇的抗日斗爭事跡。在華北某抗日根據地被營救，并在那里生活了兩個月的美軍飛機轟炸手布希回國后，向紐約《下午報》說：中國共產黨人在他們領導的區域有效地組織起中國人民從事全面抗日戰爭，我能證明他們是打日軍的。

自由的邊區，吸引了更多的來訪者；自信的中共，獲得了更多的信任和支持。毛澤東此舉，可謂“一箭三雕”：一能表明中共的誠懇態度和強烈自信；二能讓邊區的情況更加全面和具體地展現在來訪者面前，讓“延安故事”更詳實；三也能讓“延安故事”更加真實可信。

三、講好“延安故事”的效果

毛澤東講述“延安故事”取得巨大成效，是我們黨歷史上開展對外宣傳的一次成功實踐。

（一）呈現了一個真實的延安、真實的中國共產黨，贏得廣泛理解、同情和支持。

聽毛澤東講完“延安故事”后，各界人士紛紛向外界介紹他們的所見所聞、親身感受，針對之前聽說的種種不實信息，為中共和邊區進行了強有力的辟謠。

陳嘉庚就是其中一例。對于邊區的真實情況，陳嘉庚在重慶作題為《西北之觀感》的演講時說：“及到兩三天，已明白傳聞均失實。”他親身的所見所聞則是：“田園、屋宅、財產，仍民眾私業，未有變更。商販店行亦民眾自由經營，一條街道百多家，大小資本概屬私人所有。政府絕無干預。”又說：“至于公妻滅人倫，則絕無其事。若男女混雜，以余所見所聞，凡男女往來起居，甚有秩序。”他呼吁：“現下為抗戰救亡危險時際，希望全國民族一致對外！”（《陳嘉庚自述》，第209—210頁。）陳嘉庚這個演講的聽眾有數百人，包括重慶大部分報館的記者。他的講演內容對國民黨當局而言，無異于引爆了一顆重型炸彈。

英國記者斯坦因用日本人的評論，側面肯定了共產黨在抗戰中的作用。他寫道：“共產黨的軍隊，是和人民緊密聯系著的，對于這種聯合力量的恐懼，使得日本人宣言說：‘他們’（共產黨）現在是日本皇軍在中國必須認真攻打的唯一敵人。”他還說：“在新民主主義之下，延安已經動員并實現了他們的作戰力量。我覺得新民主主義毋寧說更近于英國的戰時民主制。它有獲得和平，也有贏得勝利的可能性。”（〔英〕斯坦因：《遠東民主的種子》，《解放日報》1945年6月4日。）

（二）使“延安”成為一個精神符號，吸引了大批人士奔赴邊區，凝聚了抗戰力量。

一首當時廣為流傳的詩歌，生動表達了愛國青年對延安的向往：“我們不怕走爛腳底板，也不怕路過九妖十八怪，只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不能到前方抗戰；只怕取不上延安的經典，不能變成最革命的青年！”（馬國昌：《延安求學記》，武漢出版社1997年版，第3頁。）許多青年懷揣著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或是“肋下挾著一本《西行漫記》”奔赴延安（參見《斯諾文集》第3卷，新華出版社1984年版，第213頁。），成為革命隊伍的一員。1937年8月，抗大第三期學員中有知識青年477人，而1938年4月，抗大第四期學員中，知識青年數量則達到4655人。成千上萬的愛國人士、知識分子和革命青年，不怕艱難困苦，長途跋涉奔赴延安，許多人長期留在了延安，成為抗戰力量的強大儲備，為奪取抗戰勝利和建設新中國打下了堅實的人才基礎。

“延安故事”輾轉流傳，在國統區乃至國際社會產生巨大影響。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理論上，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關于抗戰救亡、民主建國的一系列理論主張，通過“延安故事”這一載體得以傳播開來。“團結”“抗戰”“進步”的旗幟，極大地鼓舞了全國人民堅持抗戰、抗戰必勝的信心。二是在實踐上，“延安故事”使邊區作為抗戰大后方民主政治建設“樣板”的形象廣為傳播。不少人通過“延安故事”，知道了“中國的希望在延安”，“為普通百姓謀福利”的社會在延安，“百煉成鋼的指揮者和戰士”也在延安。（參見〔英〕斯坦因：《遠東民主的種子》，《解放日報》1945年6月4日。）

四、毛澤東講“延安故事”的方法和藝術

毛澤東講“延安故事”，堪稱黨的宣傳工作史上的典范之作，有很多好的做法值得總結。

（一）始終站在人類文明進步的立場上，從救亡圖存和民族復興的大局出發看待問題、分析問題。

這是毛澤東講述“延安故事”的重要經驗。正是高舉著團結、進步的大旗，圍繞著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和抗日戰爭的大局，毛澤東和我們黨借助正確的輿論宣傳方式，把黨的政策主張廣泛傳播出去，從而擴大了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影響。人們由此確信：延安就是中國革命的樣板，中國共產黨就是中國的希望。

（二）善于抓重點，抓矛盾的主要方面，有針對性地做宣傳和解釋工作。

這是毛澤東講述“延安故事”的重要方法。

宣傳工作與其他革命工作一樣，需要正確的策略方針來指導。在抗戰的不同階段，針對黨內外各界關心的不同問題，毛澤東用“延安故事”解答和闡明了持久抗戰、民主政治、聯合政府等最受關注的問題，取得很好的效果。他強調宣傳工作要有的放矢，對癥下藥，“射箭要看靶子，彈琴要看聽眾”。比如，對待國外團體和美軍觀察組，他主要是講中國抗戰是“義戰”，是進步的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強調向中國進行國際援助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具有重要意義。對待民主人士，他主要是講民主，講團結，講民族復興的前景。對待日軍俘虜，他主要是講寬待政策，做孜孜不倦的宣傳來瓦解敵人軍心，努力使抗日戰場上出現“國際縱隊”這樣的好局面。

（三）形式多樣、不拘一格，注意把原則性和靈活性結合起來。

這是毛澤東講述“延安故事”的重要策略。正式宴會、日常便飯、舞會、劇院等，都是毛澤東講“延安故事”的場合。例如，毛澤東與謝偉思的談話共有四次，其中只有兩次是正式會談。另外的兩次，一次是在歡迎晚宴上鄰座吃飯時談的，一次是在八路軍總部舉辦的舞會上，“毛澤東在舞會間歇中順便走到我旁邊就座，并開始了持續約20分鐘的談話”（《在中國失掉的機會——美國前駐華外交官約翰·S·謝偉思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報告》，第237頁。）。毛澤東提倡要講“生動活潑切實有力”的話，反對“語言無味，像個癟三”。在講述“延安故事”時，他在談話、講演和文章中大量引用中國四大名著、古代兵法以及其他古代典籍中的內容作為例子，土語、習語、雙關語更比比皆是。“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這一論斷，就是毛澤東在1946年與美國記者斯特朗談話時提出的。而對于“紙老虎”的特征以及準確翻譯，也是毛澤東的獨創，他自己用英語敲定表達為“Papertiger”。“紙老虎”這個生動有力的表述被報道后引起巨大反響，極大地增強了人民的必勝信心。

（四）堅持用事實說話，注重以情動人、以理服人。

這是毛澤東講述“延安故事”取得成功的關鍵。注重用事實更生動、貼切地印證和展現“延安故事”，是毛澤東宣傳策略的重要方面。他經常建議來訪者多走走，多了解一些情況。他對來延安的“聽眾”非常尊重，以禮相待。英國記者貝特蘭回憶說，某次談話結束時，毛澤東把他和翻譯送到院子里，還盛情邀請說：“你們一定再來，讓我們一起再多談談。”（〔英〕詹姆斯·貝特蘭：《不可征服的人們——一個外國人眼中的中國抗戰》，李述一等譯，韓紅等校，求實出版社1988年版，第113頁。）即便交談時有爭論，毛澤東仍然不失政治家的風度，不咄咄逼人。對此，不少到訪延安的人都深有體會。斯諾說：“他很少對反駁者作正面的進攻。……他側面抄襲反駁者，他一個一個駁倒對方的論點，直到慢慢地把它全部包圍起來，然后用最后的滑稽語調或動人的邏輯說服了對方。”（《斯諾文集》第3卷，第239—240頁。）梁漱溟在回憶他與毛澤東關于“如何建設新的中國”問題爭論不下時說：“他穿著一件皮袍子，有時踱步，有時坐下，有時在床上一躺，十分輕松自如，從容不迫。他不動氣，不強辯，說話幽默，常有出人意料的妙語。明明是各不相讓的爭論，卻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談。”（汪東林：《梁漱溟問答錄》，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4頁。）

（五）充分調動群眾的積極性，形成人人都是“宣傳家”的生動局面。

這是毛澤東講好“延安故事”的重要保證。人民，是毛澤東講述“延安故事”最龐大的后援團，也是最龐大的參與者。他明確講：“什么是宣傳家？不但教員是宣傳家，新聞記者是宣傳家，文藝作者是宣傳家，我們的一切工作干部也都是宣傳家。”（《反對黨八股》（1942年2月8日），《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8頁。）講好“延安故事”，人人有責。事實的確如此，在邊區每個人都是“延安故事”的“宣傳家”。來訪者們發現，在邊區，“無論人們向誰——理發員、或是農民、或是管理房間的服務員——提出問題，他都能很好地說明共產黨堅持抗戰的綱領”（約瑟夫·W·埃謝里克：《在中國失掉的機會——美國前駐華外交官約翰·S·謝偉思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報告》，第183頁。）。比如，延安路邊的老百姓，在黃炎培看到意見箱時，就會告訴他：“個個人得投書街頭的意見箱，也個個人得上書建議于主席毛澤東。”（黃炎培：《八十年來》，第128頁。）

毛澤東講述“延安故事”的這些成功做法和經驗，是我們黨的寶貴財富，對于今天講述好“中國故事”具有重要啟示和借鑒意義。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國際傳播話語權問題，強調要“講述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而且帶頭在國際社會講“中國故事”。每次出訪，不論是會談、交流還是演講，都在講中國道路的歷史淵源和現實基礎，講中國夢的背景和內涵，講中國和平發展的理念和主張，還在很多國家的主流媒體發表署名文章，在國際社會發出了“中國聲音”、唱響了“中國旋律”。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體學習時，他明確提出“注重塑造我國的國家形象”，“讓當代中國形象在世界上不斷樹立和閃亮起來”的時代課題。我們既要善于創造中國故事、中國奇跡，還要善于講好中國故事、中國經驗。我們要認真學習總結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關于做好宣傳工作的成功做法，著力塑造我國的國家形象，集中展示中國的文明大國形象、東方大國形象、負責任大國形象、社會主義大國形象。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縱觀人類歷史，把人們隔離開來的往往不是千山萬水，不是大海深壑，而是人們相互認知上的隔膜。”（《人民日報》2014年3月30日。）只要我們保持戰略定力，堅持不懈、久久為功，在世界舞臺上堅持“講述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就一定能夠消除認識上的隔膜，使當代中國形象在世界上不斷樹立和閃亮起來。

〔作者李雨檬，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實習員，北京100017〕

（責任編輯：劉志輝）

來源:《黨的文獻》（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