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黨委會的工作方法》看毛澤東的領導方法

張太原

最近，習近平總書記就學習毛澤東同志《黨委會的工作方法》作出重要批示，明確要求各級領導干部重溫這篇著作。在黨的作風建設已經取得了很大成效的今天，進一步改善工作方法，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任何一種工作都需要方法，特別是領導工作，“不僅要決定方針政策，還要制定正確的工作方法。有了正確的方針政策，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還是要發生問題。”面對艱巨的任務，面對復雜的情況，面對新的問題，如果沒有正確的方法，就會一籌莫展，不知所措。毛澤東的一生，無論負責何種工作，都非常講究方法。在《黨委會的工作方法》之前，他還寫過《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關于健全黨委制》等文章和指示，在此之后，他還為中央起草了《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毛澤東同志關于工作方法的許多論述和實踐至今仍有重要的啟示意義和借鑒作用，本文結合這些論著簡要梳理毛澤東的領導方法，以把對《黨委會的工作方法》的學習推向深入。

“只唱一出《香山記》”

在毛澤東看來，眾多矛盾之中，必有一個是主要的；繁雜工作之中，必有一個是中心。因此，開展工作首先要抓主要矛盾，抓中心或關鍵，以帶動其他。在闡釋這一方法時，他多次引用過兩句戲文。1958年6月21日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他說：打了抗美援朝戰爭以后，我就把軍隊工作推給彭德懷同志了。我做工作就是單打一，搞那么一件事就鉆進去了。我也提倡這個方法。有本書叫《香山記》，講觀音菩薩怎么出身，別的我都忘記了，頭兩句叫作“不唱天來不唱地，只唱一出《香山記》”。我就采用這兩句作為方法，這幾年是不唱天來不唱地，就是只唱一本別的戲，軍事，我就沒有唱了。1964年3月28日，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向他匯報，“只唱一出《香山記》”的辦法傳達后，效果很好。毛澤東說：就像你們河北唱《劈山救母》一樣，不能什么都唱。這個方法要普遍運用。

其實，這個方法說到底就是工作應突出重點，抓住根本，在做一件事的時候要集中精力。毛澤東的一生一直是這樣說，也是這樣做的。大革命失敗以后，他很快就認識到，中國革命的中心內容是土地革命，因而堅定地在農村進行“武裝割據”，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他一個時期集中于指揮打仗，一個時期集中于理論創作，一個時期又集中于整頓黨的作風。同時，他還反復地向全黨強調這種集中精力干大事、要事的方法。

1943年6月1日，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的決議中，毛澤東明確指出：“在任何一個地區內，不能同時有許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時間內只能有一個中心工作，輔以別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在一個時期只有一個“中心工作”，首先是一種思想方法，“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互相結合的，思想不對頭，工作方法也就不對頭。”也就是大腦里應有一根弦，有意識地去尋找它，“任何一級首長，應當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最重要最有決定意義的問題或動作上，而不應當放在其他的問題或動作上。”那么，“中心工作”或“最重要最有決定意義的問題”是什么，深思熟慮以后要明確，特別是要告訴下屬和自己的團隊，使之有所遵循。當然，能夠“適時”地判定什么是“中心”，則需要獨具慧眼。為此，要形成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方法，凡事都要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并懂得相互轉化。

新中國成立初期，革命的任務未了，建設的任務又擺在了面前，百廢待興，千頭萬緒，首先應該抓什么呢？當時，有的人認為民族資產階級是革命的對象，應當盡快地加以消滅。而在毛澤東看來，財政經濟困難能否解決才是關系到新生政權能不能站穩腳跟的關鍵問題，因此，黨的“中心工作”是“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斗爭”。他告誡說：“四面出擊，全國緊張，很不好。我們絕不可樹敵太多，必須在一個方面有所讓步，有所緩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進攻。我們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農民、小手工業者都擁護我們，使民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中的絕大多數人不反對我們。”也就是說，抓住了主要矛盾，其他矛盾都可迎刃而解。

毛澤東對抓“中心工作”的方法還從另一個方面作過闡述。1959年3月，在鄭州會議上，他先是談到了三國時袁紹決策“多端寡要、瞻前顧后”而最終導致失敗的一些事情，接著說：“我借這個故事來講，人民公社黨委書記以及縣委書記、地委書記，要告訴他們，不要多端寡要。”“端可以多，但是要抓住要點，一個時候有一個時候的要點。這是個方法問題。”稍后，他與新華社社長吳冷西談話時又講道：“有些人是書生，最大的缺點是多謀寡斷。要反對多端寡要，沒有要點，言不及義。要一下子看到問題所在。”所謂“多端寡要”，就是眉毛胡子一把抓，分不清輕重緩急，力求面面俱到，什么事情都想做，結果無一做好。

工作要做好，就要分清主次，重點突出。1959年4月5日，在八屆七中全會上，毛澤東一開始就強調，“別的事我不講，只講工作方法，現在的中心問題是工作方法，要會做工作”。然后，他一口氣講了十幾條。其中說道：搞經濟計劃，要有重點，有重點就有政策。沒有重點，平均分配，就無所謂政策。這是很好的經驗，跟我們歷來搞政治、搞軍事相適合。總要有重點，一個時期總要搞個重點嘛。1961年3月，他在廣州中央工作會議上再次說：“今后不要搞那么多文件，要適當壓縮。不要想在一個文件里什么問題都講。為了全面，什么都講，結果就是不解決問題。”

學會“彈鋼琴”

抓住主要矛盾和中心工作，并不是說其他矛盾和工作就可以不管了。毛澤東說：“看事物應該是兩點論；同時，一點里面又有兩點。”“香花與毒草齊放，落霞與孤鶩齊飛。”就是說不能只看到“香花”，也不能只看到“毒草”，要眼觀六路，耳聽八方。落實到做法上，毛澤東提倡要學會“彈鋼琴”。1949年3月，他寫道：“彈鋼琴要十個指頭都動作，不能有的動，有的不動。但是，十個指頭同時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調子。要產生好的音樂，十個指頭的動作要有節奏，要互相配合。黨委要抓緊中心工作，又要圍繞中心工作而同時開展其他方面的工作。……鋼琴有人彈得好，有人彈得不好，這兩種人彈出來的調子差別很大。黨委的同志必須學好‘彈鋼琴’。”

對此，毛澤東可謂是得心應手地進行了運用。在民主革命時期，他往往一方面強調中心工作是軍事和打仗，另一方面又號召做好其他一切革命工作。1933年，在中央蘇區的一次經濟建設工作會上，他說：“在現在的階段上，經濟建設必須是環繞著革命戰爭這個中心任務的。革命戰爭是當前的中心任務，經濟建設事業是為著它的，是環繞著它的，是服從于它的。那種以為經濟建設已經是當前一切任務的中心，而忽視革命戰爭，離開革命戰爭去進行經濟建設，同樣是錯誤的觀點。”但是，不能因此而不抓好經濟工作，相反，“革命戰爭的激烈發展，要求我們動員群眾，立即開展經濟戰線上的運動，進行各項必要和可能的經濟建設事業”。

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毛澤東對“彈鋼琴”的運用，集中體現在“十大關系”的處理上。其中最根本的一點就是告訴黨的干部：干工作要做到統籌兼顧。學會“彈鋼琴”，先要心中有“譜”，胸中有“數”。鋼琴有多少鍵，每個鍵能彈出什么音符，必須了如指掌。解決矛盾，要深入到矛盾中去，特別是要掌握與之相關的數字。毛澤東把“胸中有數”也列為一條重要的工作方法。它的基本要求是：對情況和問題一定要注意到它們的數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數量的分析。如果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數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統計、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決定事物質量的數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無“數”，結果就不能不犯錯誤。

在運用數據方面，毛澤東可謂是一個高手。比如，對中國革命的定位，就是他從中國占90%以上的農民這一“百分比”作出的。不是了解和注意到這一數據，他就不可能到農村去“鬧革命”，不可能得出中國革命是“無產階級領導下的農民戰爭”，不可能開出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此外，毛澤東論述問題和布置工作任務，也經常運用到數字。最為典型的兩個實例大概莫過于在政治上創立的“三三制”政權和在經濟上制定的“四面八方”政策。1949年，七屆二中全會后，毛澤東提出經濟上要：“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簡稱“四面八方”政策。他還強調，“‘四面八方’缺一面，缺一方，就是路線錯誤、原則的錯誤。”這也是他“彈鋼琴”方法的具體運用。當然，毛澤東在運用數字方面也有過失誤和教訓。比如，1958年發動大煉鋼鐵運動，緊緊盯住“1070”噸鋼，提倡生產計劃三本賬，極大地損害了經濟的正常發展。這說明對于數字運用一定要慎重，切不可想當然和濫用，否則就會有害無益。

兩個“結合”

1943年，毛澤東說：“我們共產黨人無論進行何項工作，有兩個方法是必須采用的，一是一般和個別相結合，二是領導和群眾相結合。”這充分體現了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特點。關于第一個“結合”，他說：任何工作任務，如果沒有一般的普遍的號召，就不能動員廣大群眾行動起來；任何領導人員，凡不從下級個別單位的個別人員、個別事件取得具體經驗者，必不能向一切單位作普遍的指導。這一方法必須普遍提倡，使各級領導干部都能學會使用。對此，毛澤東還做過兩個比喻：一是走馬看花，一是下馬看花。他說：“走馬看花，不深入，因為有那么多的花嘛”，就是領導者要多跑一些地方，廣泛接觸實際，了解基本的比較全面的情況。下馬看花，“過細看花，分析一朵‘花’，解剖一個‘麻雀’”。就是在一個點上深入下去，認真研究一些重要的、帶本質性的問題。兩者結合起來，就既能夠了解到全面的基本情況，又能夠抓住根本性的問題。

針對第二個“結合”，毛澤東說：“只有領導骨干的積極性，而無廣大群眾的積極性相結合，便將成為少數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廣大群眾的積極性，而無有力的領導骨干去恰當地組織群眾的積極性，則群眾積極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確的方向和提到高級的程度。”因此，無論什么工作，都必須采取領導骨干和廣大群眾相結合的方法。領導骨干帶頭，組織和發動群眾，這是中國共產黨取得成功的秘訣之一。

這個結合蘊含的內容十分豐富，第一點是對群眾要“抓兩頭帶中間”。毛澤東說：“這是一個很好的領導方法。任何一種情況都有兩頭，即是有先進和落后，中間的狀態又總是占多數。抓兩頭就把中間帶動起來了。”用之于實際工作，他特別注重典型或先進的引領作用。“組織干部和群眾對先進經驗的參觀和集中地展覽先進的產品和做法，是兩項很好的領導方法。”這個方法，現在領導干部仍然在普遍運用，比如各種考察活動。在毛澤東看來，典型是一種力量，樹典型等于插旗幟，典型產生后，推動廣大群眾向這些“好樣的”學習，由一到十，由點到面，就會逐漸形成一種氣候。

領導和群眾相結合的第二點，要堅持“一來一去”。毛澤東說：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確。對此，毛澤東還說過：“領導者并沒有什么了不起的本事，他的責任就在于替人民群眾當傳達員，把大家的意見和反映的情況加以分析、研究和總結，作出正確的決定。然后，又將黨委的決定傳達到群眾中去加以貫徹執行。”

領導和群眾相結合的第三點，他還這樣說：當學生，當先生，當領導者。從群眾中來，就是做群眾的學生，向群眾學習。毛澤東說，在人民中間，有成千上萬的諸葛亮，我們要有承認自己無知的勇氣，下決心向他們學習。“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所以，他曾提出，“向工人學，向農民學，向知識分子學。還要向資本家學，就是研究資本家如何剝削的一套；還要向土豪劣紳學習，他們的鬼鬼怪怪要研究一下，他們為什么能富，為什么能討小老婆”。到群眾中去，就是要做群眾的先生，引導群眾。他說，領導者就好像一個加工廠，從老百姓處學來的東西進行加工后，再去教老百姓，不斷地教老百姓。要把心打通，不要架子。黨員干部要“善于把黨的政策變為群眾的自覺行動”，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領導藝術。

領導和群眾相結合的第四點，要了解群眾的“心理”和需要，要知道群眾想什么，需要什么。抓人心，最根本的就是抓人的需要，特別是物質需要。毛澤東認為，領導者要想讓被領導者跟著前進，必須給以物質福利，否則，就不能實現領導。這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說過，思想一旦離開“利益”，就一定會使自己出丑。毛澤東深刻地領會了這一點。1942年12月，他更明確地說：共產黨并不是向人民要東西，而是給人民以東西。那么，給人民什么呢？人民需要什么呢？當時對于廣大的農民來說，最需要的就是減輕負擔和獲得土地。正是緊緊抓住了土地問題，黨才能把農民團結在自己身邊。1938年，他指出：政治問題，主要是對人民的態度，只要給他們謀利益，和他們打成一片，他們自然相信你、支持你。

總的來看，“兩結合”的方法是毛澤東把唯物辯證法運用于實際工作的體現。一般與個別相結合，主要是對“事”來說的；領導與群眾相結合主要是對“人”來說的。領導工作說到底就是“以人謀事”。他還說：“我們跟蔣介石和日本一共打了二十二年，主要一條經驗是，要同群眾結合起來。什么時候跟群眾合作得好，我們就得到發展；什么時候脫離群眾，我們就犯錯誤，就失敗。”

善于當“班長”

1949年3月，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專門論述了《黨委會的工作方法》，他提出黨委應是“大權獨攬，小權分散。黨委決定，各方去辦”。而黨委書記要善于當“班長”。任何一個領導都處在一個系統中，領導者進行工作必須學會運用組織、系統及在組織、系統中進行工作。他說，一般情況下，黨的委員會有一二十個人，像軍隊的一個班，書記好比是“班長”。要把這個班帶好，的確不容易。黨委要完成自己的領導任務，必須依靠這“一班人”，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書記要當好“班長”，就應該很好地學習和研究。如果這“一班人”動作不整齊，就休想帶領千百萬人去工作。怎樣指揮好這“一班人”呢？或者這“一班人”如何一道工作呢？除了以上提到的，綜合起來看，毛澤東論述過的還有如下幾點：

一是“互通情報”，有問題擺到桌面上來。黨委各委員之間要把彼此知道的情況互相通知、互相交流。有了問題就開會，擺到桌面上來討論，規定它幾條，問題就解決了。“班長”和委員還要能互相諒解，書記和委員、上級和下級之間的諒解、支援和友誼，比什么都重要。

二是不懂得和不了解的東西要問下級，不要輕易表示贊成或反對。有些文件起草出來壓下暫時不發，就是因為其中還有些問題沒有弄清楚，需要先征求下級的意見。切不可強不知以為知，要“不恥下問”，要善于傾聽下面干部的意見。下面干部的話，有正確的，也有不正確的，聽了以后要加以分析。對正確的意見，必須聽，并且照它做。對下面來的錯誤意見也要聽，不過聽了而不照它做，并且要給予批評。

三是抓得起，抓得緊。抓得起，是指抓全局，需要有一種大的能力。說到抓，既要抓得起，又要抓得對，又要抓得緊。薄一波回憶，毛澤東自己“看準的事情，一旦下決心要抓，就抓得很緊很緊，一抓到底，從不虎頭蛇尾，從不走過場。”王任重的日記則記述了他的一個工作實例，“在這兩天，主席寫了三封信，申述了他的主張，要各省開六級干部大會，看來，主席抓得很緊。”

四是重視“開會”。開會要事先通知，像出安民告示一樣，讓大家知道要討論什么問題，解決什么問題，并且早作準備。會議不要開得太長，講話、演說和寫決議案，都應當簡明扼要。“凡是看不懂的文件，禁止拿出來”。他還提出過，要大型會議、中型會議和小型會議相結合。這三種會議一般指的是群眾大會、干部大會和領導班子會，把工作干好就得學會開這些會。

五是注意團結那些和自己意見不同的人一道工作。不論在地方上或部隊里，都應該注意這一條。對黨外人士也是一樣。“我們都是從五湖四海匯集攏來的，我們不僅要善于團結和自己意見相同的同志，而且要善于團結和自己意見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為了讓領導干部明白這一點，他多次引用過歷史故事。1962年1月30日，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劉邦，就是漢高祖，他比較能夠采納各種不同的意見。”劉邦能夠作出一些正確的決策，與他善于采納不同的意見密切相關。相反，項羽失敗，就是由于他“不愛聽別人的不同意見”。

六、檢查評比，及時糾錯。工作布置下去，不能認為就完成了。毛澤東說：“全面規劃，幾次檢查，年終評比，這是三個重要方法。”他還強調“除了開會的方法以外，還有打電報、打電話、出去巡視這些方法，也是很重要的領導方法”；通過檢查，一是督促進展，二是修正錯誤。毛澤東一生也犯過錯誤，但大都能自己糾正，應該說與這種工作方法不無關系。

以上幾點是毛澤東在不同場合講的“黨委會的工作方法”，不難發現，它實際上體現的是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毛澤東明確指出過：“黨委制是保證集體領導、防止個人包辦的黨的重要制度。”“只要是大事，就得集體討論，認真地聽取不同的意見，認真地對于復雜的情況和不同的意見加以分析。要想到事情的幾種可能性，估計情況的幾個方面，好的和壞的，順利的和困難的，可能辦到的和不可能辦到的。盡可能地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如果不是這樣，就是一人稱霸。這樣的第一書記，應當叫作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長’。”他還告誡黨的干部：“讓人講話，天不會塌下來，自己也不會垮臺。不讓人講話呢？那就難免有一天要垮臺。”

需要說明的是，毛澤東講過的和用過的工作方法還有很多，比如“在游泳中學游泳”“從戰爭中學習戰爭”，多謀善斷，善于觀察形勢等等。但是，以上四種是最主要的，也是他最常用的。毛澤東的領導方法，是他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產物，是他的哲學思想在領導活動中的具體運用，是他提倡的理論和實踐相結合、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等思想方法的現實體現，也是他創造性地繼承了中國傳統的領導智慧的產物，是他在治黨與治國具體實踐中的獨特創造。其中許多內容具有超越時空的意義，特別是對今天加強黨的執政和治理能力，提高領導干部的執政和治理水平，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張太原，作者為中央黨校黨史部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 》2016年03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