質疑《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沒有任何理據

李方祥

《毛澤東選集》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中國人民開展革命的歷史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寶貴的理論成果，其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批評了當時林彪以及黨內一些同志錯誤估量時局的悲觀思想。1948年林彪向中央提出希望公開發表時不要提他的名字，得到毛澤東的同意。毛澤東做了一些修改并以現題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一卷。這篇重要著作標志著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理論的形成，在毛澤東思想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然而前不久，有人卻提出“歷史證明林彪‘不相信革命高潮迅速到來’的意見是正確的。‘革命高潮’并沒有像毛澤東所說‘迅速到來’，一年之內也沒有奪取江西。‘星星之火’并沒有像毛澤東希望的那樣在江西迅速‘燎原’，四年后紅軍不得不離開江西，開始長征”。至于林彪要求中央正式發表時不要提及他的名字，則“是為了保全毛澤東的面子”。該論調言下之意就是毛澤東錯批林彪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對革命高潮做了不切實際的估計。那么，毛澤東對革命形勢的估計和判斷是否科學，他所說的“革命高潮迅速到來”和“一年之內爭取江西”究竟具體是指什么？

“爭取江西”是1929年3月20日在長汀召開的紅四軍前委擴大會議上決定下來的紅軍的行動方針。當時，蔣介石和桂系軍閥李宗仁矛盾激化、大戰在即。毛澤東和前委經過分析，認為應當抓住這個有利時機，在贛南閩西一帶建立根據地、開展游擊戰。前委向中央和福建省委報告了紅軍的這一戰略計劃和行動方針。4月3日，紅四軍收到中央2月7日寫給毛澤東、朱德的信（稱為“二月來信”）。“二月來信”對當時國內革命形勢和革命力量做了比較悲觀的估計，認為新的革命高潮還沒有到來，朱毛在部隊中目標過大，指示“將紅軍的武裝力量分成小部隊的組織散入湘贛邊境各鄉村中”。“二月來信”雖然肯定了農村游擊戰爭的重要性，但是仍然堅持城市中心論。5日，毛澤東執筆以紅四軍前委的名義給中央寫信，對中央“二月來信”提出不同意見，不同意紅四軍分兵行動，同時結合井岡山斗爭和紅四軍轉戰贛南閩西的戰斗經驗，對革命高潮很快到來做了科學的判斷，認為“蔣桂部隊在九江一帶彼此逼近，大戰爆發即在目前，國民黨統治從此瓦解，革命高潮很快地會到來”。這個判斷不是脫離實際的“左”傾冒險，而是建立在科學分析的基礎之上：一方面，蔣桂兩派軍閥即將爆發混戰的政治形勢為紅四軍開辟根據地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時機；另一方面，贛浙閩三省與湘粵兩省相比較，敵軍軍力最弱，黨組織和群眾基礎較好。正是充分考慮到這些有利革命的因素，毛澤東提出“我們要和蔣桂二派爭取江西，同時兼及閩西、浙西，在三省擴大紅軍的數量，造成群眾的割據，以一年為期完成此計劃”。同時，這封信還進一步提出紅四軍下一步的具體行動，“決定在國民黨混戰初期，以閩西贛南二十余縣一大區為范圍，用游擊戰術從發動群眾以至群眾的公開割據，深入土地革命，建設工農政權，由此一割據與湘贛邊之割據連接起來，形成一堅固勢力，以為前進的根基”。

由此可見，毛澤東提出的“革命高潮迅速到來”、“爭取江西”不是泛泛而談，而是有所特指，這就是他反復考慮醞釀的在贛南、閩西一帶利用有利時機和有利條件開辟新的革命根據地。然而，在紅四軍內部卻有部分同志（例如一縱隊司令員林彪）對革命高潮迅速到來的可能表示懷疑，他們希望在粵贛邊界區域進行流動游擊，不贊成在游擊區域建立和鞏固根據地。5月18日在瑞金召開的紅四軍前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批評了這種錯誤觀點，根據閩西特委提供的龍巖駐軍陳國輝部主力入粵參戰的準確情報，毛澤東果斷決定抓住這一有利戰機再次入閩，創造工農武裝割據。但是，對革命高潮的懷疑經過一二次批評顯然是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思想認識問題的。在敵強我弱的力量對比之下，尤其是當紅軍面臨圍剿、處境艱險之際，如果只看到表面現象而缺乏科學分析，就無法看清革命的前途和道路。盡管在4月召開的紅四軍前委會議上毛澤東已經確定了在贛南閩西二十余縣開展武裝割據建立根據地的戰略，但是古田會議召開之際紅四軍再一次面臨著閩粵贛三省“會剿”的危機，紅軍是否按照原定計劃繼續創建和鞏固根據地還是僅流動游擊作戰，由于林彪致毛澤東的新年賀信而再次提出來。從毛澤東給林彪的回信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林彪當時所懷疑的“革命高潮有迅速到來的可能”以及“一年爭取江西的計劃”就是指開辟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這個行動計劃。毛澤東在信的開頭就指明林彪的思想癥結所在：“我知道你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要到來，但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來的可能，因此在行動上你不贊成一年爭取江西的計劃，而只贊成閩粵贛交界三區域的游擊。”此外，毛澤東在給林彪的信中還大篇幅引用了1929年4月5日前委給中央的信中關于爭取江西的計劃即轉戰贛南閩西的具體內容。這些材料都直接印證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所說的“革命高潮迅速到來”、“爭取江西”實際上就是指利用有利時機和條件開辟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這一軍事計劃。事實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寫后一年多時間即1931年秋冬，紅軍挫敗了蔣介石的三次“圍剿”，使贛西南和閩西兩大塊革命根據地連成一片，基本上實現了毛澤東關于“革命高潮迅速到來”、“爭取江西”的預見和計劃。

毛澤東不僅是一位偉大的革命家，更是一位偉大的戰略家。他講革命高潮很快到來，并不是說明天就要到來，而是指要經過正確的斗爭和爭取，經過科學地把握有利時機才能推動革命高潮的到來。毛澤東寫于1930年1月初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對革命高潮的分析和預見恰恰充分顯示出他的遠見卓識和獨具慧眼。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抗日救亡運動興起，一個新的革命高潮正在醞釀之中。遺憾的是，當時的“左”傾中央采取了錯誤的方針，并沒有抓住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這一有利時機，卻提出了“武裝保衛蘇聯”、“中間勢力是最危險的敵人”，結果在福建“反蔣事變”發生后采取“關門主義”的錯誤方針，一個可能到來的革命高潮被斷送了。1935年的“一二·九”運動標志著中國人民抗日民主運動新高潮的來到，中國共產黨正確分析了國內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的新變化，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積極推動中國革命的新高潮。至于有的人以紅軍丟掉中央蘇區被迫長征和戰略轉移來否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科學性，指責毛澤東對革命高潮判斷的失誤，只要略有黨史基本知識的讀者都知道，這是當時“左”傾中央的錯誤造成的，把它栽贓到毛澤東身上豈非荒唐可笑？

從否定毛澤東著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個現象，我們看到有的人所謂的“學術研究”，其科學性是很值得懷疑的。他們根本沒有認真研讀《毛澤東選集》，不好好地研究歷史，不充分地占有歷史文獻，就輕率地發表違背歷史事實的結論，甚至以此來貶損毛澤東、否定中國共產黨的理論成果，這實際上是一種極不嚴肅的治學態度，值得我們警惕。

（作者單位：福建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2016年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