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對抗日戰爭的歷史貢獻
毛澤東對抗日戰爭的歷史貢獻
夏燕月
[摘要]抗日戰爭，是中華兒女同仇敵愾打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正義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反抗外敵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戰爭。貧窮落后的中國，能夠打敗窮兇極惡的日本侵略者，其主要原因在于：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倡導建立并始終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凝聚全民族力量共御外侮；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提出并實行全面抗戰路線、持久戰的戰略總方針，形成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夾擊侵華日軍的戰略格局，創造了弱國打敗強國的奇跡；毛澤東創立的新民主主義理論，使抗日民主根據地成為新中國社會的雛形；歷經磨難的中國共產黨，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毛澤東思想的培育下，成為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和中國革命事業當之無愧的領導核心。
20 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是中華兒女同仇敵愾打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奴役和掠奪的正義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反抗外敵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戰爭。貧窮落后、“一盤散沙”的中國，之所以能夠打敗窮兇極惡的日本侵略者，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集中起來主要是有了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先進政黨——中國共產黨，有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中央領導集體，在中華民族瀕臨亡國滅種的危難關頭，發揮了扭轉乾坤的巨大作用。毛澤東作為中國共產黨人的主要代表，在領導抗日戰爭的成功實踐和理論創新等各個方面都發揮了主導作用，特別是創立了毛澤東思想科學體系。對毛澤東在抗日戰爭時期所建立的豐功偉業、重大理論貢獻和思想風范，進行全面的論述，是十分困難的，筆者僅在這里概括地談些不成熟看法，以求教于各位同仁。
第一，倡導建立、堅持和發展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抗日戰爭凝聚了“千千萬萬”和“浩浩蕩蕩”的最廣大的同盟軍，使之成為共御外侮，爭取抗戰最后勝利的光輝旗幟。
從鴉片戰爭開始，幾代中國人前仆后繼抗擊外敵入侵，但都遭到了失敗。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不能集中全民族力量舉國御侮。正如毛澤東所說：“日本敢于欺負我們，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國民眾的無組織狀態。”（《毛澤東選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511 頁。）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意義就在于凝聚全民族力量，共赴國難。
國共合作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的基礎。在近代中國政治舞臺上，國共兩黨是兩支最為重要的力量，它們曾在1924 年到1927 年為了“打倒列強除軍閥”的國民革命進行過第一次合作，但由于國民黨右派叛變了革命，合作最終破裂。九一八事變后，在民族矛盾逐漸上升為主要矛盾之時，中國共產黨以民族大義為重，捐棄前嫌，率先提出武裝抗日和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治主張。
1935 年12 月在瓦窯堡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論證了半殖民地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具有兩重性，在亡國滅種關頭有參加抗日的可能，甚至連大資產階級營壘也有分化的可能，明確提出聯合民族資產階級抗日的問題，指出：我們要從關門主義中解放出來，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參見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 1986年版，第 374—375頁。）這次會議不失時機地制定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政策。在隨后召開的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毛澤東根據瓦窯堡會議精神，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報告深刻闡明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政策，闡述了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和利用地主買辦營壘內部矛盾的可能性問題，系統地解決了黨的政治路線問題。報告強調指出，當前黨的基本策略任務就是要“組織千千萬萬的民眾，調動浩浩蕩蕩的革命軍”，建立廣泛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參見《毛澤東選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142—162頁。）為黨和中國人民抗日事業凝聚一支最廣大的同盟軍，這是毛澤東關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理論的獨創性貢獻。為了把這些策略理論付諸于實踐，中國共產黨適時轉變了策略方針，次年 8月將“抗日反蔣”改變為“逼蔣抗日”。
1936年 12月 12日，張學良、楊虎城在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感召下發動了西安事變。13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他在會上首先發言，明確肯定了西安事變是革命的、抗日的，它的行動、綱領，都有積極的意義。他在與會者發言后作結論時說：現在處在一個歷史事變新的階段。為此，毛澤東提出“不把反蔣抗日并列”（《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3年版，第 622頁。）的原則。經過不懈努力，終促成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使第二次國共合作成為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
全國抗戰爆發后，經過中國共產黨不斷努力，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建立，實現了近代以來不曾有過的全民族共同抗敵的嶄新局面。毛澤東結合當時中國抗戰的具體情況，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作了大量客觀分析和闡述，將重點放在闡明和規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系列方針政策上。如：統一戰線下的獨立自主政策，既統一，又獨立；在軍事戰略統一下的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基本的是游擊戰，但不放松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在同國民黨頑固派斗爭中，提出“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三大口號；提出“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堅持“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規定在敵占區和國民黨統治區黨的工作應采取“蔭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政策；在國內關系上要堅持“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方針，等等。抗戰八年中，國民黨頑固派先后發動三次反共高潮，特別是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使統一戰線內部發生嚴重危機，全國抗戰的大好局面出現分裂、倒退的危險。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仍然以抗日大局為重，一以貫之地實行堅持抗戰、團結，反對分裂、倒退的方針，在毅然領導全黨打退國民黨頑固派反共高潮的同時，提出政治上取攻勢，軍事上取守勢的方針，始終沒有放棄同國民黨合作抗日，挽救了岌岌可危的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鞏固和發展了抗日民主陣地。
1939年，毛澤東在總結黨成立以來的經驗時，指出：“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三個主要的法寶。”（《毛澤東選集》第 2卷，第 606頁。）在整個抗日戰爭中，由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積極倡導、模范實踐和堅定維護，堅持正確的方針和策略，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大作用發揮到了極致，使之成為凝聚全民族力量，奪取抗戰最后勝利的光輝旗幟。
第二，為黨制定并實行全民族全面抗戰路線、持久戰的戰略總方針，以及游擊戰爭的戰略戰術，解決了弱國打敗強國的戰爭指導方略問題。
全國抗戰爆發前，中共中央、毛澤東就對中日戰爭的形勢、中國抗戰的路線和方針等，進行過深入研究和思考，提出了一系列政治、軍事主張。
全國抗戰一開始，隨著戰爭形勢的發展，迫切要求中國共產黨及時制定新的抗戰路線和方針。7月 23日，毛澤東在《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一文中，提出實行全國軍隊和人民的總動員以及革新政治等八條綱領，指出只有實行這一整套辦法，才能驅逐日本帝國主義，使中華民族得到自由解放。8月上旬，在延安召開的中共中央和各部門負責人會議上，毛澤東對上述八條綱領進行了重要補充，初步形成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這個綱領，在 8月下旬召開的洛川會議上得到了通過。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全面抗戰路線，它與國民黨單純依靠政府和軍隊的片面抗戰路線有著本質區別，毛澤東指出：“十大綱領的提出，就是與國民黨單純抗戰的區別。”（《毛澤東傳》（二），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1年版，第 470頁。）
與此同時，毛澤東還提出了正確的戰略方針，即持久戰的戰略總方針，實行一條弱國打敗強國的戰爭指導方略。全國抗戰爆發前，毛澤東同外國記者、作家多次談到，中國應該堅持持久抗戰，中國必勝，日本必敗。
1938年 5月，毛澤東依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結合中國抗日戰爭的實際，總結古今中外，尤其是抗戰 10個月的經驗教訓，并集中全黨的智慧，發表了著名的軍事論著《論持久戰》。
在《論持久戰》中，毛澤東全面系統地論述了持久戰的戰略方針、戰略原則，持久戰必經的戰略防御、戰略相持和戰略反攻三個階段，以及普遍深入的全民動員和政治動員等有關戰爭勝敗的一系列重大問題。他準確地判斷在我之戰略防御階段，日軍將在攻占武漢、廣州后告一段落。進而指出，在戰略防御和戰略相持階段中，我軍應主動靈活、實行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不斷殲滅和消耗日軍，逐步改變敵我強弱態勢，改變總的力量對比，使其走向平衡，再由平衡走向我優敵劣。他著重指出，漫長和困難的相持階段，是中國抗日戰爭轉弱為強的樞紐，熬過這段艱難的路程，就可依靠自己發展壯大起來的力量，在國際有利形勢的配合下，舉行戰略反攻，取得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所謂堅持抗戰到底，就是要完整地走完這三個階段的全過程。這里，戰略相持階段的理論，是毛澤東獨創的以弱勝強的戰略理論，是持久戰理論的核心和精髓。
戰局的發展正如毛澤東所料。中國抗日戰爭特別是敵后戰場抗戰的實踐，正是按照毛澤東關于持久戰的理論和戰略指導，一步一步走向勝利的。
當時，國民黨雖然也講抗日戰爭是持久戰，但他們的設想忽略了戰略相持階段的存在。毛澤東尖銳地指出：“如果承認持久戰或長期戰爭，又不贊成三個階段，那末，所謂持久與長期就是完全抽象的東西，沒有任何的內容與現實，因而就不能實現任何實際的戰略指導與任何實際的抗戰政策了。”（《毛澤東軍事文集》第 2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3年版，第 386頁。）
毛澤東在全國抗戰開始不到一年時間就描繪出這場戰爭過程的輪廓，是對戰爭發展趨勢的科學預測。他對持久戰特別是對相持階段的種種特點的精辟論述，起到了戰略指導的重要作用，為中國抗戰的最后勝利指出了光明前途。文章還深刻揭示了戰爭和政治的關系，闡述了人民戰爭的抗戰路線。他指出，戰爭一刻也離不了政治，“兵民是勝利之本”。戰爭的目的是“保存自己，消滅敵人”，那些“賭國家命運的戰略決戰應根本避免”。（《毛澤東選集》第 2卷，第 506頁。）
毛澤東在文章中嚴肅批評了“亡國論者看敵人如神物，看自己如草芥，速勝論者看敵人如草芥，看自己如神物，這些都是錯誤的。我們的意見相反，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最后勝利是中國的——這就是我們的結論”。（《毛澤東選集》第 2卷，第 514—515頁。）他斷言：中國“長期而又廣大的抗日戰爭，是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錯的戰爭，這是戰爭史上的奇觀，中華民族的壯舉，驚天動地的偉業”。（《毛澤東選集》第 2卷，第 474頁。）
1939年 1月，毛澤東為《論持久戰》英文版寫的序言中特別指出：“偉大的中國抗戰，不但是中國的事，東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我們的敵人是世界性的敵人，中國的抗戰是世界性的抗戰”。（《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3年版，第 107頁。）中國全民族抗戰爆發，開辟了第一個大規模世界反法西斯戰場。毛澤東科學地預見了中國抗戰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將融為一體，相互支持，共同抗擊和戰勝敵人。
毛澤東對抗日游擊戰爭理論具有深厚造詣和重大建樹。他根據中日戰爭的特點和規律，除了在指示八路軍將領的電報中反復強調游擊戰爭的戰略地位外，還于 1938年 5月發表了軍事論著《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
毛澤東創造性地提出了中國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他指出：中國是一個大而弱的國家，但卻處于進步的時代，在此情況下，敵人占地甚廣和戰爭的長期性發生了。因此抗日游擊戰爭主要地是在外線單獨作戰，游擊戰爭規模之大，不能不做許多異乎尋常的事情，“中國抗日的游擊戰爭，就從戰術范圍跑了出來向戰略敲門，要求把游擊戰爭的問題放在戰略的觀點上加以考察”。（《毛澤東選集》第 2卷，第 405頁。）這使全黨全軍對抗日游擊戰爭的認識達到了新水平。
《論持久戰》和《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是毛澤東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對黨領導的革命戰爭的豐富軍事經驗進行科學總結，從中國實際出發解決戰爭問題的光輝典范。這一整套關于人民軍隊、人民戰爭及其戰略戰術的理論，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發展了弱國戰勝強敵的戰略思想，這對于打破日本侵略者以華制華的計劃，改變敵我力量的對比，對于鼓舞中國人民，尤其是敵后軍民堅定抗戰信心，堅持持久抗戰，爭取抗戰的最后勝利，都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
第三，為指導敵后戰場抗戰，制定了完整的開辟敵后戰場，開展大規模游擊戰爭的綱領、原則和方針，并與正面戰場相配合，形成夾擊日軍強大合力的戰略格局，使中國戰場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
抗日戰爭是在第二次國共合作條件下進行的。在抗擊侵華日軍的統一戰略目標下，“國共兩黨的分工，就目前和一般的條件說來，國民黨擔任正面的正規戰，共產黨擔任敵后的游擊戰，是必須的，恰當的，是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協助的”。（《毛澤東選集》第 2卷，第 553頁。）這是國共兩黨實行軍事合作的主要形式和內容。
毛澤東對敵后戰場的開辟和發展，在理論和實踐中都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毛澤東認為，中國抗戰是弱國與強國的較量。他把抗日游擊戰爭提高到戰略地位，制定了一整套開辟敵后戰場，開展大規模游擊戰爭的綱領、原則和方針。早在洛川會議上，毛澤東就提出了“基本的是游擊戰，但不放松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的方針。此后，他在會議上、在給八路軍總部和各師領導人的電報中反復強調這一重要方針。抗日戰爭的實踐證明，這是當時發揮人民軍隊政治優勢和軍事優勢的最好的作戰形式，是克敵制勝的重要法寶。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深入敵后，動員、組織和武裝群眾，實行主力軍、地方軍和民兵、自衛隊（軍）相結合的武裝力量體制，積極地獨立自主地開展抗日游擊戰爭，先后開辟了華北、華中、華南和東北四個廣闊的敵后戰場，把敵人的后方變成了抗日的前線。敵后軍民廣泛開展群眾性的游擊戰爭，實行游擊戰爭的戰略戰術，創造出地雷戰、地道戰等各種巧妙戰法，牽制和殲滅了大量敵人。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后，敵后戰場逐漸上升為中國抗戰的主戰場，人民軍隊充分發揮游擊戰的巨大戰略作用，并逐步上升為抗戰的主力軍，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堅持抗戰，頑強地進行反“掃蕩”、反“蠶食”、反“清鄉”斗爭。在全國抗戰的八年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人民抗日游擊隊，共作戰 12.5萬余次，殲滅日、偽軍 171.4萬余人（其中殲滅日軍 52.7萬余人），繳獲輕重機槍等大批武器，收復國土 100余萬平方公里，解放人口約 1億，人民軍隊也付出了傷亡 61萬的重大代價。
一直以來，一些別有用心者，誣陷中共及其領導的軍隊“游而不擊”。對此，就連國民黨將領白崇禧都說：“有人認為打游擊乃保存實力之作法，殊不知敵后游擊，任務極為艱巨，因補給困難，且多半以寡抵眾，以弱抵強，故必須官兵加倍淬厲奮發，機警勇敢，絕非保存實力者所能勝任。游擊戰不打無把握之仗，此與孫子所云：‘合于利而動，不合于利而止’；唐太宗所云：‘見利速進，不利速退’，有異曲同工之妙。”（《白崇禧先生訪問記錄》 (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 1984年版，第 353頁。）這一評價是客觀的、公允的。
數十萬日本侵略軍，陷于敵后戰場，狼奔豕突，疲憊不堪，欲打不得，欲罷不能。年復一年的龐大戰爭消耗，使其戰爭經濟走向崩潰邊緣；而中國宏大的人民游擊戰爭卻發展到高級階段，培育和鍛煉出的千百支游擊兵團和正規兵團，成了擔當起決定戰爭勝負重擔，向日軍反攻的主力軍。這就是毛澤東卓越的戰略決策和戰爭指導藝術，與高度覺悟的人民武裝相結合的產物。
對于正面戰場的作戰，毛澤東也非常關心，如對太原會戰就提出過十分中肯的意見。后來毛澤東指出：“幾年內，我黨開辟了一個廣大的解放區戰場，以至于能夠停止日寇主力向國民黨戰場作戰略進攻至五年半之久，將日軍主力吸引到自己周圍，挽救了國民黨戰場的危機，支持了長期的抗戰。”（《毛澤東選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942頁。）中國抗戰兩個戰場互相配合戰略格局的形成、堅持，直至贏得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作出了巨大貢獻，創造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乃至中外戰爭史上的奇跡。
第四，提出并實施創建抗日根據地的理論和方針政策，打造堅持持久抗戰、擊退妥協投降逆流、保存和積蓄抗日力量、奪取抗戰最后勝利的戰略基地。
毛澤東指出，抗日根據地“是游擊戰爭賴以執行自己的戰略任務，達到保存和發展自己、消滅和驅逐敵人之目的的戰略基地。沒有這種戰略基地，一切戰略任務的執行和戰爭目的的實現就失掉了依托。無后方作戰，本來是敵后游擊戰爭的特點，因為它是同國家的總后方脫離的”。（《毛澤東選集》第 2卷，第 418頁。）抗日根據地是關系游擊戰爭生存和發展的生死攸關的大問題，沒有根據地就得不到群眾人力、物力、財力的支援，失去了依托，在敵人反復殘酷的進攻面前，就不能長期堅持和發展。
毛澤東曾多次十分形象地將創建抗日根據地比作下圍棋中的“做眼”，強調其對于抗戰全局的戰略意義。他指出：敵我雙方的進攻與防御、內線與外線、包圍與反包圍犬牙交錯的復雜態勢，“大體上好似下圍棋一樣，敵對于我我對于敵之戰役和戰斗的作戰好似吃子，敵之據點和我之游擊根據地則好似做眼。在這個‘做眼’的問題上，表示了敵后游擊戰爭根據地之戰略作用的重大性。這個問題，提在抗日戰爭面前，就是一方面在全國軍事當局，又一方面在各地的游擊戰爭領導者，均須把在敵后發展游擊戰爭和在一切可能地方建立根據地的任務，放在自己的議事日程上，把它作為戰略任務執行起來”。（《毛澤東選集》第 2卷，第 427頁。）
因此，中共中央、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人民抗日武裝，十分重視抗日根據地的創建。八路軍、新四軍深入敵后，開展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收復了被國民黨軍隊丟失的大片國土，發動群眾，建立抗日民主政權。在抗戰最艱苦的戰略相持階段，敵后軍民貫徹了被毛澤東科學概括為“十大政策”等一整套鞏固和發展抗日根據地的方針政策，特別是進行了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建設。在各抗日根據地，實施各項社會改革政策，建立“三三制”政權，實現了史無前例的政治民主，開展“減租減息”，實行精兵簡政、整風和大生產運動，實行抗日的文化和教育政策，等等，成為新中國社會的雛形。
毛澤東在中共七大《論聯合政府》的報告中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解放區，……包括十九個大的解放區，其地域包括遼寧、熱河、察哈爾、綏遠、陜西、甘肅、寧夏、山西、河北、河南、山東、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廣東、福建等省的大部分或小部分。 ”（《毛澤東選集》第 3卷，第 1044頁。）地域廣大的抗日根據地，是殲滅日本法西斯的戰略基地、持久抗戰的堅強陣地，也是與國統區獨裁統治截然相反的抗日民主建設的典范，為全國人民樹立了抗日、民主和建設的榜樣；為新中國建設積累了豐富經驗，在政策、干部和思想等方面準備了條件。這也是抗戰后期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提出建立民主聯合政府政治主張的客觀依據。
第五，加強黨的建設，把黨建設成用科學理論和革命精神武裝起來的、同人民群眾有著血肉聯系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馬克思主義政黨。
毛澤東在長期領導中國革命的實踐中，深感中國共產黨的中流砥柱和領導核心作用是革命事業成敗的決定性因素，而把黨建設好則是關鍵。他說：“領導中國民主主義革命和中國社會主義革命這樣兩個偉大的革命到達徹底的完成”，“沒有一個全國范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這樣的任務是不能完成的。因此，積極地建設這樣一個共產黨，乃是每一個共產黨員的責任”。（《毛澤東選集》第 2卷，第 652頁。）他根據馬克思主義黨建學說，緊密聯系中國共產黨實際，提出一系列政黨建設的思想、制度、方針、政策，以及各種舉措，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黨的建設理論體系，成功地解決了如何把以農民成分為主體的共產黨，建設成工人階級先鋒隊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時代難題，科學地回答了中國應該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以及怎樣實現黨的領導等重大問題，在理論和實踐上為中國馬克思主義政黨建設作出了巨大貢獻。
毛澤東在論述黨的“三大法寶”時，突出論述了黨的建設在“三大法寶”中的主導作用和決定性地位，并把加強黨的建設稱為“偉大的工程”。在思想上，他始終把黨的思想建設放在第一位，堅持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在政治上，他明確提出密切聯系黨的政
治路線加強黨的建設，強調黨的政治路線規定著一定階段的總任務和總政策，同時也規定著黨的建設的目標和方向。在組織上，他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把黨建設成為有凝聚力、戰斗力的組織堡壘的重要保證；制定了規范黨內政治生活、處理黨內矛盾的制度；強調必須嚴明黨的紀律，同一切違反紀律的現象和行為作斗爭。在干部政策上，他提出“德才兼備”的干部標準和“任人唯賢”的干部路線。
毛澤東黨的建設理論，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黨的根本宗旨。他指出：“我們的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革命的隊伍。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毛澤東選集》第 3卷，第 1004頁。） 并在實踐中形成了“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把它作為中國共產黨的生命線和根本的工作路線。
毛澤東黨的建設理論，第一次對中國共產黨的三大作風作出科學概括。他指出：“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中產生了新的工作作風，這主要的就是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作風以及自我批評的作風。”（《毛澤東選集》第 3卷，第 1093—1094頁。）
毛澤東黨的建設理論，還包括采取整風方式解決黨內矛盾。他成功地領導了整風運動的偉大實踐，從而普遍地提高了全黨的馬列主義理論水平和運用于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的能力，同時保證了黨的先進性、純潔性。
毛澤東黨的建設理論，培育了中國共產黨，使之成為偉大、光榮、正確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和中國革命事業當之無愧的領導核心。中國共產黨雖歷經磨難，犯過幾次大的錯誤，但黨總能糾正自己的錯誤，撥正航向，發展壯大，繼續前進，其根本原因就是遵循了毛澤東的黨建理論。
抗日戰爭時期形成的毛澤東黨的建設理論體系，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黨學說，不僅為抗日戰爭和民主革命的勝利，而且為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成為執政黨，長期執掌全國政權，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第六，毛澤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開拓者”。他在延安 13年間，以過人的精力和智慧，寫下《毛澤東選集》四卷中兩卷半的文章，解決了中國革命的一系列基本問題，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即毛澤東思想的誕生，奠定了深厚的理論基礎。
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上指出：“我們的任務，是領導一個幾萬萬人口的大民族，進行空前的偉大的斗爭。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的任務，對于我們，是一個亟待解決并須著重地致力才能解決的大問題。”（《毛澤東選集》第 2卷，第 533頁。）毛澤東率先垂范，身體力行。1935年10月中央紅軍到達陜北后，毛澤東刻苦研讀僅有的馬克思、列寧的若干論著，反復思考中國革命的曲折歷程，運用自身博大精深的古今中外知識，在極其艱苦的環境里，一邊指導抗戰，一邊嘔心瀝血地進行理論研究和經驗總結，在理論和實踐結合上解決了新民主主義理論，黨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組織路線和軍事路線等一系列重要問題，并且都取得了輝煌成就。
在哲學理論方面，毛澤東發表了《實踐論》和《矛盾論》等哲學著作，建構了哲學理論體系，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認識論和唯物辯證法，為其各方面理論的巨大發展提供了正確的指導。
在軍事理論方面，毛澤東發表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和《論持久戰》等軍事著作，對黨領導的革命戰爭的豐富軍事經驗進行科學總結，形成了關于人民軍隊、人民戰爭及其戰略戰術理論。
在統一戰線理論方面，在抗日戰爭錯綜復雜的形勢下，毛澤東的卓越才智得到充分發揮，發表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論政策》等著作，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理論。
毛澤東全面系統地闡述了新民主主義理論，發表了《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和《論聯合政府》等著作，在中國共產黨內，首次創造性地提出新民主主義科學概念，深刻論述了中國革命的規律和特點，精辟分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時代背景和革命的對象、動力、領導、目的、前途等根本問題，形成了比較完備的新民主主義理論體系。
在黨的建設理論方面，毛澤東發表了《〈共產黨人〉發刊詞》《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和《反對黨八股》等整風文獻，形成了完整的黨的建設理論體系，對于加強黨的思想、組織、作風和制度建設，對提高全黨馬克思列寧主義水平，解決黨內矛盾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習近平指出：“毛澤東同志帶領我們黨創造性地提出和實施了一系列正確的戰略策略，及時解決了中國革命進程中一道道極為復雜的難題，引導中國革命航船不斷乘風破浪前進。”（《人民日報》2013年 12月 27日。）在抗日戰爭勝利前夕召開的中共七大上，將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創造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重大理論成果，正式命名為毛澤東思想，并將毛澤東思想規定為黨的一切工作的指針。毛澤東思想的形成標志著一個具有崇高威信的、能夠團結全黨的堅強的領導集體——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中央領導集體建立起來了。這是歷史的必然選擇！
毛澤東為抗日戰爭勝利作出的艱辛努力和歷史貢獻，彪炳史冊，永遠銘記在人民心中；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將永遠指引我們繼承、推進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未竟的偉大事業，激勵我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前仆后繼、不懈奮斗！
〔作者夏燕月，女，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館員，北京 100006〕
（責任編輯：樊憲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