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時期毛澤東對多種社會思潮的比較與對馬克思主義的最終選擇

白冰

[摘要]毛澤東并非一開始就是一位馬克思主義者，他的思想發展有一個歷經多種選擇而不斷揚棄的過程。五四時期，毛澤東的思想是無政府主義、新村主義、工讀主義、馬克思主義等的混合物，而無政府主義在其中占有重要位置。通過親身參與 1919年的驅張運動和 1920年的湖南自治運動，毛澤東在實踐中明白了無政府主義的不切實際，開始轉向馬克思主義。1921年元旦，毛澤東在新民學會會員新年大會上，和會員們一起將學會的宗旨定為以布爾什維主義改造世界與中國。至此，毛澤東通過對各種思想流派的反復比較，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完成了向馬克思主義者的轉變。

五四時期，當毛澤東面對馬克思主義、實用主義、無政府主義等潮水般涌入中國的“種種主義，種種學說”時，他“還沒有得到一個比較明了的概念”。（《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第428 頁。）毛澤東并非一開始就是一位馬克思主義者，他的思想發展有一個歷經多種比較不斷揚棄進而作出最終選擇的過程。

一

在早期，毛澤東的思想有一個“改良主義—民族主義—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轉化過程。（參見黎永泰：《中西文化與毛澤東早期思想》，四川大學出版社1991 年版，第274 頁。）毛澤東早年所處的時代，是“俄虎、英豹、法貔、美狼、日豺，眈眈逐逐露牙張牙，……劃勢力圈，搏肥而食，無所顧忌”（張枬、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1 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0 年版，第452—453 頁。）的時代，他所居的湖南省則既是“沿海傳入的西方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的交匯，又是廣東革命政府與北洋軍閥政府相爭奪的戰場”（金春明、陳登才：《毛澤東思想發展史》，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 年版，第2 頁。）。面對這種客觀形勢，有著“身無分文，心憂天下”志向的毛澤東，為尋求一條拯救中華民族的道路而有過諸多嘗試。他曾景仰過康有為、梁啟超的改良主義，參加過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甚至曾倡議把孫中山從日本請回來當新政府的總統，康有為當國務院總理，梁啟超當外交部長。可見，當時的毛澤東所希望的是通過民主革命手段改變舊中國。然而，維新運動失敗了，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也被袁世凱所篡奪，這些都讓毛澤東不得不重新思考中國的未來，尋求新的道路。

新文化運動時期，毛澤東對無政府主義、新村主義、工讀主義、馬克思主義都有較大興趣。毛澤東初始接受的“社會主義”就是一種復雜交錯的思想。在毛澤東早期思想中關于社會主義的概念，是一種新村主義、無政府主義、工讀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混合物”。 （參見﹝美﹞埃德加·斯諾：《毛澤東自傳》，汪衡譯，中國青年出版社2009 年版，第50 頁。）在這個混合物中，“無政府主義思潮對毛澤東的影響最大”，也是毛澤東接受馬克思主義最重要的助推力。（徐廣善、柳劍平：《中國無政府主義》，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第 179頁。）

二

新文化運動期間，無政府主義成為中國社會主流思潮之一。當時，無政府主義團體大量涌現，廣泛分布在四川、廣東、江蘇、上海、北京、長沙和武漢等省市，總數約達 70余個。無政府主義的宣傳刊物總數也達到 70多種，較有影響的有《進化》《互助》《學匯》《工余》《民鐘》《奮斗》《自由錄》等，出版書籍達 35種左右。（參見高瑞泉編《中國近代社會思潮》，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1996年版，第345、346頁。）

當時，無政府主義之所以較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易于被接受并廣泛傳播，首先得益于中國社會的需求。日本學者幸德秋水認為，無政府主義的盛行是因為民眾對當時“國家社會的絕望”，而“專治政府是無政府主義之制造廠”。（蔣俊、李興芝：《中國近代的無政府主義思潮》，山東人民出版社 1990年版，第 12頁。)　無政府主義闖入中國之時，正值國內維新變法運動夭折、和平改良幻想破滅之際。同時，一戰時協約國鼓吹倡導無政府主義的余波也流到中國。其次，20世紀初期，“民族危機的加深，使得相當數量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以至一部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感到政治上的絕望，因而產生憤激的情緒。這些都為無政府主義傳播提供了有利條件”。（彭明：《五四運動史》，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第 591頁。）最后，新文化運動，以及俄國十月革命在中國的傳播擴大了無政府主義的影響。不僅無政府主義符合新文化運動的思想要求，“率先提出了普及教育、改革家庭和維系家庭的舊文化，以及婦女解放、個人解放的要求”，而且正是中國無政府主義者首次向國人介紹了十月革命，并熱情謳歌這場革命對社會改造的作用，引起了中國人對非西方現代化道路的濃厚興趣。十月革命的成功，激起激進派對無政府主義的濃厚興趣，而這些激進分子就包括早期的共產黨人。（參見〔美〕阿里夫·德里克：《中國革命中的無政府主義》，孫宜學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06年版，第25、157頁。）“不少第一代的馬克思主義者在其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之前，都程度不同地受過無政府主義思想影響，有的甚至是從無政府主義那里接受了社會主義的思想啟蒙。”（蔣俊、李興芝：《中國近代的無政府主義思潮》，第 238頁。）從這點來看，無政府主義可謂馬克思主義的“同盟者”，無政府主義者可謂馬克思主義者的“朋友”。

三

1911年，毛澤東在長沙當兵時，“第一次看到‘社會主義’這一新名詞”，還讀了“江亢虎寫的一些關于社會主義的小冊子，對社會主義問題產生濃厚興趣”。由于江亢虎所謂的“社會主義”實際上是無政府主義，所以這是毛澤東對無政府主義的第一次觸電，他還熱情地“寫信與同學進行討論”。（《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3年版，第 11頁。）

新文化運動時期，毛澤東對無政府主義有了更廣泛更深入的了解。1915—1920年是無政府主義對毛澤東影響的深入階段。1915年《新青年》面世后，毛澤東“每天除上課、閱報之外，看書、看《新青年》；談話、談《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問題”。（《新民學會資料》，人民出版社 1980年版，第 392頁。）　周世釗曾回憶說，毛澤東的思想大轉變，就是在 1915年讀了《新青年》之后。如果說新文化運動是毛澤東接觸《新青年》思想的契機，那么《新青年》就是毛澤東對各種“社會主義”流派探索的窗口，其中就包括無政府主義。當時，陳獨秀、李大釗、蔡元培、楊昌濟等都曾發表過肯定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的言論，《新青年》也曾發表過關于無政府主義的文章。毛澤東對《新青年》的喜愛，對李大釗、陳獨秀和楊昌濟等人的崇敬，勢必影響到他的思想選擇。

1918年 4月 14日，毛澤東和蕭子升、蕭三、何叔衡等人成立了新民學會，目的就是“革新學術，砥礪品行，改良人心風俗”。會章規定，會員“一、不虛偽；二、不懶惰；三、不浪費；四、不賭博；五、不狎妓”。（《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上卷，第 34頁。）這與無政府主義團體“心社”的“不食肉，不飲酒，不吸煙，不用仆役，不乘轎及人力車，不婚姻，不稱族姓”的規定是有相同點的。由此可見，此時的毛澤東還未完全擺脫唯心主義、改良主義思想影響，仍然希望通過修身自治而影響他人、社會，最終達到互助改造的目的。

同年 10月，毛澤東為湖南學生留法勤工儉學計劃到北京籌集資金，在京多次走訪蔡元培、李石曾等人。李石曾曾對他們稱自己信仰世界主義，反對強權，強調無政府的思想。 （參見中共湖南省委黨史研究室、新民學會成立會舊地管理處編《風華正茂的歲月——新民學會紀實》，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8年版，第 37頁。）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當助理員期間，由于當時北京大學的學生和教員中信仰無政府主義者占多數，毛澤東與無政府主義的接觸較為密切。他曾和自由主義者邵飄萍進行過多次談話，還讀了“一些關于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很受影響”，常和“一個名叫朱謙之的學生討論無政府主義和他在中國的前景”，并且“贊同許多無政府主義的主張”。（〔美〕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董樂山譯，解放軍文藝出版社 2002年版，第 113頁。）在京期間，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思想，主要是無政府主義、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混合，但以無政府主義影響為主。盡管此時的毛澤東已經從李大釗那里了解到一些馬克思主義，但由于李大釗當時也受無政府主義影響，其文章中還摻雜著無政府主義的詞匯，所以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還是模糊的。李大釗曾告訴毛澤東，“非行聯治主義，不能改造中國”。“這種流行的政治主張對毛澤東的影響是不小的。”（《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 66頁。)　此外，當時馬克思主義的傳播還處在以簡單翻譯、介紹為主的階段，其理論吸引力與感召力自然比不過“說得好聽的”無政府主義。再次，從毛澤東當時對傳統修身致圣的理解以及新民學會的宗旨可以看出，此時的毛澤東渴望的是一種和平改造中國的手段。所以，此時他還是“贊同許多無政府主義的主張”。

選擇，是有歷史必然性的。十月革命的偉大勝利和馬克思主義的有關學說已經影響到了毛澤東，親身參與社會變革的實踐更成為他走向馬克思主義的加速器。

1919年 4月，毛澤東回到長沙，向新民學會會員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的簡要內容和社會主義的各種派別。不久，適逢五四運動爆發，毛澤東與張國基、易禮容等人以“救國十人團”為基層組織成立新的湖南學生聯合會，支援全國學生運動，發動學生總罷課。7月 14日，《湘江評論》發表創刊宣言，并在第二、三、四號連續刊載了《民眾的大聯合》一文。毛澤東在《創刊宣言》中提出了“吃飯問題最大”“民眾聯合力量最強”的主張，開始站在唯物主義的立場上解決現實問題。盡管在改造世界手段上，他仍主張“實行‘呼聲革命’——面包的呼聲，自由的呼聲，平等的呼聲——‘無血革命’ ”(《毛澤東早期文稿》，第 271頁。)，對于民眾大聯合以后的行動，他還贊成克魯泡特金的“溫和的”，“有互助的道德”的方式，認為“這派人的意思，更廣，更深遠”（《毛澤東早期文稿》，第 314頁。），但這是有特定歷史原因的：一是毛澤東之前感受到五四學生運動聯合力量，已經看到了民眾聯合的力量能夠迫使政府作出妥協；二是毛澤東當時深受無政府主義和傳統文化影響，認為中國還不適宜采取俄國激進、流血的革命，而可以通過聯合，使社會變成一個有組織的社會。所以在 12月刊載的《學生之工作》一文中，他甚至還提出在岳麓山建設新村的計劃。對于社會的改造，當時的毛澤東希冀通過“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創造一種新社會”來改變中國的面貌。（《毛澤東早期文稿》，第 410頁。)這種建立“各取所需”公共社會的空想，被后來王光祈的工讀互助團證明是不能成功的，但當時毛澤東還不能認清這種空想社會主義的本質。

當毛澤東正在為自己從事的教育工作和“新村”實驗制造輿論時，湖南督軍張敬堯因毛澤東煽動學生鬧事，封閉了《湘江評論》。毛澤東與各方各界組成“旅京湖南各界聯合會”及“旅京湘人驅張各界委員會”到北京請愿，最終迫使張敬堯離開湖南。五四運動和驅張運動的成功，使毛澤東更加堅信民眾大聯合的力量。1920年 2月，在致陶毅的信中，毛澤東提出：“我們要結合一個高尚、純粹、勇猛、精進的同志團體。”（《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上卷，第 52頁。）

同時，毛澤東與李大釗接觸更加頻繁。在李大釗的幫助下，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有了越來越濃厚的興趣。通過閱讀相關書籍，其思想發生很大變化。但是，毛澤東此時對社會主義的認識還不明確。驅張運動后，毛澤東對于社會改造目的如何，用什么方法達到等問題依然覺得茫然。如果說，驅張運動是推使毛澤東由無政府主義趨近馬克思主義的契機，那么，湖南自治運動可以說在實踐上真正把毛澤東推向馬克思主義。

驅張運動之后，湖南政局發生重大變化。面對如何改造湖南這一新問題，自 1920年 6月起，毛澤東先后發表《湖南改造促成會發起宣言》《湘人為人格而戰》《湖南人再進一步》《湖南人民自決》《湖南改造促成會復曾毅書》等文章，意欲建設一個理想湖南，把“社會的腐朽，民族的頹敗”連根拔起，讓湖南人民自決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上卷，第 58頁。）然而，7月 22日，湖南新督軍譚延闿發表“祃（祃，即 22日。）

電”，意欲把“湘人治湘”與“湘人自治”相混淆。毛澤東對此提出建立“湖南共和國”這一類似于“新村”的方案，幻想以湖南為先，“打破沒有基礎的大中國，建設許多的小中國”，從而實現改造中國社會的目的。（《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上卷，第 63頁。）隨后，他又在《大公報》發表《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憲法會議”制定“湖南憲法”以建設“新湖南”之建議》一文，并向譚延闿遞交《請愿書》，希冀通過聯合民眾進行和平行動迫使軍閥妥協，但“一場以和平請愿方式進行的好似與虎謀皮的自治運動”只能失敗。（《毛澤東傳（1893—1949）》，第 68頁。）湖南自治運動是在無政府主義、實用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社會思潮影響下進行的，是企圖在一個早上就能夠消滅國家的理論空想。殘酷的現實證明了“建立代議制政府”“社會互助論”等民眾聯合互助式改良方法在中國行不通。毛澤東認識到無政府主義在中國只能是“理論上說的通，事實上根本做不到的”空想。（《新民學會文獻匯編》，湖南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 103頁。）在給向警予的信中，毛澤東明確表示，中國“政治界暮氣已深，腐敗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謂絕無希望”，唯有“另辟道路，另造環境一法”。（《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上卷，第 70頁。）與此同時，毛澤東熱心搜尋能找到的為數不多的共產主義書籍，特別是《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史》和《階級斗爭》等著作，開始認真、深入地研究馬克思主義。

湖南自治運動的失敗和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研讀，使毛澤東開始認清無政府主義、新村主義、空想社會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本質區別，同時也讓他看清了中國社會的現狀。1920年 12月 1日，在給蔡和森、蕭子升等人的信中，毛澤東認為：“凡是專制主義者，或帝國主義者，或軍國主義者，非等到人家來推倒，決沒有自己肯收場的。”要真正解決這些問題，打破“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的困境，就必然要選擇俄國式革命。他說：“我對于絕對的自由主義，無政府的主義，以及德謨克拉西主義，依我現在的看法，都只認為于理論上說得好聽，事實上是做不到的。”（《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上卷，第 73頁。）1921年元旦，毛澤東召集在長沙的新民學會會員，在文化書社舉行新年大會，大家一致認同新民學會宗旨改為“改造世界與中國”。至于改造的手段，毛澤東同何叔衡等 12人贊成了布爾什維主義。至此，毛澤東通過對各種思想流派的反復比較，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完成了向馬克思主義者的轉變。

四

五四時期是毛澤東從民主革命者成長為馬克思主義者的關鍵時期。面對著封建王朝的腐朽和資產階級領導的辛亥革命的失敗，面對著新文化運動帶來救世救民的新思想和各種流派的齊涌并進，青年毛澤東懷揣著心系天下的大志，苦苦尋求一條解決中國問題和世界問題的道路。

在 1921年之前，可以說毛澤東有過多種主義、多種思想，其中無政府主義對毛澤東的影響更為明顯。他第一次到北京期間與各派學者交流之后，在《湘江評論》發刊詞及二、三、四號上發表的《民眾的大聯合》皆流露出無政府主義思想，甚至在后來領導湖南自治運動時，也仍然可以看出無政府主義的端倪。歷史的選擇告訴我們，毛澤東選擇馬克思主義脫離不了

無政府主義的影響。五四時期中國社會流行的“社會主義”概念，不少時候是同無政府主義混淆不清的。無政府主義作為中國“社會主義”的一個流派在客觀上部分“承擔了反封建的資產階級啟蒙和社會主義啟蒙的雙重任務”。（蔣俊、李興芝：《中國近代的無政府主義思潮》，第 196頁。）許多共產主義者都是“經過和無政府主義的斗爭”，“分清了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區別，從而堅決地走上擁護馬克思主義的道路”的。（彭明：《五四運動史》，第 612頁。）

然而在受無政府主義影響的同時，毛澤東又注意批判、檢驗無政府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是否適應。他本著“踏著人生和社會的實際說話”的態度，通過親身參與“驅張”“湖南自治”等運動，在實踐中明白了無政府主義的不切實際。正如周恩來所說，毛澤東“之所以偉大，在于他能夠從迷信中覺悟出來，否定舊的東西”。（《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0年版，第 334頁。）盡管湖南自治運動失敗后，毛澤東對無政府主義的“世界主義”還戀戀不舍，但是社會革命最終促使毛澤東轉向馬克思主義，走上了俄國式的革命道路。

〔作者白冰，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生，北京 100871〕

（責任編輯：杜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