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建立

付閃

中國有句古話：“兄弟鬩于墻，外御其侮。”然而這句話在80年前的中國，實現卻并不那么容易。80年前，在日本帝國主義全面侵華，妄圖滅亡中國的危難時刻，在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推動下，國共實現第二次合作。由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所發動和團結的全民族抗戰使抗日戰爭具有了空前的規模和無比深厚的力量。在這場偉大的全民族抗戰中，毛澤東關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理論與實踐，具有無可替代的作用和貢獻。

歷史的先聲：最先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

當時間的步伐進入到20世紀30年代，日本軍國主義加快了全面侵華滅亡中國的步伐：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悍然出兵，一舉吞并中國東三省；1932年一二八事變，日本又在上海挑起戰端；1933年日軍進攻山海關，進逼華北，亡國滅種的慘禍迫在眉睫……“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后的吼聲。”《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詞，喊出了億萬中國人心中的滿腔悲憤。

在這種形勢下，毛澤東清醒地認識到在日本妄圖滅亡中國的巨大危險下，民族矛盾開始上升為主要矛盾，而中日之間敵強我弱的現實使得中國共產黨必須聯合一切愛國力量去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因此，早在1933年1月17日，時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澤東和副主席項英、張國燾、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一起聯名發表宣言，宣布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入侵華北，愿在3個條件下與全國任何武裝部隊訂立停戰協定，共同抗日。這3個條件是：一、立即停止進攻蘇維埃區域；二、立即保證民眾的民主權利（集會、結社、言論、罷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裝民眾，創立武裝的義勇軍，以保衛中國及爭取中國的獨立統一與領土的完整。4月15日，毛澤東再次和項英、張國燾、朱德聯名發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與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宣言》，宣言再次重述在承認前述3個條件的原則下，中國紅軍準備與任何武裝隊伍訂立作戰協定，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這就是當年國內各黨派團體中最早明確提出的“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主張。

然而，在全國人民高呼抗日的時候，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卻無視日本侵略的巨大威脅，頑固堅持其“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一次次地發動對中央蘇區的“圍剿”。為了打破國民黨反動派的“圍剿”，聯合國民黨內部愛國抗日勢力，并推動全國抗日的浪潮，1933年5月28日，毛澤東和朱德聯名發表《告閩粵白軍士兵書》，提出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向廣東、福建的一切武裝隊伍提議，在承認3個條件的原則下，同他們訂立協定，去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賣國的蔣介石南京政府。毛澤東等人的努力在此后不久即取得了重要的成果。1933年，蔣介石調集重兵，發動了對中央蘇區規模空前的第五次“圍剿”。由于博古、李德“左”傾冒險主義的指揮，紅軍遭受重大損失，處境被動。在這個萬分緊急的時刻，1933年11月，被蔣介石部署在福建“圍剿”紅軍的第十九路軍，在蔣光鼐、蔡廷鍇的率領下卻突然舉起了“反蔣抗日”的旗號，發動了震驚全國的福建事變，在福建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提出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收復東北失地”“打倒賣國殘民的南京政府”等口號。這是一次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如果紅軍和十九路軍在此時結成統一戰線，那么不僅蔣介石精心布置的第五次“圍剿”將全盤泡湯，而且紅軍還可以借此出擊到江浙等省，直接威脅或襲取國民黨空虛的后方，同時可以推動全國抗日的熱潮。據蔣介石侍從室主任晏道剛后來回憶，蔣介石在撫州得知福建事變消息，神色異常緊張，深恐紅軍與十九路軍聯合，好幾次與晏道剛同坐汽車時，忽而自言自語，忽而揮拳亂舞，顯然，蔣介石已經亂了方寸。因此，這時已經被中央“左”傾領導人排斥出領導核心的毛澤東當即向中共中央建議：同發動福建事變的十九路軍合作，在軍事上互相配合，以紅軍主力沖破國民黨軍隊的包圍“突進到以浙江為中心的蘇浙皖贛地區去，縱橫馳騁于杭州、蘇州、南京、蕪湖、南昌、福州之間，將戰略防御轉變為戰略進攻，威脅敵之根本重地，向廣大無堡壘地帶尋求作戰。用這種方法，就能迫使進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區之敵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據地的進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但是，博古和李德卻繼續把福建人民革命政府這些國民黨內部抗日反蔣的中間派力量看成是“最危險的敵人”，拒絕采納毛澤東的這個建議。結果，孤立無援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在蔣介石的軍事進攻和政治分化下很快失敗，紅軍也因錯失時機無法打破“圍剿”而被迫長征。

重大的轉折：瓦窯堡會議制定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

自九一八事變以后，民族矛盾開始上升為主要矛盾的事實引起了中國革命形勢新的變化，如何認識在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情況下國內階級關系發生的深刻變動，把中國革命推向前進，這成了擺在當時黨中央面前的首要問題。但是，這時以王明、博古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和關門主義在黨中央已取得統治地位，他們不僅沒能正確地順應形勢，反而作出一些嚴重脫離實際的錯誤決定。在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全國人民要求抗日的情況下，他們提出的竟然是“武裝保衛蘇聯”這種離題萬里的口號。而面對國內階級關系的變化，他們看不到民族資產階級和部分地主階級也有抗日的要求，看不到國民黨內部正在發生的分化和破裂。相反，他們認為這些有抗日要求的中間勢力是“最危險的敵人”，不僅要對蔣介石，同時對想與我們結盟的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和第十九路軍也“要以主要的力量來打擊之”。這樣做，只能把原來可以成為朋友的中間力量推向蔣介石一邊去，白白浪費了擴大統一戰線的好機會。

多年以后，毛澤東回憶起這段歷史時還余怒難平，他在幾篇筆記里這樣寫道：博古等人搬來斯大林所謂中間派別最危險的論斷，否定一切同盟者。對此，毛澤東辛辣地諷刺道：先把敵人說成鐵板一塊，大的小的一齊打倒，而后干脆說要拿主要力量來打倒小的，因為據說這些小的最危險。在蘇區要“明確階級路線”，搞什么“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對國民黨則集中力量打擊想和我們結盟的察綏抗日同盟軍、十九路軍，于是乎小的被我們打得不亦樂乎，成群地跑到大的那里去，我們卻孤零零地遭受著大的小的雙管齊下，把我們打得要死。正是“周郎妙計安天下，賠了夫人又折兵”，“這種革命，要對付全世界的帝國主義和整個中國的地主資產階級政府，又把十九路軍一切官長也當做敵人，這是世界革命史上獨一無二或者至少是稀罕的杰作”。

長征途中的中國共產黨人在血的教訓中，開始總結反省“左”傾路線的錯誤。在毛澤東等人的努力下，1935年，遵義會議開始結束“左”傾路線在中央的統治，逐步形成了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領導集體。

長征勝利結束后，1935年12月在瓦窯堡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中，中共中央根據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變化這一關鍵形勢，開始正式提出確立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戰略決策。此前8月，駐共產國際的中共代表團以中華蘇維埃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央名義起草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宣言號召全國同胞團結起來，停止內戰，抗日救國，組織全國統一的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雖然這份出自共產國際的中共代表團的《八一宣言》在一定程度上為瓦窯堡會議作出關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戰略決策減輕了阻力，但是在會議討論時，圍繞民族資產階級有沒有可能抗日的問題，仍然發生了爭論。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他的主題發言中分析了各階級對抗日的態度，明確提出民族資產階級在亡國滅種的關頭有參加抗日的可能，甚至連軍閥、地主和大資產階級營壘也有分化的可能。黨應該克服關門主義這個主要的危險，采取各種適當的方法與方式去爭取這些力量到反日戰線中來。

12月27日召開的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毛澤東又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著名報告。在這個報告中，毛澤東根據此前瓦窯堡會議決議精神，從目前政治形勢的特點、民族統一戰線、人民共和國、國際援助4個部分對這一時期的基本形勢特點和我們建立統一戰線的原則、方法做了深入闡述。毛澤東認為目前形勢的基本特點，就是日本帝國主義要變中國為它的殖民地，黨必須根據這種變化了的形勢來規定自己的任務。在日本妄圖吞并中國的今天，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都是要求抗日的，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是中國革命最堅決的力量；民族資產階級有變化的可能，同民族資產階級重新建立統一戰線是完全可能的。同時，中國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營壘在日寇對中國的侵略中也不完全是統一的，也是可能產生分化的。在這種形勢下，黨的任務就是把紅軍的活動和全國的工人、農民、學生、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的一切活動匯合起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矛盾，組成一個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統一的民族革命戰線。在報告中，毛澤東還明確批評了關門主義的錯誤，指出當革命形勢已經改變的時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領導方式，也必須跟著改變。報告指出黨的任務是變中國為獨立、自由和領土完整的國家。目前的時局，要求中國共產黨勇敢地拋棄關門主義，采取廣泛的統一戰線，防止冒險主義。值得注意的是，為適應爭取一切可能力量參加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需要，毛澤東還提出用人民共和國代替工農共和國——人民共和國的政府以工農為主體，同時容納其他反帝國主義反封建勢力的階級，包括民族資產階級。這個國家政府在相當長時期內的基本任務，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賣國賊，鼓勵民族資產階級工商業的發展。這個報告是毛澤東關于統一戰線思想的代表性著作，是指導中國共產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偉大綱領。在這一綱領的指導下，中國共產黨結束了關門主義在中央的統治，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思想開始在全黨建立起來。

此后，毛澤東通過大量的公開講話、發表文章、通電和給社會知名人士及國民黨元老高官寫信等方式，努力向全國各界人士宣講“停止內戰，團結抗戰”的道理。在毛澤東的重視和直接領導下，黨加強了對統一戰線工作的領導，一方面積極促進一二九運動后全國人民的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一方面在“抗日反蔣”的旗號下盡可能地向國民黨上層和地方實力派宣傳黨的抗日主張，開展爭取同盟者的工作，積極促成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全民族抗戰形勢的形成。

關鍵的抉擇：力促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形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在中國共產黨的影響下，身處陜北進攻紅軍最前線的東北軍統帥張學良開始逐漸認同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方針。1936年4月19日，張學良等一行4人飛抵延安。這天晚上，他們在延安城內的天主教堂同周恩來進行了徹夜長談。在這次談話中雙方就停止內戰、聯合抗日形成了很多共識，而這次會談中張學良所提出的“聯蔣抗日”的方針也為中共中央所接受。此后，中共中央調整了策略，不再提“抗日反蔣”的口號，開始實行“逼蔣抗日”的方針。

1936年9月，經過毛澤東和周恩來精心挑選，中共中央派出葉劍英、彭雪楓和潘漢年等人化裝成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派往保安代表團的人馬，突然離開保安城，進入正在此“剿共”的東北軍的防地，再換乘汽車，直奔西安而去，進入東北軍和西北軍總部駐地。這支派往東北軍做統戰工作的神秘隊伍，肩負著溝通中共中央和張學良的重任。很快，在葉劍英等人的努力下，張學良和毛澤東之間架起了一條秘密熱線，雙方不斷密電往來，僅1936年10月，西安城里發往紅都保安的密電，就達18次之多。在中國共產黨的推動下，1936年12月12日，愛國將領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囚禁了來西安督促“剿共”的蔣介石，實行兵諫，逼蔣抗日。

蔣介石被捉后，國民黨內出現分裂的危險，而延安不少干部群眾乃至一些高級干部則紛紛提出要公審蔣介石，為犧牲的革命同志報仇。面對這一復雜局勢，毛澤東審時度勢，非常清醒地看到只有促成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促成國共的再次合作才能最大限度地保存民族的抗戰實力，避免再次陷入令親者痛、仇者快的內戰之中。因此在事變解決過程中，在蔣介石承諾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情況下，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積極促成了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經過后續一系列的艱苦談判，終于實現第二次國共合作。

這一時期，在毛澤東等的努力下，中國共產黨還同閻錫山、李宗仁、陳濟棠、傅作義等地方實力派取得聯系或達成協議，建立起包括全國各階級參加的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從此拉開了全民族抗戰的偉大序幕。

1937年5月初，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了黨的全國代表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的報告，向全黨提出“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的偉大任務。這次會議為迎接全民族抗戰的到來，在政治上、組織上、思想上作了重要的準備。1937年七七事變后，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7月8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通電并致電蔣介石，要求實行全國總動員，保衛平津，保衛華北，收復失地；表示紅軍將士愿為國效命，以達保土衛國之目的；呼吁全國同胞、政府和軍隊團結起來，筑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本的侵略；國共兩黨合作抵抗日本的新進攻。此后不久，經過和國民黨談判，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同副主席朱德、周恩來發出關于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的命令，統一于國民革命軍序列中參加全國抗戰。這標志著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正式形成。

在那個民族危難的歷史關頭，毛澤東始終以他高遠的戰略眼光，根據無產階級革命的總要求和時局的變化，不僅適時地提出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的歷史任務，還具體制定了為建立和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一系列正確的方針、政策，實施這些方針、政策的一系列正確方法。

（來源：《湘潮(上半月)》 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