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毛澤東與四位黨外人士的交往
抗戰時期毛澤東與四位黨外人士的交往
李雨檬
抗戰爆發前,國民黨的封鎖和“圍剿”迫使中共在很大程度上與外界隔斷?箲鸨l后,中共的種種主張令人耳目一新,引起廣泛關注。許多關心中國命運和抗戰前途的黨外愛國人士絡繹來到延安,希望進一步了解共產黨。毛澤東在繁忙之中抽出許多時間來接見他們,了解社會情況、大眾情緒,宣傳黨的主張。
梁漱溟:“我聽他的談話,把我心中的煩悶一掃而光”
梁漱溟與毛澤東同歲。1918年,兩人在楊開慧的父親楊昌濟先生的家里初識。當時梁漱溟是北京大學哲學系講師,毛澤東則在北大當圖書管理員,他們之間沒有太多交流。20年后,梁漱溟到延安訪問。21天時間里,毛澤東與他有過多次交談,有兩次竟是通宵達旦。
那是在1938年1月,梁漱溟帶著諸多困惑和問題第一次來到延安。梁漱溟早年加入同盟會,投身辛亥革命,后來試圖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求改造舊中國、建設新中國的途徑,積極從事鄉村建設的實踐,但是日寇侵略的鐵蹄將他的好夢無情地踏碎了。受蔣介石之邀,梁漱溟以無黨派社會賢達的身份加入了國民政府參議會。在親眼目睹了人民流離失所、爭相逃難,而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的慘象后,梁漱溟看不到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在何方,悲觀失望的情緒縈繞著他。他決定訪問延安,希望在這里找到一些答案。
梁漱溟在延安受到了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的熱情接待。一天下午6點,梁漱溟應約來到毛澤東住地。在寒冷的冬夜,在溫暖的屋里,一場關于抗戰前途問題的對話開始了。
梁漱溟開門見山,坦率地講了自己對時局的看法和對抗戰前途的擔憂。
毛澤東聽完梁漱溟的話,露出笑容,斬釘截鐵地答道:“梁先生,你所聽到看到的若干情況,大體都是事實。但我的看法,中國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觀,應該非常樂觀!中華民族是不會亡的,最終中國必勝,日本必敗,只能是這個結局,別的可能沒有!”
隨后,毛澤東十分詳盡、有聲有色地分析了國內、國外,敵、我、友三方力量的對比,強弱的轉化,戰爭的性質,人民的力量,戰爭發展的幾個階段等問題,最后又回到了中國必勝、日本必敗的光明結局上。
毛澤東講得頭頭是道、入情入理,使梁漱溟打心底里佩服,感嘆這是抗戰以來他所聽到的有關抗日問題最令其鼓舞和信服的談話。毛澤東這天所談的“中國必勝、日本必敗”的觀點,即是不久后寫成的《論持久戰》一書的主要論點。梁漱溟后來回憶說:“這篇文章那時還沒有發表。他就是以這篇文章的內容來說給我的,說中國一定勝利。我聽他的談話,把我心中的煩悶一掃而光!
夜深了,兩人的談話還在繼續,不知不覺已到后半夜。告別時,梁漱溟將他新出版的數十萬字的著作《鄉村建設理論》送給毛澤東。
兩人第二次的長談就是從梁漱溟的書開始的。毛澤東說:“你的著作對中國社會歷史的分析有獨到的見解,不少認識是對的,但你的主張總的說是走改良主義的路,不是革命的路。而我認為,改良主義解決不了中國的問題,中國的社會需要徹底的革命!泵珴蓶|還對黨的領導、武裝斗爭、統一戰線這三大法寶進行了分析,并強調了階級和階級斗爭這個最核心的問題。
梁漱溟不同意毛澤東的階級斗爭觀點。他認為:中國社會與外國社會不同。在歷史上,外國的中古社會,貴族與農民階級對立鮮明。但中國的中古社會不是這樣,中國社會的貧富貴賤不鮮明、不強烈、不固定,因此階級分化和對立也就不鮮明、不強烈、不固定。據此,梁漱溟提出“倫理本位”“職業分途”8個字。“倫理本位”,即注重為家庭為社會盡義務盡責任;“職業分途”,即社會分工,人人盡責,做好本行。
梁漱溟講了很多,毛澤東聽得也很耐心。毛澤東心平氣和地說:“中國社會有其特殊性,有自己的文化傳統,有自己的倫理道德,梁先生強調這些也并沒有錯。但中國社會卻同樣有著與西方社會共同的一面,即階級的對立、矛盾和斗爭,這是決定社會前進最本質的東西!绷菏閰s不以為然,認為毛澤東太看重一般性的一面,而忽略了最基本、最重要的特殊性的一面。
這次長談從傍晚一直持續到第二天天明,兩人各持己見,誰也沒有說服誰。毛澤東送梁漱溟出門時說:“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們今天的爭論不必先作結論,姑且存留聽下回分解吧!倍嗄暌院,提起那場爭論,梁漱溟說:“使我終生難忘的是毛澤東的政治家的風貌和氣度。他披著一件皮袍子,有時踱步,有時坐下,有時在床上一躺,十分輕松自如,從容不迫。他不動氣,不強辯,說話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語。明明是各不相讓的爭論,卻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談!
訪問延安之后,從1939年初,梁漱溟進行了歷時8個月的魯豫蘇皖抗日游擊區考察?吹綗o數抗日志士和廣大民眾不怕困難,不怕犧牲,奮起抗戰,梁漱溟對毛澤東“中國必勝,日本必敗”的結論更加深信不疑。這年11月,他與張瀾、沈鈞儒、黃炎培等人發起成立了“統一建國同志會”,為團結抗敵而奔走呼吁。
至于那場各執己見的爭論,在10余年后也有了結果。1951年,梁漱溟在《光明日報》上發表《兩年來我有哪些轉變》一文。在這前后,他又寫了《何以我終于落歸改良主義》等文章,送給毛澤東看。梁漱溟在文中毫無保留地說:“若干年來我堅決不相信的事情,竟然出現在我眼前。一個全國統一穩定的政權竟從階級斗爭中而建立,而屹立在世界的東方。我曾估計它一定要陷于戰斗混戰而沒有結果的,居然有了結果,而且結果顯赫,分明不虛!
陳嘉庚:“中國有救星,勝利有保證”
全面抗戰爆發后,海外廣大華僑掀起支援祖國抗戰的愛國熱潮。僑居新加坡的愛國實業家陳嘉庚領導組織了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動員南洋華僑踴躍捐款,購買救國公債,選送華僑司機回國運輸抗戰物資,為祖國抗戰做出巨大貢獻。為了慰勞國內抗日軍民和考察祖國抗戰實況,陳嘉庚親自發起并率領南洋華僑回國慰勞考察團,于1940年3月回到祖國。
在重慶期間,國民黨中央政府為討陳嘉庚這位“財神”歡心,可謂做足工夫。他們安排陳嘉庚住在高級賓館,并舉辦了一系列宴會,陳嘉庚對此非常反感。看到國民黨在艱苦抗戰時還如此鋪張浪費,陳嘉庚非常失望,深感憂慮。
更讓陳嘉庚焦灼擔心的是:國共兩黨間矛盾日深,磨擦加劇。這可是直接威脅國內團結抗戰的大事,陳嘉庚感到有必要到延安看一看,了解毛澤東及中共的態度。
在接到毛澤東的正式邀請后,陳嘉庚于1940年5月31日到達延安。第二天,毛澤東就在辦公室兼住所的窯洞里會見了他。初次見面,毛澤東的樸素給陳嘉庚留下了深刻印象。這位中共最高領導人身著粗布衣服,神態慈祥。他的窯洞陳設簡樸,屋里的十幾張木椅子,竟是高低大小都不同,像村民的舊物。
敘談中,陳嘉庚表示對中共進行磨擦斗爭不理解,認為在國共兩黨關系問題上,共產黨應多做讓步,要以團結求團結。對此,毛澤東做了耐心、坦誠的解釋:因為國民黨中的頑固派企圖限制、消滅我們,他們總想掃除共產黨這個障礙,以便毫無顧忌地投降日本。我們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才對他們在政治上、軍事上的進攻給予適當還擊……我們的政策是以斗爭求團結,以團結求團結。毛澤東誠摯地表示:我們承認國民黨是第一大黨,擁護中央政府的領導,贊同以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作為統一戰線的政治基礎。總之,我們的總方針是團結,但是只有在進步的基礎上,才能達到真正的團結。
對毛澤東所言,陳嘉庚當時并未能全部理解和接受,但他為毛澤東的誠懇言辭所感動,同時也直接了解到毛澤東及中共中央關于團結抗戰的立場和態度。
當天,歡迎陳嘉庚的“晚宴”設在窯洞外的露天壩上。露天壩上擺了一張方桌,方桌上放了個舊得已經不平整了的圓桌面。方桌上鋪了4張白紙當桌布,碰巧有風把白紙吹掉了,大家干脆就不用白紙了。飯菜雖無豐盛可言,然而陳嘉庚吃得舒坦有味。
這以后,毛澤東又幾次來到陳嘉庚的住所,與他交談,或同午餐,或同晚餐。交談中,陳嘉庚一再表明海外華僑希望國共兩黨加強團結、一致對外的意愿。毛澤東表示完全理解,并說中共完全沒有惡意,所有磨擦生端,皆由對方下級人員造成,而中央多為誤認,望先生謁見蔣委員長時,代為表白,并將在延安所聞代向僑胞報告。陳嘉庚慨然應允。
在與毛澤東的多次會見中,一些小事引起了陳嘉庚的注意和驚奇。一次,他和毛澤東在談話,在延安學習的南洋華僑學生走過來,沒有敬禮就坐下,并“絕無拘束”地參加談話。還有一次,他和毛澤東在窯洞里談話,總司令部的人都參加,頃刻席間坐滿,有個勤務兵遲到,望見毛澤東坐的那張長板凳略有空隙,就塞身坐下,毛澤東向他望一望,還向旁邊挪了挪,以便讓他坐得更舒服些。
毛澤東煙癮很重,有時煙剛抽一半,忽有客求見,他舍不得扔掉那半截,將煙火熄滅,客人走后又將那半截煙蒂撿回吸完。毛澤東單獨請陳嘉庚吃飯時,僅以白飯、咸菜相待,外配一味雞湯。毛澤東抱歉地說:我薪俸有限,沒錢買雞,這只雞是鄰居老大娘知道我有遠客,送給我的。
有一天下午,毛澤東到陳嘉庚住處長談,晚餐后,問陪同陳嘉庚來延安的國民黨官員壽家駿在何處,陳嘉庚朝近處一個窯洞指了指,毛澤東就去壽家駿的窯洞談話了。陳嘉庚以為毛澤東去去就回,便在窯洞前等著與毛澤東相辭,但久等不出,只好回去休息了。第二天早上才知道,毛澤東竟與國民黨一小科長相談許久,至深夜方回。
在延安,陳嘉庚還實地參觀訪問,深入基層,考察中共及邊區政府政策執行情況。他了解到,邊區土地不沒收,而且賦稅很輕,一畝地最多要7斤半糧,其他捐稅一概沒有。部隊自己種地種菜,既保證軍糧供應,又減輕農民負擔。邊區政治良好,無失業游民,無盜賊乞丐,縣長都是民選,對官吏貪污者都予以嚴懲。他觀察街上過往行人都洋溢著昂揚奮發的精神,沒有發現有無謂的應酬及奢侈、浮華而浪費的交際。
陳嘉庚怕有關負責人所談非實,還特意與在延安學習的南洋華僑學生多次暢談,這些學生在他面前無拘無束地反映了延安情況。結果所見所談都是一樣,這下陳嘉庚心里踏實了。陳嘉庚把在延安觀察到的與國民黨統治區相比較,越來越覺得延安是中國的希望所在。離開延安后,他在重慶、在南洋多個場合說過:“我未往延安時,對中國的前途甚為悲觀,以為中國的救星尚未出世,或還在學校讀書,其實此人已經四五十歲了,而且做了很多大事了,此人現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中國有救星,勝利有保證,大家要更加努力。
李鼎銘:“毛澤東的思想不只是他個人的意見,正是群眾的意見”
1941年11月6日,陜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在延安大禮堂隆重開幕。出席會議的有農民、工人、干部、戰士和黨外民主人士。毛澤東出席開幕式并發表演說,他說:為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我們有義務與黨外人士合作,希望各參議員本著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精神提意見。在毛澤東的號召下,大家開動腦筋,爭獻抗日救國大計,提出了許多寶貴建議。
參議員中有一位個子矮小,兩眼炯炯有神,拄拐杖的老人,他就是米脂縣的李鼎銘。他原是當地一位有名望的紳士,曾做過榆林中學的教員和小學校長,晚年以行醫務農為生。他為人正直,同情農工,擁護共產黨團結抗日的政策,被選為米脂縣參議會議長,參加了這次陜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
毛澤東的話深深打動了李鼎銘的心。他根據陜甘寧邊區老百姓負擔重的情況,提出了一個“精兵簡政”方案,其主要內容是:為了更好地完成抗日救國大業,政府要徹底計劃經濟,兵要精,政要簡,行政機構要以質勝量,提高工作效能。
“精兵簡政”議案提出后,遭到一些人的質疑。有人認為“提倡精兵主義,部隊就不能發展”,有人甚至懷疑李鼎銘提出這個方案的動機。而毛澤東對這個提案卻非常重視,他把整個提案抄到自己的本子上,用紅筆圈起他認為重要的地方,還在旁邊寫了批語:“這個辦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們的機會主義、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的對癥藥。”
在議案提交大會討論時,李鼎銘剛發完言,毛澤東就站起來,一邊鼓掌一邊走到臺前,深刻、生動地闡述了在“魚大水小”、經濟嚴重困難的情況下實行“精兵簡政”的必要性,還對黨內同志的宗派主義情緒進行了批評,嚴肅地指出我們黨是為人民服務的,不論誰提出的意見,只要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照辦。在毛澤東的支持下,“精兵簡政”議案順利通過了。
此后,黨中央不僅在陜甘寧邊區先后3次實行精簡整改,還把這項政策推廣到黨所領導的各抗日根據地。精兵簡政的實施,對于減輕人民負擔,度過抗日戰爭最艱苦的階段,堅持持久抗戰,起了重大作用。
經毛澤東提議,李鼎銘在這次參議會上,被選為陜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不久,他由米脂搬家到延安時,自愿將全部家產獻給了當地政府。
毛澤東對李鼎銘非常關心。李鼎銘每次來楊家嶺,毛澤東工作再忙也要接見他,還經常親自到邊區政府去看望他,并指示有關部門對他生活上加以照顧。李鼎銘的大兒子在國民黨統治區當差,李鼎銘想讓兒子棄暗投明,回延安來參加革命工作。經毛澤東同意,邊區政府派人帶著李鼎銘的親筆信,一番周折后,把李鼎銘的大兒子全家接回了延安?吹絻鹤影踩貋,李鼎銘高興地連聲說:“共產黨真行!真行!”
李鼎銘任邊區政府副主席后,有一段時間,由于黨內一些同志還不習慣同黨外人士合作共事,往往把李鼎銘當客人對待,形式上客客氣氣,事實上對他的職權并不尊重。李鼎銘從來沒有貪求官位給自己帶來什么好處,任這個職務只是希望造福一方,做些實事,F在自己的主張得不到實現,他寧可辭職回鄉。李鼎銘不滿的態度在工作中表露出來,引起了陜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和秘書長李維漢的注意。李維漢找李鼎銘談心,態度十分誠懇,李鼎銘率直地說:“我原本不愿出來做事的,是受到毛主席在參議會上的演說的感動才出來的,在黨外人士有職有權的鼓勵下出來的。任職后,政府開會要我主持時,只臨時給我一個條子,什么都不給我談,我怎么辦?政府下達命令、指示,要我畫圈,有的內容事先我一點也不知道,怎么辦?現在同級把我當客人,下級把我當傀儡。黨上有包辦,政府不能決定政策。我這個副主席也不想干了。”
邊區政府黨組織聽了李鼎銘的意見,認為他講了心里話,黨組織應該充分尊重黨外人士的職權。于是商定了4條改進措施,以確保黨外人士有職有權。李鼎銘很高興,態度重新積極起來,不講“你們黨”,而講“我們團體”了。毛澤東聽了這一情況匯報后,對邊區政府黨組織主動搞好黨內外團結的做法十分贊成。
1944年6月,中外記者參觀團訪問延安。英國記者斯坦因單獨采訪李鼎銘,當時只有一個翻譯在場。當斯坦因問“你是不是有職有權”時,李鼎銘給了十分肯定的回答:“我有職有權!崩疃︺戇M一步談到:“我對于新民主主義的信仰,在我服務政府的4年中,證明是正確的了。我以為毛澤東是天才。他對于每一個問題都看得非常具體,毫無成見。毛澤東的思想不只是他個人的意見,正是群眾的意見。他做的事情正是老百姓想做能做的事情!
黃炎培:“這種精神充分發揮出來,前途希望是無限的”
1945年7月1日,黃炎培和冷遹、褚輔成、章伯鈞、左舜生、傅斯年等6位國民參議員,應毛澤東的邀請,為推動國共和談,飛赴延安訪問。毛澤東率領在延安的幾乎所有中共領導人,在機場迎接黃炎培一行。他與黃炎培握手后第一句話就是:“我們20多年不見了!”黃炎培愕然,說:“我們這是第一次見面呀!”毛澤東笑著說:“1920年5月某日在上海,江蘇省教育會歡迎杜威博士,你主持會議,發表演說,那一大群聽眾之中有一個就是我!秉S炎培聽后很高興,盛贊毛澤東好記性。
在延安的5天中,黃炎培一行參觀訪問了許多地方。未到延安之前,黃炎培擔心的是自由被限制,因此到延安之初處處小心謹慎。但他很快感到這里的行動是空前自由的,不僅他們一行人“要到哪里,看哪里,都絕對自由”,而且延安的全體人民“個個得投書街頭意見箱,也個個得上書建議于主席毛澤東”。
最令黃炎培難忘的還是與毛澤東的會面。7月2日下午,6人應約前往楊家嶺。在毛澤東的會客室,黃炎培看到墻上有一幅畫很眼熟,竟是自己在1943年題詩的畫。當時正值國民黨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共經歷著艱難困苦,沈鈞儒次子畫家沈叔羊畫了一個茅臺酒瓶和兩個酒杯拿來請黃炎培題字,黃炎培想起長征時傳言紅軍戰士在茅臺酒池中洗腳,就以此為題,借詩表達了自己的調侃諷喻:“喧傳有人過茅臺,釀酒池中洗腳來。是真是假我不管,天寒且飲兩三杯!彼麩o論如何也想不到,這幅畫竟掛在中共領袖的會客室里!毛澤東告訴他,是董必武在重慶買下這畫后帶到了延安送給自己,自己很喜歡,就把畫掛到了會客室。黃炎培在此時此處看到此畫,一股知遇之心的暖流流遍周身,他一下子對毛澤東打開了心扉。
7月4日,毛澤東在百忙之中邀請黃炎培和冷遹到他家中作客,整整長談了一個下午。毛澤東談了整風運動,他說:從多年的革命實踐中,中國共產黨覺悟到以往的種種錯誤,主要是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這些錯誤,給中國共產黨的教訓太深刻了,它是由無數革命者的流血犧牲才擦亮人們的眼睛的。黃炎培頻頻頷首,表示同意。他們還探討了教育學上的一些問題。
毛澤東問黃炎培,來延安考察了幾天有什么感想和意見。黃炎培坦誠地說:“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
聽罷黃炎培的耿耿諍言,毛澤東深為感動,他緩慢而堅定地回答道:“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毛澤東的回答同樣擲地有聲,黃炎培連聲道:“這話很有道理。只有大政方針決之于公眾,個人功業欲才不會發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來打破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延安之行使黃炎培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和感情發生了重要的變化;氐街貞c后,黃炎培在很短時間內,寫成《延安歸來》一書出版,熱情地贊頌了毛澤東和共產黨領導下的延安抗日根據地,在重慶引起了巨大的震動。《延安歸來》初版2萬冊,幾天內就被搶購一空,成為大后方轟動一時的暢銷書。
在以后的歲月里,黃炎培毫無保留地轉向共產黨,成為與共產黨肝膽相照的諍友。
從抗戰之初“國共合作、一致抗日”,到抗戰中期的“爭取中間勢力”,再到抗戰勝利前夕的“建立聯合政府”,抗戰時期毛澤東與黨外人士的交往,體現了中共的抗戰方針和對大局的把握,也展示出毛澤東巨大的個人魅力。
(來源:《湘潮(上半月)》201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