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研究與中國道路

陳晉

85年前，毛澤東在尋烏進行了被他稱為“最大規模”的社會調查。在此前后，他還在贛南、閩西進行了一系列社會調查。這些調查，為他在中國革命最困難、最要緊的歲月探索中國革命道路打下了重要的認識基礎，更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個最基本、最長遠的事業，提供了正確方向。

道路問題至關重要。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的救亡圖存和發展強大，應該走什么路、怎么走，一直是無數仁人志士孜孜以求的基本問題，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的一個核心問題。毛澤東以尋烏調查為代表的社會調查和黨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正確的道路，從來都是深埋在國情的土壤之中，要把它找出來，從來都是從深入地了解和研究國情開始的。

我們黨在確定了民主革命綱領之后，革命道路“是什么”、應當“怎么走”，仍然面臨著各種紛擾。可以說，就在毛澤東埋頭搞尋烏調查的時候，“城市中心論”仍然是黨內決策層的主流看法。1930年夏天，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時，要各地紅軍分別去打長沙、南昌等城市，進而“飲馬長江，會師武漢”的戰略調度，即為一例。毛澤東以尋烏調查為代表的一系列贛南、閩西社會調查，其特殊意義在于，為清晰回答中國革命“是什么”和“怎么走”這兩個事關道路的重大課題，提供了認識基礎。

關于“是什么”。毛澤東自己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也有一個發展變化的過程。周恩來1944年在延安中央黨校作報告時曾說，“六大”召開時，毛澤東雖然已經提出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但他“還是認為要以城市工作為中心的”。從“工農武裝割據”到“以農村為中心”的轉變，是創立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關鍵一環。毛澤東1929年在長汀、上杭等地所進行的廣泛社會調查，使他開始抓住這個關鍵環節，堅定了他創立鞏固的革命根據地，以為“前進的基礎”的決心。在土地革命、武裝割據這些基本政策指導下，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逐步鞏固發展，建立起影響全國的“中心工作區域”。“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這條道路的設計，就是在這個過程中間孕育成熟的。

關于“怎么走”。在大革命失敗后的嚴酷斗爭形勢下，中國革命道路“怎么走”，比“是什么”的爭論顯得更為迫切與緊要。它直接決定著黨和紅軍能否生存發展，并最終決定著農村包圍城市這條道路能否走得通。為弄清“怎樣走”的問題，毛澤東的辦法依然是“向下看”，通過調查研究來找到鑰匙。在尋烏調查中，他深入而系統地研究了當地商業資本的興衰過程和原因、中國農村的土地關系和剝削狀況、各個階級和階層的生存現狀及政治態度，特別是細致入微地分析和總結了尋烏進行土地斗爭的經驗教訓，由此，對為什么要走和怎樣走農村包圍城市這條道路，在認識上有了飛躍；對這條道路為什么能夠走得通，在認識上也有了實踐依據。

具體說來，毛澤東以尋烏調查為代表的社會調查，之所以能夠從宏觀上認識到中國革命道路“是什么”和“怎么走”，在于這些調查大體在以下幾個問題上為當時的道路探索提供了認識基礎。

第一，以尋烏調查為代表的社會調查，為黨在道路探索中制定正確的土地政策，提供了可靠的階級依據。在到井岡山之前，毛澤東也做過一些農村調查，但他認為，自己對“農村階級的結合，仍不是十分了解的”。尋烏調查之后，他才“弄清了富農與地主的問題，提出解決富農問題的辦法”；興國調查之后，才弄清楚了“貧農與雇農的問題”。后來，他還在調查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正確對待中農的問題。弄清楚農村各階級的狀況及其相互關系，在實踐中產生了兩個積極成果，一是使黨找到了解決土地問題的可行路徑，進而制定出比此前的土地政策（如“井岡山土地法”）更切合實際的方案；二是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學說，使農村階級劃分有了可行的標準。這兩個成果，使中國革命道路的探索有了可靠的階級基礎。這就是毛澤東說的，“社會經濟調查是為了得到正確的階級估量，接著定出正確的斗爭策略”。

第二，以尋烏調查為代表的社會調查，為黨在道路探索中推進根據地建設，提供了切實的工作方法。建立鞏固的革命根據地，努力發動群眾，擴大紅色區域，是土地革命時期中國革命道路的重要內容，也是毛澤東社會調查的重要方面。通過對東塘、長岡、才溪等地的調研，他搞清楚了蘇維埃政府“在土地斗爭中的組織和活動情形”，就蘇維埃政權的性質、任務、工作方法，以及經濟建設、關心群眾等問題做了完整論述。這些建立在“鐵的事實”基礎上的理論概括和政策措施，為開創中國革命新局面，迅速鞏固和擴大中央革命根據地，提供了重要的政權基礎和行政工作方法，為中國革命道路的探索前進，積蓄了組織力量。

第三，以尋烏調查為代表的社會調查，為黨在道路探索中加強黨的建設，提供了深刻的思想基礎。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將建設一個堅強的無產階級政黨的任務，突出地提了出來。如果沒有這個任務的完成，即使以“鄉村為中心”，也難免要失敗。中央蘇區時期，毛澤東通過調查研究，為解決這個問題作出了開創性的歷史貢獻。他在《反對本本主義》中明確提出了黨的“思想路線”概念，后來在《查田運動的群眾工作》《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又提出了“群眾路線”的科學概念和基本思想。這兩個理論創新成果，與《古田會議決議》所提出的建黨原則一道，使黨的建設思想有了中國特色的新發展，為把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黨，逐步改造成了中國革命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提供了深刻的思想基礎。

第四，以尋烏調查為代表的社會調查，為黨在道路探索中處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的關系，提供了科學的前進方向。究竟應該以一種什么樣的態度和方法，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來處理中國革命遇到的實際問題，多年沒有解決。幾次“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蓋源于此。毛澤東做尋烏調查的同時寫作的《反對本本主義》，是他多年調查工作經驗的思想結晶。這篇文章圍繞調查研究這一根本工作方法，科學剖析了過去黨犯錯誤的思想根源，提出了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態度，即“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這些經驗總結和理論認識，是對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初步闡發，也是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個根本問題上形成思想自覺的重要開端，從而為中國革命道路的探索提供了科學的前進方向。

總之，以尋烏調查為代表的社會調查，深化和拓展了毛澤東關于中國革命道路認識，激發和堅定了他對中國革命道路的自覺和自信。85年過去了，我們黨先后創造性地成功走出中國特色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我們黨在救國、興國、強國的接續奮斗過程中，之所以能夠探索和開辟出決定命運的偉大道路，之所以在不斷變化的歷史條件下能夠堅持和發展業已證明是正確的道路，一個重要法寶，就是深入實際調查研究。昨天我們探索中國革命道路是如此，今天我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依然如此。

習近平同志提出，“調查研究不僅是一種工作方法，而且是關系黨和人民事業得失成敗的大問題”。這里說的事業成敗的大問題，說到底，就是如何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大問題。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個主觀與客觀相統一的過程。客觀環境不斷發生改變，新矛盾新問題總是層出不窮，需要完成的任務也不斷發生變化。只有通過堅持不懈的、科學的調查研究，才能使黨的方針政策正確反映實際需要，從根本上保證黨的各項決策的正確制定與貫徹執行，保證我們在工作中盡可能防止和減少失誤，即使發生了失誤也能迅速糾正而又繼續勝利前進。這樣，我們就會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條道路上走得更穩，更好。

更重要的是，調查研究是不斷開創中國道路新局面，增強道路自信的深厚源泉和重要前提。認清中國國情，是認清中國一切問題的基本依據。在當今中國，要回答中國道路“是什么”和應該“怎么走”，就必須到中華民族獨特的歷史命運和獨特的文化傳統，到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的發展條件和發展水平等基本國情中去尋找答案。對我國的基本國情不了解或不甚了解，就難以有道路上的明確選擇；即使有了選擇，也難以有充分的自覺和堅定的信心。通過尋烏調查，毛澤東堅定了對中國革命道路的正確選擇，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征程中邁出了關鍵一步。20世紀60年代，他又把調查研究的要求概括為“情況明，決心大，方法對”。這里的“決心大”，講的就是對獨立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自覺與自信。今天，我們講道路自覺與自信，就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被歷史和人民選擇的必然性有清醒的認識，對它在風險和挑戰中不斷前進的經驗教訓有科學的總結，對它在現實實踐中不斷延伸拓展的內生動力有理性的判斷。有了這幾點，樹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才能有“底氣”，接“地氣”，才能經受住復雜局面的考驗而不動搖。而這幾點，說到底還是一個調查研究的過程，一個實事求是的過程。

毛澤東以尋烏調查為代表的社會調查，給我們留下了豐厚的思想遺產。這個遺產的核心，就是毛澤東所說的“研究問題的方法”，就是實事求是的精神，就是“一萬年還是要進行調查研究工作”的要求。現在，我們正在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和“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還會遇到各種風險和挑戰，還要克服各種艱難險阻。我們要堅持和運用好毛澤東所說的“研究問題的方法”，通過正確的調查研究，來認識新事物，獲得新知識，提出新辦法，解決新問題。

（作者陳晉系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

來源：《光明日報》（2015年07月25日）